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教会大分裂是后来分别发展为天主教会和东正教的东西两方教会长期分离的过程。通常以1054年教宗代表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相互谴责为分裂的标志,但其根源是双方数百年来在教会权威、教义、礼仪及管辖权方面的分歧。当年的事件既没有造就两个全新的教会,也没有立即在双方之间划出一条各地普遍认可的界线。双方的分离在不同地区以不同速度逐渐固化,与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冲突及彼此对立的教阶体系的建立,尤其加深了这一分裂。
这场分裂将中世纪基督教的两大传统分隔开来;在此之前,双方一直通过古代晚期的帝国教会维系着联系。两者都保留了主教传承、圣事礼仪以及早期大公会议的教义遗产,但对于普世教会应如何治理,以及如何区分正当差异与偏离信仰的做法,双方的分歧日益加深。这段历史涵盖了君士坦丁堡的崛起、教宗权威主张的发展、围绕“和子句”(Filioque)的争论、1054年的对峙、1204年君士坦丁堡遭劫掠,以及此后多次恢复共融的尝试。
帝国的地理格局与不同基督教世界的形成
这场分裂的制度背景,在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与行政体制变革。早期基督徒团体以主教为中心组织起来,其中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的教会尤其具有影响力。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君士坦丁堡建为帝国首都,逐渐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接近皇帝和政府机构,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日益提升,尽管君士坦丁堡并不像若干历史更悠久的主教座那样,能够宣称自身与使徒有渊源。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以该城是“新罗马”为由,将其主教的位次定为仅次于罗马主教。
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通过第二十八条教规,进一步提升了君士坦丁堡的地位,赋予它与其帝国地位相称的特权,并划定了它在东方若干地区的管辖权。教宗良一世接受了公会议的教义定义,却拒绝承认这条教规。这一分歧显露出双方对教会位阶的不同解释:罗马强调与使徒彼得相关的权威,而君士坦丁堡地位提升的依据,主要是其作为帝国首都的政治地位。这些立场尚未构成完整的教会体制理论,却为后来的争端提供了反复援引的论据。
帝国在西部行省的统治逐渐衰弱并最终崩溃,使东西教会在实际运作上的距离进一步扩大。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在各继起王国之间开展活动,同时与东部皇帝保持着复杂的关系。通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帝国,始终自认是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期间,帝国通过再征服一度恢复了对意大利的控制,但随后的战事、伦巴第人的扩张以及政治局势的变化,削弱了君士坦丁堡治理意大利半岛的能力。
语言差异也日益加深了这种隔阂。希腊语在东方神学中仍占主导地位,而拉丁语则成为西方教会学术与行政的主要语言。双语思想交流仍在继续,但能够不借助翻译便理解另一传统论述的教会领袖越来越少。由此,在共同的基督教传承之内,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教育机构和礼仪书籍。
七世纪穆斯林统治的兴起,也改变了原有的基督教世界。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脱离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不过当地的基督徒团体和牧首区仍然存续。因此,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然而,这场分裂从来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所有西方基督徒与所有东方基督徒之间的分离:一些东方教会早已因先前的基督论争议而分离,后来各基督徒群体在共融关系上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教宗首席权与教会组织
希腊与拉丁基督徒都承认,罗马享有格外重要的地位。分歧在于这一地位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影响。罗马主教援引本教会与伯多禄和保禄的渊源、福音书中基督对伯多禄所说的话,以及罗马曾为主教辩护或裁决争端的先例,作为其主张的依据。教宗首席权的教义正是在这些经文诠释与历史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在第一个千年间,这一教义的含义并不始终一致,各教会对罗马介入教务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东方主教普遍承认,罗马在各大主教座的次序中居于首位,但并不一贯将这种优先地位理解为对所有地方教会都拥有常规管辖权。他们强调主教共同行使的权威,尤其是通过大公会议行使的权威。按照这种理解,普世教会体现于各地方教会之间的共融,而这些教会共享同一信仰和圣事。罗马可以承担特殊的协调或受理上诉的职能,却不必行使后来成为中世纪教宗制度特征的直接行政权力。
