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概念是关于何为物种、以及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有何区别的理论阐述。它不只是一种鉴定生物的方法,还明确了物种应被视为哪一类生物学实体。不同概念分别侧重于个体间交配、生殖隔离、共同祖先、生态分化、可供鉴别的特征,或种群的独立演化。对于人们熟悉且彼此界限清晰的生物,这些观点往往得出一致结论;但对于近期才发生分化的种群、存在杂交的类群、化石生物及无性生殖生物,它们可能产生分歧。
物种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物种是分类学、生物多样性评估以及许多演化研究的基本单位。如何划定物种边界,会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估算、对演化历史的重建,以及对物种形成的解释。这些判断还会影响保护状况评估,以及旨在保护已命名生物单元的法律的实施。
物种概念的多样性,部分反映了生命本身的多样性。有性生殖动物、自体受精植物、克隆繁殖微生物和已灭绝谱系,能够提供的边界证据并不相同。分歧的另一个来源,是定义物种与发现物种之间的区别。某种定义可以将物种描述为独立演化的谱系,而识别这些谱系所依据的证据,则包括形态、生殖屏障、生态特征和基因组变异。
历史基础与物种问题
现代物种问题源于早期对生物进行分类的尝试,但古代及近代早期对“种”的用法,并不等同于当代生物学中的定义。在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逻辑学传统中,种是隶属于更广泛的属之下的类别。博物学家也认识到自然界中反复出现的形态,但他们的分类兼顾了实际鉴别的需要、哲学假设以及对繁殖的观察。因此,将演化理论出现之前的整个时期都视为受一种统一且有明确表述的“模式物种概念”支配,是一种误导。
卡尔·林奈将物种置于标准化分类等级与命名体系的核心。他于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和1758年出版的《自然系统》第十版,分别成为现代植物命名法和动物命名法的主要起点。双名法为生物赋予由属名和种加词组成的两部分名称。这一体系使有关生物的交流更加稳定一致,但命名规则本身并不能界定什么是物种。林奈起初强调受造形态的恒久性,不过,他后来对植物杂交的思考,使物种严格不变的观念变得复杂起来。
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改变了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共同祖先和自然选择使物种被理解为在历史上相互联系的种群,而非永远彼此分离的类别。达尔文强调,变种与物种之间很难划出鲜明的界线。他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所有生物类群都是任意划分的;相反,它解释了可辨识的类群如何通过分化以及中间形态的消失而形成。变种与物种之间的区别,由此成为一个涉及演化过程及其所造成的分化程度的问题。
在20世纪演化综合理论形成期间,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和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推动了以种群和生殖关系为基础的物种定义。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于1937年出版,恩斯特·迈尔的《系统分类学与物种起源》则于1942年问世。他们的研究帮助确立了生殖隔离作为解释物种边界的核心机制的地位,尤其适用于有性生殖生物。
后来,系统发育学、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催生了更多表述,而非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替代概念。因此,“物种问题”包含几个彼此不同的问题:物种是否是真实的生物学实体,物种属于何种实体,其边界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识别这些边界。在其中一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其余所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生物学物种概念与生殖隔离
