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是新教内部的一个主要神学传统,尤其与16世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以及在瑞士乃至欧洲更广泛的宗教改革影响下形成的教会密切相关。它特别关注上帝的主权、圣经的权威、人类对上帝恩典的依赖,以及如何依照圣经教导安排敬拜与教会生活。它认同基督教传统中的三位一体教义,以及耶稣基督兼具神性与人性的教义,但对救赎、圣礼和教会权威的理解,则与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及其他基督教传统有所不同。
“加尔文主义”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它涵盖改革宗基督教的许多神学思想与宗教文化,包括欧洲大陆改革宗、长老宗,以及部分公理宗和浸礼宗传统。狭义上,它指的是通常概括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拣选与恩典教义。这些要点源于17世纪的一场争论,并不能完整呈现加尔文的思想或改革宗传统。从历史上看,加尔文主义曾影响教育、政治论辩、传教活动以及有关经济生活的讨论,但其制度形式和社会影响在不同时期与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起源与欧洲宗教改革
加尔文主义产生于宗教改革之中,并非由某一位神学家独力构建的体系。16世纪20年代,乌尔里希·慈运理在苏黎世领导改革,强调以圣经为本的讲道,拒绝教皇的管辖权,并革新礼拜。巴塞尔、伯尔尼和斯特拉斯堡等其他中心也推行了彼此相关、但不尽相同的改革方案。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策强调牧养中的纪律,并寻求促成新教各派之间的共识。慈运理于1531年去世后,海因里希·布林格成为苏黎世的领军人物,并通过与欧洲各地人士通信发挥了广泛影响。加尔文开展工作所处的制度与神学环境,很大程度上由这一网络塑造。
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于法国努瓦永,在投身福音派运动之前,曾研习人文学科与法律。他接受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训练,使他格外重视语言、古代文献和历史阐释。他的《基督教要义》初版于1536年在巴塞尔出版,篇幅较短,旨在阐述并捍卫新教信仰。此后的各版大幅扩充;拉丁文定本于1559年问世,法文版则于1560年出版。该书论述了对上帝的认识、基督与救赎、恩典的领受以及教会。加尔文的圣经注释和讲道,同样是传播其神学的重要载体。
加尔文于1536年首次在日内瓦开展工作,但在1538年因教会改革方面的争议而遭驱逐。随后旅居斯特拉斯堡期间,他牧养了一个法语会众群体,并接触到布策的牧养实践。1541年应召返回日内瓦后,他协助制定了教会法规,将教会职分区分为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日内瓦的教会法庭由牧师和平信徒长老组成,负责监督宗教与道德纪律,但其管辖权限以及与市政议会的关系始终存在争议。加尔文虽颇具影响力,却并未担任世俗统治者。1553年,日内瓦世俗当局在加尔文的支持下,下令处决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米迦勒·塞尔维特。这一事件体现了改革所处的带有强制性的宗派环境。
日内瓦成为印刷出版、牧师培训和接纳宗教难民的中心,1559年创办的日内瓦学院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改革宗运动从来不只是照搬日内瓦的制度安排。加尔文与布林格协商达成的1549年《苏黎世共识》,有助于调和双方教会在圣礼教义上的分歧。布林格撰写的《第二瑞士信条》于1566年出版,其权威远及瑞士之外。这些发展说明了为何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使用“改革宗”,而非“加尔文主义”:这一传统是在众多改革者、教会、学府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分歧中发展起来的。
圣经、对上帝的认识与神的护理
加尔文主义神学将圣经视为基督教教义与实践的规范性书面权威。传统改革宗信条将这一权威与信经、教会会议及神学教师的从属权威区分开来。它们通常并不排斥早期基督教信经,而是将其作为对圣经教导的忠实表述加以接受。解释圣经时,要注意经文的文学语境、各卷书之间的关系,以及圣经对上帝与人类交往的记述所具有的统一性。加尔文的圣经注释通常着重从经文的直接上下文中探求其含义,而不是把每个细节都当作寓意性的象征。
