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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古德曼

纳尔逊·古德曼是美国哲学家,其研究重塑了归纳、艺术符号以及通过表征系统建构知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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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古德曼(1906年8月7日—1998年11月25日)是美国哲学家,以对分析哲学的贡献而闻名,尤其在归纳理论、艺术符号分析以及表征与实在的关系方面。他的主要著作——《表象的结构》(1951年)、《事实、虚构和预测》(1955年)、《艺术的语言》(1968年)和《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1978年)——将通常分属逻辑学、认识论和美学的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些领域中,他探究分类系统和符号系统如何组织经验,以及这些系统的应用何以正确。

古德曼提出的“归纳的新谜”表明,仅仅与既往观察相符,并不足以确定哪些概括能够为预测提供正当支持。他的艺术哲学同样质疑这样一种观念:仅凭相似性、美或情感反应,就能理解图画、音乐作品和文学文本。他转而考察符号借以指称、例示、表达和组织其题材的不同方式。他后来关于“构造世界”的论述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思路:科学理论、日常描述和艺术表征并非只是摹写一个现成的世界,而是参与建构关于世界的各种可理解的版本。这些立场将严密的形式分析与对艺术实践和教育的持续关注结合在一起。

生平、职业经历与主要著作

古德曼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1928年毕业于哈佛学院。此后,他在哈佛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并于1941年凭借题为《质的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即1929年至1941年,他在波士顿经营沃克—古德曼画廊。作为艺术品经销商和收藏家,他对绘画、作品归属鉴定、收藏,以及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区别积累了切身经验;这些主题后来在他的著作中获得了明确的哲学意义。

1941年,古德曼与艺术家凯瑟琳·斯特吉斯结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后,他于1945年至1946年在塔夫茨大学任教,1946年至1964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随后,他转赴布兰戴斯大学执教,并于1968年加入哈佛大学哲学系。他于1977年从哈佛退休,但仍继续写作,并参与哲学与艺术项目。1998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尼德姆去世。

古德曼的早期研究属于与逻辑经验主义相关的、追求形式上明确严密的分析思潮,但他并未全盘接受这一思潮的通行学说。他的博士论文后来发展为1951年出版的《表象的结构》。该书探讨了如何以选定的基础为出发点,运用精确定义的关系构造一个对象系统。他与亨利·S. 伦纳德合作研究个体演算,又与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合作研究唯名论,这些工作使他成为有关形式系统和本体论承诺的争论中的核心人物。

他的另一条研究路线涉及确证、定律与预测。古德曼1947年发表的论文《反事实条件句问题》,考察了这样一类陈述:在实际上并未出现的情形下,事情本来会如何发生。1955年初版的《事实、虚构与预测》将这一问题与他提出的归纳新谜题结合起来。该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形式哲学专家的圈子,因为它揭示了人们日常从实例中学习这一实践所面临的难题。

1968年出版、1976年修订的《艺术的语言》,确立了古德曼作为二十世纪分析美学核心人物的地位。此后,他于1978年出版《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又在1984年出版《心灵及其他》,汇集了他关于认知、艺术和教育的研究。他与凯瑟琳·Z. 埃尔金合作,写成了《哲学及其他艺术与科学中的重新构想》(1988)。这些后期著作并未放弃早期技术性著作所关注的问题,而是拓展了相关探究:符号系统如何组织其所处理的内容、促进理解,以及如何容许人们依据标准判断其正确与否。

构造系统、唯名论与个体演算

古德曼早期的哲学研究探讨形式系统与其所描述对象之间的关系。构造系统从特定的基础出发,通过定义和逻辑关系重构其他对象。它的目的未必是描述人们获得概念时的心理顺序,而是明确展示一组概念如何组织起来,以及如何在系统性的说明中,将看似不同种类的对象联系起来。

一个重要的先驱是鲁道夫·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年)。卡尔纳普曾研究如何从有限的基础出发重构知识。古德曼同样追求精确的重构,但他质疑卡尔纳普方法的某些方面,并强调可以采用不同的系统。对一种构造性说明的评价,应依据其充分性、经济性和组织方式,而不应预设只有某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重构,才能揭示实在的终极构成要素。

