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传说的底比斯国王,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父亲并迎娶母亲的故事最为人熟知。在影响最深远的故事版本中,人们为阻止神谕应验所做的努力,反而成了预言逐步实现的过程中的一环。俄狄浦斯从斯芬克斯手中拯救了底比斯,并成为这座城邦的统治者;随后,他发现自己为查明城邦苦难根源而追查的罪人,竟是自己。他的故事将一个王室家族的毁灭,与人类认知的局限、行为的后果,以及神明预言与人类选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联系起来。
这一神话以多种古代叙事形式流传至今,并没有单一的权威版本。其中最著名的文学演绎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希腊文题名为 Oedipus Tyrannus,通常也以拉丁文题名 Oedipus Rex 或英文题名 Oedipus the King 为人所知);《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则赋予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最终角色:他是一名饱受苦难的流亡者,其死亡为接纳他的城邦带来了庇护。这些戏剧成为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后世探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构建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参照。必须区分古代神话人物、具体的文学版本与现代阐释:人们熟悉的“俄狄浦斯故事”,融合了古代文献中并不总是同时出现的素材。
早期文献与神话的多样性
俄狄浦斯属于底比斯王室的神话谱系。底比斯位于雅典西北方的希腊中部地区彼奥提亚。他的家系通常经由拉伊俄斯和拉布达科斯,上溯至与卡德摩斯有关的底比斯王族。这个家族的灾难并不止于俄狄浦斯本人,还延续到他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刻斯之间的冲突,以及安提戈涅故事中被搬上舞台的死亡事件与安葬之争。这些传统构成了底比斯英雄叙事体系,其重要性可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相提并论,只是保存得不如后者完整。
现存最早的文学记载已经预设听众对这些故事相当熟悉。在荷马《奥德赛》第十一卷中,奥德修斯遇见了已故的厄庇卡斯忒,书中以此名指称俄狄浦斯的母亲。她在未认出儿子身份的情况下与他结婚,随后诸神揭露了两人的关系。厄庇卡斯忒上吊自尽,而俄狄浦斯则继续统治底比斯人,同时承受真相揭晓带来的苦难。这与后世广为人知的情节顺序——先刺瞎双眼,再离开底比斯——有显著差异。《伊利亚特》第二十三卷也提到了为俄狄浦斯举行的葬礼竞技,表明有关他的英雄传说并不能仅以索福克勒斯留存至今的剧作为概括。
一些现已散佚的史诗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一家族的历史。《俄狄浦斯纪》《底比斯之战》和《后辈英雄记》通常被归为底比斯史诗,如今仅存残篇及后世作家的转述。保存不全的状况限制了人们对其内容的重构。其中一个重要异文涉及俄狄浦斯的子女:据保萨尼阿斯记述,有一种传统认为,他们的母亲是欧律伽涅娅,而非俄狄浦斯自己的母亲。因此,认为安提戈涅、伊斯墨涅、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在所有版本中都是乱伦结合所生的子女,并不正确。古代神话编纂者和剧作家可以采用不同的家系谱系,并不将这些差异视为必须消除的错误。
俄狄浦斯的希腊语名字 Oidipous,传统上被理解为“肿足”,与他在婴儿时期遭遗弃前所受的伤害联系在一起。索福克勒斯将受伤的脚踝写成确认其身份的重要证据。阐释者还注意到,俄狄浦斯的名字与希腊语中有关“知晓”的表达之间存在引人联想的联系,在一部以发现真相为核心的戏剧中尤其如此。不过,这类文字游戏应与有确凿依据的历史词源解释加以区分。
现存材料反映了数百年间的口头传统、诗歌创作、戏剧改编与学者编纂。如今已无法找到一份能够确定所有情节的原始版本。拉伊俄斯先前犯下的过错、神谕的确切措辞、俄狄浦斯子女的身世,以及他在身份揭晓后的命运等细节,都取决于所讨论的具体文献。
弃婴、三岔路口与斯芬克斯
