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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diocletian · 人物

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是284至305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创立四帝共治制,推行广泛改革,并发动帝国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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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约244年—约311或312年)是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为284至305年。他出身较为寒微,凭军旅生涯逐步晋升,在三世纪危机之后帮助帝国恢复了稳定。他创立了由两位正帝和两位副帝共同执政的四帝共治制,并重组行省行政、税制、军事资源配置和宫廷礼仪。他在位期间,帝国还开始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行动。305年,他主动退位,但他所设计的皇位继承安排不久便告瓦解。

出身与即位

戴克里先出生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出生地可能在今克罗地亚境内的萨洛纳附近。他原名狄奥克勒斯。古代记载称其家族地位低微,但有关其父母及早年生活的细节尚不明确。他通过军旅生涯进入帝国指挥体系;到284年时,他已统领一支称为“宫廷护卫队”(protectores domestici)的皇家卫队。

284年11月,罗马军队从对波斯的远征中返回,皇帝努梅里安在途中去世。随后,士兵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科米底亚附近拥立戴克里先为帝。戴克里先指控禁卫军长官阿佩尔对努梅里安之死负有责任,并当众将其杀死。现存有关这些事件的叙述包含戏剧化成分,无法据此确切判定努梅里安的死因。

戴克里先的帝位最初受到卡里努斯的挑战。卡里努斯是努梅里安的兄弟,也是统治帝国西部的皇帝。285年,双方军队在马尔古斯河附近交战。卡里努斯在冲突中身亡,据说死于己方军中的背叛,此后戴克里先成为无人争位的皇帝。

此前数十年的历史已经表明,仅由一位统治者治理帝国十分困难。接连不断的军事叛乱、边境入侵、内战和财政动荡,使皇权不得不依赖分散在相距遥远的各地区的军队效忠。戴克里先的应对之策是增加合法皇帝的人数,同时强调他们的权力协调一致、不可分割。

四帝共治制

285年,戴克里先任命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马克西米安为凯撒,即副帝。286年,他又将马克西米安擢升为奥古斯都,即正帝。戴克里先主要关注东部行省,马克西米安则主要在西部活动。

293年,这一安排扩展为四帝共治制,通常理解为“四人统治”。每位正帝各配有一位副帝:

等级 东部辖区 西部辖区
奥古斯都 戴克里先 马克西米安
凯撒 [[galerius 伽列里乌斯]]

联姻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安排:伽列里乌斯娶戴克里先之女瓦莱里娅为妻,君士坦提乌斯则娶马克西米安之女狄奥多拉为妻。这一制度旨在为帝国各地提供更有效的军事领导,并建立由副帝接替正帝的有序继承机制。

四帝共治制并未在形式上将帝国分割为四个主权国家。法律、官方图像和皇帝称号都强调诸位统治者的团结与和睦。不过,每位皇帝都有自己的宫廷、军队和主要负责区域。帝国政府日益依托尼科米底亚、锡尔米乌姆、梅迪奥拉努姆和特里尔等具有战略地位的驻地运作,而不再以罗马为中心。

戴克里先在诸帝之中仍居首位。他以“约维乌斯”(Jovius)之号表明自己与朱庇特的联系,马克西米安则以“赫库利乌斯”(Herculius)之号表明自己与赫拉克勒斯的联系,两者相辅相成。这些宗教身份将他们的合作关系塑造成受神明庇佑的秩序的一部分。

战争与边境安全

四帝共治制使诸帝能够同时应对多条边境上的威胁。戴克里先曾在多瑙河地区征战,并处理埃及的动乱。297至298年,他镇压了与篡位者多米提乌斯·多米提安努斯和奥勒利乌斯·阿基勒乌斯有关的埃及叛乱,使亚历山大里亚重新归于帝国控制。

在西部,君士坦提乌斯于296年从当时由阿勒克图斯统治的割据政权手中收复不列颠。马克西米安在北非作战,其他战役则用于应对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的压力。

东部最重要的冲突是与萨珊王朝的战争。罗马军队起初战败,随后伽列里乌斯于298年击败波斯国王纳尔塞。由此达成的和约通常被定于298或299年,它巩固了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亚美尼亚的地位,并使尼西比斯成为两大帝国间受管制贸易的主要中心。

这些胜利有助于恢复边境安全和帝国政府的威望。然而,它们有赖于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国家征集兵员、物资和财政收入的能力。

行政与军事改革

戴克里先大幅重组了行省治理体系。他将许多原有行省进一步划分,使行省总数增至约一百个。辖区缩小后,单个总督所掌控的领土和资源随之减少,中央的监督也更加直接。

若干行省被编为更大的行政单位,称为管区,一般由称作“代理官”(vicarii)的官员监督。这种组织形式确切形成于何时,学界仍有争议,而且该体系的某些部分直到其继任者统治时期才有更明确的文献记载。

他在位期间还推动了民政管理与军事指挥的分离。行省总督越来越专注于司法和财政事务,而军事指挥官则负责统辖边境地区的军队。这种分工并非在所有地方同时推行,后来的皇帝仍继续加以发展。

军队得到扩充,或经重组而划分为更多单位,边防设施也获得了大量投入。戴克里先时期军队的确切规模仍不清楚。人们熟知的边防军与大型机动野战军之间的区分,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后世统治者时期才得到更充分发展的;不应将这一成熟形态完全归功于戴克里先。

