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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修斯

忒修斯是传说中的雅典英雄,以斩杀弥诺陶洛斯、统一阿提卡及引出有关变化中同一性的哲学问题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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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最著名的事迹是在克里特岛的迷宫中杀死弥诺陶洛斯。他的故事将对抗怪物和凶暴敌手的冒险,与雅典国家形成的传说联系起来。他通常被说成是雅典国王埃勾斯之子;不过,在另一种颇具影响的谱系说法中,海神波塞冬也是他的父亲,这一说法既可替代前者,也可与之并存。现存记载并未构成一部前后一致的传记: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及地方宗教传统,对他的身世、人际关系、功业和死亡都有不同的叙述。

在雅典人心中,忒修斯逐渐成为典范式的建国英雄;人们想象中的这段往昔,有助于解释雅典的政治制度、节庆、圣地以及与周边社群的关系。然而,他的神话中也包含遗弃、劫掠、酿成灾难的误判和家族悲剧。这些矛盾使他成为古代戏剧以及后世文学与艺术中极富创作潜力的人物。在哲学中,他的名字与“忒修斯之船”问题相连:当一个物体的组成部分逐渐被替换后,它是否仍是原来的那个物体?

古代文献与传说的演变

忒修斯属于古希腊的英雄时代,但记述其事迹的文献却跨越了许多世纪。荷马史诗中的相关叙述表明,早在古风时期,人们就已熟知他的一些故事。《伊利亚特》将他列于更早一代的强大英雄之中;《奥德赛》则提到被忒修斯带离克里特的阿里阿德涅,也将他与庇里托俄斯联系起来。这些段落证明了某些传说源远流长,却未对他的一生作出连贯叙述。

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的诗歌及视觉艺术大大提升了忒修斯的地位。雅典瓶画越来越多地描绘他的战斗与种种遭遇,有时还将这些事迹编排成组,与赫拉克勒斯的功业系列相媲美。巴库利德斯的第十八首酒神颂歌以埃勾斯与雅典歌队的对话展开,讲述一名正在接近雅典的陌生人;从对话所述的功绩,可以辨认出此人就是忒修斯。他的第十七首酒神颂歌则描写了前往克里特的航程,以及忒修斯与米诺斯的一次交锋,忒修斯在其中证明了自己与波塞冬的关系。这些诗作表明,如今通常被汇编为一部完整传记的故事,最初是在不同的表演场合中各自流传的。

一部重要的连贯叙述文献是普鲁塔克于公元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撰写的《忒修斯传》。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将忒修斯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者罗慕路斯配为一组。他明确意识到,将传记的叙述延伸至遥远的过去十分困难,因为在那个时代,历史探究与神话相互交织。他并非只是复述某一种故事,而是比较了前代作家的记载、地方性解释、谱系以及试图以理性解释神话的说法。因此,他的文本既是研究忒修斯传说的材料,也是了解古人如何尝试整理和阐释这些传说的依据。

其他重要文献包括托名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汇编《书库》及其《摘要》、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所著《历史丛书》,以及保萨尼亚斯于公元二世纪撰写的《希腊志》。雅典悲剧保留了影响尤为深远的演绎: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和《乞援妇女》,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都让忒修斯成为探讨不同道德与城邦问题的核心人物。不能将这些作品视为对某种公认传说所作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记录。

这一神话体系的发展,与雅典不断变化的公共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学者通常认为,忒修斯在古风时期晚期及古典时期的雅典日益显赫,是雅典构建自身独特英雄往昔的一部分。然而,现存证据并不足以将每一则故事都归因于某一次政治改革或某一位宣传者。这些传说是在祭祀、故事讲述、艺术创作和城邦竞争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而非源于某次有据可考的创作。

出生、认亲与前往雅典之路

忒修斯的童年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特洛伊曾度过的。他的母亲埃特拉是当地统治者皮透斯的女儿。在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中,埃勾斯因膝下无嗣而求问神谕,得到含糊难解的答复后,便前去拜访皮透斯。皮透斯安排埃勾斯与埃特拉同寝。另一支传说则称,埃特拉在同一夜也与波塞冬结合,使忒修斯兼有凡人与神明两位父亲。这两位父亲在叙事中各有作用:埃勾斯为他继承雅典王位提供了依据,波塞冬则解释了他的非凡力量及其与海洋的联系。

