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是指来自遗传上存在分化的种群、变种、品种或物种的个体之间进行繁殖,产生兼具双亲群体遗传来源的后代。在进化生物学中,这个术语通常指不同物种或已显著分化的种群之间的交配;在农业中,它也包括同一物种内经选育的不同品系之间的交配。杂交既可自然发生,也可通过人工控制的育种进行。其结果多种多样:后代可能生长旺盛且具有生育能力,也可能在胚胎阶段便无法继续发育,或虽能发育为成体却不能繁殖。
杂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进化谱系之间并不总是完全隔离的。杂交能够使有利的遗传变异跨越物种边界传播,产生新的性状组合,有时还能形成新物种。它也可能降低繁殖成功率,或威胁小种群在遗传上的独特性。农业育种者利用同样的过程,将优良性状结合起来,培育高性能的作物和家畜。要理解这些结果,需要关注生殖屏障、遗传机制、生态条件,以及双亲种群之间的接触历史。
在生物个体繁殖之外,“杂交”一词还有其他专门含义。核酸杂交是指互补的 DNA 链或 RNA 链之间的配对,而轨道杂化则是一种化学成键模型。这些过程不会产生杂交生物,不过核酸杂交在研究杂交生物方面有着重要应用。
历史发展与生物学范畴
早在遗传学发展起来之前,人类就已培育杂交后代,并使其延续。骡通常是公驴与母马交配产生的后代,古代人就已繁育骡,用于运输和农耕。栽培植物也在反复杂交、选择以及跨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形成。这些实践表明,具有不同特征的生物能够产生有用的后代,但最初人们并未区分杂交、选择育种和环境条件各自造成的影响。
受控的植物学实验使杂交成为实验研究的对象。1761年,约瑟夫·戈特利布·克尔罗伊特开始发表植物杂交研究成果,尤其是有关烟草的研究。他的工作有助于确立花粉和胚珠在有性生殖中的作用,并记录了杂交后代的中间性状、育性降低以及反复杂交的影响。19世纪,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格特纳开展了大量植物杂交实验,查尔斯·达尔文则研究了杂种的育性,以及杂交与进化变化之间的关系。达尔文强调,物种之间杂交所表现出的不育性具有变异,并非一种能够将任一物种与所有其他物种截然区分开的绝对鉴别特征。
格雷戈尔·孟德尔于1865年报告、1866年发表的豌豆实验,将杂交与有规律的遗传模式联系起来。孟德尔将可辨识性状存在差异的品种进行杂交,并连续追踪了多代后代。实验结果表明,遗传因子能够保持各自的独立性,而不是永久融合。杂种第一代的整齐一致与第二代的性状分离之间的区别,成为实验遗传学和育种的重要基础。后来的染色体研究通过揭示染色体在生殖过程中的行为,为这些模式提供了物质基础上的解释。
现代用法区分了不同层次的杂交。种内杂种的双亲属于同一物种,但来自不同的种群、畜禽品种、植物品种或育种品系。种间杂种的双亲被划为不同物种,属间杂种的双亲则被划为不同的属。这些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分类学:即使分类学家修订了双亲的分类地位,同一次杂交在生物学上也不会因此改变。“杂交繁育”一词尤其常见于畜牧业,而“杂交”在进化研究和植物育种中的使用范围更广。
杂种不一定在形态上介于双亲之间,也不一定不育、罕见或寿命短。不同性状可能分别与不同亲本相似,有些性状还可能超出双亲的变异范围。杂交也不等同于基因组编辑或重组DNA的制备。普通杂交通过繁殖将双亲的基因组结合起来。基因工程无需杂交即可改变特定序列,不过,同一个育种计划也可能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
生殖屏障与杂交个体的形成
当生物彼此相遇、成功繁殖,并产生至少一部分能够存活的后代时,杂交就有可能发生。因此,杂交的频率取决于地理分布、繁殖行为、生理特征及遗传相容性。生殖隔离很少仅由一道屏障构成。相反,多道屏障可能依次发挥作用,每一道都会降低遗传物质在种群间传递的概率。
