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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platonic-love

柏拉图式爱情

柏拉图式爱情在现代指不涉及性的情感,历史上则指从个人吸引升华至对美与善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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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式爱情在当代通常指一种充满温情、情感亲密而不涉及性的爱。它常用来描述亲密的友谊,不过也有人用它来指没有性行为的恋爱关系。它在历史上的含义则有所不同:在与柏拉图相关的思想传统中,爱可以始于对另一个人的倾慕,进而发展为对美、德性、知识乃至美本身的欣赏。

因此,这个说法连接了两种相互关联却不完全相同的观念:一种是现代的人际关系类型,另一种则是关于欲望如何教化灵魂的哲学论述。柏拉图并未提出与今天这一说法相对应的关系类型。他的对话录,尤其是《会饮篇》和《斐德若篇》,探讨的是爱欲,而非简单地将其排除在外。后世的诠释者,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者,推动这些讨论演变成了一种精神或心智相契的理想。

要理解柏拉图式爱情,就需要区分古代文本中的论证与后世在宗教、文学及日常生活中对它们的改造。还需要区分性吸引、恋爱情感、性行为与情感亲密——这些特征可能同时存在于一段关系中,但并非必然如此。

术语的含义与边界

在日常英语中,柏拉图式关系通常指这样一种关系:双方怀有感情,但不涉及性,也不将彼此视为性伴侣。最典型的例子是友谊:两个人可以相互信任、倾诉心事、彼此陪伴、提供实际帮助,并长期维系这份关系,而不把对方视为恋人。用“柏拉图式”来形容,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关系肤浅。一个不涉及恋爱或性的朋友,在某人生活中的地位,可能比偶尔发生性关系的伴侣更重要。

不过,这个词的用法并不一致。有时,“柏拉图式”既意味着不涉及性,也意味着不涉及恋爱;在另一些语境中,它仅指不涉及性,却可以包含恋爱的渴望或理想化的依恋。这些含义并不总能仅凭行为推断出来。两个没有发生性关系的人,可能是朋友、恋人、昔日的情侣,也可能彼此有吸引力,却选择不付诸行动。反过来,即使其中一人曾偶然对另一人产生吸引,双方仍可能将这段关系理解为友谊。这个标签所表明的,是双方对关系性质的理解,而不是对其中所有情感的完整记录。

区分几个概念,有助于厘清这种含混之处。性吸引指的是对另一个人产生的性欲;性行为则指人们实际做了什么。浪漫爱情通常包含一种在特定文化中可被识别为“坠入爱河”的感受,往往伴随着建立某种特殊伴侣关系的愿望,但未必涉及性行为。情感亲密则关乎彼此了解、坦诚相待,以及回应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排他性和承诺又是另外两个维度:不涉及性的友谊可以维持一生,双方也可以对这段关系有很深的承诺,而不要求排他性;恋爱关系则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并不排他。

因此,柏拉图式爱情并不等同于禁欲、独身或单相思。禁欲指克制自己,不进行性活动;独身则视语境而定,可以指未婚状态,也可以指不进行性活动的承诺。单相思指爱意得不到回应,并非指不涉及性的关系本身。“柏拉图式”也不表示一个人的性取向,通常只是用来描述某一段特定关系。

历史上的哲学含义则着眼于另一个层面。它探讨的是:什么使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值得爱,欲望与善有何关系,以及依恋能否超越对某个个体的占有。现代含义与历史含义都重视思想和情感上的联结,在这一点上有所重叠,但不应被视为可以互换的定义。

古希腊社会中的欲望与教育

柏拉图的论述植根于古希腊的社会制度与词汇体系。希腊语中的*erōs*(爱欲)可以指强烈的欲望,尤其是性爱渴望,但哲学作者也会将其含义扩展至对智慧、德性或不朽的追求。Philia 则涵盖另一组与之部分重叠的情感,包括关爱、友谊和依恋。这两个词都无法与现代人所区分的性爱恋情和柏拉图式友谊精确对应。