在索福克勒斯及后世神话汇编所流传的、最为人熟知的叙事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得到警告,说他的儿子将会杀死他。伊俄卡斯忒生下孩子后,婴儿的脚踝被刺穿或捆住,随后被交给他人带去遗弃。所谓弃婴,是将新生儿抛弃在家门之外,通常是偏远之处,任其死去,而不由父母直接下手杀害。然而,在这个故事中,原本用来置孩子于死地的安排,却成了他得以生还的契机:一名牧人不忍杀死孩子,将他转交给另一户人家抚养。
俄狄浦斯在科林斯长大,被当作国王波吕玻斯与墨洛珀的儿子。对自己身世的疑虑最终促使他前往德尔斐;在那里,阿波罗的神谕预言,他将弑父娶母。神谕并未说明他的父母究竟是谁。俄狄浦斯相信波吕玻斯与墨洛珀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了保护他们,便决意远离科林斯。他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对预言中所指的人物作出了错误却可以理解的认定。
途中,在一处三岔路口,俄狄浦斯遇到一位带着随从赶路的老人。双方因争道而起的口角升级为暴力冲突,俄狄浦斯杀死了老人及其大部分随从。死去的旅人正是拉伊俄斯。这一事件并未被简单地描写为一次偶然冲突: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叙述自己如何被推到一旁并遭到击打,随后又如何以压倒性的暴力还击。无论从愤怒、地位之争、自卫,还是过度报复的角度解读,这场遭遇都涉及一种行动,而行动者始终不知道这一行动在亲属关系上的意义。
俄狄浦斯随后抵达忒拜,当时这座城正遭受Sphinx 文档生成工具的侵扰。在希腊艺术中,这个怪物通常被描绘为女人头、狮子身,并长有翅膀。在广为人知的谜语传说中,她问道:什么生物只有一种声音,却先用四只脚走路,再用两只脚,最后用三只脚?俄狄浦斯回答说是人:幼年时爬行,成年后直立行走,年老时则拄着手杖。这则谜语的完整表述见于更广泛的神话汇编传统;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以俄狄浦斯已经获胜为前提,并未在舞台上呈现解谜的场景。
俄狄浦斯解救忒拜后,获得王位,并娶了拉伊俄斯的遗孀伊俄卡斯忒。由此,确立他公共身份的功业,恰恰掩盖了他私人身份的崩毁。他既成为父亲的继承者,也成为母亲的丈夫。回过头来看,谜语的主题也获得了另一层意义:这个能够辨识人生各个阶段的人,却无法辨明自己在家族世代关系中的位置。
《俄狄浦斯王》中的调查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于公元前五世纪在雅典上演,确切年代尚无定论;通常认为是在公元前430年代或420年代左右。剧情开始时,俄狄浦斯击败斯芬克斯已过去多年。忒拜正遭受一场毁灭性的灾祸,人的生命、庄稼和牲畜都受到侵害。俄狄浦斯派伊俄卡斯忒的兄弟克瑞翁前往德尔斐,带回的神谕指出,一项宗教上的隐患尚未消除: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仍留在境内,未受惩罚。国王当众承诺,要找出并驱逐凶手。
剧情围绕一场调查展开,而非按时间顺序重现俄狄浦斯早年的历险。决定性的事件早已发生,但随着证词不断累积,这些事件的意义也随之改变。俄狄浦斯诅咒凶手,并承诺保护任何提供线索的人。由于观众很可能已经知道凶手的身份,这些宣言便构成了戏剧反讽:原本意在彰显统治者决心的话语,也在说话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描述并谴责了他自己。
失明的先知忒瑞西阿斯起初拒绝开口,随后指出俄狄浦斯正是污秽的源头。俄狄浦斯将这一指控视为克瑞翁参与政治阴谋的证据。两人的冲突将肉眼所见与内在洞见对置起来,但并未让先知的知识成为凭借通常的公共理性便能轻易接受的东西。忒瑞西阿斯的指控虽属实,却起初并未提供一连串可供核实的细节,让俄狄浦斯据此理解真相。因此,国王的抗拒既包含可以理解的求证要求,也夹杂着对传话者毫无根据的敌意。
伊俄卡斯忒试图动摇人们对预言的信任,于是讲起拉伊俄斯将死于亲生儿子之手的预言。她认为预言已经落空,因为那个孩子早已被遗弃,而据说拉伊俄斯是被强盗杀死的。然而,凶案发生的地点和情形却让俄狄浦斯心生惊惧。随后,一位来自科林斯的信使宣布波吕玻斯去世,似乎排除了一种令他恐惧的可能。信使为了宽慰俄狄浦斯,告诉他不必害怕娶墨洛珀为妻,却透露出波吕玻斯并非他的生父。看似喜讯的消息,就这样成了引发灾难的契机。
最终确认身份的关键,在于拉伊俄斯那位尚在人世的仆人;他当年接过婴儿,又将其交给了科林斯的牧人。伊俄卡斯忒比俄狄浦斯更早明白真相,随即退场;俄狄浦斯则继续追查,起初还以为她只是担心他出身卑微。真相大白后,她上吊自尽,俄狄浦斯则用她衣服上的别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神谕并未要求他自残。这是他对所发现的真相,以及那些他再也无法承受、无法面对的亲属关系所作出的回应。
结尾并未明确呈现他已被放逐的结果。俄狄浦斯请求被逐出城邦,但克瑞翁坚持必须先请示神意。剧终时,这位昔日的统治者已不得不依赖他人,并与女儿们分离,而他的未来究竟如何安排,仍悬而未决。
