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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theodora · 人物

狄奥多拉

狄奥多拉于527至548年任拜占庭皇后,与查士丁尼一世共同施政,政治影响力非凡,并庇护反对迦克墩信经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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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拉约生于500年,卒于548年6月28日,是查士丁尼一世的妻子、拜占庭帝国皇后。她于527年加冕,此后在帝国政务、宗教事务以及恩赏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她出身于备受社会歧视的演艺行业,最终登上了晚期罗马帝国女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她尤其以参与镇压532年的尼卡暴动、推动涉及妇女与性剥削问题的立法,以及庇护不接受迦克墩公会议决议的基督徒而闻名。

狄奥多拉的重要地位,既有文献所证实的显赫政治地位为依据,也源于格外生动、却往往充满敌意的文字记述。帝国法律和教会纪念性建筑公开将她呈现为查士丁尼的执政伙伴,宗教作家则将她描绘为庇护者和居中斡旋者。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既留下了她在尼卡暴动期间展现勇气的著名记述,也对她的私生活作出了充满敌意的描写。面对这些性质各异的史料,有必要将她有据可考的政治地位,与有关其性格、动机和早年经历的轶闻区分开来。

早年生活与公共娱乐界

狄奥多拉的出生地和确切出生年份均不详。后世传说将她与东地中海的若干地区联系起来,但都不足以确证她的出身。关于她童年最详尽的记载,出自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尤其是他的《秘史》。据其记述,她的父亲阿卡基乌斯是君士坦丁堡竞技场绿党所属的驯兽饲养员。他去世后,她的母亲试图让接替他的人在同一组织内获得职位。普罗柯比描述,这家人曾公开向竞技场的党派求助,最终得到的是蓝党而非绿党的帮助。这则故事将狄奥多拉置于首都公共娱乐活动周边的职业与庇护关系网络之中,但其中细节已无法通过独立证据加以还原。

竞技场远不只是体育场所。这里的战车竞赛、典礼和有组织的欢呼活动,将皇室与城市民众联系起来。蓝党和绿党为参赛者及表演者提供支持,同时也是民众表达不满和政治效忠的渠道。在这样的环境中谋生,可能使人受到公众瞩目,却未必能赢得社会尊重。表演者,尤其是女性,在法律上受到种种限制,精英阶层的作者也常将她们视为可供性交易的对象。因此,狄奥多拉日后的崛起,跨越的不只是贫富差距,更是一道界限森严的身份壁垒。

普罗柯比称,狄奥多拉曾与姐妹们一同登台,担任拟剧演员。古代拟剧包含喜剧表演、舞蹈、模仿以及露骨的色情娱乐,不应将其狭义地等同于现代无声哑剧。他还记述她曾出售性服务。这些耸人听闻的描写出自一部旨在诋毁皇帝夫妇的作品,其中的具体情节不能直接当作真实的生平事迹。不过,她在成为皇后之前曾是演员这一大体说法,通常为学界接受。至于在她个人经历中,舞台表演、胁迫与性交易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仍无法确定。

同一来源还记载,她曾随一位名叫赫刻博洛斯的官员前往北非,当时他在那里治理五城地区;两人关系结束后,她又返回东方。学者通常推测,她在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前,曾途经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这些旅程对于理解她早年如何接触帝国东部诸省的宗教分歧十分重要,但具体时间并不清楚。后世声称某些特定际遇彻底改变了她的信仰,这类说法超出了现存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可以确定的是,这段成年初期的生活发生在她进入查士丁尼家中之前,也构成了后来仰慕者与敌对者解读她崛起历程时的背景。

婚姻、法律地位与登位

狄奥多拉在查士丁尼成为皇帝之前便与他相识,时间大概在520年代初。当时,查士丁尼是查士丁一世的侄子,也是这位自518年起在位的皇帝身边日益重要的助手。查士丁尼家族出身于巴尔干诸行省,而非君士坦丁堡的旧贵族,但他在宫廷中的地位已使他跻身帝国最高层人物之列。尽管如此,与一位曾经的女演员结婚,仍面临法律和社会层面的障碍,并不会仅仅因为准新郎深受皇帝宠信就自动消失。

