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大帝,又称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306年至337年,并于324年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他大约于272年出生在奈苏斯,即今塞尔维亚的尼什,在戴克里先退位后的军事与皇位争夺中崛起。他在位期间,罗马帝国结束了长期内战,重新实现统一,并为古代晚期的政治、宗教与制度框架奠定了基础。
君士坦丁是首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结束了基督教被排除在皇室资助体系之外的处境,扶持教会和神职人员,并介入有关基督教教义与教会权威的争端。他还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将其作为皇帝驻地和帝国首都,稳定了金币币制,并完善了行政与军事体制;这些体制在其王朝终结后仍延续下来。这些变革并不意味着罗马传统立即被一个完全基督教化的国家所取代:在他整个统治时期,旧有的宗教习俗、制度以及皇权的表现形式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君士坦丁的历史意义,既在于他个人作出的决策,也在于他对既有发展趋势的因势调整。他继承的是一个在三世纪危机后经过重组的帝国,其统治将戴克里先时代的体制与王朝君主制及对基督教的扶持结合起来。现存史料——法律、钱币、铭文、建筑,以及立场鲜明、党派色彩浓厚的文献记述——展现出一位精力充沛、行事往往冷酷无情的统治者;他的宗教信仰与皇权的行使已密不可分。
出身与四帝共治秩序
君士坦丁是君士坦提乌斯,即后来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与海伦娜之子。他的出生年份尚无定论,但约272年的说法得到广泛认可。他的出生地奈苏斯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这一地区在三世纪后期为帝国输送了大量士兵和多位皇帝。海伦娜的出身,以及她与君士坦提乌斯之间关系的确切法律地位,至今仍不明确。后世传说对这两方面都多有铺陈,尤其是在海伦娜因扶持基督教而声名远播之后。
君士坦提乌斯在帝国军中逐步晋升,于293年成为两位副帝之一,称号为“凯撒”。这次晋升是戴克里先创立的分权统治体系——四帝共治制——的一部分。两位称为“奥古斯都”的正帝和两位凯撒分掌帝国各地的军事事务,同时以统一的皇帝集体的名义行使权力。君士坦提乌斯在西部正帝马克西米安麾下,主要治理高卢和不列颠。他与马克西米安之女狄奥多拉的婚姻巩固了这一政治安排。
君士坦丁早年生涯中的一段重要时期,是在帝国东部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的宫廷中度过的。他积累了军事经验,也熟悉了以流动的皇帝宫廷为中心、而非以罗马为固定驻地的统治方式。后来的基督教记述将他在伽列里乌斯治下的处境描绘得十分危险,并叙述了他如何惊险出逃、投奔父亲。这类叙事也意在将君士坦丁与那些迫害基督徒的统治者形成对照,其细节须审慎看待。
305年的四帝共治权力交接暴露了这一制度的核心弱点。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列里乌斯升任正帝,塞维鲁和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则被任命为新的凯撒。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虽有皇室血缘,却未获任命。这一安排的前提是,军政精英会接受皇帝集体内部的任命,而不支持基于世袭的继位主张。不久后的事态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君士坦丁前往西部与君士坦提乌斯会合,并随父参加了他最后一次在不列颠的军事行动。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在埃博拉库姆,即今约克去世,军队随即拥立君士坦丁为皇帝。伽列里乌斯随后仅承认他为凯撒,并将塞维鲁提升为西部正帝。君士坦丁接受了这一名义上的妥协,却没有放弃凭借军队拥立与血统继承所取得的权力。因此,他的即位既延续了四帝共治,也从一开始便挑战了这一制度的继位规则。
争夺帝国西部
306至312年间,随着四帝共治体制瓦解,君士坦丁巩固了对不列颠、高卢及莱茵河边境的控制。他以特里尔为主要驻地,因而能够就近掌握欧洲西北部的军队和资源。对法兰克人的征战提高了他的军事声望,而建筑工程和公共典礼则将他塑造成一位地位稳固的统治者,而非暂时争位的人物。这些战事中的暴行包括在公开表演中处死被俘的敌方首领。