生物学物种概念尤其与迈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将物种视为由实际或潜在能够相互交配的自然种群组成的群体,这些群体与其他此类群体之间存在生殖隔离。其核心关注点不是相似性,而是繁殖活动如何组织起来。种群之所以属于同一物种,是因为它们共同参与一个相互连通的繁殖系统,而生殖屏障则限制了其他系统的个体融入其中。因此,这一概念将物种的身份归属与基因流的演化效应联系起来。
生殖隔离可以发生在受精之前或之后。合子前屏障包括繁殖季节、栖息地、求偶信号、传粉者以及配子间相容性等方面的差异。合子后屏障则包括杂交后代存活率或生育力的降低。马和驴可以生出骡子,但骡子通常不育;因此,能够产生后代并不等于能够维持不受限制的基因交流。反过来,即使人工授精或实验室操作能够产生可存活的杂交后代,两个种群在自然界中仍可能存在生殖隔离。这一概念关注的是在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条件下的生殖关系。
“潜在”一词将那些因地理分隔而目前无法相遇的种群也纳入了考虑范围。但它也带来了一个实际难题:这些种群在自然界中能否成功相互交配,可能难以确定,甚至无法检验。交配行为的相似性、受控杂交中的相容性、基因组证据,以及与接触带情况的比较,都能提供帮助,但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够完美再现假想中的自然相遇。地理分隔本身并不构成严格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殖隔离,因为它未必反映了生物之间演化形成的屏障。
生殖隔离也很少是一种非有即无的属性。公认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同时仍保持各自独特的形态、生态特征或交配系统。关键问题往往在于,基因交流是否妨碍了种群维持各自独立的演化轨迹,而不在于是否曾经出现过任何杂交个体。选择作用可以强烈限制某些基因组区域的交流,同时允许其他区域跨越物种边界。因此,要求绝对不存在相互交配的僵化解释,比这一概念在许多生物学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更为严苛。
这一概念对于研究有性生殖种群之间生殖屏障的演化尤其有用,但其适用范围有限。它不能直接用于仅进行无性生殖的谱系,而化石通常也无法提供可直接观察的生殖行为。即使在有性生殖的生物中,自体受精、交配罕见和复杂的生活史也可能使其应用变得困难。这些局限并不否定生殖隔离作为一种生物学现象的真实性;它们表明,对某些物种边界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并不会自动成为适用于所有生命形式的普遍判据。
形态物种、可鉴别性与化石记录
形态学方法通过形态和结构上的差异识别物种。相关性状可包括骨骼解剖特征、花的组织结构、叶序、生殖器结构、微观纹饰,或多项测量值的组合。这类证据始终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大多数已命名物种最初都是依据形态加以区分的,而且凭借形态特征,往往无需分子分析就能鉴定标本。形态物种概念通常将差异足够显著、内部性状一致的生物群体视为物种,不过,何谓“差异足够显著”,取决于所研究的生物及采用的分类学框架。
现代形态学研究并不要求假定每个物种都具有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分类学家会考察与年龄、性别、地理位置、季节及环境有关的变异。有些昆虫的雌雄个体差异极大,以至于历史上曾被赋予不同名称,分别加以描述。植物的叶形也可能随发育阶段或生长条件而变化。因此,要可靠地划定物种界限,就必须采用适当的样本,比较候选物种内部的变异与候选物种之间的变异,而不能仅凭某一个特征显眼的标本作出判断。
形态既可能掩盖物种边界,也可能夸大物种间的差异。隐存种是彼此不同、却难以通过常规外部特征区分的谱系。例如,对冈比亚按蚊(Anopheles gambiae)复合群的研究,利用染色体、生殖、生态和分子证据,区分了外形极为相似的类型。反过来,同一个可相互交配的物种,其个体也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外观。陆生蜗牛 Cepaea nemoralis 的壳色和条带图案多种多样,这说明显著的变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多个物种。因此,形态相似性与演化亲缘关系虽有关联,却并不等同。
