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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城墙

狄奥多西城墙是君士坦丁堡宏伟的晚期罗马陆防工事,其多层防御体系影响了这座城市逾千年的安全、扩张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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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城墙是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最主要的古代晚期陆上防御工事,建于5世纪,横亘于通往城市的西侧地带。城墙以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命名,由高大的内墙、较低的外墙、向外突出的城塔和外侧壕沟组成,但各部分的建造年代与演变过程仍有待研究。现存城墙的主体部分长约5.7公里,从马尔马拉海沿岸延伸至昔日的布拉赫奈宫殿区,后世修筑的防御工事则从那里继续延伸,与金角湾相接。

这道城墙是罗马帝国留存至今规模最宏大的军事建筑之一,曾帮助帝国东部的都城抵御多次围攻,并历经地震与政治动荡。其防御效能不仅取决于高度或厚度,更依赖障碍设施、射击阵位、城门、修缮维护与物资补给相互配合的整体体系。直到14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时,城墙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此后,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它仍作为一道宏伟的界线留存于城中。

现存防御工事并非原封不动的5世纪建筑。拜占庭与奥斯曼时期的修缮、城门的改建、19至20世纪为道路开辟的豁口,以及现代重建,共同造就了层次复杂的历史遗存。因此,对城墙的研究将军事史与考古学、建筑分析、铭文研究,以及人口密集的城市景观保护结合在一起。

帝国都城的奠基与君士坦丁堡的扩张

君士坦丁一世于330年正式为君士坦丁堡举行落成典礼,使其成为帝国首都。他修建的陆上城墙所围合的区域,远小于后来狄奥多西城墙环线所保护的范围。4世纪至5世纪初,聚落、贵族庄园、教堂及其他设施不断向西扩展,越出了君士坦丁时期的城界。新的防线将大片额外土地纳入首都范围,不仅为建筑提供了空间,也容纳了园林、蓄水池、墓地,以及数百年间一直保持相对空旷的地带。

新陆墙始建于狄奥多西二世统治初期,他的在位时间为408至450年。由于皇帝即位时尚年幼,禁卫大区长官安特米乌斯在工程管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主体内墙通常被认为在413年之前已经完工。当年颁布的一项涉及新城墙塔楼的法律,为这一年代判断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该法规定了防御建筑与毗邻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在维护皇帝对防御工事所享权利的同时,允许人们以特定方式使用这些工事的下层空间。

这项工程开展之际,东罗马帝国在巴尔干地区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与哥特人的战争,以及各族群越过多瑙河的迁徙,暴露了帝国疆域防御的脆弱性。君士坦丁堡三面临海,拥有坚固的天然屏障,但西面的陆路入口却缺乏同等的阻隔。新城墙弥补了这一弱点,其规模与首都的政治地位及帝国政府能够调动的行政资源相称。

447年,一场大地震严重破坏了防御工事,而此时阿提拉率领的匈人正威胁着帝国。当时的纪念铭文将极为迅速的修复归功于一位名叫君士坦丁的长官;有关工程的记述称,修复工作在约两个月内便告完成。这次事件常被认为与外层防线的兴建或大规模扩建有关。不过,具体的修建顺序仍存在争议:现存砌体与文字证据并不能证明,内墙以外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在447年首次修建的。

因此,“狄奥多西城墙”这一名称,既指帝国主持的初建工程,也指一个随时间逐步发展而成的防御体系。5世纪的工程确立了城墙的基本走向与宏伟规模,但后世皇帝又重建了塔楼、加固了薄弱地段、改建了城门,并向北延伸防线。若将现存的整条城墙环线视为一次营建工程的产物,就会掩盖其砌体中保存的历史证据。

地形与纵深防御的布局

狄奥多西城墙的主线从马尔马拉海畔的大理石塔附近向北延伸,横贯历史半岛的西部。城墙并非沿平地修筑,而是跨越山脊,再下行至吕科斯河谷;这条河流过去曾流经城内。防御工事与地形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高地有利于观察敌情,也能扩大远射武器的射程;低洼地段则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进攻者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接近城墙。

