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一世(约482—565年)于527至565年在位,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帝国展开了六世纪规模最大的恢复地中海沿岸帝国统治的行动,编纂了后来被称为《民法大全》的罗马法汇编,并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尽管通常被归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查士丁尼却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罗马,宣称对昔日的罗马领土拥有统治权,并将捍卫基督教正统信仰视为皇帝的职责。
他的成就有赖于一套复杂完备的行政体系,也离不开妻子狄奥多拉、将军贝利撒留和法学家特里波尼安等人的协助。反抗与灾难同样影响了这些成就:尼卡起义险些推翻他的统治,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各行省的资源不堪重负,一场大瘟疫也在他统治期间袭击了帝国。因此,查士丁尼留下的历史遗产,既包括影响深远的制度成就,也伴随着对帝国扩张的代价及其可持续性的争议。
出身、即位与皇室
查士丁尼约于482年出生于巴尔干中部的陶雷西乌姆,通常认为其位于今斯科普里附近,但他的出生地尚未得到完全确证。他的家族属于当地讲拉丁语的行省居民。他的舅父查士丁投身军旅,在帝国近卫军中逐步晋升,并于518年成为皇帝。查士丁尼原名中包含彼得鲁斯·萨巴提乌斯;“查士丁尼努斯”这一名字则反映了他被纳入查士丁家族的身份。在一个军队和行政机构都从巴尔干及安纳托利亚各地招揽有志之士的帝国里,他的行省出身并不罕见。
关于查士丁尼早年所受的教育,确切信息很少,但他后来的活动表明,他长期深入参与法律、神学与帝国行政事务。在查士丁一世统治期间,他担任要职,并在公共生活中占据显要地位。521年,他出任执政官,为庆祝就任而斥巨资举办竞技表演、发放赏赐。他在查士丁统治时期确有重大影响,但过去那种认为他自518年起便实际掌控政府一切事务的解释,其断言程度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527年4月,查士丁将他擢升为共治皇帝;同年8月1日查士丁去世后,查士丁尼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查士丁尼大概于525年与狄奥多拉结婚。她此前曾以演艺为业,而在罗马上层社会,这种职业会使人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境地。查士丁在位期间颁布的法律允许已离开舞台的女性与元老等级的男性结婚,从而消除了二人结合的一项障碍。527年,狄奥多拉与查士丁尼一同加冕,此后成为一位罕见地活跃于公众视野的皇帝伴侣。她接见外国使节,扶持慈善和宗教机构,并干预官员任命及教会争端。同时代的记述虽然对她的作为评价悬殊,却都承认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皇室始终是提供庇护与接近权力的重要渠道。狄奥多拉与反对迦克墩公会议的教会人士保持联系,查士丁尼则公开维护该公会议的权威。这种差异未必意味着双方形成了一套有章法的政治分工,也反映了二人各自不同的信念与人脉。夫妇二人没有存活下来的子女。548年狄奥多拉去世,查士丁尼由此失去了在其统治前期和中期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伴侣。
查士丁尼最终的继承者是他的外甥查士丁二世,后者于565年11月即位。这次皇位传承说明了家族关系的重要性,却不意味着当时存在固定的世袭制度。皇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王朝血统与地位、宫廷安排、军队认可及公众承认等多种因素的结合之上。查士丁尼本人的即位也遵循了这一模式:他与查士丁的亲属关系为他创造了机会,但将这一关系转化为最高统治权的,是头衔、官职、仪式和精英阶层的支持。
政府与尼卡暴动
查士丁尼通过从晚期罗马国家继承的机构进行统治,包括宫廷、禁卫大区、行省总督、财政部门以及职业化的军事指挥体系。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但权力的行使有赖于官员,由他们解释命令、征收赋税、主持司法,并与行省精英沟通。查士丁尼的立法反复强调,良好的治理既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也需要依法行政。其中频繁出现的反腐禁令,也反映出朝廷要管束远离首都的官员何其困难。
