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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宗教与神话 / synodality

同道偕行

同道偕行是基督徒通过参与、咨议及有序的教会权威,共同辨明并采取行动的实践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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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偕行是基督教会的一项原则与实践,强调信众共同参与教会的生活、辨明和治理。这个词源自希腊语 synodos,意为集会或聚集,其内涵并不止于召开教会会议,更关乎基督徒如何彼此聆听、商议共同的使命,以及在教会团体内行使权威。不同基督宗教传统赋予它的制度形式各不相同。在天主教会中,这一概念尤受重视,用以描述全体受洗者如何参与一个仍保有主教与教宗权威的教会。

当代天主教对同道偕行的理解结合了三个要素:全体信众的参与、主教们的集体责任,以及罗马主教的首席职务。这种理解将共同辨明既与完全由神职人员主导的管理模式区分开来,也与以政党竞争为基础的议会治理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也属于更广泛的基督宗教历史,涉及大公会议、教会会议、信众对教会决定的接纳,以及咨议等传统;其中,东正教、圣公宗和若干新教传统中的相应实践尤其重要。

因此,同道偕行同时提出了神学与制度层面的问题,包括:谁可以发言和作出决定,团体的判断与权威性教导有何关系,地方经验如何为普世教会提供借鉴,以及咨议如何促成可追责的行动,而不只是收集意见。

含义与神学基础

在当代天主教神学中,同道偕行指的是教会本身的一项特质,而不只是诸多行政程序中的一种。国际神学委员会于2018年发表的文件《同道偕行在教会的生活与使命中》区分了这一概念三种相互关联的用法:一种独特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体现这种方式的结构和程序;以及教会为共同分辨而聚集的特定活动。因此,堂区的日常交往、教区牧灵委员会以及全球性的主教会议,虽然并非同等性质的组织形式,却都可以具有同道偕行的面向。

这一理念的神学起点是洗礼,信徒藉此与基督结合,并成为教会团体的一员。洗礼所赋予的平等意味着,参与教会使命并非圣职人员的专属权利。不过,天主教教导仍区分了这份共同尊严与圣职、修会生活和平信徒圣召各自承担的不同责任。同道偕行力求阐明,这些有区别的责任如何同属一个团体,而不将平等与圣统制视为必然互不相容。

与此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信仰意识,即信徒藉圣神的工作而获得的辨识信仰的能力。sensus fidelium(信众的信仰意识)这一表述,则着重于信众共同具有的信仰意识。这些概念并不意味着任何调查结果或大众偏好都等同于基督信仰的真理。对这些概念的神学诠释包含参与教会生活、用心聆听圣经与圣传,以及乐于接受纠正。如何辨识信众判断的真实表达,仍是实践与神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道偕行也以将教会理解为共融为基础。这里的共融,是指在信仰、圣事与使命中共享生命,而不只是关系融洽或制度层面的共识。圣餐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在汇聚具有不同恩赐、承担不同职务的人时,也表达并成就了教会的合一。依此理解,同道偕行中的咨询,并不是附加在一个原本已完备的机构之上的外来民主机制;它旨在使教会已有的共融,在其关系与决策中具体呈现。

最后,同道偕行以传教使命为导向。咨询的目的不限于内部代表性或职务分配,而是关乎团体如何宣讲福音、服务处于不同境况中的人,并找出阻碍参与的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何同道偕行总是与“共融、参与、使命”相联系。这三个词将归属、投入和面向外界的行动联结起来,不过,它们在制度层面的具体落实方式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圣经先例与教会会议的发展

讨论共议性时,最常援引的圣经先例是《新约·使徒行传》第15章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归信基督的外邦人是否必须接受割礼并遵守摩西律法。这段记述包含意见分歧、保罗和巴拿巴的见证、彼得和雅各的发言,以及一封传达决定的书信。其中“圣灵和我们都认为好”这一表述,已成为阐释教会分辨的重要用语,表明这种分辨既涉及人的商议,也有赖于神的引导。