在防线的大部分地段,从城外乡野逼近的进攻者会依次遇到宽阔的壕沟、外侧平台、外墙、两墙之间的围护地带,最后才是高大的内墙。希腊建筑术语将内墙称为 mega teichos,意为“大墙”,外墙则称为 exo teichos。两墙之间的空间通常称为 peribolos。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套纵深防御体系:突破一道障碍,并不意味着就能立即进入城内。

壕沟一般宽约15—20米,各处尺寸不一,深度可达数米。砌筑的挡土墙和横向隔墙有助于使壕沟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保持稳固。不应将其想象成一条全线始终蓄水的护城河。其水工设施,包括某些横墙和沟渠的用途,至今仍有争议。即使没有积水,这种侧壁陡峭的沟堑也能阻碍攻城塔、轮式抛射器械、攻城梯,以及试图保持队形接近城墙的部队。

在壕沟后方,守军可以利用逐级升高的阵地,越过前沿阵位射击。外墙低于内墙,因此即便前沿防御阵地已有守军驻守,内墙上的部队仍能继续射击。向外突出的塔楼可沿墙面提供侧射火力,减少进攻者原本可能利用来集结的隐蔽地带。各部分的配合比任何单项尺寸都更重要:高度、间距、视野以及阵地之间的通道,必须协调发挥作用。

在北端,规整的狄奥多西式防御布局被布拉赫奈周围更为复杂的防御工事所取代。随着当地皇室居所的地位日益重要,增筑的城墙将原有城墙线之外的地段也围了起来。其中,与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有关的12世纪城墙尤为显眼。这些北部工事应与5世纪的双重城墙加以区分,尽管在后来的围城战中,它们同属一道防御圈。

陆墙也是更大规模城市防御体系的一部分。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沿岸另有海墙守护。舰队、港口以及横跨金角湾入口的拦阻铁链,与西侧防御工事相互配合。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有赖于同时维持这些不同方向的防线,而非仅靠陆墙。

砌体、塔楼与军事工程

内墙是一座规模格外宏大的砌体建筑,墙基厚度通常约为4.5至5米,高约12米,不过各处现存及重建部分的尺寸并不一致。墙体外表以修整过的石材砌筑,内部则填以碎石和砂浆。石砌墙体之间穿插着水平砖带。这些砖层既有助于规整施工,也能将砌体连结为整体;同时,它们赋予城墙红色与浅色相间的独特外观。

这套防御工事体现的是晚期罗马的营造技术,而非一种全新的建筑传统。砖、石、石灰砂浆、拱顶室以及重复使用的建筑单元,都是罗马帝国工程中常见的要素。将它们运用于此,需要大规模的统筹协调:材料必须先经开采或制造,再经过运输、备料,最后分送至绵延数公里的工地。后世修缮时又利用了早期的砌筑材料和建筑残件,因此部分墙段成为研究建筑构件再利用的重要实物证据,即将旧建筑的材料用于新的工程。

内侧防线最初约有九十六座塔楼,间距通常约为50至70米。由于统计范围以及对改建或已毁建筑的计入方式不同,塔楼总数也有差异。大多数塔楼平面呈矩形,也有一些呈多边形。塔楼突出于墙面,使守军能够从侧面射击相邻墙段脚下的进攻者。塔楼高度较大,既可用作瞭望点,也可提供居高临下的作战阵位。

许多塔楼内部不止一层,设有拱顶室,通行路线也根据不同用途安排。底层房间可用于储藏物资或其他用途,上层房间及顶部平台则用于防御。各塔楼的出入方式有所不同,与城墙顶端通道的连接方式也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差异既反映了最初的设计,也体现了后来的重建。因此,塔楼的平面布局、砖块尺寸、砂浆、门窗等开口,以及它与相邻墙身的衔接方式,往往比外观本身更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外墙明显较低,一般高约8米,厚度也小于内墙。其塔楼大致与内墙塔楼交错排列,而非正对着内墙塔楼。这种布局减少了各射击阵位之间的相互干扰,也增加了可用于封锁进攻路线的射击角度。不过,外侧防线本身仍是坚固的防御工事,并非仅仅起遮护作用的屏障。