在古生物学中,形态通常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因为研究者无法获知生殖相容性,也无法获取大多数分子信息。化石物种往往依据反复出现的解剖特征组合、地层分布和地理格局来划定。保存状况还会带来额外的问题:软组织可能缺失,标本可能受到压扁,而一个物种留下的证据可能只有牙齿、壳体或残片。形态差异可能反映演化变化、个体变异,也可能源于遗骸的保存方式。要区分这些可能性,就需要开展比较解剖研究,并对不同岩层进行采样。
一个尤为棘手的情形,是某一谱系随时间发生渐进变化。古生物学家可能会识别出前后相继的年代种,为同一演化序列中较早和较晚的部分赋予不同的物种名称。这种界限有助于描述和地层对比,却未必对应某一次分支事件,也未必对应生殖隔离的突然形成。这与识别演化树不同分支上的物种有所不同。因此,化石研究实践揭示了一个普遍问题:即使实际发生的演化变化是真实的,要在连续的历史中划分不同部分,仍可能需要采用约定。
演化物种概念与系统发育物种概念
演化物种概念强调历史上的延续性和独立性,而非某一种繁殖或形态特征。20 世纪中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提出了一个以谱系为基础、影响深远的表述;1978 年,爱德华·O. 威利进一步完善了演化物种概念。按照这一思路,物种是一个由祖先及其后代延续而成的谱系,始终保持着有别于其他谱系的独特性,并具有自身的演化趋势和历史命运。这一侧重点使物种即使在外形发生变化时也能被视为延续存在,同时适用于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生物。
系统发育物种概念更重视祖先关系及亲缘关系的结构。这类概念并非只有一种定义。有些定义将物种视为与特定祖先—后代关系模式相联系、可凭特征加以鉴别的最小生物类群;另一些则强调单系性,或仅由该类群成员共享的共同祖先。乔尔·克拉克拉夫特于 1983 年提出的表述,将物种识别与可鉴别的历史类群联系起来,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以可鉴别性为基础的方法,即使无法直接证明存在生殖隔离,一组稳定的遗传性状组合也可能足以支持将一个谱系认定为物种。
单系群包含一个共同祖先及其全部后代。将这一思想应用于物种时需要谨慎,因为物种内部的种群以及各个基因拷贝可能具有不同的历史。一个新近分化出来的物种,可能尚未在每个遗传标记上都呈现单系性。反过来,一个规模较小的隔离种群可能在遗传上变得独特,却未必符合其他物种概念的物种标准。因此,这一判据取决于单系性是针对生物个体、种群谱系还是所采样的基因序列进行评估,也取决于这些关系是如何推断出来的。
某些系统发育方法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所识别的物种数量多于采用较宽泛的生物学或形态学标准时的数量。此前被视为亚种、在地理上彼此分隔的种群,可能具有固定的鉴别性状,因而被提升为物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种方法发现了“真正的”多样性,而另一种方法只是犯了错误。不同方法可能在回答不同的问题:种群能否被鉴别、它们之间是否相互交配,或者它们是否构成独立演化的谱系。不过,依据极少量样本作出的鉴别,可能会把采样不充分所造成的表象误认为真正固定的差异。
凯文·德凯罗斯在 1998 年和 2007 年着力发展的一般谱系概念,将物种的基本定义与用于识别物种的证据区分开来。物种被理解为各自独立演化的复合种群谱系;生殖隔离、可鉴别性、生态分化和单系性,则是可能在分化的不同阶段出现的属性。按照这一观点,许多传统物种概念只是在同一个演化过程中选取了不同的节点。对谱系定义达成共识并不能消除实证层面的分歧,因为要确认是否存在独立演化,仍须对数据、时间尺度以及所观察到的差异在生物学上的意义作出判断。
生态物种概念、识别物种概念与凝聚物种概念
生态物种概念依据物种所占据的不同适应性角色来识别物种。利·范瓦伦于1976年提出的表述强调,物种是占据与其他谱系足够不同的适应区、并独立演化的谱系。其背后的机制是生态分化:利用不同资源或环境的种群可能受到分化选择,从而维持彼此的差异。因此,物种边界可以体现生物在生存和繁殖方式上的差异,而不只是取决于它们能否交换基因。