流亡、死亡与子女的命运
索福克勒斯于公元前406年去世后,《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于公元前401年首次上演。剧中,年老失明的俄狄浦斯在安提戈涅的陪伴下来到科洛诺斯。这里是雅典附近的一处聚落,也是索福克勒斯所属的德莫斯,即地方行政区。故事发生在一片与欧墨尼得斯诸女神有关的圣林中;这些神祇掌管复仇,以及宗教对复仇行为的约束。在《俄狄浦斯王》中,国王成了危及城邦的存在;而在这部晚期剧作中,拥有他最终安息之地,却可能成为庇护与力量的源泉。
俄狄浦斯向雅典国王忒修斯寻求庇护。伊斯墨涅赶来,带来了忒拜政局变化的消息,并告知人们如今赋予俄狄浦斯葬地的重要意义。克瑞翁试图控制俄狄浦斯,却又不愿让他完全恢复在忒拜的地位。他还掳走了俄狄浦斯的女儿们,由此引发冲突,忒修斯出面干预。胁迫的威胁与保护的承诺形成鲜明对照,使这部剧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如何对待一个无权无势的异乡人,成为检验城邦与君王行为的试金石。
随后,波吕涅刻斯请求父亲支持他与厄忒俄克勒斯的斗争。俄狄浦斯拒绝了他,并诅咒两个儿子,预言他们将自相残杀。这并不是一个从愤怒走向和解的简单转变。受苦的主人公获得了新的神圣地位,却仍对那些他认定应为自己遭遗弃负责的人怀有强烈的敌意。他的权威不再是国王实际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是一种特殊人物所具有的力量:他的言语和死亡,都关系着各个共同体的未来。
他的离世方式非同寻常,而知晓其中内情的人也被刻意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在神示的召唤下,俄狄浦斯走向死亡,并未经历人们以为一个衰弱的流亡者会有的、漫长的肉体衰败。只有忒修斯目睹了最后的神秘一幕,而其所在之处必须保密。剧中描写的并非一场普通的公开葬礼。俄狄浦斯成为与接纳他的土地相连的守护者,接近于死后受到崇敬的英雄。在古希腊的宗教实践中,这类英雄是已故之人,他们在当地的存在可能带来福祉,也可能招致灾祸;他们的力量并不以生前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为前提。
其子女后来的命运则见于其他戏剧和史诗叙事。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刻斯在进攻忒拜的战斗中彼此厮杀,双双身亡。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上演时间早于现存的两部俄狄浦斯剧,讲述了安提戈涅违抗克瑞翁禁令、埋葬波吕涅刻斯的故事。因此,索福克勒斯的这三部剧虽然常被放在一起阅读,却并非作为一套情节连贯的戏剧三部曲写成。它们在时间顺序、人物塑造和前情交代上的呈现,不必完全吻合,拼成一部内部毫无矛盾的人物传记。
古代悲剧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
俄狄浦斯的故事吸引了多位古代重要剧作家。公元前467年,埃斯库罗斯上演了由《拉伊俄斯》《俄狄浦斯》和《七将攻底比斯》组成的连贯三部曲,随后又上演了萨堤罗斯剧《斯芬克斯》。其中只有《七将攻底比斯》完整流传至今。这一编排将兄弟二人的毁灭置于更为宏大的家族灾难史之中。其余剧作的佚失使细致的比较无从进行,但从现存的这部悲剧来看,代代相承的灾难以及将各代人联系在一起的诅咒,都占有重要地位。
欧里庇得斯在公元前五世纪末上演的《腓尼基妇女》中讲述了这个家族的故事。在这一版本中,伊俄卡斯忒在两个儿子发生冲突时仍然在世,俄狄浦斯也仍在底比斯。她试图调解两人的争端,使母亲的主动介入成为事件的核心;而在其他版本中,这些事件发生在她死后。欧里庇得斯还写过一部《俄狄浦斯》,但仅有残篇传世。这些材料说明,笼统地称之为“希腊版本”并不恰当:剧作家会重新组织同一套神话素材,塑造出大不相同的人物关系与冲突。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写成的《诗学》中,反复以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为例。他认为,结构严谨的情节应当是一连串依照或然性或必然性相继发生的事件,而非仅仅在时间上接连出现的事件。俄狄浦斯的故事将“突转”(peripeteia)与“发现”(anagnorisis)结合起来,产生了格外强烈的效果。科林斯的信使本想前来消除恐惧,披露的消息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因此,“发现”源于情节行动本身,而不是靠随意引入的辨认信物或外来的宣告附加上去的。