柏拉图对话录的场景十分重要。会饮是一种有组织的饮酒聚会,主要与男性之间的社交活动相关。席间的谈话、表演和竞赛构成了精英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会饮篇》将关于爱的演说置于这一环境之中,而非将其写成一篇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论著。各位发言者对荣誉、医学、诗歌、教育和欲望有着不同的预设,他们彼此争辩的论述共同塑造了所探讨的哲学问题。

其中讨论的某些关系属于古代一种通常被称为“少年爱”的制度,涉及年长的男性爱者与年轻的男性被爱者。这类关系因地区和时代而异,其结构受年龄、地位以及对公民身份和男性行为的期待所制约。它们并不等同于现代成年人之间平等的伴侣关系。对话录本身也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依恋,并追问:对一个美貌之人的追求,究竟能带来真正的自我提升,还是仅仅满足欲望?

教育背景对于苏格拉底的形象塑造尤为重要。他身边的人往往期望通过与他亲近、仰慕他,或通过类似求爱的交往,从他那里获得智慧。柏拉图反复动摇这种期待。智慧无法简单地从有知者传递给无知的仰慕者,爱欲上的关注也不能保证哲学上的理解。爱者与被爱者都必须正视自己究竟知道什么,又欠缺什么。

女性的处境使这一图景更为复杂。对话中的大部分情节围绕男性关系展开,然而《会饮篇》中最具影响力的爱情教诲,却被归于一位女性——曼提尼亚的狄奥提玛。她并未直接参加宴饮,而是由苏格拉底转述她的教诲。这种文学安排赋予一位女性教师相当大的哲学权威,但她的声音仍须经由一位男性发言者传达。

这些历史背景使我们不能径直将柏拉图的爱欲哲学等同于一种超越时代、脱离身体的精神相伴理想。对话录所处的世界,充满了身体层面的吸引、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教育实践。其哲学创新源于对这一世界的批判与改造,而非以爱欲不存在为前提。

《会饮篇》与向美的上升

《会饮篇》写于公元前四世纪,呈现了在一场庆祝悲剧诗人阿伽通获胜的宴会上,宾客们依次发表的演说。对话的戏剧背景通常被定在公元前416年。这篇对话并未开篇就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而是让发言者接连阐述爱是什么,以及爱能带来哪些益处。这样的结构引导读者比较各种引人入胜却不够完整的解释。

阿里斯托芬讲述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神话。他说,人类原本是圆球状的生物,后来被宙斯劈成两半;爱欲的渴望,就是寻找失去的另一半。这个故事把依恋解释为对重新结合的渴望,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它并不是这篇对话最终的哲学立场。在苏格拉底随后的论述中,人并不一定爱自己的“另一半”,除非认为对方是好的。因此,仅仅追求完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个特定对象值得去爱。

苏格拉底将自己的教诲归于曼提尼亚的狄奥提玛。在她的论述中,爱处于拥有与匮乏之间的中间状态。厄洛斯既非全然美好,也非纯粹无知而空虚。关于其出身的神话——他的父母分别象征丰裕与贫乏——表达了这种匮乏与创造力的结合。爱者追求的是尚未稳固拥有的东西,而哲学上的渴求同样处于无知与智慧之间。

狄奥提玛将爱与永远拥有善的愿望联系起来。凡人通过“在美中孕育”来寻求某种延续,这种孕育既有身体层面的含义,也有精神层面的含义。子女是这种延续的一种形式;法律、制度、诗歌和美德则是其他形式。因此,这一论述将爱欲的创造力拓展到生育之外,却并未将肉体生育视为无关紧要。爱之所以能催生文化与伦理上的成就,是因为人们渴望那些比个人生命更长久的美好事物。