整个体系将厚重结构所提供的被动防护与主动防御结合起来。厚实的墙体抵御撞击和掘挖;塔楼提供侧射火力;平台便于人员移动与兵力部署;各防御区域则由受控通道连接。某一部分受损可能危及其他部分,但局部被突破并不一定会立即导致全线崩溃。进攻者仍须越过瓦砾、穿行于狭窄空间,并面对占据高处或内凹阵位的守军。

城门、道路与帝国仪典

城墙作为城市边界发挥作用,城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旅客、商旅车辆、牲畜、官员和军队都由城门出入,人流与交通由此汇集于可以检查和封闭的关口。主要通道将首都与通往色雷斯及更广阔的巴尔干行省地区的道路相连。较小的入口则供附近居民往来及军队出入。因此,城门既可能成为防御上的薄弱点,也是城市经济与行政运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现代论述常将“民用”城门与按编号区分的“军用”城门分开。这种分类有助于梳理现存遗迹,但不应将其视为拜占庭时期一成不变的行政制度。随着时间推移,各个门洞曾被拓宽、封堵、更名,或被赋予不同用途。中古希腊语名称、奥斯曼土耳其语名称与现代学者采用的名称之间,并不总能一一对应。因此,叙事文献中提及的某些城门究竟位于何处,有时难以确定。

最负盛名的入口是位于城墙南端附近的金门。其宏伟的中央建筑以巨大的大理石块覆面,设有三道拱形门洞,较大的中央门洞两侧各有一道较小的门洞,两旁矗立着厚重的城塔。它的外观与普通城门截然不同:其设计意在以建筑彰显皇帝的胜利与权威。金门最早部分的建造年代,以及它是否早于相邻城墙建成,至今仍有争议;有观点将其与狄奥多西一世联系起来,也有观点认为它属于狄奥多西二世时期。

金门是某些皇帝入城仪式和凯旋庆典所经路线的一部分。归来的皇帝可以穿行于一系列精心布置的空间,将郊外的入城道路、城门、主要街道及礼仪中心串联起来。金门的装饰包括铭文,在不同时期还曾设有雕塑构件。这些装饰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而现存记述也不足以支持将各个时期的装饰复原为一套统一的设计。城门的军事建筑形制与礼仪功能紧密相连:这座设防的入口,以有形的建筑体现了皇帝对首都的庇护之责。

其他重要城门至今仍以与其所在的奥斯曼时期街区或用途有关的名称留存,包括贝尔格莱德门、锡利夫里门、梅夫拉纳门和埃迪尔内门。其中,埃迪尔内门位于城墙沿线地势较高处,后来成为从西北方向入城的主要入口。这座城门及其周边防御工事表明,即便一座建筑的军事意义已经改变,它仍可继续承担日常通行功能。

1453年以后,金门被纳入耶迪库勒堡,这座奥斯曼堡垒通常被称为七塔堡。金门作为罗马礼仪建筑的身份并未消失,但周围的建筑群又承担起国库、军事据点和监狱等新职能。城门与堡垒之间的关系,尤为鲜明地记录了帝国景观的一次转变。

维护、地震与城防劳役

城墙得以保存,依靠的是反复维护,而非仅仅依赖最初建造时的坚固程度。君士坦丁堡地处地震活跃地区,防御工事曾多次遭受地震破坏。447年的地震影响尤为深远,此后的地震,包括740年的大地震,也都使城墙需要大规模修缮。裂缝、移位的饰面石块、损坏的拱顶以及坍塌的塔楼部分,即使在城墙大部分仍然屹立的情况下,也可能削弱其战备能力。