加尔文对宗教知识的论述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强调认识上帝与认识自我之间的关系。人类在受造世界中遇见彰显上帝的迹象,也具有感知神圣的内在倾向;加尔文常用 sensus divinitatis(神性意识)一词来描述这种倾向。然而,罪使人对这种意识的理解发生扭曲。圣经提供了纠正这种偏差的框架;加尔文曾以一个著名的比喻,将圣经比作帮助读者看清事物的眼镜。圣灵在人心中的见证,是信徒承认圣经具有神圣权威的根基。这一教导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或论证毫无用处,而是说,在这一神学解释中,信仰的终极确信并不依赖任何凌驾于上帝话语之上的机构或证明。
上帝的主权涵盖创造、维系万有以及护理中的治理。传统加尔文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件处于上帝的知识或旨意之外。它也区分作为第一因的上帝与受造的、亦即第二因的真实作用。因此,天气、政治决策和人类选择都可以得到通常的因果解释,却并不因此独立于上帝的护理之外。这一思路将神学与形而上学中关于必然性、偶然性及因果关系的悠久问题联系起来。改革宗神学家在如何表述这些关系上存在分歧,但其信条通常否认神的护理会使上帝成为罪的始作俑者,或使受造者的行动失去意义。
由此形成的自由意志观通常近似于相容论:一个行动可以处于上帝护理的安排之中,同时仍然是行动者自愿作出的,并可归责于行动者。人类依照自身的意图行事,而不只是被动承受外在强制。然而,堕落的人类若无恩典便无法转向上帝,这被理解为道德和属灵层面的无能,而非缺乏通常的思量能力。这一区分是加尔文主义论述道德责任的核心,尽管批评者质疑它是否足以调和上帝的决定与人的责任。在这一传统内部,神的护理也是一项牧养性教义,旨在说明人如何在不确定的处境中信靠上帝,而不是让人自以为能确切解读特定灾难背后隐藏的旨意。
罪、拣选与恩典救赎
加尔文主义关于基督教的救赎的教导,始于人类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所处的境况。它尤其依据保罗和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思想,肯定原罪:人类堕落的后果影响每一个人,并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然败坏”一语意指罪影响人的一切官能,包括理解、欲望和意志;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坏到了极点。改革宗神学承认,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也可以具有公民美德、情感、艺术成就和智识能力,但否认这些成就能够消除人类与上帝之间的疏离。
拣选是上帝出于恩典,选择那些将要得救的人,而不是对人的功德或预先看见的信心作出的回应。预定论将救赎的终极原因归于上帝的怜悯,而非人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古典改革宗神学也讨论弃绝,即上帝不拣选那些未得救的人,并对他们施行审判。不同论述的表述有所差异,尤其是在如何描述上帝的旨意、人的罪与定罪之间的关系上。许多信条性论述坚持两者并不对称:救赎全然归于恩典,定罪则是人因犯罪而应得的。上帝各项旨意的次序成为专门的神学辩论议题,但不应把这些辩论误当作加尔文主义宗教生活的全部。
基督的救赎工作藉着圣灵施行于人。改革宗神学家区分了藉着宣讲发出的外在呼召与使人产生信心的有效内在呼召。重生,即属灵的更新,使罪人能够甘心回应福音。称义是上帝因基督的缘故宣告罪人为义,人藉着信心领受称义,而不是靠行为赚取。成圣则是生命持续转变的过程。两者有所区分,却不可分离:善行不是蒙上帝悦纳的基础,却是信心理当结出的果子。加尔文强调与基督联合,将这些恩益联结于人与救主的同一关系之中。
“五要点”源于1618—1619年多特会议对荷兰抗辩派的回应,如今通常表述为全然败坏、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赎罪、不可抗拒的恩典和圣徒的坚忍。英文助记词“TULIP”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教学工具,并非加尔文本人的概括。每个名称都需要进一步说明。“有限的赎罪”也称确定的救赎或特定的救赎,所涉及的是基督对蒙拣选者的救赎旨意及其所成就的救赎,而不是说他的死在价值上有所不足。“不可抗拒的恩典”意指使人更新的恩典能有效地使人甘心相信,而不是说信徒不会经历任何抗拒或挣扎。“坚忍”意指上帝保守那些真正与基督联合的人,而不是说凡自称有信心的人都是真信徒,也不是说道德行为无关紧要。
