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拉丁基督徒为响应教皇于1198年发出的号召而组织的一次军事远征,主要发生于1202至1204年间。其本意是打击地中海东部的穆斯林势力,以收复耶路撒冷,进攻路线很可能是取道埃及。然而,十字军主力最终却转而进攻两座基督教城市:1202年进攻扎拉,即今扎达尔,1203年和1204年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4月,十字军攻陷并洗劫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暂时解体,拉丁帝国随之建立。
这次远征的结果与其宣称的宗教目标大相径庭,因此在十字军东征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十字军在财政上对威尼斯共和国的依赖、军队内部的争端、拜占庭的王朝政治,以及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共同使远征偏离了原定方向。这场征服使地中海各方的领土、商业特权和宗教珍宝重新分配,也加深了东西方基督徒之间的敌意。对于蓄意谋划、物质利益和因应局势作出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1204年的灾难,历史学家至今仍争论不休。
教宗的倡议与东地中海局势
1198年1月当选的教宗英诺森三世,在就任之初便将收复耶路撒冷列为首要任务之一。耶路撒冷已于1187年落入萨拉丁之手。1189至1192年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夺回了阿卡等重要沿海据点,却未能收复这座城市。因此,拉丁人在东地中海残存的定居点虽然拥有港口和贸易网络,却并未控制那座为动员十字军提供正当理由的首要圣城。
1198年8月,英诺森颁布了号召十字军东征的文告《Post miserabile》。他希望新一轮远征比以往各次行动更直接地受教会领导,而不是完全依赖彼此争斗的君主。布道者将参加东征宣扬为一种赎罪之举,参与者可获得宗教上的特恩,十字军战士及其财产也可得到法律保护。讷伊的富尔克成为这场运动在法国北部的重要布道者。教会征税和捐款原本是为了资助这项事业,但最终集结起来的军队仍然依赖贵族的财力和个人承诺提供的资助。
1199年11月,香槟地区埃克里举行的一场比武大会推动了招募工作。香槟伯爵蒂博三世、佛兰德与埃诺伯爵鲍德温九世以及布卢瓦伯爵路易成为主要参与者。应征者大多来自法国北部及其邻近地区,但这次远征也吸引了意大利北部和德语地区的人士。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不同,此次远征并非由在位国王率领。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于1199年去世,其他主要君主则忙于应对政治冲突。这种领导结构赋予了参战伯爵们相当大的权力,却也使远征军缺少一位能够提供雄厚财力支持的君主。
在筹备过程中,埃及逐渐成为预定的战略目标。埃及农业富庶,政治地位重要,因此,进攻埃及被视为削弱阿尤布王朝势力的可行途径;该王朝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尼罗河三角洲有可从海路进攻的目标,而夺取埃及领土或许能为收复耶路撒冷提供谈判筹码。不过,这一战略考虑并不意味着每位应征者都理解或接受一套详尽的埃及作战计划。十字军战士所立的誓言关乎圣地,其中一些人对在其他地区作战仍心存疑虑。
因此,这场拟议中的远征尚未启程,内部便已存在矛盾。教宗的领导赋予了远征宗教上的正当性,贵族领袖通过谈判落实具体安排,而每位参与者对十字军誓言又各有理解。当财政困难迫使远征军作出既非教宗所筹划、亦未经其批准的决定时,这些相互交叠的权威便显得尤为重要。
与威尼斯的运输协议
1201年,一个由六名使节组成的代表团与威尼斯谈判,商议运送十字军的事宜。其中包括香槟军务官维尔阿杜安的戈弗雷;他后来撰写的记述成为这次远征的主要史料之一。威尼斯拥有将大批骑兵及其战马运过地中海所需的造船设施、航海技术和组织能力。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在远征筹备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后来虽已年迈且视力严重受损,仍随舰队出征。