这一著名的上升过程常被称为“爱的阶梯”,见于《会饮篇》210a–212a。在适当引导下,爱者从一个美的身体出发,进而认识到其他身体中的美,随后开始珍视灵魂之美,再进一步欣赏美的实践、法律和各种知识。最终的对象是美本身:它不是某一张面容、某一个行为或某一个命题,而是一种既不生成也不消逝的美。

这一终点与柏拉图的理念论相联系,不过,对话是通过一段引人逐步领悟的讲述来呈现它,而非作系统阐释。这种上升并不只是以交谈取代性活动,而是改变欲望的范围与对象。一个核心的诠释问题仍然存在:这一过程究竟是将对个体的爱置于更广阔的理解之中,从而使之深化,还是将个体视为通向非人格化对象的阶段,从而削弱了他们的重要性?

《斐德若篇》:爱欲的迷狂与灵魂

《斐德若篇》通过演说、神话以及对修辞术的探究来讨论爱情。对话开篇提出一个问题:年轻人应该青睐爱自己的人,还是不爱自己的人?最初的论述把爱者描绘成善妒、反复无常、受欲望支配的人。苏格拉底先是展开了类似的批评,随后又在第二篇演说中撤回了这一立场;这篇演说常被称为“翻案辞”。这一修正至关重要:并非所有偏离日常自制状态的情形都有害。

翻案辞区分了破坏性的精神失常与神灵启发的各种迷狂。预言、宗教净化、诗歌灵感和爱欲体验,都可能揭示仅凭常规盘算无法获得的善。因此,哲学之爱并不意味着消灭激情。它的价值取决于激情使灵魂得以认识什么,以及人如何回应激情。

对话以马车为喻,将灵魂描绘成驾驭两匹有翼之马的御者。就人而言,这两匹马的性情各异:一匹服从荣誉感与自我约束,另一匹则抗拒管束,一心追求即时满足。这并非将全然善良的心灵与全然邪恶的身体简单对立起来,而是描绘了内在动机相互冲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理性必须与情感力量协同运作,而不能脱离它们独自发挥作用。

美具有独特的作用,因为可见之美能够唤醒灵魂对某些实在的回忆,而这些实在是灵魂在超越日常肉身生活的境域中曾经遇见的。看见美丽的爱人,会使人心神激荡、惊叹、渴慕,并使灵魂在比喻意义上重新长出翅膀。因此,欲望在直接体验上属于身体,其指向却可能具有哲学意义。被爱者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无关紧要:这段关系成为检验爱者品格与志向的场域。

《斐德若篇》并非只描述纯粹单向的观照,它还讨论了被爱者心中产生的回应之情。在255d—e处,这种回应被描述为某种映照或回报对方的爱,而被爱者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它的性质。对话区分了双方共同生活的不同方式,既赋予由哲学与自制引导的生活以优先地位,也承认爱欲可能产生其他结果。

与修辞术的关联又增添了一重维度。劝说需要了解灵魂,并敏锐地把握不同的性格类型。爱情同样不只是抽象地判断某人是美的:它还涉及一个人如何与另一个人交谈、如何影响和理解对方。因此,《斐德若篇》将哲学性的爱欲呈现为对关注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培养,而不只是剔除了性行为的欲望。

古代晚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转变

柏拉图式爱情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这一哲学传统尤其与公元三世纪的普罗提诺密切相关。普罗提诺阐述了实在如何从“太一”经由“理智”和“灵魂”逐层流溢而出,以及灵魂如何返回自身本源。在这一框架下,感性事物中的美能够唤起灵魂趋向理智之美的运动。他的《论美》通常编为《九章集》第一卷第六篇,其中对这一上升过程的论述尤具影响力。

这一传统并非只是重复《会饮篇》的观点,而是将欲望的运动置于一个更为详尽的形而上学层级体系之中。对可见之美的眷恋,可以成为净化与内在转变的起点。身体的意义取决于它究竟是将人的注意力引向更高的本原,还是使其停留于表象层面。因此,后世读者所承接的柏拉图思想,已经过后续哲学发展的重塑,而这些发展进一步凸显了感性实在与理智实在之间的对照。