合子前屏障在受精之前发挥作用。不同种群可能占据不同的生境,在不同时间开花或繁殖,使用不同的求偶信号,或具有彼此不相容的生殖结构。在开花植物中,花粉即使到达另一物种,也可能无法萌发,或无法使花粉管穿过母体组织。在动物中,精子和卵细胞可能无法相互识别或融合。因此,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地点的近缘物种,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彼此隔离。反过来,异常的花期、配偶识别受到干扰,或同种配偶短缺,都可能增加杂交的机会。
合子后屏障在受精之后发挥作用。杂交胚胎可能死亡,后代可能存活率较低,或成年个体的生育力下降。染色体差异可能干扰减数分裂过程中的配对与分离。马通常有64条染色体,驴有62条;两者杂交产生的骡通常有63条。由此造成的平衡配子形成困难,是骡不育的原因之一,不过也有极少数雌骡具有生育能力的记录。仅凭染色体数目无法预测相容性,因为染色体结构差异以及各个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重要。
解释遗传不相容性的一个主要理论是多布然斯基—穆勒不相容性模型。两个彼此分离的种群可能各自积累遗传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各自的遗传背景中都能正常发挥作用。当这些变化在杂交个体中汇合时,却可能产生有害的相互作用,尽管两个种群都不曾经历适合度较低的中间状态。不相容性可能涉及核基因、核基因组与线粒体基因组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控制发育和基因表达的调控系统。因此,正反交的结果可能不同:物种A的雌性与物种B的雄性交配,其结果未必与将两者性别对调后的交配相同。
1922年提出的霍尔丹法则描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不对称现象:如果第一代杂交后代中只有一种性别缺失、稀少或不育,那么通常是异配性别。在哺乳动物和许多蝇类中,异配性别通常具有XY性染色体;而在鸟类和蝴蝶中,则具有ZW性染色体。这一法则有多种成因解释,包括性染色体上隐性不相容效应的显现。它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生物学规律,并非毫无例外的定律,也不意味着所有杂交都会导致特定性别不育。
遗传、杂种优势与杂种衰败
杂交产生的第一代通常称为 ,由 个体相互交配产生的后代构成 。杂种与其某一亲本类型之间的交配称为回交。不同世代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为亲本基因组最初形成的组合,随后会因分离和染色体交叉互换而被打散。因此, 表现良好,并不意味着其后代也一定表现同样出色。
高度近交品系之间的杂交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区别。如果一个品系的某个等位基因固定为 ,另一个品系则固定为 ,它们的 后代在该位点上就会是杂合子 。按照简单的孟德尔分离规律, 杂交产生的 基因型预期比例为 、 和 。在多个位点上,这一过程会产生多种多样的遗传组合。自然界中的亲本种群通常在遗传上没有这么均一,因此其第一代杂种不一定在遗传上完全相同。
当杂种在某项测定性状上的表现超过指定的亲本基准时,就称为杂种优势。中亲优势可表示为
其中, 为杂种的性状值, 为双亲性状值的平均值。超亲优势则以表现较好的亲本作为参照。这一区别很重要:超过双亲的平均值,并不一定意味着超过双亲各自的值;而在某一性状上表现优越,也不能说明在所有环境或生活史阶段都具有优势。