圣约、圣经历史与圣礼
圣约神学为理解创造、以色列、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框架。圣约是由上帝设立、包含应许与义务的关系。改革宗思想家在上帝与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和大卫的交往中,以及在与基督相关的新约中,看到了圣约的模式。布林格赋予圣约格外重要的地位,后来的神学家则发展出更为精细的体系。加尔文广泛运用圣约的连续性来阐释神学,但后世圣约神学体系的细节并非都能归于他。在这一语境中,“圣约神学”所用的英文形容词 federal 源自拉丁语 foedus,意为“约”。
十七世纪的许多神学体系区分了上帝与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以及人类堕落之后的恩典之约。在前者中,生命与顺服相连;在后者中,救恩是借着基督所赐下的应许,并凭信心领受。一些神学家还论述了上帝各位格之间为拯救选民而订立的永恒救赎之约。这些区分旨在同时彰显上帝律法的严肃性,以及贯穿圣经历史的救恩的一致性。各方对这些区分的表述并不完全相同。后来改革宗内部的争论涉及:“行为”这一用语是否充分表达了创造所具有的恩典性质,以及摩西律法与恩典之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圣约的连续性有助于解释,为何历史上大多数改革宗教会都施行婴儿洗礼。这些教会将婴儿洗礼与古代以色列的割礼相类比,认为信徒的子女属于有形的圣约群体。洗礼标志着受洗者加入这一群体,并象征洁净及与基督联合;但按照改革宗通常的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受洗者都必然在内心得到重生。改革宗浸信会则主张,新约群体的成员资格取决于可信的信仰告白,因此只为公开承认信仰的人施洗。这一分歧表明,不同教会可以在救恩问题上认同加尔文主义教义,却在教会成员资格与圣经诠释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圣餐是另一个具有界定意义的议题。加尔文既反对罗马天主教以变质说解释圣餐,也反对将饼和酒仅仅视为纪念物的说法。他教导说,信徒借着圣灵真实地与基督相交,而基督复活的身体仍在天上,并非以空间上的方式被封闭在饼酒之中。因此,圣餐是凭信心领受的施恩途径,而不是对基督献祭的重复。改革宗信条通常承认,洗礼和圣餐是基督所设立的两项圣礼。将圣礼称为“记号与印证”,意在表明这些可见的行动为上帝的应许作证。尽管改革宗与路德宗都反对中世纪将弥撒理解为献祭的观念,但双方在基督如何临在、领受者的信心以及圣礼的功效等问题上的分歧,仍是导致两派教会分立的核心因素。
敬拜、纪律与教会治理
改革宗的敬拜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发展起来:公共宗教活动应受《圣经》规范。这一信念较为严格的形式通常称为“敬拜规范原则”,意指教会在敬拜中只应纳入《圣经》明令许可或有经文范例为据的要素。因此,宗教改革者废除了许多从中世纪基督教沿袭而来的圣像、圣物、向圣徒祈求的做法以及仪式。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各不相同:一些教会接受的做法,另一些教会却予以拒绝,并非所有改革宗地区都采用同样的规则。这一原则所关注的是敬拜是否有依据,而非一概排斥美或物质文化。
讲道在礼拜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与之相伴的还有祈祷、读经、会众歌唱和圣礼。1562年编成的《日内瓦诗篇集》将《诗篇》编为格律诗,供会众共同吟唱。后来,一些教会坚持只唱诗篇,并排除乐器;另一些教会则采用圣诗、管风琴及其他音乐形式。教堂内部的布置往往突出讲台和圣餐桌,而非献祭用的祭坛。教理问答教育也同样重要。牧师和父母应当系统地传授信仰,而信徒获准领受圣餐之前,通常须接受基本教义考核。这些做法将识字教育、家庭信仰生活、学校教育与公共敬拜联系起来。
教会纪律被理解为牧养监督,而不仅仅是惩罚。长老和牧师调查争端、劝诫会友,并可禁止其领受圣餐。教会长执会议处理的事项包括性行为、酗酒、家庭冲突、商业行为和宗教实践。纪律既能促进调解、提供帮助,也会使日常生活受到过度干预式的监督,尤其是在教会当局与世俗当局合作的地方。改革宗教会曾就这种合作的适当界限展开辩论。它们主张拥有独立的属灵管辖权,这可能使它们与原本支持新教改革的地方官员发生冲突。