离开特洛伊曾之前,埃勾斯将一把剑和一双凉鞋放在一块巨石下面。他嘱咐埃特拉,如果她生下儿子,待他长大后有力气举起巨石,就让他带着这些物件前往雅典。这些信物使体力成为血统的证明。忒修斯成年后,举起巨石,取出了信物。他没有选择较为安全的海路,而是踏上了环绕萨罗尼克湾的危险陆路;沿途与凶暴之徒的交锋,使他在抵达雅典之前便已确立了英雄声名。

这组冒险故事通常包括:用棍棒袭击旅人的佩里菲忒斯;将松树扳弯、借其回弹之力把受害者撕裂的西尼斯;克罗米翁牝猪;强迫过路人为自己洗脚,再将他们踢下悬崖、落入下方海兽口中的斯喀戎;向陌生人发起致命摔跤挑战的刻耳库翁;以及通过拉伸旅人的身体或砍去其肢体,使其与床的长度相合的普罗克鲁斯忒斯。各文献记载的细节和顺序有所不同。忒修斯施加的若干惩罚,恰好沿用了行凶者自己的手段,因此,他的暴力被呈现为对那些破坏出行安全、待客之道或竞技规则之人的反击。

这些冒险也在地理上勾勒出一条从他成长的地方通往阿提卡的道路。与远征异域、对抗单个怪物的故事不同,这组途中历险描绘的是清除相邻社群之间交通路线上的危险。它与赫拉克勒斯功业的相似之处意义重大:忒修斯由此得以被塑造为这位声名更广的英雄在雅典的对应人物,不过,忒修斯功业的数量和编排并没有那么固定。

到了雅典,另一重威胁又延缓了父子相认。当时与埃勾斯在一起的美狄亚,先于他的父亲认出了忒修斯,并企图置他于死地。在常见的版本中,她怂恿埃勾斯派忒修斯去对付马拉松公牛,后来又备下毒酒。就在忒修斯饮下之前,埃勾斯认出了那把剑,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在这一认亲场景中,藏于特洛伊曾的物件成为合法继承权的凭证,而美狄亚的离去则清除了王室内部一股与他对立的势力。

克里特、阿里阿德涅与米诺陶洛斯

远征克里特是忒修斯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篇章。故事的背景是:克里特国王米诺斯之子安德罗革俄斯死后,双方爆发冲突,米诺斯随后强令雅典承担进贡义务。雅典必须将年轻人送往克里特作为贡品。最常见的说法是七名少年和七名少女,但进贡的间隔以及具体情形因版本而异。他们的目的地是迷宫,这座结构复杂的建筑与工匠代达罗斯有关,其中囚禁着兼具人和牛特征的怪物米诺陶洛斯。

忒修斯也加入了这支队伍;有的记载说他是自愿前往,有的则说他是按挑选牺牲者的程序被选中的。在克里特,米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爱上了他,并给了他在迎战怪物后走出迷宫的办法。最著名的工具是一根线:将一端固定在入口处,沿途逐渐放开。忒修斯杀死米诺陶洛斯后,循着原路返回,与其他雅典人和阿里阿德涅一同逃离。艺术作品往往着重表现搏斗,而非迷宫,描绘这位英雄与怪物角力或挥手击打它的场景。

这根线使阿里阿德涅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面对一个还需要辨明路径才能解决的问题,单凭力量是不够的。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引导人走出思想困境的线索,正是源于故事中危险、复杂性与可循之路的结合。这一情节也逆转了进贡制度所确立的政治关系。雅典青年不再是任人摆布的附属者,而忒修斯则以解救者的身份归来。

阿里阿德涅的命运体现出这一传说并无定本。忒修斯将她留在一座岛上,通常认为是纳克索斯岛,但各版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记载强调他遗弃了她;另一些则引入神的命令,或是狄俄尼索斯的干预,后者后来成为她的伴侣。荷马记述阿里阿德涅死于狄亚岛,并将她的死与阿耳忒弥斯和狄俄尼索斯联系起来,而其他传说则颂扬她与神的婚姻。不应将这些版本强行拼接成一条连贯的故事线。它们使人们对忒修斯的行为和阿里阿德涅的地位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

远征之前,埃勾斯与忒修斯约定了一个信号:如果成功归来,船就应将深色船帆换成白帆。忒修斯却没有换帆。埃勾斯看见驶近的船,以为儿子已经死去,便纵身自尽;传统上,爱琴海的名称被认为源于他的名字。因此,这场胜利的远征最终却以一次信息传递的失败告终,忒修斯以失去父亲为代价登上王位。同一艘船后来在雅典获得了宗教上的重要地位,又因不断修缮而在哲学领域衍生出另一段后续故事。