生态位涵盖与种群持续生存相关的条件和资源,以及种群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的寄主植物可以使植食性昆虫分化;不同的土壤可以使植物种群分化;摄食水深或繁殖生境的差异则可以区分亲缘关系密切的鱼类。如果交配发生在个体所利用的生境中或寄主上,这些差异就可能形成生殖屏障。然而,生态上的独特性并不必然是物种地位的证据。同一物种的不同种群可能占据不同环境,而不同物种对资源的需求也可能大范围重叠。
休·帕特森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识别物种概念,着眼于有性生殖生物所共有的受精系统或配偶识别系统。它并非主要依据阻止与群体外个体交配的屏障来界定物种,而是强调使物种成员能够找到合适配偶并相互繁殖的适应性特征。求偶信号、繁殖时机、生殖结构以及配子间的相互作用都可能参与其中。这使解释的重点从防止杂交转向促成繁殖的协调机制,尽管同样的生物学性状可能同时参与这两个过程。
艾伦·坦普尔顿于1989年提出的凝聚物种概念,旨在更全面地解释维持谱系独特性的机制。遗传凝聚性可以源于基因交流;当不同种群的生态特性足够相似、能够对相同的环境过程作出响应时,则可以形成种群统计学上的凝聚性。与完全基于相互交配的定义相比,这一框架旨在涵盖更广泛的生殖系统。它还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物种可以通过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维持整体性,而不必依赖某一个界定性特征。
这些思路将生态和种群组织置于理解物种边界的核心位置,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困难。生态位具有多个维度,并且会随时间变化,而测量所有相关的生态关系几乎不可能。配偶识别系统无法直接用于对无性生殖生物进行分类,而且在同一物种内部也可能随地理区域而异。凝聚性本身也可能由多种作用强度不同的因素造成。这些概念的价值,部分在于引导研究关注维持生物类群的机制,包括选择、扩散、交配及种群统计学响应,而不是将某项可供鉴别的差异视为对边界为何存在的完整解释。
无性生物、原核生物与病毒
无性繁殖对那些将相互交配视为归属同一物种的必要条件的定义提出了挑战。在完全以克隆方式繁殖的谱系中,后代不会形成类似于异交动物种群的繁殖网络。如果将每个独立繁殖的克隆都定义为一个物种,通常会把生物多样性划分成数量过多且存续时间过短的单元,难以满足大多数生物学研究的需要。因此,分类时往往更重视稳定存续的遗传类群、生态分化、共同祖先,或这些属性的组合。兼性有性生殖以及有性与无性阶段的交替,又使不同繁殖系统之间的区分更加复杂。
细菌和古菌通常通过细胞分裂繁殖,但也可以通过转化、转导和接合进行遗传物质交换。水平基因转移使基因能够在不同谱系之间流动,而无须经过动植物典型的生殖过程。因此,同一基因组的不同部分可能具有不同的演化历史。这并不意味着微生物无法分类:许多微生物种群会形成可辨识的基因组类群和生态类群。但这确实意味着,不能将有性生殖维系的种群模型原封不动地套用于所有原核生物。
微生物系统分类学已经建立了一些操作性标准,将基因组相似性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过去,约70%的DNA–DNA杂交值曾被广泛用作判定细菌是否属于同一物种的基准。如今,基因组比较通常采用平均核苷酸一致性,其中约95%—96%的数值往往被用作划分物种层级类群的界限。这些数值是得到许多数据集中的规律支持的经验性约定,而非普遍适用的自然定律。计算方法、基因组质量、取样情况以及所研究的生物类群,都可能影响对结果的解读。
小亚基核糖体RNA基因的序列也一直在微生物分类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序列高度相似并不总能证明属于同一物种。全基因组数据能够提供更高的分辨率,而代谢性状、环境分布及其他特征则有助于厘清一个基因组类群在生物学上是否构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群体。宏基因组学使研究者能够研究那些主要通过环境DNA而非实验室培养物获知的生物。这类证据拓展了微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范围,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基因组不完整、序列与生物个体的对应关系,以及基于基因组划分的类群与正式命名的分类单元之间的联系。