加尔文主义并未形成单一的教会治理体制。长老宗通过由长老组成的议会组织权力,由地方堂会与区域长老会以及更大范围的总会或大会相互联结。欧洲大陆的改革宗教会发展出了类似的体制,通常以 classis 一词称呼区域性机构。公理宗教会赋予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会众更大权力,而一些持改革宗神学立场的教会则保留了主教制。这些差异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教会被区分为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在施行婴儿洗礼的传统中,前者包括外在公开宣认信仰的人及其子女,后者则包括真正与基督联合的人。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不能简单地将某一教会机构的成员身份等同于得救。它也使神学家能够承认,教会的存在超越任何单一地方性或全国性组织的界限。
信仰告白、经院神学与内部争论
改革宗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多份信仰告白确立的,而非以一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为依据。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1563年的《海德堡教理问答》以及《多特信经》,在欧洲大陆的许多教会中合称为《三项联合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是在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治下的普法尔茨受命编写的,围绕罪咎、恩典和感恩来编排基督教教义。其开篇询问信徒“在生与死中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体现了这类文献的牧养性质,尽管它们有时仅被视为教义条文。
在英语世界,1640年代编成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及《大教理问答》和《小教理问答》影响尤为深远。这些文献出自威斯敏斯特会议,该会议于1643年英国内战期间召开。苏格兰的长老会采纳了这份信条,此后它又塑造了其他地区的许多长老会团体。公理会在1658年的《萨伏伊宣言》中吸收并调整了其中的大部分神学内容。特定救赎浸信会在1677年颁布、1689年公开认可的信仰告白中采用了相近的表述,但对洗礼和教会体制方面的教导作了修改。各教会对信条的认信要求不尽相同,既有严格遵守,也有附带保留的接受;后来的教会还修订了有关世俗政府及其他事项的条款。
十六、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经院神学通过大学教学与辩论,力求给出精确的定义和系统的论证。西奥多·贝扎、威廉·珀金斯、威廉·艾姆斯和弗朗西斯·图雷廷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运用逻辑学、概念区分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概念,并不必然意味着以哲学取代圣经。相反,这些方法用于系统梳理神学问题,并厘清相互竞争的立场。过去有一种叙述,认为改革宗神学从加尔文据称纯粹以圣经为本的神学,突然转变为僵化而偏重思辨的正统神学;历史学家已对此提出质疑。这一时期确有重大发展,但在所依据的文献、牧养关切和论证方式上,也存在延续性。
早期影响最深远的内部争论涉及阿民念主义,这一思想与雅各布斯·阿民念及1610年的《抗辩书》有关。抗辩派质疑无条件拣选,以及与之相关的恩典和圣徒坚忍等教导。多特会议否定了他们的立场,但这场争论也牵涉荷兰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对抗。其他争论则涉及基督赎罪的范围、上帝的预旨与人类堕落之间的关系,以及律法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十七世纪,莫伊兹·阿米罗在索米尔提出的教导,将面向所有人、附有条件的救恩应许与特定拣选相结合,成为备受争议的重要立场。这些争论表明,这一传统虽有明确可辨的信条界限,内部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对于上帝主权的共识,并未消除人们在如何理解这一主权与传道、人的回应及救赎范围之间关系上的分歧。
地域扩展与全球教会