修缮铭文是了解这段持续维护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这些铭文或刻于石上,或用砖砌成,记有皇帝和官员的姓名,有时还记载日期、头衔或某次重建工程的范围。它们表明,历代统治者都将修复城墙宣扬为保护公众的举措。因此,城墙也成为彰显政府责任的场所:修复后的塔楼上方所立的铭文,昭示的不只是工程的完成,更是首都安全保障的恢复。

447年地震后的修复工程,尤其与动员首都居民及其竞技场派系有关,其中以蓝党和绿党最为突出。这些组织与战车竞赛密切相关,同时也参与城市公共生活和政治动员。它们的参与表明,帝国当局能够借助城市组织征集应急劳力。对于铭文中所颂扬的修复速度,应当放在对既有防御体系进行紧急抢修的背景下理解,而不能据此认定,现存的整套城防设施是在短短几周内从无到有建成的。

维持战备状态,还需要一套运转有效的通行、储备和监管体系。城墙顶上的通道必须保持畅通,城门必须能够牢固关闭,受损的胸墙也需要修复。塔楼及其邻近空间在和平时期可以另作他用,但这些用途不得妨碍防御。413年见诸记载的法律安排表明,公共军事需求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自早期便已存在。

一道绵延数公里的连续城墙,不可能单靠砖石就得到有效防守。士兵必须监视各条进路、传递敌情、调动援军,并阻止进攻者在壕沟附近建立稳固阵地。发生大规模围城战时,除正规军之外,还会有其他武装团体和民间劳力参与守城。可用守军的人数、装备,以及统筹指挥他们的领导能力,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某一座塔楼的完好程度。

城墙也融入了首都的宗教生活。危急时刻,宗教游行、祈祷和圣物展示会与军事准备同时进行。在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城市防御与神圣庇护紧密相连。这些活动并不取代工程建设或物资储备,而是公众应对危机的一部分,帝国权威与城市团结也借此得到表达。

奥斯曼征服前的围城考验

城墙的威名,是在抵御一系列重大进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626年,一支由阿瓦尔人主导、斯拉夫部队支援的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同时一支波斯军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展开行动。进攻方未能有效协调渡海与攻城行动。陆上防御工事牵制了阿瓦尔军队,而拜占庭对双方之间水域的控制,则使围城部队无法形成决定性的合力。这一事件表明,防御工事、海军行动与城市的地理位置相互依存。

717至718年,倭马亚王朝统帅马斯拉马率领阿拉伯军队发动的围城,是另一次重大考验。围城部队试图从海陆两面孤立都城,皇帝利奥三世则指挥守城。城墙使进攻方难以轻易攻入城内,但他们最终撤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拜占庭海军的抵抗、补给困难、严寒的冬季、疾病以及保加利亚人的袭击。若将这一结果完全归功于陆墙,就会掩盖此次围城行动在整体作战层面的失败。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但决定性的进攻并未突破狄奥多西陆上防御体系的主体。十字军与威尼斯人将行动重点放在金角湾一侧,舰船可以在那里靠近海墙。政局动荡、火灾和协同失灵削弱了守城力量。因此,这次陷落并不能证明西侧的双重城墙已失去军事效用;相反,它说明,即使防御周界坚固,也可能因其他地段被突破,以及支撑防御的政治与军事体系崩溃而失守。

1261年,效力于米海尔八世·巴列奥略的军队收复君士坦丁堡,同样不是通过有步骤地攻破狄奥多西城墙实现的。阿莱克修斯·斯特拉特戈普洛斯趁拉丁守军与威尼斯舰队大多不在城中之际入城。这一事件再次说明,不能简单地将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等同于城市的安全。情报、入城通道、突袭和兵力部署,都可能使进攻方绕过那些在正面强攻时极难克服的防御优势。

拜占庭帝国晚期,帝国可用资源的减少,使城墙的维护和防守更加困难。然而,城墙仍是一道重大障碍。1422年,穆拉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未能攻克这座城市。此时,火药武器已开始用于东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型砖石防御工事就此过时。