在意大利,马克森提乌斯于306年10月夺取了罗马的权力。他的地位有赖于首都、禁卫军以及意大利各方势力的支持;帝国统治方式和税制的变动威胁到了这些势力的利益。塞维鲁未能将他镇压,并于307年被杀。马克西米安结束退隐,曾短暂地与君士坦丁结盟;君士坦丁则于307年迎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法乌斯塔。这场婚姻使君士坦丁与另一个皇室家族建立了联系,也让相互争权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308年的卡尔农图姆会议试图通过任命李锡尼为西部奥古斯都来恢复秩序,却未能排除君士坦丁或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安后来与君士坦丁决裂,在试图重新夺权失败后于310年去世。此后,君士坦丁不再依靠马克西米安来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公开宣传转而强调他本人的世袭地位与神明眷顾;310年发表的一篇颂辞将他与阿波罗联系起来,并提到一个预示他将长久统治的异象。
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他的军队先在都灵和维罗纳附近击败对手,随后向罗马推进。决定性的米尔维安桥之战于312年10月28日在罗马城北不远处爆发。马克森提乌斯率军出城迎战,结果战败,并在撤退时溺死于台伯河。这场胜利使君士坦丁掌控了意大利;随着马克森提乌斯政权崩溃,非洲也落入他的控制之下。
君士坦丁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罗马,将这座城市从一位被官方谴责为暴君的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他解散了禁卫军,并摧毁了其组织根基;禁卫军对帝国政治的干预此前已屡次酿成危机。315年在斗兽场附近落成的君士坦丁凯旋门,以铭文和浮雕纪念这场胜利,其中许多浮雕取自更早的帝国纪念建筑。铭文将胜利归功于神明的启示,却没有明确提及基督教的上帝。军事征服、元老院的认可,以及经过精心斟酌、可作灵活解读的宗教措辞,共同巩固了君士坦丁作为西部主导皇帝的新地位。
皈依与宗教政策的转变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联系在312年战役前后开始对公共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他皈依的确切过程已无法确切还原。拉克坦提乌斯在事后不久撰文记述,君士坦丁在梦中得到指示,要在士兵的盾牌上绘制一个来自天上的标记。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则在较晚写成的《君士坦丁传》中描述,太阳上方出现了一个发光的标记,并伴有一句通常译为“凭此征服”的话语;随后,君士坦丁又在梦中得知,这一标记来自基督。
这些记载在情境和细节上各不相同。它们表明,有关胜利的叙事传统对于君士坦丁的基督徒形象十分重要,却不能独立证实某一次能够确切还原的神视事件。被称为拉巴伦的军旗与基督字母组合相联系,后者由基督之名的前两个希腊字母组成;这面军旗成为他作为基督徒君主的核心象征。其象征意义将神的护佑直接与军队和皇帝联系起来。
313年2月,君士坦丁在米兰与李锡尼会面。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保障宗教自由,以及归还被没收的基督徒财产。通常被称为米兰敕令的这些措施,主要通过后来在李锡尼统治地区发布的一份公文保存下来。它们进一步推进了加列里乌斯311年宽容敕令已经开启的重要转变。基督徒不仅获准举行礼拜:迫害期间被没收的财产也须归还,且接受归还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所宣示的自由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活动。
此后,君士坦丁向教会提供金钱、土地、建筑物及法律特权。神职人员获准免除某些公共义务,不过,政府后来对危及城市财政的豁免作了限制。帝国立法认可了某些形式的主教裁判,并准许在教堂内举行奴隶解放仪式。321年,君士坦丁准许人们通过遗嘱向教会捐赠财产,并将“尊贵的太阳日”,即星期日,定为法庭及许多城市行业的休息日,但农业劳动除外。
然而,他的宗教政策始终是在一个绝大多数制度仍属非基督教性质的环境中逐步形成的。直到320年代,某些批次的铸币上仍保留着太阳图像,传统祭祀继续存在,皇帝也保留了沿袭而来的头衔及相关礼仪身份。个别神庙可能遭到关闭,或被剥夺资源,但君士坦丁并未在整个帝国范围内一律废除传统宗教崇拜。他的支持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的公共地位,却没有使其成为帝国唯一的官方宗教。后来将尼西亚派基督教确立为帝国宗教规范,主要是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的事,而非君士坦丁313年安排的结果。
从与李锡尼合作到独掌帝国