在《表象的结构》中,古德曼以可重复出现的感觉性质,即感受质,作为基本个体,发展出一个系统。这里的“感受质”涉及颜色及其在经验中的位置等性质;不能不加限定地将它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等同于后来围绕意识状态之不可言说性的讨论。借助性质之间的关系,可以定义更复杂的结构。这个系统所选择的基础使其具有现象主义性质,但为重构选择这样的基础,并不能证明物理对象不真实,也不能证明所有合理的系统都必须从私人经验出发。

古德曼的唯名论尤其致力于避免将类视为实体。在《迈向建构性唯名论的步骤》(1947年)中,古德曼和奎因探讨了如何重新表述数学与逻辑话语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而不必承诺抽象对象的存在。他们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此后的哲学立场始终一致。奎因后来接受了数学实体,认为它们对科学理论不可或缺;古德曼则始终对以类为基础的本体论持有鲜明的抵制态度。

这一研究的技术背景包括伦纳德与古德曼于1940年发表的论文《个体演算及其应用》。他们的演算属于部分与整体理论,即对部分与整体的形式研究。部分整体论中的和不同于集合:反复组合并不会像由集合构成集合那样,产生由不同实体组成的层级。同一批个体,无论如何重新组合,构成的总和都相同。这为形式重构提供了可用的工具,而无须引入集合论的整套体系。

在这一框架中,将某物称为“个体”,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是微小的物质粒子或不可分割的对象。在适当的系统中,分散的聚集体或复杂的整体都可以算作个体。因此,古德曼关注的并不只是把一切还原为人们熟悉的具体事物,而是控制一个系统需要承认哪些实体,并将经济的重构与一种缺乏根据的主张区分开来——后者声称,某一个系统把握了实在唯一正确的结构。

反事实与归纳新谜题

古德曼对预测的研究,部分源自他对反事实条件句的分析。试想这样一个断言:如果划了这根火柴,它就会点燃。要判断这一断言是否成立,不能只看组成它的各个语句的真值,还要考虑背景条件——火柴是否干燥、是否有氧气,以及相关的物理规律是否适用。难点在于,如何确定哪些条件应当保持不变,而又不预先假定那些有待解释的反事实判断。

这一探究引出了偶然的规律性与具有定律性质的概括之间的区分。两个全称陈述可能都符合所有已观察到的实例,却在能否支持关于未观察情形的断言这一点上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无法直接从它们的语法形式中看出来。关于某一特定容器内物体的概括,可能只是记录了一种巧合;而关于某种材料行为的概括,则可能支持预测和反事实断言。古德曼试图说明,这种区别究竟有何依据。

传统的归纳问题尤其与大卫·休谟相关,它追问的是:对过去情形或已考察情形的观察,如何能够为有关未观察情形的结论提供正当理由?古德曼的“新谜题”则提出了一个更具区分性的问题:为什么有些谓词能够支持投射,而另一些却不能?即便承认归纳推理是一种正当的实践,仍然需要说明,应当由对证据的哪些描述来引导这种推理。

他那个著名的例子引入了“绿蓝”(grue)这一谓词。设定一个未来时刻 tt。一个物体是绿蓝的,当且仅当它在 tt 之前被考察过且是绿色的,或者它在 tt 之前未被考察过且是蓝色的。假设截至目前,在 tt 之前考察过的所有祖母绿都是绿色的。那么,它们每一块也都是绿蓝的。因此,这些观察既符合“所有祖母绿都是绿色的”,也符合“所有祖母绿都是绿蓝的”。然而,对于一块在 tt 之后才首次接受考察的祖母绿,这两个概括会得出互不相容的预测。

不能仅仅指出“绿蓝”的定义别扭且依赖于时间,就认为解决了绿蓝悖论。再引入“蓝绿”(bleen)这一谓词,用来指在 tt 之前被考察过且是蓝色的物体,以及在 tt 之前未被考察过且是绿色的物体。在一个以绿蓝和蓝绿为基本词的词汇体系中,绿色和蓝色本身也可以用依赖于时间的方式来定义。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词汇体系相较于另一个所显现出的简洁性,是独立于所选语言的。

这一谜题也并不是说,祖母绿会在选定时刻发生物理上的变色。它关注的是相互竞争的分类方式,以及将这些分类投射出去所产生的预测。古德曼所批评的,是一种仅凭一般陈述与其已观察实例相吻合来解释确证的理论。仅有这种吻合,仍不足以区分哪些谓词适用于归纳推理,哪些谓词一旦被投射就会产生不可接受的预测。