纵观这些战事,狄奥多西防御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迫使进攻者耗费更多时间、付出更高代价。围城军队需要补给、装备和人力,还必须防范援军的攻击与疾病的侵袭。城墙并未让君士坦丁堡变得无懈可击,却大大提高了攻克这座城市所需的条件与投入。

火炮与1453年围城战

最后一次围城战始于1453年4月,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奥斯曼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守城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巴列奥略仅指挥着数千名拜占庭及外国士兵,分守漫长的防线。热那亚指挥官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隆戈在陆上防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各史料对双方兵力的估计差异很大,但双方在人力和资源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奥斯曼军队以火药火炮持续轰击城墙。其中最著名的巨炮出自铸炮师奥尔班之手,但围城作战依靠的是多种火炮,而非某一件威力超群的武器。沉重的石弹能够击裂砌体,轰塌部分城墙。然而,巨炮本身也带来了诸多困难:运输和部署笨重费力,需要大量物资补给,而且射速往往很慢。炮击造成的破坏还须通过步兵突击及其他攻城行动加以利用。

吕科斯河谷成为主要攻击目标之一。这里地势较低,加上防御工事的布局,使这段中央防区尤为重要。当时记载中的地名,尤其是圣罗曼努斯门,与现存城门之间的确切对应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若把记载中的每次行动都对应到今天的某一处城门,就会给人一种证据确凿的错觉。可以确定的是,奥斯曼军队的炮击和反复进攻主要集中在陆墙中段。

守军积极应对城墙的损坏。他们常在夜间用泥土、木材、石块及其他就地可得的材料加固缺口。这些应急屏障承受冲击的方式与高耸的砌体墙面不同,还能在瓦砾间形成新的障碍。因此,战斗发生在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中,而不是在一套完整无损的5世纪防御体系前展开。壕沟、外墙、受损的幕墙以及临时搭建的路障,都影响着进攻方的行动。

奥斯曼军队的作战也不局限于西面战线。他们将船只经陆路运入金角湾,增加了守军的压力,也使兵力调配更加困难。奥斯曼工兵试图挖掘地道,破坏防御工事,守军则挖掘反地道加以应对。火炮、海上行动、掘地作业、反复突击,以及人数有限的守军日益疲惫,共同促成了最终的结果。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军队发动最后的总攻,突破防线,攻陷了这座城市。朱斯蒂尼亚尼负伤后退出战斗;君士坦丁十一世则在城陷时身亡。后世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将陷落归因于一座未设防的小门,通常称为克尔科波尔塔门,但不应将其视为已经确证、足以单独解释战局结果的原因。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火炮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却并不意味着城墙作为一种军事技术就此立即失效。近代早期的防御工事越来越多地采用较低的轮廓、墙后填土和带棱角的棱堡,以应对炮火。狄奥多西城墙体系原本是为另一种军事环境设计的,然而要攻克它,仍需进行旷日持久、耗费大量资源的围城战。

奥斯曼时期的改造与城市边界的变迁

征服之后,城墙并未被全面拆除,而是继续为奥斯曼人所用。受损的墙段得到修复,城门继续管控通行,西侧城垣仍是这座城市清晰可辨的边界。新政权接手的这套设施,即使不再是帝国首都抵御邻国军队的主要防线,依然具有实用价值。出入管制、治安维持和交通管理等功能,都延续了城墙的用途。

穆罕默德二世在征服后不久修建的七塔堡,是早期最引人注目的改造。新增的塔楼及其间的连接墙体,将金门及两侧建筑围合成一处堡垒。由此形成的建筑群融合了拜占庭砌体与奥斯曼时期的增建部分。这里后来成为存放贵重物品和拘禁囚犯的场所,在不同时期曾关押过显赫的政治人物和外国使节。

城墙沿线的土地也用于耕作。土耳其语称为 bostan 的蔬菜园,分布在城墙沿线适宜耕种的地段,其中包括护城壕和台地一带。这些菜园将宏伟的防御设施与日常的粮食生产和劳作联系起来。它们并非只是等待开发的空地: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成为城市农业经济的一部分,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有人居住和劳作的景观。