在他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中,有卡帕多西亚人约翰,他在5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东方禁卫大区长官。约翰推行财政紧缩和行政改革,但在对他抱有敌意的记述中,他因严苛的征税手段而声名狼藉。负责重大法律编纂工程的特里波尼安同样受到贪赃受贿的指控。这类指控并不总能与精英阶层对他们的敌意区分开来,但到532年1月,对这些官员的反对已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影响的因素:君士坦丁堡的骚乱由此发展为尼卡暴动。
起义爆发之际,蓝党与绿党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这两派是与战车竞赛相关的主要竞技场派别。它们并不只是体育社团,却也不是具有一贯社会纲领或神学主张的稳定政党。当局试图处决若干派别成员后,两派共同提出的赦免要求逐步升级为对政府的攻击。“尼卡”意为“征服”或“获胜”,暴动便因这一口号而得名。大火烧毁了首都的大片地区,其中包括此前的圣索菲亚教堂。
查士丁尼撤换了约翰和特里波尼安等不得人心的官员,但让步未能恢复秩序。反对者拥立前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侄子希帕提乌斯为帝。据普罗科匹乌斯记载,宫廷一度考虑出逃,直到狄奥多拉力主抵抗,宣称帝王的紫袍正是合适的裹尸布。这篇演说是以文学化叙述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并非逐字实录。最终,朝廷动用贝利撒留和蒙杜斯率领的军队,攻击聚集在大竞技场的起义者。当时的记述称,死者数以万计,通常给出的数字约为三万人;虽然这一数字无法得到独立核实,但杀戮规模极其庞大。
镇压使查士丁尼重新掌控了局势,随后希帕提乌斯被处决,受到牵连的精英遭到财产没收。这也为市中心的大规模重建创造了条件。然而,暴动并未催生一套全新的统治体制。查士丁尼仍然依赖既有的行政架构,最终还重新起用了重要官员。他在530年代推行的行省改革,旨在减少弊政、规范买官行为,并在部分地区合并军政权力。这些改革的落实程度参差不齐,表明帝国立法与地方行政实践之间始终存在差距。
罗马法的编纂
查士丁尼在制度建设方面影响最为持久的事业,是对罗马法的整理。到六世纪,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分散在数套彼此重叠的体系中,包括皇帝敕令、早先的法律汇编、古典法学家的著作,以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解释传统。条文之间的矛盾、过时的规定,加上浩繁的材料,使司法适用变得复杂。查士丁尼政府并非从无到有地创立罗马法,而是在颁布大量新法的同时,对传承下来的材料加以甄选、修订,并赋予其权威地位。
528年,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编纂新的皇帝敕令集。由此编成的《查士丁尼法典》于529年问世,取代此前各类汇编,成为官方适用的法典。此后的立法变动很快使修订成为必要,第二版遂于534年颁布。这部修订后的法典共分十二卷,也是传世至今的版本。其内容涵盖教会组织、公共行政、私有财产、家庭关系、刑事犯罪和诉讼程序等领域。
530年,一项规模更大的编纂工程在特里波尼安的主持下启动。委员会审阅了早期罗马法学家的著作,将选取的片段汇编成五十卷的《学说汇纂》,又称《潘德克特》,于533年颁布。乌尔比安、保罗、帕比尼安和盖尤斯等法学家的著作构成了其中的大量内容。编纂者获准删去重复之处、调和意见分歧,并修改措辞或规则,使其符合当时的法律。因此,《学说汇纂》既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古典法学思想,也体现了六世纪编纂者所作的编辑调整。
同样于533年颁布的《法学阶梯》是一部入门教材,部分内容以盖尤斯的早期著作为基础。全书分为四卷,介绍人、物、债和诉讼。虽然旨在教学,它也具有法律效力。《法学阶梯》《学说汇纂》和修订后的《法典》共同构成了这套官方汇编的核心。查士丁尼后来颁布的法令被称为《新律》,意为“新的敕令”。此前各部分主要使用拉丁语,而许多《新律》则以希腊语颁布,反映了东罗马帝国大部分民众和行政机构所使用的语言。