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什么样的主人公适合唤起怜悯与恐惧。这样的人物既非德行卓绝,也非穷凶极恶,其命运因 hamartia 而转为不幸。这个希腊词可以指过失或错误;常见的译法“悲剧性缺陷”若暗示某一种固定的性格缺陷便能机械地解释一切,往往会造成误导。俄狄浦斯的愤怒、自信与多疑,对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塑造固然重要,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并未将这场灾难仅仅归咎于傲慢。
这一戏剧范例也涉及亚里士多德对舞台呈现与叙述交代所作的区分。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迎娶伊俄卡斯忒,都发生在全剧开场之前。观众面对的是这些行为的揭露及其后果,而非亲眼观看它们发生的过程。这种安排使从无知到知晓的转变成为舞台上直接展开的行动。其情感力量来自情节的构造、证言以及不断变化的解读,而不仅仅来自背后那些事件本身的骇人性质。
命运、能动性与责任
俄狄浦斯常被视为命运受害者的典范,但这种描述可能遮蔽现存剧作的结构。神谕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却并未明显强迫其间的每一个决定。拉伊俄斯下令将婴儿弃置荒野,牧人饶过了他的性命,俄狄浦斯离开科林斯,而路边的争执最终酿成命案。每一个行动在当时情境下都有可以理解的动机,但这些行动结合起来,却促成了数名参与者都试图阻止的结果。预言与日常的因果关系并存,而非彼此取代。
预知与因果强制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预言为真,并不必然意味着行动者在行动之际受到了强迫。反过来,即使确认某些举动和决定出于自愿,也不能由此断定此人能够逃脱预言中的结局。索福克勒斯并未提出一套相当于现代决定论或相容论的系统理论。相反,戏剧让几种不同的解释视角相互交汇:神的知识、家族历史、人物性格、偶然的相遇,以及有意识的追查。
责任也必须分成不同的问题来讨论。俄狄浦斯有意杀死了一个人,却并不知道自己杀的是父亲。他有意迎娶伊俄卡斯忒,却并不知道自己进入了一段乱伦关系。因此,评价十字路口的暴力行为,与评价弑父行为本身,并不是一回事。这一区别与伦理学有关,因为同一个行动既可以用行动者理解的方式来描述,也可以用他尚不知晓的方式来描述。无知可以改变对意图的评判,却不能撤销行为本身或其后果。
希腊宗教中的污秽观念又引入了一个维度。通常称为 miasma 的状态,并不只是“良心有愧”的古代同义说法,也不等同于现代对刑事罪责的判定。在《俄狄浦斯王》中,未获处置的杀人事件会给整个城邦带来后果,而神谕要求清除祸患的根源。俄狄浦斯虽不知情,他的存在却仍与城邦遭受的灾难有关。宗教上的危险、个人应受的责备与法律责任彼此重叠,却并非同一类概念。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更明确地为非自愿的过错辩护。俄狄浦斯坚称,与其说他明知故犯地犯下了归于他名下的家族罪行,不如说他是这些行为的承受者;他还强调了自己曾遭到拉伊俄斯的攻击。这部较晚的剧作并未抹去过去,而是让主人公得以质疑人们对那段过去的解释。他从身负污秽的统治者转变为死后庇护一方的英雄,这使人难以将他的一生简单归结为因某一种道德缺陷而受到的惩罚。
后世的讨论有时将这个故事与道德运气问题联系起来:对一个人的评价,可能取决于超出其认知或控制范围的情境与结果。这种比较富有启发性,前提是不能把现代哲学术语误当作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戏剧自身的概念语言。
知识、身份与政治权威
在《俄狄浦斯王》开篇,“俄狄浦斯是谁?”这个问题有好几个答案:忒拜的拯救者、伊俄卡斯忒的丈夫、父亲、统治者,以及人们以为的波吕玻斯之子。调查并未揭示这些描述全都是假的,而是揭示出,其中一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同时成立,而关于其出身的一项关键假定却是错误的。因此,这场灾难涉及的是既有身份的重组,而不只是用真实的名字取代虚假的名字。这使故事与人格同一性问题产生关联,却并未使它变成一场关于何以构成一个人的哲学论证。
剧情还格外突出知识的获取与评估。先知的宣告、目击者的记忆、身体上的伤疤、转述的话语,以及社会地位低下者的证言,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证据。起初,没有任何一次公开宣告能为俄狄浦斯提供完整的解释。只有当先前分散在不同人手中的细节得以串联起来时,最终的真相才浮现出来。一位享有极高公众威望的统治者,却要依靠牧人和信使才能查明自己的身世。