协议规定,威尼斯负责运送4,500名骑士及其战马、9,000名侍从和20,000名步兵,并提供九个月的给养,费用为85,000银马克。威尼斯还同意出动五十艘武装桨帆船,条件是获得联合作战所得征服地的一半。这些条款使威尼斯共和国不再只是受雇承运的一方,而是成为与远征成败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军事伙伴。筹备舰队需要威尼斯投入大量人力、物资和商业资源。
这份协议的核心隐患,在于约定运送的军队规模与实际集结的兵力不符。使节们代表同伴承诺支付一支庞大军队的运输费用,却没有可靠的办法强制所有应征者都从威尼斯登船。一些十字军从其他港口出航,另一些则放弃或推迟了参战。1202年各支主力部队集结时,人数远低于协议预计的约33,500人。各方估算虽不一致,但实际集结的战斗人员可能约为10,000至12,000人;不过,这些数字究竟包含哪些类别的人员,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抵达威尼斯的人无力付清合同规定的全部款项。主要贵族拿出了私人财物,但仍欠约34,000马克。威尼斯人已经建成并集结了运输舰队,不愿就此免除债务。在利多岛上等候的十字军面临开支不断增加、补给日益减少的困境,远征甚至可能尚未抵达预定战场便告瓦解。
远征的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香槟的蒂博于1201年5月去世,随后蒙费拉的博尼法斯成为远征的主要统帅。他的意大利北部出身及其与帝国宫廷的关系,在随后的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博尼法斯还是其他领袖,都无法独力打破财政僵局。运输合同实际上使军队眼下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能否与威尼斯达成协议;在这种形势下,以进攻一座基督教城市来抵偿眼前应付的款项,便成为一种可能的方案。
扎拉事件与对教皇政策的背离
丹多洛提议,十字军协助威尼斯夺回扎拉。这座设有坚固防御工事的亚得里亚海港口摆脱了威尼斯的统治,转而接受匈牙利—克罗地亚王国的统治。扎拉位于连接威尼斯与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航线上,因而具有重要的商业和战略价值。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威尼斯将暂缓追讨尚未偿付的运输费用。这一安排为十字军领导层提供了维持远征的办法,却也将一支原本为对抗非基督教势力而集结的军队,引向了一座天主教城市。
当时的政治形势使这一提议尤为棘手。匈牙利国王伊姆雷本人也已立誓参加十字军东征,因此他的利益受到十字军相关规定的保护。英诺森三世曾禁止进攻基督教领土,只有在严格限定的情形下才可例外。因此,一些参与者认为,拟议中的行动违背了他们的誓言。反对意见并非事后才出现:在战役开始前及进行期间,就已有人提出异议或离队。蒙福尔的西蒙便是拒绝参与进攻的著名十字军将领之一。
舰队于1202年秋离开威尼斯,11月抵达扎拉。据同时代记载,城中居民展示十字架,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然而,联军仍然围攻了这座城市,扎拉于11月24日投降。城市陷落后遭到劫掠,军队则留在那里过冬。随后,威尼斯人与其他十字军因驻地和战利品分配问题爆发冲突,表明远征军内部的合作并未消除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
英诺森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将此次进攻的责任者逐出教会。十字军领导层派出代表寻求赦免,辩称他们的行动是财务困境所迫,而且若要抵达地中海东部,就必须继续与威尼斯合作。教皇最终赦免了接受其条件的非威尼斯人十字军,而威尼斯人仍处于绝罚之下。信息传递迟缓,且受到有选择的控制,因此教皇指示的全部含义并未在全军得到一致传达。