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并未使帝国重归统一。李锡尼仍是东方的主要统治者,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则控制着东方的其他行省,直到313年被李锡尼击败。起初,君士坦丁与李锡尼通过联姻巩固了合作关系:李锡尼迎娶了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这种合作将王朝间的婚姻外交与铲除皇位竞争者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但两位皇帝都不愿永远屈居对方之下。
双方关系恶化,最终爆发战争。第一次重大冲突的具体年代尚有争议,不过,通常认为基巴莱战役和阿尔迪恩西斯平原战役发生于316年。君士坦丁接连获胜,迫使李锡尼交出色雷斯以外的大部分欧洲领土。317年达成的和解暂时恢复了双方的合作。君士坦丁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二世,以及李锡尼的儿子李锡尼亚努斯,都获封凯撒。这表明,世袭继承已经取代了四帝共治制从统治家族之外选拔统治者的理想。
协议保留了两个各有独立军事体系的帝廷,双方公开表明的立场也日益分化。君士坦丁更加明确地以基督徒保护者自居。在李锡尼的领地内,针对部分基督徒的措施,以及影响教会集会的限制,加剧了敌意。后来的基督教作家将双方最后的战争描绘为一位蒙受神眷的基督徒君主与迫害信徒的敌人之间的斗争。这种解释反映了真实存在的宗教紧张关系,却也简化了一场围绕领土、权力与继承权展开的争夺。
决定性的战事发生于324年。7月,君士坦丁在阿德里安堡附近击败李锡尼。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率领海军,在赫勒斯滂海峡击败李锡尼的舰队,打通了欧亚之间的通道。随后,君士坦丁于9月在拜占庭对岸的克里索波利斯战役中获胜。经君士坦提娅出面斡旋,李锡尼投降,并最初得到保全性命的承诺。然而,他仍于325年被处死;他年幼的儿子随后也遭杀害。
这场胜利使君士坦丁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也是自四帝共治体制出现以来,首位在较长时期内独掌帝国大权的统治者。胜利还使他得以掌握东方行省的财富、城市与基督徒社群。他在东方推行的政策,包括召开教会会议、资助宏伟建筑工程以及发展拜占庭,都应放在这一新的帝国格局下理解。
统一并不意味着帝国的治理不再分散于各地。君士坦丁仍使用多处驻地,将职责委派给高级官员和家族成员,并依靠各地区的行政机构。真正改变的是最高权力的归属:彼此竞争的多帝共治格局,让位于以君士坦丁及其不断壮大的王朝为核心的君主统治。
政府、法律与帝国财政
君士坦丁的施政延续了戴克里先时期开始的改革,而非将其全盘取代。行省规模缩小,设立了称为管区的中层行政区划,官僚体系也有所扩充,使政府征收赋税和管辖疆土的能力得到增强。与此同时,官职数量的增加,也使接近宫廷的机会、权贵庇护以及对豁免权的争夺变得更加重要。为帝国效力成为积累财富、提升社会地位的一条主要途径。
这一时期,禁卫长官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禁卫长官越来越多地承担税收、司法和地方行政等民政职责,而不再统率皇帝的主力军队。军政权力的分离是一个渐进过程:君士坦丁之前已有重要先例,他去世后又有进一步发展。因此,四世纪后期政府中常见的区域性大行政区,不应被视为君士坦丁以一道敕令便完整创立的制度。
君士坦丁还扩大了元老阶层。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越来越能带来元老身份,而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设立,则为贵族地位提供了第二个制度性中心。罗马元老院依然享有很高的声望,但皇帝宫廷和行政任职作为政治影响力的来源,变得更为重要。诸如宫廷事务总长(magister officiorum)之类的官员,协助协调宫廷各部门、通信事务,以及职责跨越旧有机构界限的人员。
他在货币方面影响最为持久的创新是索利都斯金币。这种金币约于309—310年在西部领土发行,324年后推广至重新统一的整个帝国。其铸造标准为每罗马磅黄金约铸72枚,每枚重约4.5克。稳定可靠的含金量,使其在此后数百年间成为大额支付、国家财政和远距离贸易的基础。但这种稳定性并未同样惠及铜币,也没有消除那些并非以黄金持有资产的纳税人所面临的困境。
财政收入来自土地税及其他核定税赋、关税、征发,以及针对特定社会群体或职业群体征收的税款。商业活动相关税项,包括后来称为金银税(chrysargyron)的税种,构成了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财政制度的一部分。为保障必要公共服务,法律限制市议员及某些世袭职业群体逃避自身义务。332年的一项法律规定,逃亡佃农必须被送回其所属庄园,收留他们的人则须赔偿由此造成的税收损失。
君士坦丁的立法融合了基督教影响、行政实用主义以及罗马严酷的刑罚传统。有关家庭关系、性犯罪、奴隶制和寻求法律救济的措施,并非一概朝着人道化的方向发展。许多法律通过后世编纂的法典保存下来,尤其是438年的《狄奥多西法典》。这些法律的留存揭示了帝国施政的重点,但一道法律命令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其规定在帝国各地都得到了始终如一的执行。