王权、阿提卡的统一与政治记忆

忒修斯在城邦事务上最重要的成就,是阿提卡的“联合建邦”(synoecism):将原本彼此独立的共同体整合为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政治共同体。这个术语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人都实际迁入同一个聚落。根据修昔底德保存的传统记载,阿提卡各地的居民此前各有自己的议事会和行政官。忒修斯废除了各自独立的政治中心,在雅典设立共同的议事会和城邦事务中心,而人们仍然在各自原来的地方居住和耕作。

这一叙述将复杂的国家形成过程归功于一位建邦者。它是了解古典时期雅典人如何认识自身过去的宝贵材料,却不能作为独立证据,证明历史上确有一位国王完成了整个转变。阿提卡的整合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能仅凭一位英雄的生平重建其各个阶段。区分记忆中的建邦故事与可由证据确立的政治史尤为重要,因为后人曾反复借助后世的制度来诠释忒修斯的功绩。

普鲁塔克笔下的忒修斯之所以能获得合作,部分原因在于他承诺建立一种国王不凌驾于公民之上的政治秩序。普鲁塔克还将人口分类及其他制度安排归功于他。这些传统包含追溯性的成分:后世的城邦结构与理想被投射到了英雄时代。因此,忒修斯既可被描绘为国王,也可被描绘为民主的奠基者,尽管英雄时代的王权与公元前508—前507年克利斯提尼推行的改革之间相隔久远。

忒修斯在戏剧中的形象展现了这一政治形象的可塑性。在欧里庇得斯的《乞援妇》中,忒修斯面对一名底比斯传令官,为雅典的政体辩护,并支持取回阿尔戈斯阵亡者的遗体予以安葬。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他保护年迈的俄狄浦斯,抵制外来者的胁迫。这些描写将正当的领导方式与审慎商议、保护求援者,以及尊重超越城邦眼前利益的义务联系起来。它们既是文学论辩的一部分,也是城邦自我表述的一部分。

忒修斯还与泛雅典娜节以及纪念政治统一的联合建邦节有关。关于这些节庆由谁创立,各种记载说法不一;有些传统还区分了早期的节庆及其后来的扩展形式。更重要的是,城邦仪式使归功于忒修斯的统一得以反复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作为统一者的角色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使乡村共同体、城市制度和共同的祭祀活动能够被理解为同一个雅典政体的组成部分。

家庭冲突、冥界之行与死亡

忒修斯晚年的冒险经历往往削弱了他作为成功奠基者的形象。他与一位亚马孙女子的关系,将雅典与这个神话中的女战士群体联系起来;不同文献称这名女子为安提俄珀或希波吕忒。关于她是自愿随他离去、遭他劫持,还是在一次远征中被俘,各种记载说法不一。随后,亚马孙人进攻阿提卡,将冲突带入了雅典城内。她们与雅典人的战斗,即亚马孙之战,成为雅典视觉文化中的重要题材。在这些表现中,传说中的入侵可以与更广泛的主题相呼应,体现城邦秩序与外来威胁之间的对立。

忒修斯与这位亚马孙女子所生的儿子希波吕托斯,则成为另一场灾难的中心。在欧里庇得斯现存的悲剧《希波吕托斯》中,忒修斯的妻子费德拉受阿佛洛狄忒影响,对继子产生了情欲。这部悲剧于公元前428年首演。希波吕托斯拒绝性爱关系,对阿耳忒弥斯格外尊崇。乳母透露费德拉的欲望后,希波吕托斯惊骇不已;费德拉随后自尽,留下书面文字控告他。

忒修斯相信了这份指控,并动用了波塞冬赐予他的诅咒之力。海中出现的可怕怪物惊吓了希波吕托斯的马匹,导致战车失事,使他身受致命重伤。阿耳忒弥斯最终揭示了真相。这部悲剧呈现的并非仅仅是一场不幸的意外:它探讨了神灵力量之间的冲突,以及名誉、隐秘之事和父亲深信不疑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忒修斯凭借自身权威,在尚未查明事情原委之前,便施加了无法挽回的惩罚。

另一组故事围绕他与庇里托俄斯的友谊展开。两人结伴经历了一番冒险后,决定各自娶一位宙斯的女儿为妻。他们劫走了年幼的海伦,将她留在阿提卡,随后下到冥界,企图让庇里托俄斯得到哈得斯之妻珀耳塞福涅。他们试图夺取女神,结果双双遭到囚禁。在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中,忒修斯最终被赫拉克勒斯救出,庇里托俄斯却仍被留在冥界。这次下冥界使英雄的勇敢冒险越过界限,变成了对神圣界限的侵犯。