《民法大全》这一总称,是在查士丁尼统治结束很久以后才成为通行名称的。不应因后世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就忽略各组成部分在功能和颁布历程上的差异。查士丁尼还重组了法学教育,规定了系统的课程,并赋予获认可的教学中心以优先地位,其中尤以君士坦丁堡和贝律图斯,即今贝鲁特,最为重要。这项工程不仅旨在保存文本,也旨在明确哪些文本可供法官和学生奉为权威依据。
这些立法改变了继承、监护、婚姻等领域的规定,却仍保留了身份上的根本不平等。奴隶制依然合法,宗教归属也可能影响个人的法律行为能力。因此,这套汇编后来在欧洲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源于其分析概念、法学理论和制度权威,而非它符合现代的平等观念。
波斯与东部边疆
查士丁尼在西方的征服,始终受到罗马最主要的强国对手——萨珊王朝的制约。东部边疆从亚美尼亚高地,经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直延伸至叙利亚沙漠一带。设防城市、山间通道、朝贡关系以及结盟的阿拉伯统治者,与连贯的领土边界同样重要。两大帝国都谋求安全与影响力,但并非始终企图永久征服对方的腹地。
查士丁尼即位时,围绕高加索地区伊比利亚的冲突已经爆发。530年,贝利撒留在达拉附近击败了兵力占优的波斯军队;达拉是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重要要塞。次年,罗马军队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库姆战败。这两场战役都未能终结双方的战略较量。霍斯劳一世即位后,两国政府于532年缔结了“永久和平”。罗马同意支付一笔巨款,通常记载为一万一千磅黄金;这一和约使边疆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和平为远征汪达尔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却没有终结双方的竞争。540年,霍斯劳入侵罗马领土,攻陷了安条克——帝国规模最大、声望最高的城市之一。城市遭到洗劫,许多居民被强制迁往波斯首都附近的一处新聚居地。其他一些城市则通过谈判付款,以免遭毁灭。当罗马军队深陷意大利战事之际,这次入侵暴露了富庶的东部行省的脆弱处境。
此后,冲突的焦点之一转向黑海东南岸的拉齐卡。当地统治者在两大帝国之间周旋,而双方都看重其战略位置及通往高加索的通道。围绕各处设防据点,尤其是佩特拉的争夺,贯穿了540年代和550年代。险峻地形、补给短缺以及当地各派的政治忠诚,都影响着战事进程。这场争夺说明,边疆战争为何可能耗费大量资源,却不带来大规模的领土变动。
562年缔结的五十年和约,结束了查士丁尼统治后期的大规模冲突。波斯撤出拉齐卡,罗马则承诺每年付款,通常记载的金额为三万枚索利都斯金币。和约还对边境贸易与外交关系的若干事项作出了规定。这些付款并不能简单视为战败的证据:两国都将补助和协商支付的款项用作保障安全的手段。不过,这些支出也确实构成了帝国财政收入的一项持续负担。
东部战争限制了可供其他地区调用的兵力,并屡次打乱巩固西方领土的计划。这些战争也表明,不能将查士丁尼的地中海政策理解为一项孤立的再征服计划。罗马的战略要求同时应对波斯的实力、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局势,以及阿拉伯盟友的关系,其中包括罗马一方的加萨尼王朝统治者,以及与波斯结盟的拉赫姆王朝。
收复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
查士丁尼在西方发动的战争,使帝国在5世纪丧失的领土上恢复了统治。这些战争的思想背景,是罗马皇帝始终主张自己对昔日帝国全境拥有合法统治权。不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具体的政治契机:王位纷争、请求干预的呼吁,以及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建立的各继承王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些战役并非按照一份有完整文献记载的总体计划,一气呵成地推进。