这一事件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行事模式。领导者将未经授权进攻基督教目标的行为,解释为使原定远征得以继续的临时必要措施。军事行动并未解决所有既有问题,反而造成了新的依赖关系与义务。军队还表明,教皇的反对虽然在宗教上意义重大,但当领导者认为服从教皇会危及整个远征的存续时,这种反对未必能够决定军队当下的行为。
扎拉之役并不能简单视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预演,因为两次行动产生于不同的政治背景。尽管如此,它仍削弱了针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十字军东征与武装介入基督教世界内部争端之间的实际界限。在扎拉过冬期间,一项涉及拜占庭皇位争夺的提议,为远征摆脱财务和战略困境提供了另一条出路。
拜占庭的皇位继承与阿莱克修斯的提议
拜占庭的政治危机始于1195年,皇帝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被其兄弟阿莱克修斯三世推翻。伊萨克遭刺瞎双眼,囚禁起来。他的儿子,即后来的阿莱克修斯四世·安格洛斯,最终逃脱,转而向西方求援,希望恢复父亲一系的统治。他在施瓦本的腓力宫廷中找到了重要的关系。腓力是神圣罗马帝国内德意志王位的争夺者之一,其妻伊琳娜·安格丽娜是伊萨克的女儿,也是年轻的阿莱克修斯的姐妹。
蒙费拉的博尼法斯也与腓力的宫廷有联系。这些关系为这位拜占庭皇位觊觎者向十字军领袖传达诉求提供了渠道。谈判在远征筹备期间以及军队在扎拉越冬时逐步展开。这些谈判并不能证明所有参与者事先都有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意图;它们只是给已经面临资金和补给严重短缺的领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开始考虑介入帝国的皇位继承争端。
阿莱克修斯许诺,如果十字军帮助他和父亲复位,他将提供极为丰厚的援助。据记载,条件包括支付20万银马克、为军队提供给养、为东地中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以及在圣地供养500名骑士。他还承诺使拜占庭教会服从罗马。各份记载对军事承诺的具体表述不尽相同,但这些承诺的总体规模十分庞大。它们似乎既能偿清欠威尼斯的债务,又能为继续原定的十字军东征提供所需资源。
这些承诺在政治上风险极高。拜占庭国库并不是流亡皇子可以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而即便身为皇帝,也很难强迫教士和民众接受教会臣服于罗马。此前的商业竞争和暴力冲突已经加剧了对拉丁势力的抵触。1182年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大屠杀,以及1185年诺曼人对塞萨洛尼基的洗劫,都是不久前双方相互敌视的历史的一部分,不过,这两件事都没有使1204年的结局成为必然。
这一提议在十字军内部引起了分歧。有些人认为,帮助一位被废黜的基督教君主复位是正当之举,也可能有利于圣地。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他们所立的誓言并未授权他们出兵君士坦丁堡。又有一些参与者离队,或另寻途径东行。因此,接受这项交易的部队并不等同于英诺森三世最初号召的整个十字军运动。
尽管如此,主要领袖最终还是接受了协议。阿莱克修斯加入远征,舰队于1203年春驶向君士坦丁堡。十字军逼近这座城市时,预期凭借皇位继承的正统性、自身的军事力量,以及他们所设想的城内民众对阿莱克修斯三世的敌意,便能迅速解决问题。这些预期既低估了首都内部的抵抗,也低估了将复位皇帝的承诺转化为实际可用资源的难度。
1203年的干预与协议的破裂
十字军舰队于1203年6月抵达君士坦丁堡附近。这座城市仍是地中海地区规模最大、财富最丰厚的城市中心之一,有坚固的陆上城墙和海上防御设施保护。宫廷内斗虽然削弱了政权的权威,但这座城市绝非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十字军将年轻的阿莱克修斯展示给城中居民时,预期中的民众欢迎并未出现。因此,要使他复位,就必须诉诸军事行动,而非仅仅举行权力交接仪式。