杂种优势可由多种机制产生。显性假说认为,来自一个亲本的有利显性等位基因,会掩盖来自另一个亲本的有害隐性等位基因。超显性是指某一位点上的杂合基因型表现优于两种纯合基因型。位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发挥作用。这些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因生物和性状而异,杂合度增加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产生有益的表现。同一次杂交对生长、生育力、存活和抗病性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杂种衰败是指后续世代表现下降的现象,有时即使 健康且可育,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重组可能拆散在亲本种群中配合良好的相互作用等位基因组合,也可能使隐性的不相容性显现出来。反过来,分离也可能产生超出双亲变异范围的超亲性状,例如开花时间异常提前,或能够耐受更极端的生境。这些结果取决于亲本等位基因的分布及其相互作用,而不是因为杂种普遍倾向于更强或更弱。区分第一代的表现与后续世代的适合度,对进化解释和商业育种都至关重要。
基因渗入与遗传变异的流动
杂交会产生具有混合祖源的个体,但不一定带来持久的遗传交换。基因渗入是指一个种群或物种的遗传物质通过杂交及其后的繁殖,通常是反复回交,整合到另一个种群或物种中的过程。不育杂种通常无法启动这一过程,而可育杂种则可以。经过许多代繁殖后,其后代可能看起来与某一亲本物种相似,却仍保留着来自另一亲本物种的特定 DNA 片段。
早期世代的杂种往往携带分别来自两个亲本种群的较长染色体片段。在后续世代中,重组会逐渐将这些片段分割。如果后代反复与某一亲本群体回交,其绝大部分遗传成分将来自该群体,但一些引入的变异仍可能保留下来。自然选择可能清除有害的外源变异,保留近中性的变异,或提高有利变异的频率。因此,同一基因组中不同区域的遗传交换历史可能截然不同。
当引入的变异在特定条件下提高了受体种群的适合度时,就发生了适应性基因渗入。藏族人群的 EPAS1 区域是一个得到深入研究的例子。遗传证据表明,这一区域的特殊祖源与丹尼索瓦人相关的古人类有关,而其现今的分布则与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有关。这是自然选择作用于遗传变异的一个具体案例,并不意味着整个基因组中的古人类祖源成分都同样有利。袖蝶属(Heliconius)不同物种间的基因渗入,也促成了有助于躲避捕食者的翅纹变异在物种间的共享。
物种边界对基因交流的通透程度往往并不均一。与杂种不育或显著生态差异相关的区域可能难以发生遗传交换,而其他区域则更容易跨越物种边界。重组率会影响这一过程,因为与有害变异紧密连锁的有利等位基因,在重组将二者分离之前,可能难以扩散。对外源等位基因组合的不利选择,也可能影响较大的染色体区域。因此,发生过基因渗入的基因组并非两个物种的简单平均,而是在遗传传递、种群历史和选择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镶嵌体。
基因渗入不同于水平基因转移;后者是指遗传物质通过常规亲代向子代传递以外的途径发生转移,例如细菌中涉及质粒的转移。基因渗入还必须与共同祖先遗传变异的保留相区别。两个物种可能拥有相似的序列,是因为二者都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些序列,而非后来发生过杂交。因此,确认基因渗入不能仅凭一个共有的等位基因,还需要更多证据。研究人员会考察多个基因座上的模式、不同祖源片段的长度及分布,并借助明确描述种群历史的模型进行分析。
杂交、杂交带与物种形成