军队、边疆与帝国的机动能力
君士坦丁的权力以军事胜利为根基,他的统治也推动了晚期罗马军队组织的重塑。此前的皇帝已经着手发展机动部队,并对边疆防务作出分工。在君士坦丁治下,随皇帝行动的部队与驻守边疆地区的部队之间的区别进一步确立。后世的术语将野战军(comitatenses)与通常称为边防军(limitanei)的边疆部队区分开来;不过,这些类别是逐步演变而成的,不应将其视为当时已经定型的制度而倒推至这一时期。
312年后,禁卫军被解散,这支声望卓著、深涉罗马政治的军团由此退出历史舞台。新设的宫廷卫队,尤其是宫廷卫队,为皇帝提供了与其关系密切的骑兵侍卫。高级军事指挥职务日益与禁卫长官所掌管的民政事务分离。以宫廷为中心的军队组织既有助于迅速介入内战,也便于应对外敌进攻,使军队的机动能力成为对外防御与对内控制的双重工具。
当时及后世的批评者认为,将士兵集中在城市和机动军团中削弱了边防。这类说法,尤其是出自敌视君士坦丁的记述者之口时,往往将更为复杂的战略形势简单化了。君士坦丁仍不断出征,维护并修建边防设施,同时综合运用外交、征募、惩罚性远征和人口安置等手段。帝国在莱茵河、多瑙河及东部边疆面临的形势各不相同,无法将单一政策一概施用于所有地区。
在莱茵河一线,君士坦丁与法兰克人及其他族群交战,并推动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科隆附近修建桥梁及设防桥头堡。在多瑙河一线,他曾出兵征讨萨尔马提亚人和哥特人。328年,奥斯库斯附近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大桥正式启用,表明他不仅要保卫南岸,也有意将势力伸展至河流以北。332年对哥特军队的胜利促成了一项协议,对双方关系及军事义务作出规定,但其确切条款已无法完整还原。
帝国也通过安置移民和吸收入伍来接纳外来人口。334年萨尔马提亚各群体发生冲突后,据记载,有大量人口获准进入罗马境内。文献流传的三十万人之数不能视为精确的人口统计,但这一事件说明了边疆外交、人口迁移与兵员征募之间的联系。招募非罗马人从军并非君士坦丁首创,他们的存在也不必然意味着军队战斗力下降。
324年之后,东部边疆重新成为重点。君士坦丁统治末期,帝国与萨珊王朝的关系恶化,他开始筹备一场大规模的东征。他对基督教的扶持,也为罗马与这个拥有众多基督徒社群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增添了宗教层面。疾病与死亡使他未能发动这场计划中的战争,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则留给了他的继承者。
君士坦丁堡与帝国资助的地理布局
君士坦丁击败李锡尼后,选中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拜占庭城,将其大规模扩建为一座帝国新都。新城于330年5月11日正式举行落成典礼。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可通往巴尔干半岛、黑海、爱琴海,以及深入安纳托利亚的各条道路。这些优势十分重要,因为帝国的治理需要靠近军队、交通网络和富庶的行省,而不能仅仅出于礼仪传统而固守罗马。
这座城市并非在一片空地上一夜建成的完整都城。君士坦丁以一座既有的希腊城市为基础,修筑新城墙、宏伟的大道、公共建筑和宫殿建筑群,并扩建赛马场。城市景观融合了原有建筑与雄心勃勃的新建工程,其中一些工程一直延续到其继任者统治时期。城市的发展利用了从帝国其他地区调集的资源与艺术品,其声望也因此与对旧有城市传统的挪用和重新编排联系在一起。
君士坦丁堡获得了一系列旨在供养庞大人口、吸引精英阶层的制度安排和特权,包括设立元老院、发放粮食,以及帝国宫廷的入驻;宫廷的需求带动了建筑、物资供应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起初尚不具备罗马元老院的完整地位,但其重要性在4世纪逐步提升。将这座新城称为“新罗马”,表达了使其在帝国中获得与罗马同等地位的愿望,却不意味着必须立即废除旧都的地位。
这座城市的宗教面貌也比后世所描述的纯粹基督教都城更为复杂。君士坦丁资助修建基督教建筑,但城市的视觉景观中也有古典雕塑,以及承袭早期罗马惯例的帝王形象表现形式。矗立在君士坦丁广场上的君士坦丁纪念柱,顶端最初立有一尊带有太阳象征意味的皇帝巨像。新城的建立,将对基督教的资助引入了一片仍由旧有艺术与礼仪表达方式塑造的宏伟建筑环境之中。
君士坦丁的营建政策远不止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带。在罗马,他资助拉特朗大殿,并在传统上认定的彼得安葬地之上兴建旧圣彼得大殿。这些工程将大型基督教礼拜建筑群纳入了帝国首都城区及郊区的地理格局。它们采用巴西利卡式建筑形制,将一种人们熟悉的罗马建筑类型改造为适合大批信众聚集的场所。