这一事件提供的是一种神学范式,而非完整的教会治理蓝图。《使徒行传》描述了使徒、长老及更广泛的信众群体各自承担相互关联却有所区别的角色,但并未规定现代协商、代表选任或投票的程序。《新约》的其他段落则提供了相辅相成的主题。《哥林多前书》第12章描述同一身体内多样的属灵恩赐,《使徒行传》第6章则记述信众群体参与遴选承担特定职事的人选。当代论述援引这些经文,将共同参与和职能的多样性联系起来。

自二、三世纪起,主教们便召开地区性教会会议,处理有关教义、纪律、圣事实践及教会间关系的争议。围绕复活节日期,以及如何对待在迫害期间背弃信仰的基督徒所发生的争论,推动了教会之间的协商。迦太基的居普良约于249年至258年间担任主教,他的记述是了解主教同侪、教士及基督徒民众共同参与协商的重要见证。他的书信也表明,协商并未消除分歧,其中也包括与罗马主教之间的分歧。

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既体现了早期公会议在教义上的权威,也反映了其制度上的复杂性。这次会议在君士坦丁皇帝主持下召集,处理了阿里乌派争议,并颁布了纪律法规。第5条法规规定定期召开教省会议,表明此类集会并非仅为应对重大危机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此后的公会议,包括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都在一个深受皇权、主教关系网络及管辖权争议影响的世界中,发展教义与教会秩序规范。

历史上的教会会议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平等主义的集会。主教通常在正式程序中拥有决定性地位,统治者能够施加重大影响,而各教会是否接受会议决定,有时会引发延续数代的争议。尽管如此,这段历史仍确立了一些持久的实践:集体商议、审查证言与文献、拟定决定,以及向其他信众团体传达决定。共议性汲取了这段历史的经验,同时将关注范围从会议本身扩展到更广泛的参与,以及会后对决定的接纳;正是这些过程使教会的决定得以落实。

梵二与现代天主教对共议性的重新发掘

1962年至1965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为现代天主教共议性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神学框架。大公会议并未以今日所用的这一专门术语来统摄其文献,而是更新了有关天主子民、受洗者的共同责任、地方教会之间的共融,以及主教团的相关教导。后来的共议性论述将这些教导结合起来理解,而非从大公会议的某一段文字中推导出这一概念。

1964年颁布的《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尤其重要。宪章第二章先论述天主子民,第三章才讨论圣统制。这样的编排将圣秩职务置于整个教会的生活之中。第12节讨论信友共同具有的信仰意识,第37节则承认平信徒有能力、有时也有义务,就关乎教会福祉的事务表达意见。这些段落支持信友参与,同时并不抹去牧者所承担的独特责任。

大公会议关于主教团体性的教导提供了第二项基础。主教不应仅被理解为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地方代理人;他们与其元首罗马主教一起,对普世教会承担责任。主教团体性与共议性彼此相关,却并不相同。前者关乎主教作为一个团体的身份与行动,后者则涵盖全体天主子民的参与,而主教团在其中履行其特有的职务。

1965年9月15日,教宗保禄六世通过宗座书函《宗徒般的关怀》(Apostolica sollicitudo)设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由此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让获选的主教能够向教宗提供咨询,协助其履职。此后召开的常务大会、特别大会及专门大会,讨论了福传、家庭以及特定地区的处境等议题。这一机构是大公会议后教会咨议实践的重要体现,但其设立本身并未解决全体信友如何参与这一更广泛的问题。

教宗方济各更全面地强调了共议性。2015年10月17日,在纪念世界主教会议成立五十周年的讲话中,他将共议性阐述为教会的构成性维度,并描述了一个天主子民、牧者与罗马主教依次参与的聆听过程。随后,2018年的宗座宪令《主教共融》(Episcopalis communio)加强了主教会议大会与会前、会后咨议之间的联系。这一发展使关注点不再仅限于会议本身,而是转向涵盖筹备、审议与落实的整个过程。