通常称为五大牧首制的体制,将教会的领导权与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五大主教座联系起来。这一体制在帝国立法和教会会议实践中逐步成形,尤其是在六世纪。它的运作方式并非五个现代机构之间的平等合作,罗马也不接受东方对这一体制的所有解释。此外,帝国体制之外的主教也无法简单地纳入这一安排。尽管如此,五大牧首共治的理想仍有助于阐明东方的一项信念:任何一位牧首都不能单方面重新界定共同的信仰。
政治变局加深了这些分歧。教宗与法兰克统治者结盟,以及查理曼于800年加冕为皇帝,使西方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权力中心。这对拜占庭自称为罗马帝国唯一延续者的主张构成了挑战。在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中,西方倡导教会革新的人士日益强调教宗独立于世俗统治者,以及教宗在教会内部的权威。这些发展并不只是重申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以往合作所依据的观念。
如果将整个中世纪的冲突视为围绕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后来明确界定的教义而展开的争论,便是时代错置。早期的分歧涉及的是具体问题:谁有权审判牧首,教宗能否推翻东方教会会议的决定,什么使一次教会会议具有普遍约束力,以及与罗马共融是否是成为普世教会一员的必要标准。这些问题使个别争端演变为围绕教会权威结构本身的冲突。
和子句与三位一体教义的语言
延续最久的教义争论围绕着和子句(Filioque)展开;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是“及子”。与325年和381年两次大公会议相关的尼西亚信经宣告,圣灵“由父而出”。在拉丁西方的部分地区,人们在这一句中加入了“及子”。这一增补并非通过一道普世法令推行,而是逐渐传播开来。有确凿史料表明,它与西哥特王国从阿里乌派基督教改宗有关,尤其与589年的第三次托莱多会议有关,后来又在法兰克地区的礼拜中确立下来。
西方神学家认为,这一表述体现了三位一体中父、子与圣灵的密切关系。他们尤其依据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思想,教导圣灵由父及子而出,但并非出自两个彼此独立的神性本源,而是在神性的一体之中发出。针对那些将子置于从属地位的教导,这一表述也能强调子完全的神性。东方的反对意见则产生于另一套神学用语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父作为子与圣灵的本源或原因,其独有的地位尤为突出。
语言上的困难不容小觑。希腊语术语 ekporeusis 可以专指从最初本源而出的发出,而拉丁语 processio 的含义则更为宽泛。因此,拉丁神学家认为与父的独有地位相容的表述,在希腊语读者看来,却可能是在神性之中引入了第二个原因。一些东方作者接受将圣灵描述为“藉着子”而来的表述,但这种说法与拉丁文增补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争议。翻译问题并没有消除实质性的分歧,却使这些分歧更难厘清。
另一个独立的问题是:谁有权修改全教会所领受的信经?即使某位神学家愿意考虑以正统方式解释这一拉丁文表述,也仍可能反对单方面将其加入信经。教宗良三世支持西方这一教导在神学上的正当性,却反对在罗马使用的信经中加入该词句;他曾命人展示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信经,两者都不含这一增补。直到1014年,亨利二世皇帝到访期间,罗马本身才在礼仪中采用了增补后的信经。
因此,这场争论交织着教义、语言和教会论的问题。它不只是关于多加一个词的争执,也不能完全归结为误译。东方的批评者追问:这一表述是否保全了父作为唯一根源的地位,以及任何地方教会是否有权修改共同的信仰宣认。西方的辩护者则将这一增补视为对传承教义的正当澄清。随着共融关系日益削弱,双方越来越多地依据彼此在教会体制上的冲突历史,来解读对方的措辞。
礼仪实践、教会纪律与文化疏离
敬拜方式和教会纪律上的差异,逐渐成为彰显教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尽管其中许多差异早在被视为共融障碍之前就已存在。最广为人知的争端涉及圣餐所用的饼。拉丁教会日益普遍地使用无酵饼,而拜占庭教会则使用有酵饼。希腊教会的论战者将酵与复活的基督联系起来,批评拉丁教会的做法是对犹太习俗的不当模仿。拉丁教会的辩护者则援引最后的晚餐是在逾越节期间举行这一背景,驳斥了使用无酵饼会使圣事无效的说法。
神职人员的婚姻问题是另一个冲突点。拜占庭传统允许已婚男子受任为执事和司祭,但要求主教不得处于婚姻状态,且通常从修道者中选任。受任后一般不得结婚。西方改革者则日益坚持神职人员应当禁欲,并强制推行独身制,不过实际执行情况差异很大。这些制度安排各有其教会纪律的发展历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东方神职人员可以结婚,而西方神职人员则自始至终一律独身。