俄狄浦斯先前战胜斯芬克斯的事迹,使他已经展现的才智与缺乏根据的自信之间形成了张力。他解决一个难题的能力,有助于确立其领导地位的正当性,却不能保证他对后来事件的解读也是正确的。当忒瑞西阿斯指控他时,俄狄浦斯便构想出一套以克瑞翁为核心的阴谋论。他尚未检验这一指控是否可能另有依据,就把反对意见当作政治敌意的证据。因此,剧作区分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值得赞许的、坚持探究的精神;另一种则是认定成功的调查者不会犯错。
希腊文剧名《Oedipous Tyrannos》需要审慎理解。Tyrannos 可以指其地位并非通过通常的世袭继承而来的独掌大权者,并不总是带有现代“残暴专制者”的全部含义。俄狄浦斯最初以一位体恤民众、应对全城危机的统治者形象出现。然而,他的威胁与猜疑暴露了权力集中的风险。他的施政能力、脾气和脆弱之处都成了公共事务,因为他的家族往事已经与城邦的福祉密不可分。
同样,对真相的追寻既不是单纯的胜利,也不是剧作明确谴责的错误。伊俄卡斯忒最终劝俄狄浦斯停止追查,他却执意要弄清自己的出身。继续追查带来了毁灭性的知识,但尚未清除的污秽已经在威胁忒拜。因此,以令人安心的无知与带来毁灭的好奇心作对比,只能涵盖这一处境的一部分。这场调查既是公民责任,也是寻根之旅;而调查者也正是在调查过程中,失去了使他得以开展调查的地位。
对于认识论而言,这个故事历久不衰的意义,在于拥有相关信息与理解其意义之间的距离。俄狄浦斯知道自己杀死过一名旅人,却不知道那名旅人是谁。悲剧的关键,就在于彼此孤立的事实汇合成一个令人无法承受的完整真相的那一刻。
弗洛伊德与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赋予俄狄浦斯新的思想意义。该书于1899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出版年份却是1900年。他认为,这部悲剧之所以始终能激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反映了源于童年的愿望:依恋父母中的一方,同时与另一方竞争。1910年,俄狄浦斯情结这一说法开始出现在他发表的著作中。在精神分析中,这一概念成为解释童年欲望、认同与禁制如何组织起来,以及日后人际关系如何形成的核心理论。
在流传最广的简化版本中,男孩渴望占有母亲,并将父亲视为竞争对手。弗洛伊德更完整的论述则复杂得多,其中包括对父亲充满感情的认同、对父母双方的矛盾情感,以及他所谓的正向与负向情结。他还将这一情结的化解与超我的发展联系起来。他对女孩发展的解释不同于对男孩的解释,也引发了尤为激烈的争议。人们熟悉的“厄勒克特拉情结”一词由卡尔·荣格提出,并非弗洛伊德倾向使用的对应术语。
弗洛伊德的解释以显意识意图与无意识愿望之间的区分为基础。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弑父娶母。弗洛伊德并未声称,这个人物公然追求这些行为;他将神话及观众的反应视为另一心理层面上某种冲突的表现。这有助于理解这一解释为何影响深远,也有助于理解一个反复出现的质疑:虚构人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某种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人人都怀有实施这种行为的无意识欲望。
这一情结在精神分析内外都引发了广泛争论。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在《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年)中,运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材料,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在不同的亲属制度下,同一种家庭冲突必然会以相同的形式出现。雅克·拉康后来从象征结构、语言和父亲功能的角度重新诠释俄狄浦斯关系,而不只是将其视为与某个具体父亲的竞争。女性主义作者及其他批评者则质疑,为何要赋予男性发展以优先地位,又为何将特定的家庭安排视为普遍模式。
因此,俄狄浦斯情结既应与古代神话相区分,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已经得到实证确立、普遍适用于童年的解释。它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围绕它形成的理论、阐释实践和文化争论。古代戏剧本身并不能证明,所有儿童都会经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发展阶段。