杂交带是已发生分化的种群相遇并产生杂交后代的区域。先前彼此隔离的种群扩张并发生接触,或相邻种群在保留一定遗传交流的同时逐渐分化,都可能形成这样的区域。相对于亲本种群的分布范围,杂交带可能很狭窄,也可能横跨广阔地域。其位置和宽度取决于个体扩散、交配模式、环境变异,以及杂交后代和亲本类型的适合度。
在张力带中,不利于杂交后代的选择作用与从亲本种群扩散而来的个体流入相抗衡。在简化模型下,杂交带的宽度随扩散距离增大而增加,随针对杂交后代的选择作用增强而减小。生态过渡则可能形成另一种格局:两种亲本各自在不同的生境中表现最佳,而杂交后代可能在介于两者之间的生境中表现最佳。欧洲的红腹铃蟾(Bombina bombina)与黄腹铃蟾(B. variegata)之间的接触带得到了广泛研究,因为其中同时存在生态差异、遗传渐变,以及某些杂交组合适合度降低的现象。
当杂交促成一个在生殖上独立的谱系起源时,就发生了杂交物种形成。仅仅发现某个物种具有混合祖源,并不能证明该物种起源于杂交。相关证据必须将杂交祖源与生殖隔离的形成联系起来,并表明由此产生的谱系能够独立延续,而不是依靠亲本之间不断杂交而反复产生。
最明确的机制往往是多倍性,尤其是染色体组来自不同物种的异源多倍性。最初不育的杂交后代可能在染色体加倍后恢复可育性,因为此时每条染色体在减数分裂过程中都有了适当的配对对象。由此产生的多倍体也可能与其二倍体祖先形成生殖隔离。英国大米草(Spartina anglica)起源于引入的北美互花米草(S. alterniflora)与本地的欧洲米草(S. maritima)之间的杂交,随后又发生了基因组加倍。它由此成为一个可育且不断扩展的谱系,而不只是由不育的第一代杂交后代组成的种群。
同倍体杂交物种形成不涉及染色体组数的变化,因此更难证实。一些一年生向日葵属植物,包括异常向日葵(Helianthus anomalus),已被作为相关实例加以研究;在这些实例中,杂交祖源、染色体重组以及对独特生境的占据共同促成了生殖隔离。杂交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削弱现有的物种界限。当相互交配足够广泛时,先前已发生分化的种群可能重新融合。当杂交后代的适合度较低时,选择有时会增强合子前隔离屏障,这一过程称为强化;但要出现这种结果,相关条件必须使选型交配即使在持续接触和遗传交流的情况下也能演化形成。
生态条件与保护影响
自然杂交在各类生物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在许多开花植物、鱼类、水禽及其他谱系中,杂交现象十分明显,但在另一些类群中则并不常见,或难以检测。观察到的杂交频率取决于生殖生物学特征、分类学实践以及识别杂交个体所用的方法。与祖先经历了多代回交的个体相比,形态特征鲜明的第一代杂交个体更容易辨认。
地理上的接触是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河流改道、冰川退缩或种群扩展到新的分布区,都可能使先前彼此隔离的谱系相遇。人类活动则通过物种引入、人工繁育个体的放流、栽培及景观改造,创造更多接触机会。气候变化可能改变繁殖分布区和繁殖时间,但分布区发生变化并不必然导致杂交。杂交还需要适宜的接触条件、生殖相容性,以及后代成功建立种群。
杂交能够改变寄主利用、开花时间、体型、耐盐性和竞争能力等生态特征。有些杂交个体能在双亲均未广泛利用的环境中生存;另一些则只能在狭窄的过渡生境中存活。新的性状组合可能促进入侵,但许多杂交种群无法成功建立。大米草(Spartina anglica)的扩散表明,杂交起源的谱系能够显著改变海岸沉积过程和植被。生态后果取决于当地条件,不能仅凭杂交起源加以推断。
对于小种群,保护方面的担忧既包括种群数量淹没,也包括遗传淹没。种群数量淹没是指与另一分类单元交配导致种群增长率下降,例如产生不育或存活能力低下的后代。遗传淹没则是指反复杂交逐渐侵蚀某一谱系独特的遗传组成。杂种群由广泛相互交配的个体构成,涵盖双亲祖源的多种组合,而不只是少数可辨认的第一代杂交个体。引入的虹鳟向本土割喉鳟种群发生基因渗入,就是一个研究充分、引发保护关注的例子。