病毒面临另一组问题,因为它们依赖宿主细胞,而且在基因组组织、复制、重组及宿主范围方面差异极大。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等级分类体系中承认物种这一分类等级,并采用适合特定病毒类群的判定标准。序列分化程度、演化关系、宿主关联和生物学特性都可能是相关依据。因此,病毒物种并不依据适用于有性生殖动物的相互交配标准来定义,用于划分某一病毒类群的阈值也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类群。
物种形成、杂交与仍可发生基因交流的边界
物种边界是演化的产物,而由于分化需要时间,许多边界尚未完全形成。在物种形成过程中,种群可能以不同速率形成生态差异、交配偏好、杂种适合度下降以及不同的遗传变异。因此,两个种群可能在某一方面高度分化,在另一方面却分化甚微。这种物种形成连续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多个证据充分的判据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并非任何一个判据所依据的观察有误。它们反映的可能是谱系分离的不同层面或不同阶段。
杂交是可区分谱系的成员之间发生的繁殖,而基因渗入则是遗传物质通过杂交及后续繁殖,从一个谱系进入另一个谱系的过程。基因渗入可能仅影响基因组的一小部分,而这些生物的绝大部分祖源仍保持不同。栎属植物中有许多可明确区分、却能彼此杂交的物种;对袖蝶属(Heliconius)蝴蝶的基因组研究也记录了翅纹变异在物种间的转移。这些案例表明,偶尔发生的基因交流不一定会抹去物种在生态或演化上的独特性。
杂交带为了解物种边界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在已发生分化的种群相遇之处,性状和遗传变异的频率可能随空间逐渐变化,形成渐变群。狭窄的渐变群可能反映了不利于杂种的选择作用、显著的生境差异,或两者的共同作用。由于选择和重组对不同基因组区域的影响不同,这些区域所呈现的渐变群宽度也可能各异。因此,物种边界并不总是一条对所有基因都具有同等阻隔作用的单一界线。在一些最具启发性的案例中,基因组大范围的交流与涉及适应或生殖隔离的区域对交流的强烈阻抗,长期并存,形成鲜明对比。
植物演化中的多倍性,即具有两套以上完整染色体组的状态,使情况更为复杂。染色体加倍可促进生殖隔离,因为多倍体与原有二倍体种群杂交所产生的后代,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可能出现染色体配对异常。在异源多倍体的形成过程中,杂交将不同物种的染色体组汇集到一起,而染色体加倍则可使配对恢复得更为规则,并恢复育性。19世纪起源于英格兰南部的大米草(Spartina anglica)就是一个研究充分的例子,其谱系通过杂交及随后的染色体加倍形成。不过,并非每一种新产生的多倍体都能立即成为持续存在的物种。
环物种展示了局部种群间的交配与更大范围内的分化之间另一种潜在的不一致。在经典模式中,相邻种群沿着链状分布区彼此交配,但分布链两端的种群相遇时,却不能自由交配。加利福尼亚的隐鳃鲵物种复合群(Ensatina eschscholtzii)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实例,不过,其历史包含地理分布的中断和程度不一的生殖屏障,而非一个完全连续的环。此类案例对一种假设提出了挑战:种群间的交配关系并不总能将生物清晰地划分为互不重叠的集合。演化可以在同一个复合群中同时产生分支、网状演化以及地理上不均衡的分离。
分子证据与整合物种界定
物种界定是一项实践性工作,旨在判断哪些生物个体或种群分属不同物种。它必须与鉴定和命名法区分开来:鉴定是将标本归入已获认可的物种,而命名法则规范名称的使用。DNA测序拓展了可用于物种界定的证据,尤其适用于形态差异细微的情况。然而,序列差异本身并不能定义物种。解释分子层面的观察结果时,必须结合种群历史、遗传方式、取样情况以及所要探讨的生物学问题。
DNA条形码利用标准化的遗传区段辅助鉴定,并提示可能存在尚未描述的生物多样性。在动物中,线粒体细胞色素 c 氧化酶亚基Ⅰ基因的一段序列通常称为 COI;随着2003年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提议提出,这段序列成为广泛使用的条形码。它的实用性取决于种内变异与种间变异之间的关系。当样本中的种内差异小于种间差异时,就存在“条形码间隙”,但这种间隙并非普遍存在。近期分化、基因渗入、地理结构以及参考材料的鉴定错误,都可能造成误导性的模式。