其他分歧涉及星期六守斋、四旬期的起始时间与持续天数,以及饮食规定。691至692年召开的特鲁洛会议将东方的若干教会纪律惯例编定成文,并批评了与罗马相关的一些习俗,包括神职人员禁欲和星期六守斋的某些做法。会议所制定的教规,在西方并未像在拜占庭教会那样获得接纳。这场争端揭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某一地区视为宗徒传统之权威体现的习俗,在另一地区看来,却可能只是地方强加的规条。
在最终分裂之前,围绕宗教图像的争论也使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在八至九世纪的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期间,历任教宗大体上都捍卫圣像敬礼,反对帝国的相关政策。然而,这段历史也说明,教义上的立场并不总是与持续存在的东西方分野相吻合。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恢复了圣像敬礼,罗马也支持其核心教导。法兰克方面对这次会议的批评,则因拉丁文译本不够准确,以及法兰克与拜占庭之间的政治竞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当礼仪差异与谁才属于真正教会的主张联系起来时,它们就格外容易造成分裂。论战作者有时将陌生的习俗视为教义败坏的证据,而非正当的多样性。此类指控往往比严谨的神学论证更容易传播。尽管如此,日常往来并未立即中断,对另一传统的认可也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商人、旅行者、朝圣者以及不同群体混居地区的居民,仍不断接触到礼仪习惯与自身不同的基督徒团体,即使教会当局越来越倾向于从彼此对立的角度界定这些差异。
早期的共融中断与九世纪的对抗
在1054年之前,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共融已经历过数次严重中断,却仍得以恢复。持续于484年至519年的阿卡基乌分裂,起因是教会试图调和各方对迦克墩公会议的不同立场。芝诺皇帝于482年颁布《合一诏令》,试图通过一套避开某些争议措辞的表述来达成共识。罗马拒绝由此形成的和解方案,并谴责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基乌。双方最终在查士丁一世统治时期恢复共融。这段经历既表明共识十分脆弱,也说明和解始终存在可能。
更直接的先例是九世纪的佛提乌分裂。858年,依纳爵被罢免后,佛提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原是一位杰出的世俗学者,在短时间内接连领受各级圣秩,升任牧首,却遭到前任支持者的反对。教宗尼各老一世介入争端,否认佛提乌的牧首地位,转而支持依纳爵。由此,牧首任命是否合法的问题,与罗马是否有权裁决君士坦丁堡事务这一更广泛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围绕保加利亚展开的竞争加剧了这场对抗。保加利亚统治者鲍里斯一世于860年代皈依基督教,并寻求有助于维护其政治独立的教会体制安排。他同时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进行谈判。由哪一方教会来组织和监督保加利亚的基督教事务,牵涉语言、教育、外交及地区影响力。拉丁传教士的做法也成为拜占庭方面批评的对象,使管辖权之争与有关斋戒、教规和信经的争议联系起来。
867年,在佛提乌主持下于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一次会议谴责了教宗尼各老一世;佛提乌还传布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文书,批评西方教会的新做法,其中包括“和子句”。政局变动很快使他的处境逆转:巴西尔一世皇帝罢免了他,并恢复依纳爵的职位。869至87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会议谴责了佛提乌。然而,依纳爵去世后,佛提乌重新就任牧首,879至880年召开的会议则在教宗使节出席的情况下恢复了双方的共融。天主教与东正教传统对这些会议的认可情况及其后来的解释,逐渐产生了分歧。
九世纪的危机并未造成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分裂。它的重要性在于,后来反复出现的诸多问题在这一时期集中显现出来:教宗权威、牧首的合法性、传教管辖权以及信经之争。这场危机也表明,皇位更替与宫廷政治在教会争端中具有重要作用。同一套制度机构既可能使冲突升级,也能够通过谈判促成和解;而后世带有论战色彩的历史叙述,则可能将一次暂时的共融中断,重新解释为通往不可避免的分裂的一个阶段。
1054年的对峙
1054年对峙的直接背景是意大利南部的局势,拜占庭人、伦巴第人、教廷和诺曼人的利益在此交错。希腊礼与拉丁礼社群毗邻而居,使教会管辖权与礼仪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教宗良九世将诺曼人的扩张视为重大威胁,而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也有理由寻求合作,共同对抗诺曼人。1053年,教宗在奇维塔特战役中战败被俘,地位因而削弱。因此,外交谈判展开的同时,教会之间的交锋也日益激烈。