第一次大规模远征的目标是北非的汪达尔王国。530年,盖利默废黜国王希尔德里克,为帝国干预提供了外交借口。533年,贝利撒留率领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远征军渡海,在非洲登陆,并在迦太基附近的阿德德西穆姆击败汪达尔人。随后,他在特里卡马鲁姆再次获胜,粉碎了王室有组织的抵抗。盖利默于534年投降,帝国政府随即在收复的领土上重建行省行政体制。
胜利并未立即为非洲带来安定。军队哗变、土地与军饷纠纷,以及同摩尔人各部的战争,又持续了多年。所罗门、约翰·特罗格利塔等将领为稳定行省而征战;其中特罗格利塔在548年取得的胜利尤为重要。尽管如此,收复非洲的成果仍比查士丁尼在其他许多地区取得的成果更为持久,该地区一直处于帝国统治之下,直到7世纪末阿拉伯人征服为止。
意大利的哥特战争于535年爆发,其背景是东哥特王国内部的政治冲突以及阿玛拉孙莎遇害。贝利撒留占领西西里,继而进军意大利,并于536年进入罗马。在顶住哥特人长时间的围城之后,他继续向北推进,于540年攻占拉文纳。然而,这场看似已经到手的胜利并不彻底。在托提拉的领导下,哥特人利用帝国兵力分散,以及民众对帝国统治的不满,夺回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罗马数度易手,战争给城市和农业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最后几场决定性战役由纳尔塞斯指挥。他于552年在塔吉奈击败托提拉,托提拉战死;同年稍晚或553年初,泰亚斯又在拉克塔里乌斯山附近败亡,东哥特王国的主体政权至此覆灭,但抵抗和外部势力的干预仍在继续。查士丁尼于554年颁布《国事诏书》,为恢复帝国统治作出安排,其中包括法律和财政方面的规定。然而,查士丁尼去世三年后,伦巴第人于568年开始入侵,帝国收复意大利的成果很快便受到侵蚀。
552年,帝国军队还趁西哥特人内战之际介入西班牙南部。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沿海行省,通常称为斯帕尼亚,但其确切疆界至今仍有争议。这些西方领土的收复扩大了帝国版图,并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罗马的直接行政统治。这些成果能否持久,各地情况不一,取决于当地条件、军事资源和战后安排的成效,而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
宗教政策与教会冲突
查士丁尼认为,保护基督教、维持教义统一是帝国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就教会财产、主教行为、修道院、教士纪律及宗教活动制定法律。与此同时,主教在地方上承担着重要职责,包括管理慈善事务和参与监督公共事务。皇权与教权紧密相连,但这种关系既未消除双方的分歧,也未使主教沦为宫廷唯命是从的工具。
教义冲突的核心在于451年召开的迦克墩大公会议。该会议宣告,基督具有神性与人性两种本性。许多基督徒,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徒,拒绝接受会议的这一表述,担心它将基督割裂。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强调道成肉身之圣言统一性的措辞。旧有论著中常见的“一性论派”一词,可能歪曲这些教会群体的立场;更准确的称呼是“合性论派”或“非迦克墩派”。术语之争与主教继承的合法性及教会权威等问题密不可分。
查士丁尼支持迦克墩会议,同时又反复寻求能与其反对者达成和解的教义表述。狄奥多拉保护非迦克墩派的重要教士,并帮助维系他们的联系网络。536年,君士坦丁堡的一次教会会议谴责了反对迦克墩会议的主要人物,随后帝国采取了强制措施。然而,镇压与谈判、神学上的举措同时并行,后两者旨在说明,迦克墩教义并不意味着将基督分为两个位格。
此后影响最深远的争论围绕“三章”展开,即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本人及其著作、居鲁士的狄奥多勒的部分著作,以及一封被认为出自埃德萨的伊巴斯之手的书信。查士丁尼推动对三章的谴责,以使迦克墩正统信仰与那些被认为与聂斯脱里主义有关的教导划清界限。许多西方教士对此表示抵制,认为此举是在攻击迦克墩会议的权威。教宗维吉利乌斯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后,持续承受皇帝的压力,并在争论期间改变了立场。