在法国,改革宗新教徒被称为胡格诺派。他们的教会于1559年召开全国性教会会议,并在迫害与内乱反复发生的环境中发展出各项组织制度。法国宗教战争于1562年爆发。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给予了他们有限的宗教宽容与安全保障,但该敕令于1685年被撤销,导致许多新教徒逃亡,另一些人则继续秘密维持宗教社群。胡格诺派难民在荷兰共和国、英国、德意志各地及其他地区建立教会,并为当地带来了专业技能和商业联系。他们的经历使流亡、宗教少数群体的处境以及备受争议的效忠归属,成为改革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苏格兰,约翰·诺克斯与其他改革者于1560年协助建立了改革宗教会。长老制教会治理体制在此后围绕王权、主教制和教会独立性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在英格兰,清教主义力求在国教会内部或其体制之外,进一步改革礼拜、教会纪律和组织。清教主义与加尔文主义有很大交集,但两者并不等同:前者指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改革运动,后者则也可以用来描述接受主教制的神学家的思想。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将这些传统带到了爱尔兰和北美。新英格兰的公理宗与殖民地的长老宗承袭了彼此相关的神学传统,却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组织制度。
改革宗基督教也通过荷兰共和国的海外网络传播开来。教会在非洲南部、加勒比地区的部分地方、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扎根,但它们与殖民地居民的关系各不相同。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改革宗社群,而德语地区的一些地方则采纳了改革宗信条,与路德宗和天主教地区相邻而处。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帝国的宗教安排中承认了改革宗信仰的地位。这些地域差异塑造了教会成员身份与公民身份、教育及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自18世纪起,志愿传教团体和各宗派的传教活动将长老宗与改革宗的组织机构扩展到亚洲和非洲各地。自19世纪末起,长老宗在翻译工作、学校、医疗机构、福音传播及本土领袖的推动下,在朝鲜半岛尤为兴盛。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多个国家也形成了规模可观的信徒群体。由此发展而来的教会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欧洲教会的延伸:本土传道者、牧者、妇女组织和神学教育工作者共同塑造了这些教会的成长及其优先关注的事务。当代长老宗或改革宗教会的成员身份,也不一定意味着严格遵循所有古典加尔文主义教义。有些教会要求严格认同详尽的信条;另一些教会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认同改革宗传统,同时容纳多元的神学立场。
政治权威、社会伦理与经济阐释
加尔文主义政治思想形成于普遍认定教会与世俗政府应以某种方式合作的社会中。加尔文认为,执政者负有维护公共秩序、伸张正义和保护宗教的责任,同时将他们的职分与教会的圣职区分开来。因此,早期改革宗群体可能支持设立国教会,并惩处持不同宗教见解者。他们反对教皇权威,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自由。与此同时,围绕教会管辖权的争议以及对统治者的反抗,也催生了一些论证,后来为宪政与多元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法国宗教战争与尼德兰起义推动了关于反抗暴政的讨论。西奥多·贝扎于1574年出版的《论执政者的权利》,以及1579年以化名发表的《反暴君论》,都主张在特定条件下通过既有的政治权威进行反抗。这些论述并非直接赞同个人不受限制地发动叛乱。圣约话语可以将统治者与人民描绘为受相互义务约束的双方,而诉诸下级执政者则为反抗提供了一种制度性机制。后来的作者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了这些主题。然而,将加尔文主义与民主直接等同起来仍然会产生误导:改革宗群体曾支持共和制、君主制、寡头制以及其他政治体制。
关于职业召命、受托管理、慈善和正义的教导,为经济行为提供了指引。日常劳动可以被理解为对上帝的服事,而非在属灵价值上低于修道生活的活动。加尔文允许在旨在防止剥削的条件下进行某些有息借贷,由此不再一概禁止取息,但也没有赞同不受限制的金融活动。教会组织济贫救助,并对被认为有损经济或社会生活的行为实施惩戒。在神学上肯定生产性劳动和负责任地持有财产,与警惕奢侈、贪婪和漠视贫困并行不悖。