制度、权柄与教会法

天主教的同道偕行通过多种机构落实,而这些机构的法定权限各不相同。教区会议、堂区牧灵委员会、主教团与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大会并不能彼此替代。它们的成员构成、职权及其与负责牧者的关系,均由教会法规范。理解这些差异至关重要,因为“参与”可能意味着分享经验、就提案提供意见、给予法律所要求的同意,或行使决定性表决权。

根据《1983年天主教法典》,教区会议协助教区主教,为整个教区团体谋求福祉。圣职人员、修会成员及平信徒可依照法律及主教的安排参与。然而,法典第466条明确规定,教区主教是教区会议中唯一的立法者;其他成员仅享有咨询性表决权。因此,会议所形成的声明与法令,即使经过广泛的集体筹备,仍由主教以其权柄颁布。

牧灵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则提供了更为常设的组织架构。教区牧灵委员会调查、审议牧灵事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结论;其表决仅具咨询性质。堂区牧灵委员会也具有类似的咨询性质,并依照法典第536条规定的准则设立。经济委员会具有不同的法定职能,某些财务行为须按适用法律征询其意见或取得其同意。这些差异说明,不能仅以笼统的“聆听”一词,取代对某一机构参与所产生的具体法律效力的关注。

在更广的层面上,主教团推动共同的牧灵行动,但其运作并不等同于国家议会。主教团颁布具有约束力的一般法令的权限受到法律条件的限制,包括法典第455条所列的要求。东方天主教会有其自身的教会法体制,主要受《1990年东方教会法典》规范。在宗主教制教会中,主教会议在立法、主教选举及其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务上,承担着重要职责。

面向全球教会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通常负责讨论问题并提出建议,而非独立为普世教会立法。教宗可以授予其议决权,但其决定仍须经教宗批准。根据《主教共融》宗座宪令(Episcopalis communio),经教宗明确批准的最终文件,可以成为伯多禄继承人普通训导的一部分。这种批准并不意味着每一项建议都会立即成为可直接施行的法律:教义上的权威、牧灵指引与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立法,仍是可以区分的不同范畴。

聆听、分辨与决策的形成

共议同行的实践方法始于聆听,但聆听的目的比记录各人的偏好更为具体。参与者应分享教会生活的经验,用心聆听圣经,在不急于反驳的情况下听取他人的意见,并辨明共同行动的可能方向。用神学术语来说,这就是属灵分辨:努力判断什么符合福音和教会的使命,而不只是选择方便或受欢迎的做法。

2023年和2024年在罗马举行的大会采用了一种重要方法,称为“圣神内交谈”。这种方法通常分轮进行,依照既定程序,包括个人准备、每位参与者发言、静默,以及进一步交流哪些内容引起了共鸣、哪些问题需要关注。随后,各小组尝试厘清共识、分歧及后续步骤。这种方法旨在避免讨论被唇枪舌剑的争辩或少数自信的发言者主导。采用这一方法,并不意味着可以省去后续的神学评估和正式决策。

共议分辨与民意调查的区别,在于对依据和判断的理解。人数上的多数可以揭示一种重要倾向,但本身并不能确立教义上的真理。反过来,少数人的意见也可能揭示遭到忽视的经验或不容轻忽的异议。圣经、传承下来的训导、地方知识、神学专业知识,以及拟议行动的后果,都各有其作用。实践中的难题在于,要将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交代得足够清楚,以免诉诸圣神引导的说法掩盖了作出决定的理由。

一个反复出现的区分,是“形成决定”与“作出决定”之间的区别。许多人可以参与前一过程,而最终作出决定则属于主教或其他有权负责者的职分。然而,在真正的咨询过程中,掌权者不会把参与者的意见视为无足轻重。接受、修改或不采纳建议的理由十分重要,传达决定及评估其成效的机制同样重要。2024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最终文件,特别关注了教会生活中的透明度、问责与评估。