7月初,进攻方夺取了加拉塔,该地与主城区隔金角湾相望。控制港口铁链的据点被攻占后,威尼斯舰船得以驶入金角湾,逼近城市北面的海墙。7月17日,联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威尼斯军队在滨水地带站稳脚跟,陆上的攻势则遭遇顽强抵抗。战斗引发的火灾使首都大片地区遭到破坏。
阿莱克修斯三世在城墙外集结军队,却未进行决定性交战便撤退,并于当夜逃离城市。拜占庭官员随后释放了伊萨克二世,使其重登皇位。这给十字军带来了难题:他们的协议是与他的儿子订立的,而不只是与这位先前被废黜的皇帝订立的。经过谈判,年轻的阿莱克修斯获承认为共治皇帝,并于1203年8月1日加冕,成为阿莱克修斯四世。
复位的统治者如今必须履行为登上皇位而许下的承诺。为了支付款项,他们不得不采取非常的财政措施,包括征用并熔毁贵重物品。这些做法使宗教机构和本就对外国军队心怀不满的居民愈发疏离。阿莱克修斯四世也缺乏足够的权威,无法实现持久的教会合一。他对拉丁人的依赖损害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若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又会危及支撑其地位的武装干预。
双方关系在秋冬两季持续恶化。8月,西方人与当地居民在一处穆斯林礼拜场所周围发生暴力冲突,随后又爆发了一场大火。大火焚毁大片城区,使更多人流离失所,也加深了敌意。驻扎在城外的十字军仍不断需要粮食和金钱。随着他们的要求日益强硬,冲突也接连发生;拜占庭方面试图用火船摧毁威尼斯舰船,但未能成功。
1204年1月,一场宫廷政变终结了复位后的政权。绰号“穆尔祖弗洛斯”的阿莱克修斯·杜卡斯登上皇位,称阿莱克修斯五世。伊萨克二世在危机期间去世,阿莱克修斯四世则遭到监禁,随后被杀。新皇帝拒绝履行先前的承诺,并准备抵抗十字军。远征军的领袖已无法再声称,他们只是在向皇帝盟友收取约定的款项;如今,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公开与之为敌的统治者,于是选择着手组织对帝国的征服。
1204年4月攻陷君士坦丁堡
在发动最后进攻之前,十字军与威尼斯的领导人就如何分配预期的征服所得进行了谈判。协议拟定选举一位拉丁皇帝,并瓜分帝国的领土与资源。其中四分之一归皇帝所有,其余四分之三由威尼斯与其他十字军平分。除政治安排外,协议还对牧首职位和教会财产作出了安排。这一规划使1204年的军事行动有别于前一年的干预:此时的目标已变成以新政权取代拜占庭的统治。
进攻方将兵力集中在金角湾沿岸的海墙一线。君士坦丁堡的陆上防御极难突破,而舰船则能将作战平台和登城桥运抵选定的海防城墙区段附近。威尼斯人的海战经验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原本用于向地中海东部运送马匹和军队的运输船,经过改装,被用来支援对这座基督教大都城的进攻。
4月9日的进攻以失败告终。守军击退了从舰船上发起的攻势,联军遭受损失。此后,随军教士进一步强化了再次进攻的宗教理由。他们将拜占庭政府描绘成背信弃义的一方,并着重指出希腊人拒绝承认罗马教会的权威。这些论点是远征队内部为自身行动提出的辩护,并不等于教皇授权他们征服君士坦丁堡。
新一轮进攻于4月12日开始。有利的风向帮助舰船靠近城墙,进攻者在塔楼上站稳脚跟,并从水岸附近的城门和缺口进入城内。待入城兵力达到一定规模后,骑兵和步兵便向城内推进。史料记载了一些率先入城者的姓名,但这些相互竞争的说法,也反映了参战者之间对荣誉的争夺。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守军未能在大批进攻者涌入之前封堵突破口。
阿历克塞五世试图组织抵抗,却未能恢复统一有效的防御。他于4月12日至13日夜间逃离。拜占庭方面另立皇帝的尝试也未能促成有效应对,城市遂落入十字军之手。君士坦丁堡陷落,与其说是因为所有防御力量都被摧毁,不如说是因为进攻者突破城区外围防线后,统一指挥随之瓦解。
君士坦丁堡规模庞大,而征服它的军队人数相对有限,两者的悬殊使这一结果格外引人注目。联军凭借海上机动能力,将兵力集中于选定地点,并利用了帝国政府内部的动荡。拜占庭理论上仍拥有可观的资源,但能否调动这些资源,取决于各方在政治上的效忠、可靠的指挥,以及居民和士兵是否愿意保卫一个接连陷入动荡的政权。