自1043年起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米海尔一世·色路拉里乌斯成为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据记载,随着有关方面要求城内拉丁教会改变礼仪惯例,这些教堂遭到关闭;不过,具体情形只能依据带有立场偏向的史料加以重建。东方总主教奥赫里德的良致信特拉尼的若望,批评拉丁教会的做法,尤其是使用无酵饼举行圣餐,以及在星期六守斋。争论传到罗马后,席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洪贝尔撰写了措辞强硬的答复,捍卫罗马的权威,并抨击希腊教会的批评。
良九世派遣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由洪贝尔率领,同行的还有洛林的腓特烈和阿马尔菲总主教伯多禄。使节与色路拉里乌斯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而皇帝仍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1054年4月19日,良九世在最终对峙发生之前去世。他的去世引出了一个教会法问题:使团的授权是否仍然有效?后世对此有不同解释。因此,若将使团此后的每一项行动都简单描述为在位教宗作出的新决定,便会造成误导。
1054年7月16日,洪贝尔及其同伴将一份绝罚诏书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诏书谴责的是色路拉里乌斯及其中点名的同道,而非明确将所有东方基督徒逐出教会。文中充斥着笼统的指控和错误,包括指责希腊教会擅自从信经中删去“和子句”,尽管这一增补本来就源于西方。随后,使节们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同月稍后,色路拉里乌斯主持召开教会会议,谴责了使节及其文书,但并未相应地谴责整个西方教会。
这些事件后来获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们当时的直接影响。双方都没有颁布一项彼此承认的法令,将整个基督教世界永久划分为两个团体。东方其他牧首区并未直接参与这场交锋,普通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立即将其理解为一次不可挽回的决裂,也尚不确定。然而,这场对峙体现了双方在权威和宗教实践方面的深刻分歧,此后也未能达成长久的和解。因此,1054年成为传统上标志东西教会分裂的年份;这场分裂的根源早已存在,而其格局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仍在继续固化。
十字军东征与分裂的固化
十字军东征起初既创造了合作的机会,也带来了冲突。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为抵御土耳其人的扩张而向西方寻求军事援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在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之前,曾途经拜占庭领土。然而,拜占庭统治者与西方十字军领袖的目标并不一致。围绕誓约、收复领土、军事援助以及被征服城市的治理所产生的争端,滋生了彼此的猜疑。宗教上的团结并未消除相互竞争的政治利益,也未弥合双方对皇帝权威的不同期待。
拉丁教会组织在东方领土上的建立,使分裂变得更加具体。在安条克、耶路撒冷等地,十字军的征服使拉丁礼宗主教和主教进入了原本已有希腊教会圣统体系及其他古老基督教团体的地区。各地的安排不尽相同,有时仍能维持地方层面的相互通融,但相互竞争的主教管辖权主张直接引出了教会论问题:两位主教可能同时声称拥有同一教座,却分属日益分离的共融体系。由此,分裂被固化于制度之中,不再只是教会高层人士之间的争论。
暴力使这些争端转化为关于创伤的集体记忆。1182年,在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崛起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中,君士坦丁堡发生了针对拉丁人的大屠杀,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并加剧了西方的敌意。1185年,诺曼军队攻占并洗劫了塞萨洛尼基。这些事件不应被混为一谈,也不应成为后来袭击的正当理由,但它们构成了当时背景的一部分,使宗教与政治上的敌对情绪相互强化。
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灾难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于债务、威尼斯的利益以及对拜占庭王朝事务的干预等多重因素,这支远征军改变了行军方向,于1204年4月攻占君士坦丁堡。洗劫期间发生了杀戮、掠夺、破坏和亵渎教堂的行为。圣物与圣髑被运往西方。征服者建立了拉丁帝国,并设立拉丁礼宗主教区,而拜占庭的继承国家则在其他地方形成。教宗英诺森三世谴责了十字军的部分行径,但也试图利用由此形成的政治局势推动教会合一。
对许多拜占庭基督徒而言,相比1054年的外交对峙,1204年的事件更直接地解释了教会为何分裂,也带来了更深的创伤。1261年,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拉丁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却未能消除由此产生的不信任。这些事件并未使一切接触都变得不可能,也没有抹去此前的教义争端。然而,它们使拉丁教会的权力主张与征服之间的联系更加牢固,并大幅压缩了政治与宗教层面的和解空间。
