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修制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一种形式,修士或修女在有组织的团体中度宗教生活,遵循共同的会规,接受公认的领导,共同礼拜、劳动,共享物质资源,并遵守共同的纪律。与独居或组织松散的修道生活相比,共修制将团体本身作为灵性培育的主要场所。虽然多种宗教传统中都存在共同生活的形式,但这一术语尤其用于指古代晚期发展起来、后来在东西方修道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基督教制度。
含义与主要特征
英语 cenobitic 一词源自希腊语 koinos(共同)和 bios(生活),经由表示共同生活方式的词语演变而来。因此,共修修道院并不只是供多名修行者居住的住所,其成员通过有秩序的共同生活联结在一起。
其典型特征包括:
- **共同礼拜:**按固定时间共同祈祷,通常也辅以个人祈祷和宗教阅读。
- **资源共享:**食物、建筑、工具和收入由团体统一管理,而非作为个人可自由支配的财产。
- **共同会规:**以成文规定、惯例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规范日常活动和成员之间的关系。
- **公认的权威:**由男修院院长、女修院院长或其他上级领导,通常另有负责具体事务的职员协助。
- **相互义务:**成员承担劳动、接待宾客、照护病人及扶助其他成员等职责。
这些特征因时代和传统而异。共同生活不一定意味着集体寝居、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或每位成员都遵循完全相同的日常作息。
共修生活通常与隐修制相对照,后者以隐修者独居为主。两者之间还存在其他安排,例如拉夫拉式修道院,其中修士各有居所,但会聚集起来礼拜或参加其他共同活动。这些分类描述的是不同的生活模式,而不是界限分明的机构类型;一座修道院可以兼有共修与独修的实践。
古代晚期基督教中的起源
基督教修道主义兴起于更广泛的禁欲主义传统之中,包括禁食、独身、祈祷、舍弃财富,以及远离世俗社会中的功名追求。大型修道院出现之前,基督教苦修者可能住在家庭之中、聚落附近,或组成组织松散的群体。共修制是在这些实践日益组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并非源于某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单一创立事件。
帕科米乌斯与埃及的共同生活
活跃于四世纪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传统上被视为基督教共修制的奠基性组织者。自四世纪二十年代起,他所建立的团体逐渐形成一套制度,通过共同纪律、委任职员、有组织的劳动和共同宗教活动,协调数量可观的修士。
帕科米乌斯的制度并不限于单一修道院。多座修院可以归属于一个更大的联合体,以便协调领导、物资供应和各项实践。在修道院内部,较小的院舍小组有助于组织劳动和监督。帕科米乌斯运动中也出现了女性团体。
帕科米乌斯的重要性尤其在于这一组织形式的持久性及其规模。他并未创立基督教禁欲主义,也不是所有宗教共同生活形式的发明者。此外,现存记述和会规反映了这一运动内部的传承与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某份最初创立蓝图的完整记录。
巴西尔与共同生活的理想
凯撒利亚的巴西尔是四世纪共同宗教生活的另一位重要推动者。他的苦修著作强调圣经的指引、爱邻人、服从与服务。团体生活使一些独居时难以践行的活动成为可能,包括照顾他人、接受规劝,以及发挥各人不同的才能。
巴西尔的著作对东方基督教影响深远,但并未建立一个囊括所有东方修道院、中央集权的统一“巴西尔修会”。这些著作的影响是通过地方传统、后来的规章和各个团体的实践发挥的。
共修机构的发展具有地域多样性。埃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各自贡献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共修与独修的理想也始终相互影响。
在东西方基督教中的发展
东方传统
在东正教中,共修修道院成为礼仪、苦修和学术生活的重要机构。其组织通常以 typikon(规程)为依据,即一套规范礼拜、行政和日常行为的规定。这类规定可能结合创立者的要求、传承的习俗以及后来的改革。
拜占庭修道改革者,尤其是斯图狄奥斯的狄奥多尔,强调共同纪律、有组织的劳动,以及放弃私有财产。在阿索斯山,共修组织在历史上曾与其他制度并存,其中包括 idiorrhythmic(自律式)制度;后者允许成员在日常生活和物质供给的某些方面承担更多个人责任。
共修制在东方正统教会的传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包括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传统。尽管它们同样继承了早期基督教的苦修传统,其制度史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拜占庭模式。