劫掠、破坏与珍宝的流散
城池陷落后,大规模劫掠与暴力持续了数日。民宅、宫殿、教堂和修道院遭到搜掠,钱财、贵金属、便于携带的物品及粮食物资都成了目标。当时的目击者记述了杀戮、性暴力、对神职人员的羞辱以及对神圣场所的亵渎。受害者的确切人数已无从查明,对于这座城市损失的各种数字说法,也须谨慎看待。不过,现有证据足以表明,这次洗劫给城市带来了深重灾难。
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亲历了征服,随后逃离君士坦丁堡;他留下的记述,是战败一方最具影响力的见证。他在描述圣索菲亚大教堂遭到亵渎时,着重强调了基督教秩序的颠倒:圣器被据为己有,圣所遭到玷污,教堂陈设则因其材料价值而被拆毁。他的叙述虽受到文学惯例和道德评判的影响,但其中关于普遍劫掠的核心证言,也得到了西方参战者所留史料的印证。
十字军领袖试图将战利品统一收集,以便分配、偿债,并在征服者之间分发。但这些规定未能阻止个人私占财物。维尔阿杜安一面盛赞财富数量之惊人,一面也记述了为确保战利品统一清点而设立的惩罚措施。军队尚未清偿的债务,影响了他们处置这座都城累积财富的方式,但对珍宝的攫取很快就远远超出了追索阿莱克修斯四世所承诺款项的范围。
圣物兼具宗教敬奉价值与政治价值。被认为属于圣徒的遗骨、与基督受难有关的残片、圣物匣、圣像及礼仪用器,被运往西欧各地的教堂和修道院。获得这些物品能够提升赞助者和宗教机构的声望。关于某件物品源自君士坦丁堡的说法,证据的充分程度各不相同;如今西方收藏中的拜占庭文物,并非每一件都能确证来自这次洗劫。
后来陈列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青铜马像,是征服后被运走的物品中最著名的几件之一。它们的迁置,使威尼斯的胜利在其举行仪典的空间中得到了直观展示。其他一些古代及拜占庭艺术品则未能保存下来,而是遭到毁坏。霍尼亚提斯记述了青铜雕像被熔毁的情形,说明那些因艺术或历史意义而备受珍视的物品,如何被贬为仅按金属原料价值计价的东西。
火灾进一步加重了劫掠造成的破坏。1203年和1204年的数次大火烧毁了住宅区、作坊、教堂和商业房产。因此,损害不能仅限于通常所说的三天洗劫期来衡量。居民流离失所,官员、学者、神职人员和有产者纷纷出逃,也使人口及专业知识与技能随之流散。由此造成的损失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社会与制度结构,即便在建筑得以幸存、城市生活后来恢复的地方,也是如此。
瓜分与继承国家
1204年5月,胜利者没有选择蒙费拉的博尼法斯,而是推选佛兰德的鲍德温为拉丁皇帝。5月16日,鲍德温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新政权宣称拥有帝国首都及原帝国的部分领土,但名义上的占有与实际控制相去甚远。征服者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行政能力,无法占领划归他们的全部土地。
《罗马尼亚分割条约》记载的领土分配方案,将帝国的四分之一划归皇帝,威尼斯和其余十字军则各得八分之三。这些份额是按税收区、城镇、庄园和各项权利划分的帝国遗产,而非简单地在地图上切分土地。威尼斯着重谋取海上据点和商业利益,取得或力图取得能够支持航运与贸易的港口、岛屿及沿海基地;不过,要落实这些领土主张,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战争与谈判。
博尼法斯建立了塞萨洛尼基王国,其他西欧领主则在希腊南部建立了若干公国。亚该亚公国和雅典领地——后来的雅典公国——长期存在,成为这一分裂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权的制度将外来的领主统治形式与当地的地产制度及希腊居民社会相结合。拉丁人的政治控制,并未使这些不同地区在文化或行政上发生整齐划一的转变。
拜占庭的抵抗力量逐渐在几个区域中心集结。最初由狄奥多尔一世·拉斯卡里斯领导的尼西亚帝国,逐渐成为最有实力在君士坦丁堡恢复帝国统治的政权。希腊西部一个通常称为伊庇鲁斯专制国的政权,也参与了对拜占庭遗产的争夺。特拉比松帝国则是科穆宁王朝成员在格鲁吉亚援助下,于首都陷落前不久在黑海东南沿岸建立的。它同样宣称拥有帝位继承权,而不只是瓜分帝国的产物。