553年召开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认可了对三章的谴责。此举未能如愿促成与主要非迦克墩派教会的重新联合,反而加剧了拉丁西方部分地区的教会分裂。这一事件既表明查士丁尼有能力影响大公会议的决议,也显示出皇权在面对根基深厚的教会群体时所受的限制。
宗教统一也意味着对帝国教会以外的人群施加限制。法律使异教徒、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及被划为异端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传统上,529年针对异教教学的措施被认为与雅典哲学学园的终结有关,不过相关机构的具体情况仍有争议。撒马利亚人的起义,尤其是529年的起义,遭到了严厉镇压。查士丁尼的宗教治理将神学研究、对教会机构的资助、谈判与强制手段结合起来;在一种明确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罗马统治理念中,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工具。
建筑与帝国空间的转型
查士丁尼通过兴建教堂、防御工事、水利设施和慈善机构,以及重建城市,使皇权获得了有形的体现。现存建筑、铭文、考古学证据以及普罗柯比的《建筑志》,都记载或印证了这一营建计划的规模。《建筑志》颂扬皇帝,有时也将早已开工或由地方自行推动的工程归功于他。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研究建筑工程的史料,也反映了官方如何将查士丁尼塑造为整个已知世界的复兴者与守护者。
其中最负盛名的工程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前身在尼卡暴动中被毁,随后得到重建。工程于532年开始,教堂于537年12月举行献堂礼。设计者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将几何学与力学知识融入了一项雄心非凡的建筑构想。四座巨大的支墩与拱券承托中央穹顶,帆拱则在方形支承结构与圆形穹顶之间形成过渡。半穹顶沿主轴线拓展了内部空间。
这座建筑的视觉效果取决于结构、光线和表面装饰之间的相互作用。穹顶底部周围的窗户、大理石饰面以及反光的马赛克,减轻了巨大砌体支承结构在视觉上的沉重感。其内部并非仅仅是一个宽大的封闭集会空间,更是皇帝出场和举行繁复基督教礼仪的场所。它的设计成为建筑史上的重要参照,尽管同时代的大多数教堂并未机械地照搬这一设计。
结构问题很早便显现出来。550年代的地震使建筑受损,558年穹顶的一部分坍塌。小伊西多尔主持了重建,采用了更高耸的穹顶轮廓,教堂于562年再次举行献堂礼。这一事件揭示了最初设计的试验性质,以及维护它所需的庞大资源。现存建筑还包含后世的修缮部分,因此其今日形态并非在所有方面都与537年时完全相同。
其他营建项目则将建筑活动与王朝记忆及行省治理联系起来。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得到重建,并成为查士丁尼的安葬之所。同在首都的圣塞尔吉乌斯与圣巴克斯教堂,体现了对集中式宗教空间布局的探索。在帝国统治下的拉文纳,圣维塔莱教堂于547年举行献堂礼;其著名的马赛克描绘了查士丁尼、狄奥多拉及其随从,以礼仪图像彰显皇权,而非记录这对帝后真实到访的情景。
防御工事与基础设施使营建计划的范围超出了宏伟教堂。城墙、堡垒、桥梁、蓄水池和供水系统,支撑着边境防御与城市的存续。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查士丁尼第一城,则将皇帝出生地所在地区与一个新的教会中心联系起来。在这些工程中,建筑承担了几种不同的职能:巩固疆土、维系城市、安排宗教礼仪,并在皇帝从未亲临的地方,使其权威得到直观体现。
财政收入、劳动力与商业往来
查士丁尼继承的国家,其军事与行政能力依赖于定期征税,尤其是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的课税。税收用于供养军队、支付宫廷开支、保障城市物资供应,以及开展外交和营建工程。成色与重量标准保持稳定的索利都斯金币,是大额支付和国际交易的重要媒介。不过,货币稳定并不意味着财政压力就此消失:纳税人仍可能面临沉重的税额、征收费用、欠税及额外征敛。
