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一段持续较久的政治动荡、战争频仍与经济失序时期,通常以公元235年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遇刺为起点,以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为终点。在此期间,军事叛乱和内战接连发生,莱茵河与多瑙河边境遭到进攻,帝国与萨珊王朝爆发大规模冲突,同时还面临疫病流行和货币不稳定等问题。分裂最严重时,罗马世界分属盘踞在中部行省、西北部和地中海东部的几个相互竞争的帝国政权。帝国最终渡过了危机,但其军事领导体制、帝国统治体系和财政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概念与年代界定
“三世纪危机”是现代史学中的称谓,并非罗马人用来指称某个界限分明的时期的名称。其惯用的起讫年代标志着政治上的转折,而不意味着所有困难都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通常选择235年作为起点,是因为亚历山大·塞维鲁遇害终结了塞维鲁王朝,而职业军人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在军队支持下掌权。284年则是戴克里先即位之年,不过,帝国早在270年代就已取得重要的军事复兴成果,而叛乱和经济问题在284年之后仍然存在。
不应将这场危机理解为帝国各地连续五十年不间断的崩溃。危机的严重程度因地区和年代而异。一些边境地区屡遭破坏,另一些地区则维持了农业生产、城市活动和区域商业。因此,历史学家将帝国政治权威毋庸置疑的危机,与经济和社会领域分布更不均衡的动荡区分开来。
这一时期常被拿来与罗马和平时期的相对稳定作对比。不过,皇位继承、边境战争和军费开支等问题早在235年之前就已存在。
政治与军事原因
皇位继承与军队政治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建立的帝制,始终未能形成一套得到普遍认可且具有约束力的继承程序。王朝世袭、收养、罗马元老院的认可和军队的拥立,都可以成为皇帝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但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可靠地阻止竞争者争夺权力。
三世纪期间,军事上的成功以及维系士兵忠诚的能力变得尤为重要。皇帝需要在受威胁的边境附近统率军队,但他们不在其他地区,又使得与之竞争的将领有机会建立独立的权力基础。军事失利、对赏赐不满,或担心受到惩罚,都可能促使士兵杀死一位皇帝,再拥立另一位。
内战进一步加剧了边境的不安全。调去与罗马内部对手作战的部队无法抵御外敌,而面临入侵的行省将领有时会自行称帝,以取得保卫当地所需的资源和合法性。
“军营皇帝”一词常用来指主要依靠军队支持而登位的统治者。它概括了一种重要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皇帝都有相同的出身,也不意味着文官机构已经消失。
多条边境承受的压力
罗马在相距遥远的多条边境上同时面临威胁。罗马文献中称为哥特人、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群体,越过莱茵河与多瑙河发动劫掠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深入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这些群体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其组织形式、领导层以及与罗马的关系都随时间而变化。
在东方,萨珊王朝于220年代取代阿尔萨息王朝,使罗马面对一个强大且富于进攻性的对手。萨珊统治者与罗马争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影响力,并对罗马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
没有任何单一威胁足以解释这场危机。困难在于,帝国军队反复相互交战的同时,还必须应对多方面的挑战。
主要阶段
从马克西米努斯到德基乌斯,235—251年
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的统治激起了反对,最终引发238年的动乱,这一年通常被称为“六帝之年”。经过一连串叛乱、暗杀和短暂统治后,戈尔迪安三世成为唯一的皇帝。他于244年在东方征战期间去世,阿拉伯人菲利普继位。
249年,菲利普被德基乌斯推翻。251年,德基乌斯及其子赫伦尼乌斯·伊特鲁斯库斯在阿布里图斯战役中与哥特军队交战时阵亡。皇帝战死沙场,凸显了帝国军事困境的严重性。
战败与分裂,253—268年
瓦勒良于253年成为皇帝,与儿子加里恩努斯共同统治。瓦勒良主要负责东方,加里恩努斯则主要处理西方事务。260年,萨珊国王沙普尔一世在埃德萨附近俘虏了瓦勒良。在位的罗马皇帝被俘是一次罕见的奇耻大辱,严重削弱了罗马在东方的权威。
同年,波斯图穆斯建立了通常所称的高卢帝国。其疆域最盛时控制着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这个政权保留了罗马的官职、货币和政治传统,并未将自身定位为一个非罗马的民族国家。
在东方,帕尔米拉的奥登纳图斯在名义上承认罗马皇帝权威的同时,大幅恢复了罗马对波斯的军事优势。他死后,芝诺比娅代表儿子瓦巴拉图斯执政,将帕尔米拉的控制范围扩展至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部分地区。这一东方政权通常被称为帕尔米拉帝国,到27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公开与帝国中央政府抗衡的对手。