罗马帝国晚期的法律限制具有元老身份的男子与被归为女演员或某些其他受歧视群体的女子通婚。查士丁一世在位期间颁布的一项敕令设立了一套程序,使已经离开舞台的女子可以获得皇帝特许,恢复缔结体面婚姻的资格。这项措施与狄奥多拉结婚时的处境密切相关,但其条文采用的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而非点名针对她颁布的法令。它表明,皇权能够改变职业污名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却不必废除婚姻法所依据的等级观念。

这桩婚姻通常被认为缔结于525年前后。普罗柯比声称,查士丁的妻子欧菲米娅曾反对这桩婚事,她的去世扫除了一个障碍,但有关私下协商的情况并无独立史料佐证。狄奥多拉在成为皇后之前,获授帕特里基贵族头衔。这一晋升使她进入宫廷最高社会阶层,并公开表明,她当时的身份已不再受据称从前从事的职业所带来的资格限制。因此,她的地位上升经历了几个相互关联却又各不相同的步骤:退出表演行业、取得合法结婚的资格、获得贵族身份,以及最终接受皇后加冕。

527年4月1日,查士丁尼成为查士丁的共治皇帝。狄奥多拉同时加冕为奥古斯塔;查士丁于8月1日去世后,帝位由这对夫妇执掌,不再有地位更高的共治皇帝。奥古斯塔是受到正式承认的皇室头衔,而不只是对皇帝配偶的称呼。它赋予持有者礼仪上的优先地位、专属宫廷班底、资源,以及干预公共事务的机会。但这一头衔本身并不赋予独立立法或统率军队的权力。

据现有记载,狄奥多拉与查士丁尼没有共同的子女。关于她婚前生育子女的记述参差不齐,且很大程度上依赖带有敌意的记载或间接证词。她未能为皇帝生下儿子,对王朝传承具有重要影响:这对夫妇没有直系后裔可以成为顺理成章的继承人。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旁系亲属及联姻关系在更广泛的皇室家族中如此重要。然而,她的权势不能仅仅用王朝母亲的角色来解释。在她生前,其权势主要建立在她身处查士丁尼身边的地位、对庇护关系的掌控,以及影响谁能接近统治者的能力之上。

帝国权威与宫廷关系网

狄奥多拉的政治地位非同寻常,但在法制层面上,她的地位并不等同于查士丁尼。法律仍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拥有独立的立法机构,或经常行使军事指挥权。她通过参与商议、处理请愿、干预任命、提供宗教庇护以及经营宫廷关系来发挥影响。必须区分法定职权与实际权力:皇后能够左右决策,却不必以法律上的决策者身份出现。

官方文献为她在政务中得到认可的地位提供了格外有力的证据。535年,查士丁尼为改革行省行政而颁布《新律》第八号,其中提到,他曾与上帝赐予他的妻子商议。随附的誓词要求官员宣誓效忠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二人。这类措辞是对帝国秩序的公开宣示,而非对私人婚姻生活的记述。它们表明,效忠皇后与服从皇帝并不矛盾,反而有助于后者。

在宫廷中,接近帝后的机会是一项关键资源。请愿者、主教、官员和贵族都在寻找能将其诉求呈递给帝后的中间人。在查士丁尼的顾问之外,狄奥多拉的宫廷班底提供了另一条或补充性的进言渠道。即使某人的政敌掌握着其他官署,她的庇护也能使此人免受侵害;反之,她的反对则可能使一名官员的地位岌岌可危。普罗柯比将她接见来访者的场面描写得仪节繁复、令人畏惧,但鉴于他对她怀有敌意,不宜全盘采信其中每一处礼仪细节。不过,他所描绘的皇后宫廷势力强大的总体图景,与其他证据是一致的。

她与将领贝利撒留之妻安东尼娜的关系,将宫廷与军事领导层联系起来。普罗柯比在数则关于宫廷权术、婚姻冲突以及贝利撒留处境脆弱的叙事中,都将二人的同盟置于核心位置。这些叙事过度侧重个人因素,却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环境:皇室和军事将领家中的女性能够借助友谊、婚姻及特殊的沟通渠道,影响他人的仕途。宦官在宫廷内廷和政府中担任要职,又为私人侍奉与公共行政之间增添了联系渠道。

541年,禁卫大区长官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失势,是有关狄奥多拉出手对付重臣的记述中最清晰、完整的一例。据普罗柯比记载,安东尼娜诱使约翰参加了一次会面,而他在会面中的言辞可能被用作不忠的证据。狄奥多拉的手下试图将他逮捕,最终他被罢免。这个故事带有戏剧性成分,也无法揭示所有参与者的动机,但约翰遭到罢免这一事实本身是确凿的。此事说明,将查士丁尼的政府视为一台统一而协调的行政机器,并不足以解释其运作:权臣、军事将领的家族与皇后都在同一帝国体制内相互角逐。