基督教思想家以不同方式回应了这些传统。基督教对创世、神圣之爱、爱德、身体性与复活都有自身的阐释,因此,基督教对这些传统的改造不能简单归结为柏拉图主义。不过,柏拉图式的语言仍为描述从受造物之美上升至上帝的过程提供了思想资源。爱欲的渴慕与自我奉献之爱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在追求完满的欲望似乎与以他人福祉为旨归的爱相冲突之处。

文艺复兴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诠释者是马尔西利奥·费奇诺(1433—1499)。费奇诺在佛罗伦萨将柏拉图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其译作全集于1484年出版。他于1469年撰写的《会饮篇》评注通常以《论爱》(De amore)之名为人所知,该书在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框架下解释爱。美被置于与神圣之善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而方向正确的爱能够引领灵魂趋向其神圣本源。

费奇诺也赋予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哲学意义。共同的智识生活与精神上的契合,可以帮助灵魂趋向更高的善。不过,这远不只是对普通的非性爱友谊的肯定。这种关系的意义,取决于它在美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关于人生圆满的宗教阐释中所处的位置。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式爱情”这一说法,属于柏拉图思想的接受史,而非柏拉图本人的术语。费奇诺的著作将一种古代爱欲理论带给了那些关注基督教虔敬生活、文雅交往,以及肉体吸引与精神追求之间关系的读者。它帮助搭建了一座概念桥梁,使后来的欧洲作家能够将柏拉图之名与高雅、纯正或未落实为肉体结合的爱恋联系起来。

宫廷话语、文学与用法的变迁

文艺复兴时期的讨论将关于爱的哲学论述带入了有关礼仪、性别和上流社会的交流之中。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于1528年出版的《廷臣论》便是一个重要例子。在该书第四卷中,人物彼得罗·本博描述了从具体的肉体美上升至普遍之美的过程。这段讨论将一条清晰可辨的柏拉图式上升路径融入对高雅宫廷生活的论述,使其不再局限于专门的哲学评注,也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

这种改写与宫廷爱情有所交融,但两者并不相同。中世纪及后来的宫廷传统可能描写对仰慕之人的奉献、在思慕中实现的自我陶冶、隐秘的恋情,或欲望与社会禁忌之间的张力。有些作品强调克制,另一些则以性欲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或现实为基础。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一段情感被理想化、无法实现,或以高雅的语言表达,就将其归为柏拉图式爱情。

在17世纪的英格兰,柏拉图式爱情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文学与社交话题。威廉·达文南特于1636年刊行的《柏拉图式恋人》,以戏剧形式呈现了围绕高雅、非肉体之爱的主张而产生的种种矛盾。这类作品表明,这一说法当时既可作为一种理想,也可成为喜剧调侃的对象。剧中人物对精神依恋的坚持,可能受到认真对待,也可能被揭示为不切实际,或被视为掩饰寻常欲望的手段。

这一概念还提供了一套话语,使人们能够谈论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而不立即将其理解为求爱或寻求性关系。思想上的相知相伴可以被描绘为本身就具有价值。与此同时,宣称情感高尚,并不会自动消除地位、依附关系或教育机会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理想在挑战某些既有观念的同时,也可能保留另一些观念。

解读文学作品时尤其需要谨慎,因为表达强烈情感的语言,其含义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书信、诗歌和献辞可能使用一些表达挚爱或忠诚的措辞,而现代读者往往认为这些措辞专属于浪漫爱情。仅凭这类语言,无法确定历史上的一段关系是否涉及性、是否不涉及性、是否具有浪漫性质,抑或主要只是一种修辞表达。文类惯例、留存的通信、社会背景以及证据本身的局限,都必须纳入考量。