可投射性、根深性与证成

古德曼对归纳新谜题的回应以可投射性为核心:一个谓词或假说是否有资格从已考察的事例推广到尚未考察的事例。他的解释诉诸“根深性”,即一个谓词因实际用于得到认可的投射而获得的历史地位。“绿”比“绿蓝”更具根深性,因为它属于已经确立的分类与推理实践。因此,可投射性并不完全由现有的观察集合或假说的形式结构决定。

根深性并不只是统计一个词出现了多少次。重要的是它在投射中的作用,以及它与那些已在成功探究中使用过的谓词和假说之间的关系。新引入的科学术语不必永远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可以融入由定义、应用和推理实践构成的网络。反过来,一个熟悉的表达也不会自动为所有包含它的概括提供支持。古德曼的解释关心的是假说在使用历史中的相对地位,而不是赋予日常词汇不受限制的特权。

这一历史因素引发了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质疑:该理论究竟是在解释理性的预测,还是只是在重复既有习惯?如果一个共同体长期以来投射的都是“绿蓝”而不是“绿”,那么诉诸根深性似乎就会偏向这个共同体的做法。因此,批评者认为,历史上的使用本身不足以提供恰当的规范性区分。其他进路则诉诸自然属性、因果结构、概率模型或科学理论的组织方式。古德曼提出的挑战对这些进路仍然具有意义,因为它们同样必须解释哪些分类是可接受的,而不能默默地预设答案。

他对推理的讨论还提出了一种关于认识论证成的一般解释。我们依据对具体推理是否可接受的判断来评估推理规则,同时又依据规则重新评估具体推理。两者都不是预先完全固定的。如果一条规则允许推出过多不可接受的结论,就应当修订它;而一个起初看似合理的判断,如果与得到充分支持的推理实践相冲突,也可能被放弃。

这种相互调整成为反思平衡的重要先声;这一方法后来经约翰·罗尔斯得到了显著发展。古德曼将这种模式同时用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其要点并不是说所有现有判断都是正确的,而是说,证成并不是从一个完全置身于推理实践之外的立场出发,推导出所有标准。规则及其应用通过彼此之间系统性的契合,以及经受修正的能力,获得权威性。

这一解释将古德曼的技术性研究与他后期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分类从来不只是推理之前的一个中性步骤:它参与决定什么算作相关的相似性、支持性事例或成功的预测。不过,可修订性并不会消除标准,而是将对标准的评估置于实践之中;这些实践中的分类、规则和结果都可以被比较、批评和重构。

艺术符号:指称、例示与表现

在《艺术的语言》中,古德曼将艺术作品视为在符号系统中发挥作用的事物。这里的“语言”并不意味着每种艺术都是一种言语代码,也不意味着图画可以毫无损失地转换成语句。它表明,绘画、乐谱、图表、文本和表演都有组织有序的指涉方式。核心问题在于这些方式如何运作、彼此有何区别,而不在于作品能否带来愉悦,或是否符合某种单一的美的定义。

指称是一种基本关系。肖像可以指称某个人,地图可以指称某个地理区域。古德曼不认为相似性足以解释这种指涉。相似关系通常是对称的,表征关系却不是:肖像表征画中人物,但画中人物通常并不表征这幅肖像。许多事物彼此相似,却并不相互表征;一幅图表即便与其对象极少相似,也能有效地表征该对象。表征能力取决于惯例、习惯和解释系统。

古德曼还区分了表征某物与将某物作为某种事物来表征。图画可以将一个人表现为国王,而被归类为独角兽图画的图画,并不一定指称任何真实存在的独角兽。这些区分使我们能够分析虚构图像和非具象图像,而不必为每一幅图像虚构一个供其指称的对象。它们也说明,确定图画的指涉对象,并不足以完整说明其内容:图画如何对其对象加以分类或呈现,同样重要。

第二种主要关系是例示。古德曼将其分析为:既具有某种属性,又指涉该属性。裁缝的布样具有许多特征,包括特定的形状和生产日期,但通常只例示其中选定的特征,如颜色和质地。因此,例示是有选择的,而非自动发生的。抽象画可以例示形式、色彩或节奏,而不描绘外部对象;这使它具有指涉性,却不使它具有狭义的表征性。

