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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玄学是中国中古早期的思想潮流,通过对有无、语言、自然及政治秩序的辩论,重新诠释古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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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意为“探究玄妙之理的学问”)是中国哲学的一股重要思潮,兴起于公元三至四世纪,尤盛于曹魏及西晋、东晋时期。玄学思想家重新诠释传世经典,探究现实世界的根本、语言的限度、圣人的品格,以及自然自发的生活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关系。王弼和郭象的著作,是现存玄学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论述。

尽管较早的英语学术著作常将玄学称为“新道家”,但它并非仅仅是与儒家相对立的道家复兴运动。玄学著述者往往尊孔子为至圣,并试图说明,礼制、政事与伦理上的种种区分,如何能够契合一个既无固定名号、也无刻意目的的实在世界。他们研习的主要典籍是《老子》《庄子》和《周易》,但探讨范围也涉及《论语》、人物品性、音乐与政治权威。

玄学产生于经典注疏与士人清谈的文化环境中,而非一个具有正式组织的学派。参与者之间存在尖锐分歧:一些人以“无”为具体事物的根基,这与郭象的解释不同;郭象认为,万物自行生成变化,既无造物者,也无作为根本的生成本源。这些争论重塑了中国思想的概念语汇,影响了对佛教的诠释;即使玄学最初赖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它们对后世学术仍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背景与名称含义

“玄”有幽暗、深远、隐晦或玄奥之意。它的哲学意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道德经》,其首章以“众妙之门”形容“玄”。在这一语境中,“玄”主要并非指隐秘的超自然知识,而是关乎这样一种困难:如何用日常的名称和分别,辨识或表达万物的本源及其秩序的根本依据。“学”意为学问或研习,因此,“探究幽深之理的学问”这一解释,体现了“玄学”一词历史含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玄学兴起于汉代帝国秩序瓦解及其后政治分裂的时期。220年,曹丕建立魏朝,东汉随之终结。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司马氏掌控了魏国朝政;265年,晋朝取代魏朝。西晋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崩溃后,东晋朝廷于317年在建康建立。这些变局并未机械地催生某些特定的哲学学说,却构成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促使士人重新思考道德声望、政治权力、既有制度与个人生存之间的关系。

汉代学术既包括细密的章句训释、围绕经典传承展开的争论,也包括将政治事件、宇宙运行模式、阴阳与五行相互联系起来的繁复体系。玄学并未简单地摒弃这些传统。其独特倾向在于,寻求少数根本原理,用以解释一部文本,乃至某一完整的经验领域。注释者不再主要依靠历代积累的训诂和宇宙论上的对应关系,逐句解读经典,而是追问:究竟何种贯通全篇的见解,能使其中的众多论述得到理解?

通常将何晏与王弼并列为玄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二人都活跃于正始年间,即240至249年。稍后一代有阮籍、嵇康,而向秀和郭象则是《庄子》哲学诠释的核心人物。这种前后相承的划分有助于理解玄学的发展,但不应由此认为,玄学是一个具有共同教义或正式成员身份的统一组织。“玄学”这一名称,统括了彼此交叠的论辩、诠释方法、文本和社会实践。

英语中的“Neo-Daoism”(新道家)这一称谓,突出了老子与庄子的重要性,却可能遮蔽玄学对儒家经典和政治秩序的关注。历史上的“玄学”也不应与现代汉语口语中用来指称神秘术法、离奇巧合或看似无法解释的成功的“玄学”混为一谈。中国中古早期的玄学,主要是围绕经典意旨以及人间与宇宙秩序成立的条件展开的学术论述,而不是占卜或法术的统称。

三玄与注疏实践

与玄学关系最密切的一组经典是“三玄”:《老子》、《庄子》和《易经》,后者又称《周易》。将这三部经典并置,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前两部经典与批判人为区分和有意干预的思想密切相关,而《周易》则早已位列《五经》。将三者合读,使宇宙变化、圣人境界与政治秩序得以被理解为共同探究的不同面向,而非彼此对立的传统各自专属的论题。