在巴勒斯坦,帝国资助兴建了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以及其他与基督生平相关的教堂。海伦娜于320年代后期前往东部行省的旅程,成为有关圣地的传统叙事中的核心内容,尽管后世关于她发现真十字架的记述超出了最早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这类工程巩固了主教机构,吸引了朝圣者,也使帝国资源在基督教圣地的地理布局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君士坦丁堡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中心,但其后来的主导地位,是经过数百年的制度与城市变迁才逐渐形成的。
教会会议与对基督教团结的追求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支持,立即引出了哪些基督教权威应获得帝国承认的问题。基督徒在主教任职的合法性、如何应对迫害、教义以及教会纪律等方面存在分歧。皇帝将这些冲突视为对基督教团体团结的威胁,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宗教团体所蒙受的神恩与帝国的稳定息息相关。他的干预为帝国政府与主教之间的合作及冲突开创了先例。
第一场重大争端是北非的多纳图派之争。反对者质疑迦太基主教凯基利安的合法性,部分依据是针对神职人员在迫害期间所作所为的指控。君士坦丁将此事交由313年在罗马集会的主教们处理,随后又支持于314年在阿尔勒召开规模更大的会议。这些会议均支持凯基利安,但反对他的教会团体并未接受结果。帝国试图以强制手段促成团结,却未能奏效;君士坦丁最终于321年转而采取较为克制的做法。
征服东方之后,一场与亚历山大里亚司铎阿里乌有关的阿里乌主义争论成为关注的焦点。争论涉及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包括圣子是否与圣父具有同等意义上的永恒性。这并非仅仅是一名孤立的教师与整个团结一致的教会之间的分歧:主教、神学传统、地方上的对立,以及对《圣经》措辞的不同理解,都卷入其中。
君士坦丁于325年召集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与会主教的确切人数尚不确定;传统上所说的318人后来具有了象征意义。会议制定了一份信经,确认圣子与圣父“同质”,即 homoousios,并谴责了与阿里乌有关的若干主张。会议还颁布了有关教会纪律的教规,并讨论了复活节日期的计算问题,力求统一庆祝日期。
皇帝提供了后勤支持,出席了会议,并以帝国权威支持会议的决定。他并未在尼西亚创立基督教信仰,也未在那里决定《圣经》的内容。然而,他所发挥的作用仍然影响深远:主教们的裁决如今可以通过放逐和官方承认等手段得到强化,而能否接近宫廷也成为教会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尼西亚会议达成的安排并未终结分歧。君士坦丁随后允许一些先前被放逐的教士返回,并谋求恢复阿里乌的教会共融资格。自328年起担任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阿塔纳修卷入了激烈的冲突,并在335年与推罗会议有关的一系列审理程序后遭到放逐。这些政策转变反映出,君士坦丁始终在寻求教会和平,同时也不断调整对个别主教的评价,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系列已经确定的教义立场依次更替。337年,君士坦丁接受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斯施洗,也应置于这一复杂的教会背景中理解,不能仅凭此事就断定皇帝确切的神学信念。
王朝、家族暴力与去世
君士坦丁以家族为核心安排皇位继承,不再认真考虑恢复四帝共治制下不以世袭资格为依据的任命原则。他与法乌斯塔结婚前,米涅尔维娜为他生下了长子克里斯普斯。克里斯普斯于317年被立为恺撒,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尤其是在对李锡尼的海战中。君士坦丁二世也于317年被立为恺撒,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斯则分别于324年和333年获此头衔。这些皇子的擢升,使皇权的合法性与在位皇帝的血统联系起来。
王朝表面的和睦掩盖了内部严重的暴力。326年,君士坦丁下令处死克里斯普斯。法乌斯塔也于同年去世,后世史料将她的死因与皇帝的惩处联系起来。现存记述或成书较晚,或相互矛盾,或受到道德训诫故事的影响。有关性方面的不当行为和诬告的说法,都无法确认为可靠的解释。可以确定的历史事实是,两名地位显赫的皇室成员遭到毁灭,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留下的记忆也受到压制。
海伦娜于324年获得奥古斯塔称号,并成为王朝展现其基督教形象的重要人物。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提娅,曾在最后一场内战中充当调解人。其他亲属也占据了关键位置。帝国重新统一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弟弟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及其侄子们日益受到瞩目,皇室还通过婚姻与高级将领和贵族家族建立联系。