使用多个标记之所以有价值,一个原因是基因树未必与物种的历史一致。当祖先的遗传变异在连续多次种群分裂后仍然保留下来,使所取样的基因拷贝之间的亲缘关系不同于种群的分支格局时,就发生了不完全谱系分选。在简单的中性模型下,二倍体种群中两个常染色体基因拷贝的预期溯祖时间为 代,其中 为有效种群大小。因此,即使没有杂交,较大的祖先种群以及较短的分化间隔,也可能导致不同基因树之间出现显著的不一致。
多物种溯祖理论提供了一个统计框架,用于将基因历史与种群或物种历史联系起来。基于这一理论的界定方法可以在考虑不完全谱系分选的同时,评估不同的分组方案。不过,其结论仍取决于所作的假设,其中可能包括简化的种群结构、指定的迁移模型以及特定的先验分布。一种方法即使能够非常有效地检测出具有地理结构的种群,也不能据此证明每个检测到的种群都应被赋予物种地位。不考虑分化后基因流的标准版本,也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基因渗入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历史。
整合分类学综合多方面的证据,而不是预设某一类数据具有决定性作用。一项研究可以考察形态、鸣声、繁殖行为、生态关联、染色体、多个基因座以及全基因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不同证据来源若相互吻合,就能增强物种界定的可信度;若存在冲突,则可能揭示近期分化、杂交或取样不足。良好的研究实践还包括将结论与保存的标本相联系,并明确陈述鉴别特征。更多的基因组数据可以减少某些不确定性,但仅凭这些数据,无法决定所选用的物种概念应将哪一种生物学属性视为定义性特征。
科学解释、命名与保护方面的影响
物种概念影响着生物学证据的组织方式,但并不像命名法规那样决定名称的使用。模式标本是确定学名适用对象的依据;它不一定是具有平均特征的个体,也不能完整描述该物种,或证明其全部地理分布范围。如果后续研究将一个已命名物种拆分为多个物种,模式标本有助于确定拆分后的哪个分类单元保留原名。支持拆分的生物学论证,与规范名称使用的命名规则,仍是两回事。
物种界定的变化会改变对物种丰富度和地理分布的估计。将一个广布物种拆分为多个物种,可能会揭示每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都比此前认为的更小。将已命名的物种合并,则会使物种数量朝相反方向变化。这两种操作都不一定改变自然界中生物个体的数量或遗传变异的总量。因此,在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时,如果把分类修订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增加或丧失,就可能造成误判。解读历史上的物种数量统计,需要考虑证据与分类实践的变化。
这些问题在保护工作中具有实际意义。灭绝风险评估可能取决于种群数量、下降趋势、分布范围和破碎化程度,而这些指标都可能随着物种的重新界定而改变。法律保护也取决于各司法管辖区认可的类别。例如,美国《濒危物种法》的保护对象可以包括物种、亚种,以及脊椎动物物种中的独立种群片段。因此,保护实践并不总是要求将每个具有生物学重要性的种群都提升至物种等级,不过,不同制度所提供的类别及相应法律后果各不相同。
在哲学层面,一些观点将物种视为历史个体:它们是有起源、空间分布和终结的实体,而不是由必要特征界定、不受时间影响的类。这种解释尤其与迈克尔·吉瑟林和戴维·赫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论述相关,契合以谱系为基础的思路,但本身并未提供可操作的边界判定方法。其他争论则涉及:是否应以同一种物种概念适用于所有生命,还是应针对不同的演化系统采用不同的概念。多元论可以指接受多种证据、多套可操作判据,或真正不同类型的物种;这些立场并不相同。
最难消除的不确定性,涉及近期分化、具有地理结构或发生网状演化的谱系;对于这些谱系,任何单一观察都无法解决所有相关问题。因此,清晰透明的分类处理应当区分所提出的实体、用于解释这些实体的概念、支持其边界划分的数据,以及仍然存在的不确定性。例如,遗传上彼此分离的聚类可能支持历史上的分化,行为数据可能揭示彼此仍可交配,而生态数据可能表明存在局部适应。将这些发现分别记录下来,可以保留那些仅报告最终物种数量时会被掩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