西方传统
在拉丁西方,约翰·卡西安于五世纪初通过著作传播了有关埃及修道实践的知识。希波的奥古斯丁也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宗教共同生活模式,强调合一与财产共享。
成书于六世纪意大利的《圣本笃会规》,成为西方共修制最具影响力的制度框架。该会规将修道院视为一个在院长领导下、通过严明纪律进行宗教培育的场所,其条文规范祈祷、阅读、劳动、入院、惩戒、待客,以及对弱势成员的照护。
本笃会的发愿内容包括定居、服从和 conversatio morum,后者通常被理解为献身于修道生活。这一表述不应被简单等同于后来许多修会所采用的贫穷、贞洁、服从三项誓愿。
通过后续改革,尤其是加洛林时期的改革,《圣本笃会规》得到更广泛的确立。此后的运动,包括克吕尼改革和熙笃会改革,在礼仪、简朴生活、劳动、治理以及修道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发展出不同做法。因此,在天主教会内,共修生活涵盖多个制度系统,而非单一划一的体系。
组织与日常实践
祈祷、阅读与劳动
日常作息通常由共同礼拜与劳动、用餐、阅读和休息交替组成。时辰礼仪,或东方传统中与之对应的礼仪,将祈祷安排在规定的时刻。参与圣餐也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举行频率及相关做法各有不同。
宗教阅读的内容可能包括圣经、注释、圣徒传记和苦修著作。在西方传统中,lectio divina(圣言诵读)指以祈祷的心态研读神圣文本,而非仅仅为了获取知识而阅读。
劳动兼具实际与宗教目的。各团体曾通过农业、手工业、抄写手稿、教学、出版及其他活动维持生计。广为人知的 ora et labora,即“祈祷与劳动”,概括了本笃传统中两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但这一短语本身并不见于《圣本笃会规》。
权威与培育
上级负责维护团体的宗教宗旨并协调其活动。其权威可能受到咨询、团体议事、习惯权利、巡视,以及更广泛的教会组织监督等机制的制衡。
入院者通常须先经历一段考察与教导时期,之后才作出长久的承诺。培育内容包括学习团体的礼拜、劳动、纪律,以及对成员的要求。会规往往顾及年龄、疾病或能力差异,而不是要求每位成员都有完全相同的表现。
女性共修团体是这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修院院长和其他女性上级曾在宗教培育、财产和团体行政方面行使权力,不过,她们的权限及其与男性教会权威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差异很大。
宗教与伦理依据
共修生活将团体本身视为宗教修持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提供食宿的便利安排。其圣经范例包括《新约·使徒行传》中关于信徒共享财产、按需分配资源的记述。
在这一框架下,舍弃财物旨在减少对个人财富的依恋,而服从则使个人偏好置于共同纪律之下。日常交往提供了培养忍耐、谦卑、仁爱与和好的机会。其目的不仅是让行为井然有序,更在于通过持续实践转化人的性情。
这使共修生活与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所研究的问题产生联系:习惯如何塑造品格,制度如何促进特定的善,以及个人判断如何与团体权威相协调。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修道生活是狭义上的哲学学派;其目的主要仍是宗教性的。
社会角色、内在张力与历史诠释
共修修道院曾是接待宾客、学术研究、手稿制作、礼拜和物质救济的中心。有些修道院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并在地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影响力因地点、资源、政治环境和宗教传统而有很大差异。
几种反复出现的张力塑造了它们的历史。个人贫穷可能与机构拥有大量财富并存;退出世俗社会可能与依赖施主、佃户、市场和政治保护并存;规模扩大既可能支持广泛的慈善活动,也可能带来行政负担和纪律争议。
改革运动常常试图通过恢复更严格的共同生活、限制财产、改变治理方式或重振宗教实践,来化解这些张力。这些改革未必是在回归某个单一的原始模式:不同运动对权威会规和早期范例的理解各不相同。
比较研究有时也将佛教及其他宗教中的一些团体描述为共修团体,因为它们同样具有受规章约束的共同居住、宗教纪律和物质供给制度。这种比较在制度层面具有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历史上存在承袭关系,也不表示教义相同。例如,佛教共同生活通过僧伽及律藏传统加以组织,其基础与范畴不同于基督教修道会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