表现则通过隐喻性例示来解释。一幅画可以表现悲伤,却不必真的经历某种情感。按照古德曼的解释,它以隐喻的方式具有并指涉一种与悲伤相关的属性。这就避免了把表现视为艺术家私人情感的直接传递,或仅仅视为作品对观众产生的情绪效果。作品如何发挥符号作用,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不过,要解释这种作用,可能需要对艺术惯例及语境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按照这一观点,隐喻会重新组织既有的分类体系。来自一个领域的词语被应用于另一个领域,由此产生的区分即便没有变成字面意义上的区分,也可能变得清晰可懂而且精确。因此,艺术作品在认知上的重要性,可以在于教会观众注意此前尚未得到明确表达的特征。对艺术的理解不能被简化为提取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信息;它还包括学会理解作品如何选择、关联并转化可被感知的事物。

记谱法、真实性与审美功能

古德曼的记谱理论为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形式化解释。在记谱系统中,符号的具体书写实例归属于可区分的字符,而这些字符又界定了可区分的、符合其要求的对象或表演的类别。他提出的要求包括句法上的不相交性和有限可分辨性,以及语义上的无歧义性、不相交性和有限可分辨性。大体而言,这种系统必须能够明确判定符号之间及其应用之间的相关区别,而不能让无穷细微的差异在每一处都具有意义。

这些条件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把乐谱和绘画视为同等类型的记录。手写音符的许多细节——例如笔画的确切粗细或细微的不规则之处——并不影响它究竟是哪个音符。相比之下,在绘画中,轮廓或色彩的微小改动就可能对作品产生影响。古德曼将这样一种系统称为句法稠密的系统:在可区分的字符之间,始终还可能存在其他字符。语义稠密性则指可能的应用之间同样不存在间隙。稠密性是一种结构特征,并不是复杂或深刻的同义词。

他对亲笔艺术与他笔艺术的区分涉及真实性问题。如果创作历史对于一件真品的身份至关重要,这种艺术就是亲笔艺术:即使一幅画的复制品极其精确,它也不会因此成为原作。在他笔艺术中,作品的身份可以独立于某个具体书写实例或某场表演的产生历史而得到界定。一部文学文本的正确印本,无须重现作者手稿的物质形成史,也能成为同一文本的实例。

音乐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例子,因为记谱法能够在不同演奏中确定同一部作品。按照严格的记谱理论,一场演奏是否符合乐谱,决定了它是否属于该作品;至于表现力是否出色,则是另一个问题。由此得出的区分刻意采取了严格标准:一场在音乐上极富感染力、却弹错了一个音的演奏,可能未能完全符合乐谱;而一场乏善可陈、却没有错音的演奏,则可能符合要求。这一对比揭示了确定作品身份与评价演绎之间的区别。

古德曼的立场引发了争论,因为实际的音乐实践并不总把每一次偏离乐谱都视为对作品身份的破坏。此外,不同传统和历史时期的记谱法各不相同,有些作品还将某些方面留给演奏者自行处理。对他的理论,最恰当的理解是:它分析了一套充分发挥作用的记谱法能够实现什么,而不是断言每一种艺术实践都已经符合某个统一的形式模型。

他还提出了五种“审美的征候”:句法稠密性、语义稠密性、相对充实性、例示,以及多重而复杂的指称。充实性涉及一个符号有多少特征具有意义:一幅画中的线条,其具有意义的方面可能比温度曲线图中的线条更多。这些征候,单独来看并不是艺术的必要条件,合在一起也不足以构成艺术的充分定义。它们支持了他的问题转换:不再孤立地追问“什么是艺术?”,而是追问“何时是艺术?”——即一个对象在何时、通过哪些符号运作发挥审美功能。

世界建构、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限度

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中,古德曼将分析从具体的符号系统扩展到人们所经验和描述的世界如何组织起来。科学理论、日常语言、地图和艺术作品都在选取对象、确立类别并安排关系。它们并非只是覆盖在一个早已具有明确结构的实在之上、可以彼此替换的外衣。什么算作对象、相关特征或重要关系,部分取决于用来组织某一领域的版本。

古德曼指出了世界建构中几种反复出现的操作。组合与分解将实体合并或拆分;赋权赋予不同特征不同的重要性;排序确立时间、空间或其他方面的排列。删略与增补省去某些特征,同时引入另一些特征;变形则改变既有的组织方式。这些过程既见于科学,也见于艺术。地图省略了大部分可见细节,却保留了选定的关系;肖像画则可能夸大某一特征,使人物的性格或表情更易于理解。