马克斯·韦伯在1904至1905年首次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这些主题作出了著名的社会学阐释。他认为,禁欲主义新教的各种形态,尤其是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那些,鼓励有纪律的劳动、节制消费,以及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论述中,对自己是否蒙拣选的焦虑,可能促使人们在有条理的行为中寻求蒙受恩典的迹象。韦伯并非简单地声称加尔文创造了资本主义,或新教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原因。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其论证的时间顺序、地域适用性及因果解释力提出了质疑,指出非加尔文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商业发展,宗教动机也具有复杂性。因此,考察加尔文主义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影响,最好着眼于具体的制度与环境,而不应将其视为一条从教义通向现代性的单一路径。
现代的重新诠释与持续的分歧
十九世纪的改革宗神学朝着多个方向发展。在1812年成立的普林斯顿神学院,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查尔斯·霍奇以及后来的本杰明·布雷肯里奇·沃菲尔德捍卫信条神学和圣经权威,并主张信仰与严谨的学术研究可以相容。他们的进路在保守派长老宗内部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其他神学家则致力于探讨历史批判、哲学唯心主义,以及对宗教经验不断变化的理解。由此产生的分歧不仅涉及拣选,也涉及圣经诠释、神迹、基督论以及教义权威的性质。因此,改革宗教会既参与了神学自由主义的发展,也参与了反对这一思潮的运动。
荷兰的新加尔文主义尤其与亚伯拉罕·凯波尔和赫尔曼·巴文克相关,旨在阐明基督教信仰对整个文化生活的意义。凯波尔于1880年参与创办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并于1901至1905年出任荷兰首相。他提出的“领域主权”原则区分了教会、国家、家庭和学校等机构各自应有的权威,否认其中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吞并其余所有机构。与此相关的普遍恩典教义则解释了,为何尽管罪存在于世,社会各处仍能产生思想、艺术和公共生活方面的善。这一纲领鼓励发展基督教学校、新闻事业、政治组织和学术研究,而不把所有社会机构都变成教会的分支。
卡尔·巴特在二十世纪提出了另一种神学重构。他的《罗马书释义》,尤其是1922年出版的第二版,对主要以人的宗教经验或文化成就为基础的神学提出了挑战。在《教会教义学》中,他围绕耶稣基督重新构建了拣选论,认为耶稣基督既是施行拣选的上帝,也是蒙拣选的人,从而大幅修正了传统的预定论。巴特是1934年《巴门神学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当时,纳粹势力试图重塑德国新教,该宣言反对让教会的宣讲屈从于其他权威。他的神学跨越宗派界限产生了广泛影响,但许多持守信条的加尔文主义者批评了他的圣经论和拣选论中的某些观点。
现代改革宗历史也包括围绕种族等级制度、殖民遗产、性别和教会合一展开的斗争。在南非,一些荷兰归正宗神学家以神学论证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另一些改革宗基督徒则反对这一制度。在这一背景下,荷兰归正宣教会于1986年通过《贝尔哈信条》,申明了对教会合一、和解与正义的承诺。改革宗教会通过国际组织开展合作;2010年成立的世界改革宗教会共融体是当今此类合作的代表,不过并非所有改革宗宗派都加入了这一组织。当代围绕圣经权威、按立女性、性议题以及对信条的认信要求所产生的分歧,既造成了新的分裂,也促成了新的联盟。在另一种语境中,“新加尔文主义”这一称谓指一场主要发生在福音派内部、尤其是北美地区的运动,其特点是重新关注加尔文主义的救恩神学。参与者可能仍保留浸信会或灵恩派的实践,而不全盘接受古典改革宗教会的敬拜方式、圣约神学和教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