532年的尼卡暴动

尼卡暴动使查士丁尼的政权骤然陷入危局,也留下了有关狄奥多拉政治作为最著名的故事。骚乱始于532年1月,起因是民众对竞技党派成员遭到惩处感到愤怒,以及对帝国官员普遍怀有敌意。蓝党与绿党暂时联合起来,共同高呼“尼卡”,意为“征服”或“获胜”。事端最初发生在竞技场一带,随后演变为席卷城市的起义,伴随着纵火、袭击政府建筑,以及要求罢免重臣的呼声。

破坏波及君士坦丁堡市中心各处。早期的圣索菲亚教堂遭到焚毁,动乱中最终还出现了一位替代皇帝的人选:前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侄子许帕提乌斯。查士丁尼罢免了包括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在内的数名不得人心的官员,但这些让步未能平息暴动。起义者占据了竞技场,政府能否控制局势尚不明朗,皇帝是否应当出逃遂成为商议的议题。

普罗科匹乌斯在《战争史》中,将狄奥多拉描绘成坚决反对出逃的关键人物。在一篇归于她名下的演说中,她主张,与其流亡求生,不如以君主的身份赴死,并以一句通常译为“皇权是上好的裹尸布”或“紫袍是高贵的裹尸布”的话作结。现代译本的措辞不尽相同,是因为其中的核心意象将帝王身份、象征这一身份的紫色服饰与丧葬联系在一起。这篇演说成为她勇敢而政治意志坚定这一声誉的标志性表达。

这并非逐字记录。古代史家常常自行撰写演说,以表达他们认为适合当时情境的言论,而这篇演说也没有独立的记录传世。普罗科匹乌斯或许保留了狄奥多拉坚持留下的真实记忆,同时又将其加工成一段精心润饰、扭转局势的文学性发言。因此,这一事件较能确切说明的是,后人记得她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她的确切措辞,或她是否独自决定了政府的应对方式,则无法据此确定。

政权凭借政治上的分化与军事镇压得以保全。纳尔塞斯协助争取蓝党支持者脱离叛乱,贝利撒留与蒙杜斯麾下的军队则进入竞技场,杀死了大批聚集在那里的人。古代记载估计,死者数以万计,但确切人数无法核实。许帕提乌斯被处决,皇权得以恢复。

尽管狄奥多拉与留下坚守的决定紧密相连,也不应因此忽视这场镇压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将领、卫兵、宫廷人员以及在党派之间斡旋的人物都发挥了作用。其结果也不能简单视为她个人的胜利:这场镇压造成了大规模杀戮,首都也遭到严重破坏。暴动过后,查士丁尼的地位得到巩固,大规模重建计划也由此展开;但这场暴动之所以长久以来与狄奥多拉联系在一起,主要还是源于普罗科匹乌斯精心构建的那一幕宫廷议事场景。

妇女、婚姻与帝国立法

狄奥多拉常被认为与涉及妇女的措施有关,尤其是关于卖淫、人口贩卖、婚姻及性胁迫的法律。这种联系有充分依据,但必须区分两者:一是她参与其中的明确证据,二是后人认定所有有利于妇女的法令都出自她的假设。查士丁尼的立法由聘用专业法学家的帝国行政机构制定,并以他的名义颁布。狄奥多拉的经历及其扶持活动或许影响了某些施政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制定了一套清晰可辨、全面系统的纲领。

这些立法的整体法律背景是民法大全,这是现代对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及相关法令的统称。《法典》于529年问世,534年推出修订版;《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则于533年颁布。此后颁行的敕令通常称为《新律》,旨在处理不断变化的行政、教会和社会问题。这些法律文本既保留了罗马法传统中的身份差别,也包含以皇帝主持的正义和基督教道德为依据提出的新规定。

535年颁布的《新律》第14号旨在打击拉皮条及对妇女的商业性剥削。它描述了招募女孩或以付款方式取得女孩,再迫使她们从事性交易的种种安排。政府力图取缔此类行为,使胁迫性的承诺失效,并惩罚从中牟利者。其他法令则涉及劫掠、性暴力,以及与婚姻和财产相关的保护。这些措施并未确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其实施仍深受性别、等级、自由身份和家内权威等差别的制约。