世界建构从现有版本出发,而不是始于一种毫无结构的状态。新的分类改变既有分类,新的表征则借用、摒弃或修订传承下来的惯例。因此,古德曼的立场不同于那种认为心灵凭借思考创造物质的创世说。他关心的是,在描述与呈现系统之中,可理解的对象和组织方式如何得以构成。不过,他仍反对一种令人安心的说法:在所有正确版本背后,必定存在一个完全确定、不依赖任何版本的世界,等待人们发现。

他将自己的立场称为非实在论,以区别于直接的实在论,也区别于一切都只是心灵产物的观念。这一立场同样不同于“所有观点都同样可以接受”这种简单主张。一个版本可能因不一致、契合不佳、指称失败或组织不当而不成立。字面陈述仍然可以依据真理来评判,但真理并不能涵盖符号运用的所有成就:一幅画、一段音乐或一组样本的排列,并不总能像断言一个命题那样加以评价。

因此,古德曼采用了更宽泛的“恰当性”范畴。是否恰当,可以涉及分类、例示、相关性、融贯性,以及一个版本组织其题材的有效程度。一个版本并不会仅仅因为有人偏爱它就成为恰当的版本。标准产生于实践之中,而且可能十分严格,尽管并不存在一种可用来评价所有科学、艺术和日常表征的统一公式。

主要的哲学争议在于:这种多元论是否要求我们谈论多个世界,而不只是对同一世界的多种描述。科学实在论的支持者认为,成功的版本受到某些结构的约束,而这些结构并非由表征创造。另一些批评者则质疑,如果没有独立的实在提供共同尺度,古德曼的标准如何能够约束彼此不相容的系统。由此引发的争论围绕一个明确的问题展开:承认分类具有建构作用,究竟只是改变了表征理论,还是也改变了我们对究竟存在什么的恰当理解。

艺术教育与哲学界的反响

古德曼将艺术视为一种理解方式,这一观点在他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创立的零点项目中得到了制度层面的体现。该项目最初旨在研究艺术中的认知与学习。其名称指的是当时人们对这些过程的系统性认识十分有限,而非艺术知识或教育实践的缺失。霍华德·加德纳和戴维·珀金斯后来成为推动该项目发展的重要人物。

这一项目背后的教育主张是,艺术活动涉及辨别、阐释、分类和判断。学习读谱、辨别相关的视觉特征或理解隐喻,并不只是任由感受自由流动的练习,而是需要习得与符号有关的能力。同时,这些能力因媒介而异:善于运用文字,并不意味着自然就能理解图画、舞蹈或乐谱。因此,古德曼的进路鼓励人们探究具体的理解形式,而不是把艺术能力视为一种不加区分的单一官能。

他的哲学也改变了人们探讨博物馆及艺术品呈现方式时所提出的问题。陈列、比较、标签和语境,都可能影响一件物品例示哪些属性,以及观看者能够循着哪些指称关系去理解它。接触一件物品,并不保证就能理解它。看似直接的审美反应,可能依赖于后天学会的区分、对某种媒介的熟悉程度,或对作品历史关联的了解。这种解释并未排除知觉,而是将知觉辨别视为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培养的能力。

在哲学领域内,古德曼的影响分布之广颇不寻常。“绿蓝”例子至今仍是科学哲学和确证理论中的一个经典挑战。他对例示的阐述,为讨论样本、模型、抽象艺术和科学表征提供了概念词汇。亲笔性与记谱性之间的区分,仍然是组织有关伪作、表演、保存修复及作品同一性争论的重要框架。他与埃尔金的合作,进一步将这些问题与一种更广义的理解观联系起来;这种理解观并不限于积累彼此孤立的真命题。

这种广泛影响也引出了不同方向的批评。一些哲学家认为,他对图画的解释低估了相似性以及知觉能力的作用。另一些人则主张,严格的记谱标准无法充分描述表演作品灵活的同一性条件。对世界建构论的批评,质疑从世界依赖于描述推向世界具有多元性的这一步;而对根深蒂固性的批评,则追问既有的投射历史是否足以提供认识上的权威。

这些争论针对的是古德曼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只能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单一学说。他的形式唯名论、归纳理论、指称分析和教育工作,可以分别加以评价,而且事实上也经常如此。贯穿这些工作的,是他始终坚持的一点:必须细致考察分类和符号实践——它们作出了哪些区分,这些区分是如何习得的,它们引入了哪些承诺,以及它们的使用受哪些标准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