忒修斯不在期间,海伦的兄弟狄俄斯库里双子神入侵阿提卡,救回了她。传说还将这场危机与埃特拉被俘、墨涅斯透斯在雅典掌权联系起来。忒修斯归来后,发现自己的地位已被削弱,便退往斯基罗斯岛。在那里,国王吕科墨得斯将他从高处推下,致其死亡;不同记载将动机归于恐惧、政治算计或敌意。因此,这位奠基者的一生并未以毫无争议的权力交接告终,而是在流离失所中结束,死在那个据说由他统一起来的共同体之外。

英雄崇拜、遗骸与雅典的神圣地理

忒修斯不仅是故事中的人物,也是英雄崇拜的对象。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英雄可以是与特定地点相联系、拥有强大力量的死者,他们的庇佑能使城邦共同体受益。英雄的坟墓、节庆和献祭,将叙事中的记忆与周期性的宗教实践联系起来。公元前5世纪,忒修斯崇拜在雅典的公共生活中获得了尤为重要的地位;神圣空间、成套的艺术创作,以及有关他持续护佑城邦的说法,都彰显着他的存在。

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据称由客蒙从斯基罗斯岛寻回忒修斯遗骸一事。在神谕指引下,雅典人攻占该岛后,客蒙将被认定属于忒修斯的骸骨带回雅典,时间通常定为公元前476/475年。普鲁塔克记述,出土的是一具体形高大的遗骸,旁边还伴有矛头和剑。这些细节属于古人为确认遗骸身份而构建的叙事,并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证实遗骸的身份。不过,以仪式将遗骸迎回雅典,确实具有鲜明的宗教与政治意义,使这位长期缺席的建城英雄回到了城邦的核心。

供奉这些遗骸的忒修斯圣所,是雅典一处重要的祭祀场所。其确切位置尚无定论。它必须与雅典集市上方那座保存完好的神庙区分开来:后者长期以来被俗称为忒修斯神庙,如今则被认定为赫淮斯托斯神庙。这个误称源于建筑上醒目的忒修斯题材图像,而不是对其供奉对象的可靠认定。

忒修斯还与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有关。后世记载称,战场上曾出现一位帮助雅典人的英雄显灵,人们认为那就是忒修斯。无论将其视为宗教信仰还是城邦记忆,这个故事都使一位遥远的建城英雄成为较近时代城邦保卫战的积极参与者。彩绘柱廊中对马拉松战役的描绘,同样将历史上的战争置于神祇与英雄援助的更广阔视觉图景之中。

另一种仪式上的联系,则体现在每年前往提洛岛的神圣使团上;这一仪式与忒修斯从克里特岛归来、解救雅典青年男女的事迹相关。柏拉图的《斐多篇》解释说,雅典在使团乘船出使期间须保持仪式上的洁净,因此暂停执行死刑。这也解释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为何过了一段时间才被处死。因此,在那道著名的船板更换问题进入讨论之前,这艘船最先是作为雅典具体宗教历法的一部分进入哲学文献的。这些联系表明,忒修斯神话在现实制度中发挥着作用,而非脱离现实的消遣故事。

视觉艺术、戏剧及后世文学中的形象

忒修斯在视觉艺术中的形象演变,反映出人们对其不同角色的关注重点有所转移。古风时期的希腊艺术家经常描绘他与米诺陶洛斯搏斗的场景,两者体形上的鲜明差异使这一场面一望可辨。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雅典的陶瓶画师越来越多地表现他在旅途中的冒险,并将多项功绩集中绘于同一件器物上。这类组画形成了一套可反复采用的视觉传记,也引导观者将他与赫拉克勒斯相比较,后者的功业当时已是重要的艺术题材。

建筑雕塑将这些故事带入了公共空间。雅典赫淮斯托斯神庙的檐壁间板上,既有赫拉克勒斯的功绩,也有忒修斯的功绩。德尔斐的雅典人宝库通常被断代为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其整体雕塑设计也采用了这两位英雄的题材。将他们并置,不仅是为了展现引人入胜的搏斗场面,更是把一位具有鲜明雅典色彩的人物,与一位整个希腊世界都熟知的英雄并列。不过,解读每件作品时,仍须考虑其具体的建筑环境与奉献背景,而不能将其归结为单一的政治寓意。

希腊人与亚马孙人的战争题材,将忒修斯的意义从个人搏斗扩展到了集体防御。希腊人与亚马孙人交战的场景见于陶器、大型壁画和建筑雕塑。在雅典版本中,忒修斯可以被塑造成保卫城邦、抵御入侵的统帅。希波战争之后,此类图像的突出地位促使人们将神话中的敌人与历史上的敌人相比较,但不应认定这种比较能够解释所有亚马孙题材的场景。