拉丁帝国很快便暴露出军事上的局限。1205年4月,保加利亚统治者卡洛扬的军队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击败拉丁军队,鲍德温被俘。这场惨败遏制了拉丁帝国的扩张,也暴露了其统治的脆弱。此后的历任皇帝严重依赖外援,在与周边强国及相互竞争的拜占庭继承国家的斗争中艰难支撑。
1261年7月,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麾下的军队收复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拉丁帝国在这座首都的统治。复国后的拜占庭帝国并未收回此前的全部领地,拉丁人统治的地区和威尼斯的属地仍在其他地方延续。因此,1204年的事件造成的是持久的权力重分配,而非短暂中断后便完全恢复统一。各方势力继续争夺原帝国四分五裂的领土及其收入。
宗教影响、史料与历史解释
这场洗劫加深了东西方基督教之间的裂痕。东西教会大分裂通常与1054年的教会冲突联系在一起,但双方的分离实际上是在围绕管辖权、教义、礼仪和政治权威的争端中逐步形成的,其进程并不均衡。1204年的征服与亵渎行为,使这些分歧有了切身经历的强力支撑。拉丁皇帝及拉丁教会圣职体制的强行确立,使教会统一的主张与外来统治密不可分。
英诺森三世的反应颇为复杂,但不应简单归结为赞同这场洗劫。他谴责远征军抗命,以及他们对基督徒犯下的暴行,并认识到这些行为阻碍了与希腊人的和解。与此同时,他随后接受了拉丁帝国的存在,并试图利用变化后的政治局势确立罗马教会的权威。因此,教廷的政策将谴责所用手段与利用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区分开来,尽管这种区分在实践中并不彻底。
主要叙事史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维尔阿杜安是接近领导层的高级参与者,他从现实需要、集体商议和必须履行的义务等角度解释各项决策。地位较低的骑士克拉里的罗贝尔则保留了与统帅们不尽一致的视角,包括对君士坦丁堡名胜古迹的描述,以及对战利品分配不均的记述。霍尼亚提斯从拜占庭政治与文学传统内部分析这场灾难,既批判征服者,也指责帝国政府的失误。教廷书信、协议、特许文书,以及有关圣物转移的记载,为核验这些叙述提供了额外依据。
较早的解释往往强调某一方的背叛,将原因归于威尼斯的商业算计、丹多洛据称怀有的个人敌意、德意志帝国的外交运作,或教廷的野心。其中一种影响尤大的理论认为,威尼斯为保护其与埃及的贸易,蓄意使十字军偏离原定目标。威尼斯的商业利益无疑与此有关,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远征开始时就已形成一套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完整计划。然而,不存在这样的计划,也并不意味着各方可以免于为沿途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
许多现代研究转而考察接连作出的承诺及其约束。一份规模过大的运输合同造成了债务;债务促使十字军进攻扎拉;拜占庭皇位争夺者许诺提供金钱与援助;复位后,他却无法兑现这些承诺;而政治秩序的崩溃最终使干预演变为征服。这种解释既承认各方有意作出的选择和物质利益的作用,也不预设最终结局早在1201年就已注定。领导者在各个阶段究竟有多大的选择自由,以及他们的叙述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呈现了其他可行方案,仍存在争论。
这场征服也被用于解释拜占庭后来的衰弱,以及它最终被奥斯曼帝国击败的原因。1204年领土、财政收入和政治凝聚力的丧失,极大地改变了帝国此后的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已不可避免:复国后的帝国又延续了近两个世纪,而后来的内战、人口剧变、地区竞争和奥斯曼扩张,都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无法预见的条件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