叙事史料也将狄奥多拉与帮助君士坦丁堡妇女脱离卖淫的行动联系起来。约翰·马拉拉斯记述了皇室打击拉皮条者、援助脱离娼业妇女的举措。对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为曾经卖淫的妇女设立、名为“梅塔诺亚”(意为“悔改”)的机构,普罗柯比则留下了截然不同的记载。在《建筑记》中,他正面评价了这一机构的设立;而在《秘史》中,他描述的却是禁闭与绝望。这种反差十分重要,因为在古代晚期的慈善机构中,救助、宗教规训与强制可能同时存在。现有证据不足以将该机构简单地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庇护所或监狱。

婚姻立法同样兼具保护与规管的性质。查士丁尼政府对嫁妆、婚姻赠与、继承、离婚事由及分居后的义务作出了规定。一些条款改善了特定类别妇女的处境,另一些条款则限制离婚,或强化教会对婚姻长久存续的要求。这并不是一个持续朝着扩大女性自主权方向发展的过程。

狄奥多拉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她作为皇后的显赫地位,而她早年的身份又与这些法律所规管的人群有所交集。她的崛起表明,曾经的演艺从业者也有可能在法律上恢复受尊重的地位;同时代的叙事也将她与干预性剥削的行动联系起来。然而,将她描述为现代女权主义者,就等于用后世的政治范畴,取代了六世纪皇权、基督教慈善、家庭保护与社会等级制度交织而成的历史现实。

宗教立场与教会干预

狄奥多拉持续时间最长的独立活动,涉及基督教内部围绕基督神性与人性之间关系的分歧。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规定,应承认基督具有神性与人性“两种本性”,二者不相混淆,也不相分离。许多基督徒,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徒,认为这一表述不够妥当,甚至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相信,这可能割裂基督的统一性。他们的反对涉及神学、制度、语言和地域等多个层面,并非仅仅是首都与被想象为立场一致的各行省民众之间的争执。

狄奥多拉支持迦克墩公会议的反对者,尤其是与合性论有关的群体。早期著述常用“单性论者”这一称谓,但如果用它暗示这些基督徒否认基督的人性,就可能造成误解。他们中的许多人遵循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表述,认为上帝圣言成肉身后具有一个本性,并将其理解为神性与人性的结合。狄奥多拉的庇护使她与一些主教和修士建立了联系;这些人既致力于保存这一神学传统,也抵制迦克墩派教会领袖的权威。

查士丁尼在正式立场上维护迦克墩公会议,但他的政策也旨在促成其反对者与帝国教会和解。夫妻二人宗教倾向不同,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追求截然不同的政治目标。两人都有理由避免教会永久分裂,而查士丁尼也一再尝试提出各种信仰表述,以照顾反迦克墩派的关切。不过,双方确实存在分歧,而狄奥多拉的保护,能够使那些皇帝官员或君士坦丁堡牧首试图清除的人继续立足。

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事件,涉及535至536年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安提穆斯。他的神学立场及其交往关系,使他与536年到访首都的教宗阿加佩图斯一世发生冲突。安提穆斯被罢免后,受到保护并藏身于皇宫之中。有关他隐匿宫中的记载表明,狄奥多拉有能力在政府中枢,为一位被逐出正式教职的教士提供庇护。她也保护了被逐出亚历山大教座的反迦克墩派牧首狄奥多西,从而帮助维系了一个与官方教会相抗衡的领导体系。

叙利亚语教会史家以弗所的约翰为了解这些活动提供了尤为宝贵的视角。他熟悉狄奥多拉所支持的宗教网络,对她的描写也颇为正面。他记述了流离失所的修士和教士如何在君士坦丁堡获得住所与物质援助。尽管其他地方时有镇压,皇宫的保护仍使这些群体得以留住传道授业者、保持联络并开展组织活动。

狄奥多拉还为雅各布·巴拉代乌斯于542年获祝圣为主教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后来授予教职的活动,帮助维系了叙利亚非迦克墩派教会的圣统。这一发展影响深远,因为主教职的传承对于一个独立教会群体的存续至关重要。狄奥多拉既没有创立其神学,也没有凭一己之力建立其制度,但她的庇护在关键时刻帮助保住了人员,并为他们留下了活动空间。因此,相较于对她与查士丁尼私下争论的推测性叙述,那些受到保护的主教、得以维系的群体,以及持续进行的授职活动,更能确切地证明她在宗教事务上的影响力。