中世纪的公会议与未能成功的教会合一
双方始终认为教会合一是值得追求的,尽管对合一的条件存在分歧,因此恢复共融一再成为双方的目标。拜占庭皇帝往往出于外交与安全方面的考虑寻求和解,而教宗通常要求对方承认罗马的权威,并就有争议的教义达成一致。这些动机不能简单归结为不择手段的政治算计:无论是谈判者还是反对者,宗教信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协议能否落实,仍取决于统治者、教会官员、神职人员及更广泛的信众群体,能否接受对合一基本一致的理解。
在1274年的第二次里昂公会议上,米海尔八世皇帝的代表接受了一项合一协议,其中包括承认教宗首席权,以及西方关于圣灵发出的教义。米海尔的目标之一,是降低西方进攻其重建帝国的危险,尤其是来自安茹的查理的威胁。这项协议在拜占庭教会与修道界遭到强烈抵制。皇帝为强制推行协议所作的努力引发了冲突,而未能使其得到稳固的接纳;米海尔于1282年去世后,合一协议便被放弃。
1438至1439年的佛罗伦萨公会议促成了更为深入的神学交流。随着奥斯曼对拜占庭的压力加剧,约翰八世·巴列奥略皇帝与一支规模庞大的东方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讨论涉及“和子句”、教宗首席权、炼狱以及圣餐礼实践。1439年7月6日颁布的《愿诸天欢欣》(Laetentur caeli)谕令宣布恢复合一。谕令主张,希腊语与拉丁语关于圣灵的表述可以调和,并确认了罗马的首席权,但其措辞后来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出席会议的希腊主教大多签署了协议,但以弗所的马可成为主教中主要的反对者。与会者的认可并未转化为拜占庭教会的广泛接纳。一些签署者随后撤回支持,神职人员、修士和平信徒中也出现了反对力量。合一与西方军事援助相联系,使其在政治上更为迫切,却也容易让人认为,教义上的让步是在外部压力下作出的。
1452年12月,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前不久,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一场合一礼仪,但未能促成长久的和解。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牧首区仍未与罗马共融。此后数个世纪,一些东方基督徒团体在保留东方礼仪和教会规制的同时,与教宗建立共融,成为东方天主教会。这些发展带来了更多样的基督徒生活形式,但也引发了关于管辖权、财产及合一含义的新争端,在天主教与东正教群体交错共处的地区尤为如此。
现代对话与大分裂的意义
现代历史研究通常将大分裂视为一个过程,而非单一事件。1054年仍具有重大意义,但将其视为分裂的标志年份,不应掩盖此后地方层面持续存在的接触,也不应忽略后来事态发展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区分了11世纪谴责所直接针对的对象与最终整个教会群体的分离。他们也考察后世的追溯性叙事如何将一段复杂的历史,转化为一个明确的分裂起始日期。
1965年12月7日,教宗保禄六世与普世牧首雅典纳哥拉一世就1054年的谴责发表联合声明,带来了重大的象征性转变。这份声明发表于两人1964年在耶路撒冷会晤之后,将那些判决从教会的记忆与生活中消除,并对与之相关的冒犯言辞、指责和行为表示遗憾。声明并未恢复完全共融,也未解决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教义及管辖权问题。其意义在于,不再将沿袭下来的相互谴责视为双方关系应有的框架。
1979年,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神学对话国际联合委员会成立,为持续讨论提供了制度性平台。委员会的工作探讨了圣事共融、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体制之间的关系,以及首席权与会议制之间的相互作用。2007年的《拉文纳文件》讨论了地方、区域及普世层面的权威与共融。2016年的《基耶蒂文件》考察了第一个千年中的首席权与共议性,而2023年的《亚历山大文件》则考察了第二个千年中的发展及其对当代的意义。
这些讨论既面临教义问题,也面临代表性问题。东正教会是由各自治教会组成的共融体,并非由一位拥有相当于教宗权力的牧首统辖的机构。因此,东正教各教会之间的分歧可能影响其参与国际对话。在天主教方面,对教宗权威的界定,必须结合后来有关主教集体性以及东方基督教传统正当多样性的教导一并考虑。就历史叙述达成一致,并不会自动带来对当前管辖权的一致意见。
尚待解决的问题相互关联,却又各不相同。其中包括普世首席权的范围、教会会议的权威及其被接纳的情况、“和子句”的神学解释与礼仪使用,以及在教会历史存在争议的地区,天主教与东正教群体之间的关系。两大教会都承认,双方在《圣经》、早期基督教教义、主教职务和圣事生活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基础。然而,双方仍未实现完全的教会共融;历史上对特定谴责的撤销,也未消除数百年来形成的制度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