参与也取决于实际条件的安排。语言、读写能力、残障人士的无障碍条件、时间、交通费用,以及在神职人员面前发言的信心,都可能决定哪些人的经验能够被听见。通过现有教会组织进行咨询,可能会遗漏那些已不再经常参与教会生活,或不信任教会机构的人。以数字方式提交意见可以扩大参与范围,却也会引入其他选择偏差。这些因素意味着,咨询过程的设计本身就是共议同行的实质内容,而不只是“真正的”神学讨论开始前的一项行政细节。

2021—2024年的全球同道偕行进程

天主教这一通常称为“同道偕行会议”的进程,于2021年10月在教宗方济各领导下启动,正式主题为“为了一个同道偕行的教会:共融、参与和使命”。这一进程并非仅以在罗马举行的主教会议为中心,而是依次分为地方、全国、洲际和普世几个阶段。其明确提出的宗旨,是通过践行同道偕行本身,探讨教会如何能够更重视参与、更致力于使命。

初始阶段在各教区及其他教会团体中开展咨询。各方意见在逐级汇整后形成综合材料,而不是作为未经筛选的全球数据集直接上报。各国主教团编写了全国综合报告,为2022年洲际阶段工作文件《扩展你帐幕的空间》的编写提供了依据。随后,各洲会议结合本地区的经验审议这份文件。这一程序使反复出现的主题得以浮现,同时也引出了方法上的问题:地方差异和少数意见在逐级汇整的过程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留。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第十六届常务大会的首期罗马会议于2023年10月4日至29日举行。一项重要的制度变化,是接纳包括女性在内的非主教成员,并赋予他们投票权。以往的大会已有非主教人士以不同身份参与,但此次扩大享有投票权的成员范围,仍是一项显著的发展。主教依然占多数,大会也仍属于教会法所规定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体制,并未成为拥有独立最高权力的代表机构。

2023年的会议发布了一份综合报告,列明已形成的共识、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以及各项建议。议题包括女性的角色、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之间的关系、权力的行使、培育、使命,以及因自身处境而处于日常教会生活边缘的人士如何参与。报告区分了已取得一致意见的事项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未将全部讨论呈现为一个已有定论的统一立场。

第二期罗马会议于2024年10月2日至27日举行,并于10月26日通过了最终文件。教宗方济各批准了这份文件,并决定不再另行颁布会后宗座劝谕。在一份日期为2024年11月24日的附注中,他指出,这份文件属于其日常训导的一部分,并呼吁教会接纳落实。同时,这份文件并非一部法典,并不意味着其中每项建议都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直接施行。

这一进程还区分了大会议程与交由2024年成立的研究小组处理的问题。后者包括若干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神学、教会法和牧灵事项。因此,罗马会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咨询期间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这一进程在制度上的重要性,部分正在于这种规模和定位的转变:同道偕行被视为一种持续的教会生活方式,其成效将取决于各地方的接纳、法制的发展、培育及具体实施。

各基督宗教传统中的同道偕行

同道偕行并非天主教所独有,不过,当代天主教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具有独特的神学与制度特征。在东正教中,主教会议是教会治理的核心。地方教会通常设有神圣主教会议,主教之间的关系则以主持主教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一份经常被引用的古代文献是《使徒教规》第34条,其中阐述了某一区域内的主教与他们公认居首位者之间的相互义务。

东正教的讨论常将同道偕行与“公议性”(conciliarity)联系起来,在某些语境下也会联系到斯拉夫语术语“索博尔诺斯特”(sobornost)。这些术语的含义有所重叠,却并不完全等同。“索博尔诺斯特”逐渐形成了与教会有机合一相关的特定神学意涵,尤其体现在十九世纪俄国思想中。组织结构差异很大的教会,也可能实行正式的会议制治理。因此,不能仅凭某个会议是否使用“synod”一词,就推断其具有何种权威。