传教、外交与帝国的广阔疆域

对宗教事业的赞助并不限于帝国现有教会内部的争端。六世纪的传教活动可以将教义立场与贸易路线、外交承认以及同邻近王国的关系联系起来。狄奥多拉的活动置于一个横跨意大利、北非,直抵东部边疆与红海的帝国世界之中。尽管她通常从首都施加影响,但她所关注的事务在地理上并不限于君士坦丁堡。

赴努比亚传教是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据以弗所的约翰记载,狄奥多拉资助了反迦克墩派传教士尤利安,而查士丁尼则支持一支与之竞争的迦克墩派传教团。约翰描述了双方的角逐:狄奥多拉利用自己对埃及官员的影响,确保尤利安率先抵达目的地。这一事件发生于540年代初,记述中特别强调,她曾警告当地官员,不得阻挠她选定的传教士。

这段叙述出自一位致力于反迦克墩派传教事业成功的作者之手,不应被当作对政府往来公文的中立实录。不过,它确实揭示了帝国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彼此竞争的教会网络,可以向同一宫廷中的不同成员寻求援助。传教士的行程有赖于交通工具、通行许可、食宿接待、翻译,以及与地方当局的联系。赞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能决定传教团能否获得这些实际所需的资源。

努比亚的基督教并非源于某一次事件,也没有立即形成统一的面貌。埃及以南的各个王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后续的传教活动继续推动着皈依进程。狄奥多拉的资助是这段漫长历史的一部分,而不足以解释其全貌。其重要性在于,一位皇后参与引导了一项传教事业,而这项事业所建立的宗教联系,后来超越了帝国的政治疆界。

据称,狄奥多拉曾参与537年教宗西尔维里乌斯被罢黜一事;这一事件则提出了另一类问题。西尔维里乌斯被废黜时,贝利撒留正在意大利作战,随后维吉利乌斯继任教宗。有几种记载将这次更替与狄奥多拉希望争取他人支持其教会政策的意图联系起来。然而,各史料对于有关承诺、指控以及命令传递过程的记载并不一致,而且此事还牵涉罗马军事局势的动荡与当地教会政治。因此,不能确凿地将这一事件简单归结为皇后的一道命令。

这些事例既展现了她权力所及的范围,也揭示了其局限。狄奥多拉可以资助远行者、影响官员、支持特定的教会领袖,并使皇室成为接纳各地请愿的国际性中心。然而,当地统治者、主教、将领与社群仍然是积极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她更广泛的影响,在于将这些参与者与宫廷的资源和威望联系起来,而不在于脱离查士丁尼的政府,另行推行一套独立的外交政策。

纪念建筑、慈善事业与帝国形象

狄奥多拉的公共形象通过建筑、铭文、仪式展示和宗教赞助得以呈现。这类证据与史家保存的轶事有着根本区别。纪念建筑无法揭示一个人的私下品性,却能表明帝后希望如何展现自身权威,以及各机构如何肯定他们的支持。在这些实物史料中,狄奥多拉是一位地位正统的基督教奥古斯塔,而非一个重要性完全依赖宫廷传闻的边缘人物。

最著名的形象是拉文纳圣维塔莱教堂中的镶嵌画,该教堂于547年祝圣。画中的狄奥多拉头戴冠冕,带有光环,在侍从簇拥下手捧圣爵。圣所另一侧与之对应的画面则描绘了查士丁尼及其身边的教士和官员。这对画面将皇帝与皇后呈现为神圣帝国秩序的共同参与者。他们奉献的礼物将政治主权与礼仪相联,而随从队列井然有序的布局则传达了等级秩序和礼仪上的尊卑差别。

这些镶嵌画并非对一次真实到访的记录。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狄奥多拉曾前往拉文纳,画中人物也不应被视为如照片般写实的肖像。服饰、珠宝、位置和姿态等细节,既表现个人外貌,也传达身份与地位。她长袍下部描绘的东方三贤士进一步强化了献礼的主题。在这一语境中,她的光环体现的是帝国尊位的神圣性;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当时已将她描绘为获封圣的圣人。