这种关系也存在反向作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改变了现代观众理解俄狄浦斯的方式。乱伦与弑父可能占据人们的注意力,使索福克勒斯剧作中占据大量篇幅的瘟疫、政治冲突、宗教背景、证词和公民义务受到忽视。若仅将这部悲剧视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例证,就会缩窄对作品的理解,因为其中的核心关系远远超出了核心家庭的范围。
后世文学、表演与视觉艺术
罗马悲剧通过小塞涅卡于公元一世纪创作的《俄狄浦斯》,赋予这一故事独特的新形式。塞涅卡通过描写瘟疫、解读祭祀征兆以及招魂揭示真相,强化了恐怖氛围。死去的拉伊俄斯被召回,指出底比斯灾难的根源。索福克勒斯的版本以一系列人的证词构成严密的情节推进,相较之下,这一版本更突出超自然力量对真相的揭示,以及对苦难的铺陈描述。它对后世的影响,帮助俄狄浦斯的故事在欧洲戏剧传统中流传;在这些传统中,希腊文本并不总是直接的范本。
近代早期的改编既改变了情节,也调整了戏剧表现的侧重点。皮埃尔·高乃依的《俄狄浦斯》问世于1659年,加入了大量围绕爱情与王朝纷争展开的情节。约翰·德莱顿与纳撒尼尔·李合著的《俄狄浦斯》于1678年首演,将古代素材与英国王政复辟时期悲剧的惯例相结合。伏尔泰的《俄狄浦斯》于1718年首演,是他在戏剧领域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这些作品表明,改编并不仅仅是翻译:剧作家还会针对不同的观众,重新组织人物动机、次要角色及故事的政治意涵。
二十世纪的诸多版本进一步使这一神话摆脱了单一戏剧形式的束缚。安德烈·纪德的《俄狄浦斯》问世于1931年。让·科克托的《地狱机器》于1934年首演,明确展现了命运的运作机制,并以大量篇幅描写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的相遇。该剧将反讽、超自然视角与人的脆弱性融为一体,改变了观众与结局之间的关系。观众不再与受害者一同发现陷阱,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陷阱早已布置妥当。
音乐领域也出现了同样影响深远的重新诠释。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俄狄浦斯王》于1927年在巴黎首演,是一部歌剧—清唱剧,以科克托的文本为基础,由让·达尼埃卢译成拉丁语。其相对静态的呈现方式和仪式化语言,使作品与自然主义戏剧拉开了距离。乔治·埃内斯库的歌剧《俄狄浦斯》于1936年在巴黎歌剧院首演,采用埃德蒙·弗莱格创作的脚本,涵盖了主人公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因此,其宏大的叙事跨度既能容纳《俄狄浦斯王》中的灾难,也能囊括《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最后的转变。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相遇的场景在绘画中尤为突出。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于1808年绘制了《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后来又对其加以修改。古斯塔夫·莫罗以同一题材创作的画作于1864年展出,画中的怪物与主人公身体紧贴,形成对峙。这些图像从故事中截取了一个瞬间:主人公似乎凭借才智掌控了一切,而他对自身无知的发现尚未到来。这一母题的吸引力也源于斯芬克斯的混合形体,使艺术家得以探索人与兽、诱惑与危险之间的界限。
在电影领域,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俄狄浦斯王》(1967年)将神话置于一种叙事结构中,以现代场景构成框架,结合主要在摩洛哥拍摄的古朴景观。松本俊夫的《蔷薇的葬礼》(1969年)则在截然不同的背景——当代东京的地下文化圈——中借用了俄狄浦斯式的故事模式。这些作品运用了故事中易于辨识的人物关系与真相揭示,却没有照搬古代戏剧表演的惯例。
现代舞台制作也不断重新诠释歌队、受灾的城市,以及失明与认知真相的具象呈现。以公共危机为核心的演出,可以强调统治者查明真相的职责;以流离失所为核心的演出,则可以突出《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流亡者寄人篱下的处境。选择改编哪一部剧作、哪一段情节或哪一种视觉母题,决定了俄狄浦斯主要以何种面貌出现:成功的解谜者、因调查而暴露自身真相的人、家庭灾难的代表人物,或是一个因被接纳而使周围群体发生转变的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