2016年6月在克里特岛举行的神圣大公会议,既体现了东正教的公议实践,也反映出其中的困难。十个自主东正教会参加了会议,另有四个未参加。这次会议表明,即使在高度重视主教共议的教会之间,也会出现筹备、代表性、共识及会议成果的接纳等问题。有关首席权及各自主教会之间关系的争议,仍然关系到如何召开全东正教会议,以及这样的会议如何获得接纳。

圣公会和新教传统提供了不同的模式。英格兰教会的总议会由主教院、圣职人员院和平信徒院组成,在其既定的宪制框架内承担立法职责。长老宗教会通常通过堂会层面及更广层面的长老议会来组织治理,而一些信义宗和改革宗教会则使用“synod”一词指称地区性机构或总议会。这些制度不能简单地与天主教的咨询议会相对应,因为它们对圣职、代表性及最终权威的理解各不相同。

在普世教会运动的对话中,同道偕行为探讨彼此分裂的教会中权威与参与如何相互关联,提供了一条途径。天主教与东正教神学对话于2007年发表的《拉文纳文件》,考察了地方、区域和普世层面的共融、公议性与权威。2016年的《基耶蒂文件》则探讨了第一个千年中的同道偕行与首席权。这些工作并不意味着各教会已经拥有共同的宪制模式,而是确立了一个可供比较的领域:在其中,主教的领导、团体的参与及首席权必须一并考量。

代表性、问责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是,共议同行中的参与和民主有何关系。天主教的论述通常不认同将教会视为一个拥有主权、能够以多数票决定教义的选民群体。然而,共议同行工作采用的许多方法——代表遴选、审议、公布议程、投票和报告——也见于民主制度。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权威的来源和界限,而不是断言所有民主程序都与教会生活不相容。

代表性也带来了相关的难题。参与者可能因其职务、经选举产生、具备专业知识、来自某一地区,或拥有某种亲身经历而获选。这些不同的依据并不赋予他们相同的代表权限。主教代表地方教会的方式,与民选的平信徒代表或受邀的神学专家有所不同。此外,参与咨询的人通常并不是全体已领洗天主教徒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样本。因此,对于声称已达成广泛共识的报告,必须结合参与者的构成、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意见的汇总方式加以解读。

在教会治理失误已然显露的地方,共议同行与问责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虐待及其掩盖行为暴露了保密、权力集中和监督不足所造成的后果。共议同行的组织架构可以为提供证言和审视制度创造条件,但咨询并不等同于独立调查或法律问责。开展倾听活动,不能取代保护程序、受影响者的权利,也不能替代民事与教会当局依法行使职权。

女性的参与是检验制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天主教女性在神学、牧灵、行政和教育等领域服务,但按照天主教的教导和法律,司铎圣秩仍仅限于男性。女性以有表决权的成员身份参与2023年和2024年的大会,改变了共议同行的一项具体程序,但这一变化本身并未改变上述教导。因此,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出任教会法所规定的职务、现有职事获得认可,以及有关女性执事的历史和神学研究等问题,必须加以区分,而不能一概而论。

另一个难题涉及地方多样性与普世共融之间的关系。不同地区面临着各异的牧灵处境、法律环境、资源条件和宗教实践模式。允许地方自行判断,可以使决策更切合实际需求,但也会引出合理差异应以何为界的问题。统一制定的规则或许能够确保一致性,却可能无法充分回应具体处境。共议同行并不提供自动化解这一张力的公式;其制度性建议必须明确,哪些事务属于地方当局的权限,哪些需要协调,哪些则保留给普世教会当局处理。

接纳落实的问题将上述难题联系起来。一份共议同行文件即使已获正式批准,也可能仍鲜为人知,或在各地落实程度不一。其成效取决于能否转化为培育工作、预算安排、人员任命、议事机构的程序,以及可供审查的决策。因此,落实本身也应成为一个独立的考察对象:咨询是否定期进行,决策的理由是否得到说明,处于边缘地位的参与者是否能够安全地表达意见,以及主管当局是否评估实际成效,而不是把文件的形成视为整个过程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