这些变革扩大了政府的行政覆盖范围,同时也需要更多官员和资源,因而引来古代批评者的抱怨,认为维持多个宫廷、多支军队和多套官僚机构构成了沉重负担。

税收、货币与物价

税赋核定

戴克里先力求使税收更加稳定可预期,并更好地满足军队与行政机构的需求。税赋核定日益结合土地、农业生产力、劳动力和人口等因素,衡量可征税资源。现代历史学家通常以“土地—人头税制”(iugatio-capitatio)一词讨论这些安排,不过其运作方式因地区而异,并不构成一套全帝国统一的计算公式。

定期核定与人口普查帮助当局确定可要求各地共同体承担的供给义务。很大一部分税收以实物形式征收,包括谷物和其他军需品,不过货币缴纳仍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改革使国家能够更有系统地分配财政负担,但并未消除地方间的不平等、强制征收现象,以及某些共同体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币制改革

约294年,戴克里先对罗马币制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改革后的货币包括一种通常称为“阿尔根特乌斯”(argenteus)的高纯度银币,以及一种通常称为“努穆斯”(nummus)、在现代用语中也常称为“福利斯”(follis)的大型镀银铜币。金币也进行了标准化。

此前数十年间,货币成色不断下降,这项改革试图恢复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但其长期效果有限:货币比价的变动、铸币生产压力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削弱了新体系的稳定性。

最高限价敕令

301年,诸帝颁布了最高限价敕令,为种类广泛的商品和服务规定了最高价格与工资标准。敕令序言将物价过高归咎于贪婪,条文则以严厉惩罚威慑违规者。

以铭文形式保存下来的敕令残篇,为研究古代商品、职业、运输成本和官方经济观念提供了宝贵证据。相比之下,敕令在实际中如何执行则远不清楚。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记述了与之相关的短缺和暴力事件,但鉴于他对戴克里先怀有敌意,评估这一记载时须保持谨慎。

这道敕令并未为货币不稳定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更恰当的理解是,它属于保障供应、稳定财政体系这一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而非一套全面的经济计划。

皇权与宗教政策

戴克里先通过礼仪强化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距离。繁复的宫廷规程、独特的服饰以及正式的敬拜仪式,都突出了统治者的崇高地位。这些发展常与多米那特制联系起来;这是现代学者对罗马帝国后期统治秩序的称呼,与早先由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相对。

这强化了此前已经出现的趋势,而不是突然以一种全新的政体取代君主立宪制。更早的皇帝就已行使广泛的个人权力,并接受宗教性的尊崇。

传统罗马神祇崇拜在四帝共治的意识形态中占据核心地位。祭祀和敬神被视为公共秩序与帝国安全的支柱。这种观念促使当局针对某些宗教群体采取措施,因为这些群体被认为拒绝履行共同体祭祀的义务。

迫害基督徒

303年,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开始了对基督教信徒的大迫害。最初的措施下令摧毁教堂和经书,并剥夺基督徒的某些法律保护与特权。后续敕令将矛头指向教士,最终又要求更广泛的人群参加祭祀。

帝国各地的执行情况差异很大。东部行省遭受的强制措施最为持久,而君士坦提乌斯控制地区的措施则较为有限。监禁、强迫祭祀、酷刑和处决均有发生,但现存证据不足以可靠估算整个帝国的死亡人数。

伽列里乌斯常被认为是推动迫害的人,基督教记载尤其如此。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无法准确确定;而戴克里先仍须对自己在位期间批准这一政策负责。

戴克里先退位后,迫害仍在帝国部分地区持续。311年,伽列里乌斯颁布敕令,允许基督徒在规定条件下重新集会。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进一步推行变革,确立了更广泛的宗教宽容,并规定归还被没收的基督徒财产。

退位与晚年

305年5月1日,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伽列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升任正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塞维鲁则成为新的副帝。诸帝的成年儿子,尤其是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被排除在继承安排之外,这很快成为局势不稳的根源。

戴克里先退居萨洛纳附近的一座大型宫殿,其遗址构成了今斯普利特的历史城区核心。后世的一则文学传说称,他因更喜欢种菜而拒绝重新掌权;这个故事表达了主动归隐的理想,却不能当作他确曾说过这些话的可靠记录。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后,继承制度开始瓦解。士兵拥立君士坦丁为帝,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夺权,各方争夺帝位,再度引发内战。308年,戴克里先参加了卡尔农图姆会议;会议试图恢复各方认可的政治秩序,但未能成功。

关于他最后几年的记载仍不完整。他可能死于311或312年前后,但也有人提出其他年份。

历史意义与史料

戴克里先的改革帮助奠定了罗马国家后期的行政与财政结构。规模更小的行省、区域性的行政区划、更专业化的官员职责,以及更系统的税收管理方式,都比最初的四帝共治制延续得更久。这些制度在君士坦丁时期继续发展,并对拜占庭帝国的治理传统产生了影响。

他规范皇位继承的尝试则未能长久维持。四帝共治制依赖统治者之间的合作、军队的认可,以及将王朝世袭的野心置于公认的等级秩序之下。一旦这些条件不复存在,该制度便缺乏解决争端的有效机制。

对这一统治时期的解读,需要将文学叙述与法律、钱币、纸草文书、建筑和铭文学材料结合起来。拉克坦提乌斯和优西比乌保存了有关迫害的重要证据,但他们的著述带有鲜明的基督教立场。后世作者常将跨越数位皇帝统治时期、逐步展开的制度变革,压缩为归于某一位皇帝的改革。因此,相比于每项以戴克里先之名流传的措施的确切日期、提出者或实际成效,他的统治在总体上的重要意义要清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