335年,君士坦丁任命侄子达尔马提乌斯为恺撒,委派他负责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另一名侄子汉尼巴利亚努斯则获得了“万王之王及本都诸族之王”这一不同寻常的头衔,显然与涉及东部边疆的计划有关。这些任命表明,君士坦丁打算在王朝内部广泛分配权力,但他为自己去世后设想的具体政体安排仍不明确。他并未正式指定一位成年的资深皇帝来统领其余诸帝。
337年,君士坦丁在准备东征时患病。他在尼科米底亚附近接受了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施洗,不久后于5月22日去世。考虑到当时人们对洗礼涤除罪孽的作用以及受洗后所须承担义务的信念,晚年才受洗在四世纪的基督徒中并不罕见。君士坦丁葬于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其陵寝布置将对皇帝的纪念与使徒联系在一起。
他的去世暴露了这一王朝安排的脆弱性。在随后的军队暴力行动中,包括达尔马提乌斯和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在内的数名男性皇族成员遇害。具体决策应由谁负责,至今仍有争议,但结果有利于君士坦丁尚在人世的几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斯于337年9月取得奥古斯都称号,并瓜分了帝国。他们此后的冲突表明,世袭的多帝共治同样可能重演曾使四帝共治制瓦解的权力争斗。
史料、历史解释与后世记忆
有关君士坦丁的史料异常丰富,却并不均衡。优西比乌在皇帝去世后撰写的《君士坦丁传》,保存了一些书信和对重大事件的记述,同时将传主塑造成一位典范的基督教君主。对于不符合这一宗旨的事件,包括克里斯普斯和法乌斯塔之死,书中或略而不提,或淡化处理。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及其为典礼撰写的作品也提供了更多史料,但解读这些作品时,必须考虑其写作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政治背景。
拉克坦提乌斯的《迫害者之死》以迫害基督教的统治者遭受惩罚为线索,解释帝国历史。拉丁文颂辞则遵循宫廷演说的惯例赞颂君士坦丁,着重强调他的军事胜利、正统出身、治下繁荣以及神明的认可。对他持敌意的叙述,尤其见于后世史家佐西穆斯的著作;佐西穆斯将帝国的衰落与对传统宗教的抛弃联系起来。无论是基督徒的颂扬,还是异教徒的谴责,都不能提供中立的叙述。
实物史料有时会使文献中的叙述变得更为复杂。钱币揭示了帝王称号、皇室形象呈现方式及宗教图像的变化;铭文记录了任官情况、公共献建活动和官方用语;现存建筑与考古发掘遗址则展现了皇室赞助的规模与地域分布。法律保存了针对具体行政问题的应对措施,但后世编纂者曾对其进行筛选和重新编排。要确定事件的年代顺序,往往需要对照这些不同类别的史料,而不能仅仅依赖某一套连贯叙事。
对于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历来有不同解释,从真诚皈依到精于算计的政治投机,不一而足。史料表明,他始终信奉基督教,并给予广泛支持,但这些史料既无法让人直接洞察他的内心动机,也不要求人们在信仰与政治算计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罗马皇帝长期以来就认为,胜利、统治的正当性与神明的支持彼此相连。君士坦丁改变了这种关联所依托的宗教框架,同时保留了人们对皇帝职责的许多既有期待。
他在后世的声誉,沿着不同的教派和政治脉络发展。东方基督教传统将君士坦丁和海伦娜尊为圣人,并称君士坦丁为“与使徒同等者”。西方中世纪传统则通过《君士坦丁赠礼》将他与教皇权威联系起来;这份伪造的文书声称,君士坦丁曾授予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广泛的权力和领土。15世纪,洛伦佐·瓦拉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了文书中不合时代的拉丁文用法,为确认其伪作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君士坦丁转向”一词,用来描述教会从一个不时遭受迫害的群体,逐步转变为受到帝国权力支持的机构。要恰当地运用这一概念,就必须认识到,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区进展不一,基督徒内部也对此存在争议。君士坦丁的统治为教会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特权、资源和先例;后世的强制性宗教政策,以及基督教色彩更为浓厚的帝国文化,则是在其继任者进一步作出一系列决策后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