杂交也能为规模小、近交程度高的种群恢复遗传变异,同一物种不同种群之间的杂交有时被用于遗传拯救。这类情况不同于分化程度很深的物种之间不受限制的混合,其后果取决于亲缘关系、局部适应以及造成适合度下降的遗传原因。因此,保护评估会区分自然发生的演化过程与近期物种引入或生境变化所造成的接触,也会将祖源问题与生态功能及法律保护问题分开考量。生物学上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阈值,使种群仅因检测到任何外源祖先成分,就可被等同于某个亲本物种或一个未加区分的杂交种群。
杂交在作物培育中的应用
植物育种利用杂交,既可产生具有遗传变异的群体以供选择,也可生产性状整齐一致的商业杂交种。这是两种不同的目标。育种者在培育稳定品种时,可以先将两个亲本杂交,再经过若干代选择优良后代,并通过自交提高纯合度。商业化的 育种方案则分别维持各亲本系,并反复将它们杂交,以重现特定的杂交组合。
杂交玉米在20世纪成为杂交技术的一项重要应用。20世纪初,乔治·哈里森·沙尔和爱德华·默里·伊斯特分别独立研究了玉米的近交与杂交。自交系往往表现出生长势衰退,但其中某些自交系之间的杂交能够恢复旺盛的生长势,并产生相对整齐一致的后代。唐纳德·F.·琼斯于1918年提出双交法,使单个自交系亲本产量较低时的杂交制种更具可行性。后来,自交系表现得到改良,为单交种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生产杂交种子需要控制授粉。对于玉米,可以去除作为母本的植株上的雄穗,使其主要接受指定父本系的花粉。对于其他作物,育种者则利用自交不亲和性或雄性不育性。细胞质雄性不育通常涉及线粒体因子和细胞核中的育性恢复基因,尤其有用,因为它可以省去人工去除雄性生殖结构的操作。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并推广的杂交水稻育种项目,广泛利用了雄性不育系及相应的育性恢复系。
种间或属间的远缘杂交,使育种者能够引入现有作物群体所缺乏的性状,包括对病原体或环境胁迫的抗性。通过反复回交,可以在保留目标区段的同时,恢复栽培亲本的大部分遗传背景。这一过程可能受到连锁累赘的影响:由于控制不良性状的基因座与目标等位基因距离较近,这些不良性状会与目标等位基因保持关联。DNA测序和遗传标记有助于识别携带有用基因组合的后代,但由于实际表现取决于环境和遗传背景,表型测试仍不可或缺。
一些作物本身就是古代杂交和多倍化的产物。普通小麦为六倍体,具有 条染色体,分属三个彼此相关的亚基因组。其演化起源涉及不同禾本科谱系的基因组先后组合。小黑麦由小麦与黑麦杂交而来,是人工培育的异源多倍体作物。胚拯救等技术可以帮助获得那些胚原本无法正常发育的杂交后代,而染色体加倍则可使适宜的杂种恢复育性。杂交种子收获后再播种,通常不会产生遗传上完全一致的后代:后续世代的遗传分离解释了 整齐一致性为何会丧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种子本身不育。
动物育种、驯化与水产养殖
动物杂交包括同一物种内不同品种之间的交配,也包括不同物种之间的交配。在畜牧生产中,种内杂交的适用范围广得多,因为其后代的生育力和育种结果的可预测性通常更高。杂交体系旨在实现性状互补、利用杂种优势,或兼顾两者。例如,母系可侧重选择繁殖性能和后代存活率,而父系则提供生长速度或胴体特性方面的优势。实际测得的收益取决于具体性状和生产环境,而不只是混合血统本身。
猪和家禽育种通常采用选育品系之间有计划的杂交。终端杂交体系产生的后代用于生产,而非用于维持亲本育种群体。轮回杂交体系则在不同世代交替使用不同品种的种公畜,在培育后备母畜的同时保留一定程度的杂合性。这些体系依赖于系谱管理和对亲本种群的有计划维持。若缺乏这种安排,杂交动物之间持续交配就会改变祖源比例,产生的变异程度也会不同于有计划培育的第一代杂种。