在戏剧中,忒修斯既可以是理想的统治者,也可以是判断有失的裁断者。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热情待客、庇护来者的忒修斯,与欧里庇得斯笔下谴责希波吕托斯的父亲形象截然不同。这种反差并不是需要调和的错误。悲剧借助同一个神话人物,探讨了关于权威、神的作为、公民责任及人类认知局限的不同问题。塞内加于公元一世纪创作的拉丁语悲剧《费德拉》,以一种对后世欧洲戏剧影响深远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这场家庭灾难。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作家进一步改造了他的形象。在杰弗里·乔叟的《骑士的故事》中,忒修斯成为统治者和贵族比武的组织者,由他确立的政治秩序构成了恋人之间争夺的框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于1590年代的《仲夏夜之梦》,将他描绘为即将迎娶希波吕忒的雅典公爵。让·拉辛1677年的《费德尔》则重新讲述了那个走向毁灭的家庭故事。二十世纪的历史小说,尤其是玛丽·雷诺的《国王必须死》(1958年)和《海上公牛》(1962年),把超自然情节转化为推想中的人事与历史情境,重新构想了忒修斯所处的世界。这些作品属于神话的接受史,而不是证明神话所述事件确曾发生的证据。

忒修斯之船与变化中的同一性

忒修斯之船是一个探讨持存问题的经典思想实验:凭什么说某一时刻的物体与另一时刻的物体在数值上是同一个物体?普鲁塔克在《忒修斯传》第23章记载,雅典人一直保存着忒修斯带领年轻人从克里特岛归来时乘坐的船,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法勒隆的德米特里乌斯执政时期。船上的木料腐朽后,就会被拆下并换上新的。这艘船由此成了哲学家讨论生长与变化时采用的例子:有人认为它仍是原来那艘船,也有人否认这一点。

问题并不只是修缮后的船是否与原船相似。两艘新造的船可以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却并非同一个物体。这里追问的是跨越时间的数值同一性。按照日常观念,物体经过修理后仍可继续存在;然而,若所有部件都被替换,似乎又失去了将其称为同一物体的原有物质基础。这两种直觉都无法直接给出一条明确规则,说明同一性究竟是否会丧失,以及何时丧失。

托马斯·霍布斯在《论物体》(1655年)中进一步考虑那些被拆下的木板,使这一难题更加尖锐。假设这些木板被保存下来,最终重新组装成第二艘船。一艘船始终在使用,保持着原有的组织结构,并经历了逐步修缮的过程;另一艘船则由原来的木料按照原有方式组装而成。如果两者都被认定为原来的船,那么根据同一性的传递性,它们也必须是同一艘船,然而此时它们明明是两艘不同的船。因此,重新组装的情形使相互竞争的判定标准发生了直接冲突。

一种回应优先考虑物质的连续性;另一种则强调组织结构、功能或因果历史的连续性。受亚里士多德的质形论影响的解释,可以区分人造物的质料与使其成为某类事物的形式或组织结构,不过,仅凭这一区分还不足以解决所有重新组装的情形。研究部分与整体的部分与整体理论则提供了另一种框架,用以追问整体能否在其组成部分发生变化后继续存在。严格主张每个部分都不可或缺的观点,会认为替换部件就破坏了同一性,但代价是必须否定许多关于修缮后物体的日常判断。

其他进路则区分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持续存在的物体,在相继的各个时刻都完整地在场;另一种是在时间上延展、由不同时间部分构成的实体。这两种立场通常称为“持续论”和“延续论”,它们对物体如何存在于时间之中给出了不同描述。不过,它们仍须解释原船的历史与那艘不断修缮的船及那艘重新组装的船各自的历史之间有何关系。这个思想实验揭示了明确一套理论承认哪些物体、采用哪些持存条件的重要性;它本身并不能证明某一种解答是普遍公认的。

这一类比常被推广到人格同一性、生物体、制度以及经过修复的艺术品。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年)中,区分了一团物质的同一性与生物体的同一性;生物体的生命可以在构成它的粒子不断更替的情况下延续。人格还涉及记忆与意识等进一步的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人当成一艘由可替换木板组成的船。同样,在保护修复方面的争论中,人们也可能区分材料的真实性与设计、用途或历史关联的连续性。这些应用将这艘古船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文化遗产联系起来,同时保留了那个核心问题:对于正在讨论的特定事物,哪一种连续性才是决定其同一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