政府试图在提高征税效率的同时,遏制官员滥权。查士丁尼颁布的法律谴责买官行为,并力求让地方长官对依法行政负责。然而,同一个政府又要求征得足以支撑多场战争和大规模营建工程的收入。时人对苛重征税的抱怨,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其中一些作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国家向土地所有者提出的征税要求格外敏感;但政府反复立法禁止不当行为,也表明行政管理确实存在问题。
农业依然是经济的根基。各行省的大庄园、小土地所有者、佃农和依附耕作者,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并存。法律将某些类别的佃耕者束缚在其登记所在地,部分目的是保障土地耕作和税收征纳。不应将这些安排视为中世纪农奴制的完整先声:六世纪的法律身份类别和地方状况差异很大,而且帝国各地与身份相联系的义务也并不一致。
长途贸易将地中海与红海、印度洋、中亚和中国连接起来。丝绸作为奢侈品和外交资源,尤为重要。波斯中间商在丝绸供应中占据强势地位,促使罗马人寻求替代路线,并发展本土生产。据普罗柯比记载,查士丁尼在位期间,有僧侣将蚕卵带入帝国境内,此事通常被定年为552年前后。本土养蚕业的发展逐渐降低了帝国对进口生丝的依赖,但并未终结与丝绸之路相联系的、更广泛的欧亚贸易。
贸易也取决于帝国疆域之外的政治关系。查士丁尼政府积极发展与阿克苏姆及南阿拉伯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对红海航路的控制与基督教外交、波斯势力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商人的货物要经过多个政权的辖区,因此帝国政策只是诸多影响因素之一。港口、航运、信贷、季节性航行条件和地区需求,共同塑造了实际的贸易流向。
对这一朝代经济得失的评估,不能简化为“征服所得足以抵偿开支”或“征服使帝国破产”这样的单一论断。收复非洲使帝国重新获得了宝贵的税源领土,而意大利的长期战争则破坏了生产资源,并要求持续投入。各地区的证据同样显示,经济既遭受了冲击,也表现出韧性。一些城市衰落或规模缩小,另一些地区则在查士丁尼去世很久以后,仍维持着可观的农业生产和活跃的贸易往来。
瘟疫、环境扰动与人口变化的不确定性
查士丁尼在位期间最严重的疫病始于541年,并于542年传至君士坦丁堡。这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疫情,标志着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此后约两个世纪,地中海部分地区及其邻近区域持续出现疫情。当时的记述提及发热、谵妄和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从六至八世纪墓葬中提取的古DNA已被鉴定出含有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的遗传物质,证实了这种引发鼠疫的细菌参与了此次大流行。
普罗柯比生动地描述了君士坦丁堡的疫情:常规安葬方式已无法应付,劳作和商业活动受到扰乱,官员们竭力设法处理死者遗体。查士丁尼本人也曾病重,但最终康复。包括以弗所的约翰在内的其他见证者,记录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大量死亡与社会失序。这些记述表明,当时的人们将这场疫病视为一场非同寻常的灾难,但其中声称的庞大死亡数字不能当作精确统计。
死亡规模至今仍有争议。较早的一些历史重建曾假定,鼠疫在短期内夺去了帝国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人口的生命,并导致经济全面崩溃。近年来的研究则质疑,文献与考古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影响如此广泛且程度一致的判断。墓葬证据、花粉记录、聚落分布、铭文和钱币流通情况因地区而异,其所反映的变化也不总是发生在同一时期。反过来说,某一类证据未显示明显衰退,也不能证明某地未曾出现大量死亡。
讨论传播问题时,也须谨慎区分已知的病原体与每次疫情的具体传播机制。鼠疫既可由跳蚤媒介从动物传播给人,也可在肺鼠疫病例中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际间传播。不同宿主、媒介和传播途径在六世纪大流行中各自发挥了多大作用,仍有待研究。古基因组有助于揭示这种细菌的历史,但仅凭这些资料,无法确定每一轮疫情的死亡人数或经济影响。