在当代大众文化中,这一概念的古代形而上学内涵往往已大体消失。“柏拉图式”通常用来表示一段关系不涉及性或浪漫爱情,尤其是在故事中,一些人物情感亲密,观众因而期待他们成为情侣时。现代含义保留了情感不必依赖性占有的观念,但通常已不再意味着向永恒的“美的理念”上升。

关于情感与亲密关系的心理学研究

现代心理学通常研究人际关系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而不是将柏拉图式爱情视为一种具有统一定义、普遍适用的心理机制。相关研究涉及友谊、吸引、亲密、承诺、依恋和社会支持。这些概念与日常语境中“柏拉图式”的用法有所重叠,但没有一个能够在科学意义上准确对应这一历史术语。

区分关系的分类与关系特征的测量很有帮助。人们可能将某种关系认定为友谊,同时报告双方具有高度的亲密感和承诺。另一种关系则可能被称为恋爱关系,却很少涉及自我表露或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标签传达的是一种社会层面的理解;对信任、满意度、接触频率或吸引力的测量,描述的则是具体特征。将两者等同起来,可能会掩盖友谊内部以及恋爱伴侣关系内部的显著差异。

罗伯特·斯滕伯格于1986年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区分了亲密、激情以及决定或承诺这三个要素。在这一框架下,不同的要素组合对应不同形式的爱。只有亲密而没有激情或承诺的情感被称为“喜欢”,亲密与承诺相结合则被称为“伴侣式爱情”。这两类情感都不能简单地视为柏拉图式爱情的科学同义词:伴侣式爱情可以体现于长久的婚姻之中,而持久的友谊也可能包含某些承诺形式,超出人们对伴侣关系的一般理解。

依恋理论最初源于约翰·鲍尔比对儿童及其照料者的研究,后来影响了对成人关系的研究。辛迪·哈赞和菲利普·谢弗于1987年发表的研究,在将依恋视角应用于浪漫爱情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恋概念也有助于探讨其他亲密关系中的安全感、对方是否能在需要时给予回应,以及支持等问题。然而,这些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一段重要的友谊都与主要依恋关系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对彼此之间可能产生性吸引的人所建立的友谊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吸引可能不存在,也可能是相互的、单方面的或时有时无的;双方也可能承认吸引的存在,却不改变彼此约定的关系性质。如果研究预设所有这类友谊都隐藏着恋情,就可能在定义中掺入文化假设。反过来,如果研究仅以“只是朋友”这一标签为依据,也可能忽略吸引或期待方面的相关差异。

没有任何简单的行为或生物学标志,能够判定一段关系是否属于柏拉图式关系。频繁接触、亲昵的身体接触、嫉妒、共同居住或情感依赖,都可能出现在多种关系中。因此,心理学描述要做到尽可能准确,就应将当事人使用的关系标签,与吸引、行为、期待以及关系随时间的发展区分开来。

当代关系与社会认可

柏拉图式关系存在于制度和社会规范之中,而这些制度和规范对不同类型的情感联结给予不同程度的认可。例如,婚姻可以确立明确的法律身份,涉及财产、继承以及配偶之间的义务。友谊通常不会赋予双方同等的一整套权利。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段亲密的非性关系可能在个人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却在制度层面较少得到体现。

共同生活并不能解决关系的分类问题。朋友可能出于经济、实际生活或情感上的原因同住,而恋爱伴侣也可能分开居住。住户是一种居住或经济安排,并不能完整描述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样,照护、共同开展项目以及长期互助,都可能发生在亲属、朋友、配偶或其他伴侣之间。这些活动体现了相互依存,却未必能说明其中的爱属于哪一种类型。

当代对不同取向的区分,使相关用语更加精确。无性恋通常指很少或完全感受不到性吸引;这并不意味着缺乏情感、亲密感,也不一定意味着感受不到浪漫吸引。无浪漫倾向通常指很少或完全感受不到浪漫吸引,同样不意味着无法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这两个术语都不能与“柏拉图式”互换使用,因为后者通常描述的是一种关系,而非一种取向。无性恋者可以拥有浪漫关系,任何性取向的人也都可以拥有柏拉图式关系。