在君士坦丁堡,狄奥多拉的名字与查士丁尼的名字一同出现在圣塞尔吉乌斯与圣巴克科斯教堂中。教堂的奉献铭文颂扬皇帝和“蒙上帝加冕的”狄奥多拉,将她与虔诚及对贫困者的关怀联系起来。这类措辞将慈善责任纳入皇后身份的公共内涵之中。这座建筑也坐落在更广阔的宫廷区域内;在这里,皇室居所、教会赞助以及为宗教团体提供的住处相互交织。

尼卡起义后重建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是首都神圣景观这一整体转变的一部分。新教堂于537年祝圣,主要是查士丁尼主持的一项帝国工程。狄奥多拉是这一统治时期在礼仪与王朝层面所体现的帝后合作关系的一方,但现存证据不足以将建筑决策或具体工程设计归于她。更一般地说,将某项事业归功于帝后二人,与证明该事业由她亲自指导,应当加以区分。

慈善机构既能救济切实存在的困苦,也能巩固政治与宗教权威。对流离失所的教士、贫困妇女及其他受扶助者的援助,使一些群体通过感恩、义务或机构纪律与宫廷建立了联系。因此,狄奥多拉的善举同时产生了社会和政治影响。她留存至今的形象反映了这种结合:辉煌威仪与蒙受神恩的地位,与人们期待皇后承担的保护者和施恩者角色并置呈现。

逝世、历史证言与后世声誉

狄奥多拉于548年6月28日去世,距她成为皇后约二十年。她的确切死因尚无定论。后世将其死因归于某种具体疾病的说法,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证明的范围。她被安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这座教堂建筑群也是皇室陵寝。查士丁尼在她去世后一直活到565年,未再娶妻。

她的去世意味着人们失去了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庇护者,反迦克墩派教士尤其如此。不过,她所保护的团体并未立即解体,与她相关的政策也并非全部遭到逆转。主教、修道院及传教网络仍继续活动,有时以不同形式获得皇权的容纳。查士丁尼也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解决教义争端。因此,两人在宗教立场上的差异虽留存于历史记忆之中,却不能据此将他们简单区分为宽容的狄奥多拉与一味施行迫害的皇帝。

重建她的生平,最主要的困难仍在于传世文献本身的性质。普罗柯比身处贝利撒留的幕僚圈,对帝国事务了解甚广,但他的著作分属截然不同的文类。《战争史》叙述政治与军事事件;《建筑志》颂扬查士丁尼的功业;而写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秘史》,则攻击皇帝、狄奥多拉及其亲信。最后这部作品直到很久以后才公开流传,并于1623年首次付印。

不能仅凭选定某一部著作为完全可信、将其他著作弃而不用,来消解这些差异。《秘史》包含有价值的信息,但其中有关性行为的指控、残酷行径的故事,以及对超自然邪恶的描绘,都属于政治檄文的传统。《建筑志》同样深受颂扬目的的塑造,而《战争史》则采用古典史学的叙事惯例。无论是著名的尼卡暴动演说,还是贬损狄奥多拉早年生活的记述,都需要从文学构造的角度加以审视,尽管二者塑造的是截然相反的形象。

其他见证材料有助于纠正这种失衡,却无法消除不确定性。以弗所的约翰保存了宗教上受她扶助者的视角;马拉拉斯提供了另一种编年史传统;帝国法律确证了公开施行的举措及官方表述;铭文与马赛克镶嵌画则记录了官方认可的形象呈现。这些材料各自能够回答不同的问题。它们对于狄奥多拉的显赫地位、宗教庇护活动,以及她在查士丁尼身旁得到承认的地位,提供了最为一致的证据;但涉及私下交谈和个人动机时,彼此的印证就弱得多。

后世对她的接受与诠释,不断因应各时代的关切而变化。爱德华·吉本在其叙述罗马衰亡的历史著作中,使那些丑闻传说广为流传;十九世纪的戏剧及后来的电影,则着重表现她从演员到皇后的身份反差。另一些作品将她提升为女性政治能动性的象征。东正教传统在11月14日纪念狄奥多拉与查士丁尼,保存了一种宗教记忆,有别于世俗社会对她崛起经历的着迷。现存史料既不足以支撑一部全然英雄化的传记,也不足以支撑一部满是丑闻的传记:它们所呈现的是一位拥有实质权力的皇后,她的庇护活动对相关机构产生了持久影响,而她的个人声誉则在异乎寻常的程度上取决于彼此冲突的各类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