此次大流行发生之际,还伴随着其他环境扰动。文字记载描述了自536年起日照减弱的现象,而树木年轮和冰芯证据则表明,六世纪中叶曾出现显著的火山强迫作用与气候变冷,其中包括540年前后发生的另一次重大火山事件。歉收和局部地区的粮食短缺也是这一大背景的一部分。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的重合,促使研究者探讨气候、营养、人口流动与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并不足以确立一条能够解释帝国困境的单一因果链。
鼠疫几乎可以肯定扰乱了受灾地区的家庭生活、劳动力供应、税收征缴和兵员招募,但要确定这些影响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则更为困难。542年后,查士丁尼政府仍继续立法、营建、开展外交谈判并进行战争。因此,现有证据既不支持帝国经济安然无恙的说法,也不支持整个帝国的人口在顷刻间全面崩溃的观点。
晚年、史料与后世影响
查士丁尼晚年,外交局势趋于稳定,但安全威胁依然存在。562年的和约减轻了波斯带来的直接压力,但巴尔干地区仍易遭到多瑙河以北各部族的袭扰。559年,库特里古尔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年迈的贝利撒留被重新召回,协助组织防御。这类事件暴露出,在一个疆域从西班牙延伸至高加索的国家内调配兵力,是何等困难。这些事件并未抹去西征的成果,却表明领土扩张并没有消除帝国在战略上的脆弱性。
查士丁尼于565年11月14日去世,葬于圣使徒教堂。查士丁二世继承了一个疆域扩大的帝国、一套运转正常的行政体系、重大的外交义务,以及若干悬而未决的军事问题。568年,伦巴第人开始入侵意大利;572年,帝国与波斯再度开战。后人常以这些事态来回头评判查士丁尼的施政方略。然而,造成这些局面的因素,也包括继任者的决策和帝国无法控制的外部变化,而不只是他去世时就已注定的后果。
最主要的叙事史料来自普罗柯比,其传世著作对这一政权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战争史》以仿效古典史学的笔法叙述战事与政治事件。《建筑志》颂扬皇帝的营建事业与恩泽。《秘史》,亦称《轶闻》,则攻击查士丁尼、狄奥多拉、贝利撒留和安东尼娜,指控他们暴虐、腐败、淫乱,甚至具有恶魔般的本性。这种充满敌意的叙述保存了其他史料中难以见到的视角,但也使不加批判地采信其内容尤为危险。这三部著作不能作为性质相同的记录相互替代,而必须结合各自的体裁、目的和写作背景加以解读。
其他证据使我们得以看到更全面的图景。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着重记述城市与帝国事务;以弗所的约翰的著作有助于了解不接受迦克墩信经的基督教群体及瘟疫;阿加提阿斯则将军事史的叙述延续至550年代。法律文本揭示了政府的施政目标,但一项禁令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它始终得到贯彻执行。纸草文书、钱币、印章、铭文、建筑以及发掘出的聚落遗址,提供了独立于宫廷中心视角的文字叙述之外的证据。许多史学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综合运用这些分布不均、各有局限的材料。
查士丁尼在法律上的影响,远比他对领土格局的安排更为持久。他主持编纂的法律文献始终是拜占庭法律文化的根基,也为后来以希腊语进行的法律修订提供了基础。自11世纪末起,博洛尼亚对《学说汇纂》的深入研究,推动罗马法成为欧洲大陆法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法理与方法影响了法院、大学以及后世的民法典;不过,这种影响经历了数百年的诠释与转化,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传承。
他的形象也在文学与宗教中延续下来。东正教传统将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尊奉为圣人。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将查士丁尼安置于水星天,借他之口论述罗马帝国的历史。拉文纳的镶嵌画与圣索菲亚大教堂,至今仍是他统治时代极具感染力的象征;而法律汇编则保存了一份不那么直观可见的遗产:大量古代法学论述,经由六世纪一项由皇帝主持的工程,被确立为具有权威的法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