酷儿柏拉图式关系一词形成于当代社群的用语实践,指承诺程度或亲密程度不符合传统友谊与浪漫关系划分的关系。不同使用者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它也不指向某个单一的法律或心理学类别。有些人用它来描述一种在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伴侣关系,其中包含共同规划、照护或共同生活,但当事人并不将这段关系认定为浪漫关系。它与现代关于柏拉图式情感联结的讨论有关,却不是柏拉图所界定的某一类别在历史上的延续。

数字通信带来了更多可能性。通过互联网维系的友谊,即使双方相隔遥远,也可能包含频繁交谈、协作活动以及重要的情感支持。以媒介为中介这一特点本身,并不会使这些关系比面对面交往的关系更具或更少具有柏拉图式特征。分类的关键在于,参与者如何理解这段关系,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情感联结区分开来。

在上述各种情境中,柏拉图式爱情的社会意义,部分体现于情感重要性与传统认可程度之间的落差。一段关系即使不遵循约会、结婚、共同养育子女这一熟悉的顺序,也可以成为安排日常生活和作出长期承诺的基础。

关于个体、身体与价值的哲学争论

针对柏拉图式爱情理论,一项长期存在的质疑涉及被爱者的独特性。如果一个人之所以被爱,是因为其体现了美或善,那么另一个同样美或善的人似乎就可以取而代之。《会饮篇》中的上升过程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从一个身体转向所有美的身体,似乎会削弱人对最初引发这一过程的独特个体的依恋。

格雷戈里·弗拉斯托斯于1973年发表的论文《柏拉图哲学中作为爱之对象的个体》,对这一质疑作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现代表述。弗拉斯托斯质疑,柏拉图的论述是否充分容纳了这样一种爱:它所爱的是作为不可替代的整体的人,而非这个人身上有价值的特质。这一问题并不限于对古典文本的阐释。许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理论,都必须说明爱如何回应真实存在的特质,同时又不把被爱者仅仅视为这些特质的、可以相互替换的载体。

另一些解读则强调,哲学上的成长未必会消解对特定个体的依恋。理解的加深可能改变一个人爱的方式——减少占有欲或对外貌的执着——却不必抹去对那个个体的关怀。《斐德罗篇》着重描写爱者与被爱者之间持续的关系,为阐释者提供了不同于狄奥提玛演说的文本依据;后者的结构则更明确地呈现出逐级上升的过程。这两篇对话能否构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仍有待诠释。

第二项争论涉及身体性。在日常用语中,将“柏拉图式”与“纯洁”或“更高层次”的爱联系起来,可能暗示身体欲望本质上低劣,或会玷污爱情。柏拉图的文本却更为复杂:人最初通过身体经验接触美,爱欲引发的心灵激荡能够促使人展开哲学探究,而在狄奥提玛对凡人创造活动的论述中,肉体生育也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如此,将身体之美置于更持久的对象之下的等级安排,仍为那些优先看重智性或精神层面之善的传统提供了支持。要评估这一等级秩序,就必须区分柏拉图本人的论证与后世以他之名附加的道德限制。

第三个问题涉及相互性与权力。一个声称要教育或改善被爱者的爱者,看似出于善意,却可能仍掌握着界定何为对方之善的权威。古代的教育关系使这一问题尤为明显,但它也同样适用于现代那些认为爱恋应使人在道德上得到提升的理想。在伦理学中,相关问题包括:关怀是否承认他人独立的目标,爱慕是否相互,以及赞赏是否会成为实施控制的理由。

这些争论使这一术语始终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它的不同含义凸显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爱主要是在回应价值,还是在建立一种独特的个人承诺;欲望如何与对独立性的尊重并存;以及对某个特定之人的爱,能否与追求超越这段关系的善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