哺乳动物的种间杂种面临更强的繁殖限制。骡及其反交后代——驴骡,说明亲本的性别组合会如何影响后代的发育、体型和繁殖表现。皮弗娄牛及其他家牛与美洲野牛的杂交后代则表明,某些种间杂交后代可以参与后续育种,但生育力因杂交组合和后代性别而异。存在能够存活的杂种,并不意味着其亲本物种之间没有生殖障碍;生育力降低、后续世代难以产生,以及生态上的分离,都可能使不同谱系在偶有杂交的情况下仍保持独立。
杂交也参与塑造了家养动物的历史。基因组研究揭示,家养种群与近缘野生种群之间曾反复发生遗传交流,家猪与野猪之间的交流便是其中一例。在这类情况下,驯化过程未必体现为一条始终隔离的单一谱系。后来的基因渐渗可以改变基因组局部区域的祖源,而选择作用则维持与人类管理相关的性状。要区分古代驯化过程中形成的遗传贡献与近期杂交带来的影响,既需要开展地理取样,也需要分析整个基因组中的祖源。
在水产养殖中,培育杂种可能是为了改善生长、环境耐受性、繁殖特性或肉质。条纹狼鲈与白狼鲈杂交产生的杂交条纹鲈,就是一个成熟的应用实例。常见养殖类型“阳光鲈”由雌性白狼鲈与雄性条纹狼鲈杂交而成;反交后代则常称为“棕榈鲈”。养殖杂种逃逸或被放流,可能带来生态和遗传方面的影响,但具体后果取决于其存活能力、生育力、能否进入适宜生境,以及是否与野生近缘种接触。不能仅因鱼类是杂种就认定其不育,而其在养殖条件下表现出的旺盛生长,也不足以证明它在野外具有更高的适合度。
杂交个体的检测及其历史的重建
最初,杂交个体的鉴定主要依靠外观、生育能力和受控杂交实验。一个生物个体如果兼具双亲的色彩图案或结构特征,就可能是杂交个体,但仅凭形态并不可靠。有些性状具有显性,环境条件会影响发育,而反复回交后,混合祖源留下的可见迹象可能已所剩无几。反过来,某个个体的异常表现也可能源于普通变异或突变,而非杂交。因此,可靠的鉴定需要综合比较多种证据。
染色体计数和细胞遗传学方法对研究多倍体和远缘杂交个体尤其有用。这些方法能够揭示染色体组数、结构重排以及减数分裂过程中的配对行为。当双亲染色体组的序列差异足以加以区分时,基因组原位杂交可利用标记的 DNA 辅助辨别它们。这一方法与荧光原位杂交有关,后者利用互补探针识别细胞或染色体中的特定序列。这里的分子链配对是一种分析手段,而不是所研究的繁殖事件。
现代基因组研究利用大量遗传标记或全基因组序列来估算祖源。如果双亲种群之间的分化足够明显,预计 的细胞核遗传物质约有一半来自父方、一半来自母方,并且在双亲分别固定了不同等位基因的位点上表现出较高的杂合度。 的平均祖源比例可能与之相近,但所含双亲来源片段的组合更加多样。第一次回交后代来自轮回亲本的祖源比例,预期平均为四分之三,但遗传分离会使个体数值有所不同。线粒体序列以及许多植物的叶绿体序列通常为单亲遗传,因此有助于追踪某一亲本的遗传贡献。
推断杂交历史比识别近期发生的杂交更为困难。即使没有基因渗入,不完全谱系分选也可能使基因谱系与物种历史不一致。因此,研究人员会比较不同的种群历史模型,并采用检验等位基因共享不对称性的方法。ABBA–BABA 检验,即 -统计量检验,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在其标准假设下,两类共享衍生变异之间的数量失衡,可能表明实际历史不符合无基因流的简单分支模型。仅凭这一统计量,并不能确定遗传交换的方向、时间或生物学背景等全部细节。
采样和参照选择会显著影响结果的解释。未被采样的种群可能导致祖源判定偏差,而规模较小的遗传标记组合则可能无法检出较古老或程度有限的基因渗入。估算结果还取决于分析采用何种方式:将祖源视为连续比例、把个体划分为不同的杂交世代,还是沿染色体重建局部祖源。受控杂交实验、野外观察、生态测量和基因组模型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确认曾发生杂交,并不等于证明杂交带来了适应、削弱了生殖隔离,或促成了新物种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