墓地、宗教场所、道路、作坊和居民区逐渐在城门周围形成。防御工事影响了道路的交汇位置,也影响了各街区的命名。即使城市扩展到城墙之外后,旧城门仍是伊斯坦布尔空间格局中的重要节点。因此,在城墙原有的战略作用衰退很久以后,它们仍在塑造城市化的格局。

现代交通对城墙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道路所需的开口比中世纪城门更宽,而铁路与沿海基础设施则改变了城墙南端的周边环境。20世纪的扩张形成了一片远大于城墙所围半岛的都市区。在若干地段,昔日通往城门的道路被主要交通干道取代,城墙也变成了连绵城市肌理中断续分布的历史遗迹。

这一转变改变了人们对城墙的认识。过去的居民面对的是一道仍在发挥作用的边界,有城门、守卫、菜园及毗邻的各处产业;现代游客看到的则往往是道路和公园旁孤立的塔楼或修复后的墙段。无论仅将其视为军事遗迹,还是仅从后世城市景观的角度出发,都无法完整理解这处遗址。奥斯曼时期的修缮、耕作以及通行方式的变化,本身就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历史层次,而非对一项原本完整的拜占庭工程的单纯侵扰。

考古证据与保护

城墙现存的结构保存了众多营建阶段的遗迹,因此是研究晚期罗马及拜占庭建筑的重要资料。砖块尺寸、石材加工方式、砂浆成分、砌筑方式以及塔楼形制的变化,有助于区分不同的营建工程。一道笔直的竖向接缝,可能表明某座塔楼是紧贴较早的墙幕重建的;不规则的砌体则可能显示出紧急修补的痕迹。这类证据必须结合各处的具体情况加以评估:某一时期采用的施工技术,可能在另一时期继续沿用或被仿效。

铭文提供了断代依据,但同样需要谨慎解读。提及某位皇帝的铭文,可能是为纪念一次修缮,而非记载整座构筑物的最初兴建。重新利用的刻铭石块,也可能已经离开原来的位置。因此,必须将历史记载、早期照片、绘图和实测资料与实物证据相互比对。城墙研究与铭文学、建筑史以及历史地形的复原密切相关。

亚历山大·范·米林根于1899年出版的《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及毗邻历史遗址》,至今仍是了解城墙在诸多现代改动之前面貌的重要记录。布鲁诺·迈耶-普拉特与阿尔方斯·玛丽亚·施奈德于1943年发表的建筑研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城门、修缮阶段、北部延伸段,以及文献记载与现存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后来砌体已经坍塌或重建的地段,早期图纸和照片尤其珍贵。

城墙是伊斯坦布尔历史区的组成部分,后者于1985年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保护城墙,并不只是维护那些外观雄伟的塔楼。结构不稳定、地震、风化、植被、交通、排水问题以及开发压力,都会影响这处遗址。保护工作还必须兼顾古迹周边的环境,包括园圃、墓地、毗邻建筑,以及公共通行路线的连通性。

现代修复有时会引发争议,因为大规模重建可能模糊古代遗存与重建外观之间的区别。补砌得整齐完好的垛口、规整化的砌体,或新近重建的塔楼层段,都可能让人误以为其历史形态已有充分定论,而证据实际上并不足以支持这种判断。1999年的地震损坏了部分城墙,更凸显了结构评估与采用适当修缮方法的重要性。

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原则要求在结构稳定性、历史信息的可辨识性与历史材料的保留之间取得平衡。在干预之前进行详细记录,可以保存那些原本会被重建工程掩盖的证据。有限度的加固可能比完全重建更有助于呈现历史信息,但有些地段仍需开展较大规模的工程,以防止坍塌。各座塔楼所需的具体措施并不相同,因为现存城墙并非一座均质统一的古迹,而是一长串在材料、修缮历史以及与周边城市关系上各有差异的构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