这些地区性政权之所以兴起,部分原因在于中央权威无法提供有效保护,而地方精英和军队又迫切需要这样的保护。
军人皇帝统治下的复兴,268—284年
加里恩努斯于268年遇刺。其继任者包括克劳狄乌斯二世和奥勒良,他们通过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帝国的军事地位。
奥勒良于272年击败帕尔米拉政权,并在273年镇压了当地再次爆发的叛乱。274年,他击败高卢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泰特里库斯,使主要的分离领土重新归于帝国中央统治。
复兴既涉及征服,也涉及战略收缩。奥勒良将罗马行政机构和军队撤出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他还开始在罗马城周围修建奥勒良城墙,这反映出近期入侵所暴露的意大利防务的脆弱性。
然而,政治动荡仍在持续。奥勒良于275年遇害,此后的皇帝继续面临军事挑战和篡位。因此,戴克里先于284年即位只是惯用的危机终点,并不意味着帝国在这一年立即恢复了完全稳定。
经济与人口方面的冲击
军费开支与货币
维持军队和为内战筹资,给帝国资源带来了沉重负担。政府需要资金来支付日常军饷、招募士兵、采购物资,以及发放旨在确保士兵忠诚的赏赐。
罗马钱币的含银量大幅下降。卡拉卡拉于215年推出的安东尼尼安努斯币成为主要币种之一,但到三世纪后期,许多批次的钱币已几乎不含白银。钱币铸造和接受程度的变化加剧了货币不稳定,不过,货币成色下降、物价与信心之间的关系因地区和时期而异。
埃及及其他地区的证据表明,当时存在显著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三世纪后期。不过,现存记录不足以编制一个涵盖整个帝国的统一物价指数,也不应将货币成色下降视为经济状况的完整解释。
当局还征调粮食、牲畜、运输工具及其他物资。以实物支付和征收变得日益重要,但钱币和货币交易并未消失。
疾病、人口与生产
大约从三世纪中叶开始、通常被称为西普里安瘟疫的疫情,加重了帝国的困境。当时的记述表明死亡情况严重,但致病病原体以及疫情对人口造成的总体影响仍不确定。
战争、疫病、人口流离失所和不安全局势,可能导致耕作减少、运输中断,并削弱地方税源。这些影响的程度差异很大。某一行省遭到破坏或被废弃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整个帝国的经济都已崩溃。
长途贸易仍在继续,许多地区也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和城市活动。过去那种认为各地普遍退回物物交换、城市生活完全消失的描述,得不到各类证据的全面支持。
政府与军队的变化
危机加速了职业军官的崛起,其中许多人来自多瑙河沿岸和巴尔干行省。能否出任高级军事指挥职务,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是否出身传统的元老贵族阶层。
在加里恩努斯及其后继皇帝统治下,元老已基本不再担任主要的军团指挥官。加里恩努斯相关措施的确切范围及正式依据仍有争议,但军事领导层日益职业化的总体趋势是明确的。
集中使用骑兵和采用更灵活的作战编组,变得日益重要。不应将这些发展与四世纪已经充分成形的军事安排混为一谈:后来野战军与边防部队之间的区分,是逐步形成的。
一位皇帝在实际运作中不可能指挥所有边境,这促使统治者采取分掌权力的方式。瓦勒良和加里恩努斯曾分担职责,戴克里先后来则通过四帝共治制将多位皇帝共治制度化,其四位统治者的形式于293年确立。戴克里先统治下的行省重组、财政改革和行政机构扩充,延续了对危机中暴露的问题的应对,而不是一项在284年一次性实施的改革。
宗教与皇权
军事紧急局势与政治上的不安全,加深了人们对帝国安危与宗教仪式履行之间关系的关注。德基乌斯统治时期,帝国要求所有地区的居民举行献祭,并签发证明其已履行义务的证书。这项措施的实施导致拒绝参与的基督徒受到迫害,不过,其规定的范围比一项专门针对基督教的法律更广。
瓦勒良后来颁布了专门针对基督徒的措施,打击对象包括神职人员和基督徒群体中的显要人物。加里恩努斯则扭转了这一政策,并归还被没收的基督徒财产。
奥勒良提倡帝国对太阳神索尔的崇拜,并于274年在罗马为一座大型神庙举行奉献仪式。这加强了太阳神崇拜在帝国宗教象征体系中的地位,但并未使其成为帝国唯一的宗教。不同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差异很大,不应将其简化为对危机持续而统一的回应。
史料与历史解释
现存叙事史料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记述写于事件发生很久以后,而《奥古斯都史》中则包含大量虚构或不可靠的内容。波斯王室铭文为研究东方战事提供了关键证据,但它们也以王室宣传的措辞来呈现胜利。
钱币有助于重建皇权主张、地区性政权、年代顺序和货币变化的情况。铭文学材料、纸草文书和考古学证据,揭示了文学叙事可能忽略的行政管理、物价、聚落以及地方社会延续的状况。
对于“危机”这一概念应在多大程度上延伸至政治史和军事史以外的领域,学者有不同看法。反复发生的篡位、领土分裂和重大军事失败,都是确凿的事实。但人口下降的规模、经济收缩的程度,以及疾病、环境条件和制度弱点各自的重要性,则更难确定。
这一时期并不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期,后者发生在很久以后。它的历史意义在于罗马帝国权力的存续与转型:帝国重新统一后,逐渐形成了军事色彩更为鲜明的君主制,行政机构得到扩充,共同统治的制度试验也不断展开,这些都塑造了后来的罗马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