注疏是哲学论辩的主要载体之一。注者可以通过解释关键词、揭示贯穿全书的主旨,或说明表面上相互歧异的段落何以体现同一原理,来改变一部著作的思想取向。这种写作形式并不只是保存古籍,也借助经典的权威阐发新见,使哲学分歧能够以争论圣人或古代作者本意的形式呈现。因此,要在玄学中严格区分原创哲学与文本诠释,尤其困难。

王弼对《老子》和《周易》的注释便是典型。在《周易》注中,他反对使经义依赖于不断繁衍的技术性对应关系和数术体系的解释方式。他着重探求统摄一卦的意义、各爻之间的关系,以及某种行动在何种情境下才合宜。由此,《周易》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探讨情境规律及因应判断的著作,而不只是占筮方法的汇集。其象征结构仍然重要,但象的作用在于揭示意义,而不应成为自足的解释对象。

儒家经典同样重要。与何晏及其合作者相关的传世《论语》注本《论语集解》,汇集了前人的解释,成为后世读者研读《论语》的基础文献。王弼也曾撰文阐释《论语》,只是这部著作如今仅有残篇存世。这些活动表明,将“道家形而上学”与“儒家伦理学”截然对立,会歪曲当时的思想面貌。同一位思想家既可以通过解释老子来阐明秩序的根基,也可以通过解释孔子来说明这一秩序在人间的最高体现。

文本的流传也使著作归属问题变得复杂。传世《庄子》采用与郭象相关的整理本,共三十三篇,而更早的书目记载则表明,其篇幅原本更大。郭象的注释保存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解释,却不能让人不经中介便直接了解该书早期作者的全部本意。同样,传世《周易》注将王弼的注释与韩康伯对王弼未注部分所作的注释合编在一起。辨明这些文本层次,对于区分中古早期的哲学论辩与承载这些论辩的更早经典至关重要。

王弼、何晏与有无关系

王弼生于226年,卒于249年,去世时年仅二十三岁,主要著作均在此前完成。何晏约生于二世纪末,于249年被处死,是曹爽政治权势集团的一员。两人都被归入通常所说的“贵无”一派,但我们对两人思想的重建并不具有同等的可靠性,因为王弼的哲学著作留存下来更多。他们的重要性在于,试图解释由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如何依赖于某种本身并非这个世界中某一具体事物的根本。

这里的核心概念是“有”与“无”,在英语中通常译作“being”和“nonbeing”,或“presence”和“absence”。理解这些译法需要谨慎。“无”未必意味着一种使世界归于消失的绝对虚无。在王弼的诠释中,它指的是不具备特定形态、名称、欲望与界限,而正是这种不受限定的状态,使各有分别的事物成为可能。一个具有固定形态的事物可以解释某些作用,却不能成为一切形态不受限制的根基。因此,万物的根本,本身不可能只是万物中另一个有限的成员。

这一解释与作为“万物”之源或根本的道相联系;“万物”是对世界中纷繁事物的惯常统称。王弼着重讨论本与末、一与多,以及根本与派生事物之间的关系。末并非全然虚幻或毫无价值,其作用有赖于本;当人们把派生的表现形式视为能够自立自足时,误解便由此产生。因此,与其把他的论证理解为否认日常事物的存在,不如更准确地将其理解为对依存关系及其秩序的说明。

经典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无”的功用:轮毂中央的空处使车轮得以运转,器皿内部的空处使器皿可供使用。这些例子并不足以证明一套完整的本体论,但它们表明,未以实在形态呈现出来的东西,为何可能是实有之物不可或缺的条件。王弼将这一洞见推及个别器物之外。不受特定形态或意志的限制,有助于解释道何以普遍发挥作用,以及圣人何以能够因应万事,而不把一己的狭隘意图强加其上。

这种思想的政治意涵与哲学意涵密不可分。统治者若不断增添法令、刻意炫示智巧,或出于个人欲望与臣民争逐,就可能扰乱政治本应维护的秩序。无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一动不动,而是避免以强制或自作主张的行动,妨碍他人各得其宜地发挥作用。因此,王弼笔下的圣人并不只是退隐于世外。圣人没有偏执,因而能够灵活因应;受制于某一种偏好的政策、情感或分别的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言、象与表达的限度

玄学最具影响力的问题之一,是言与意的关系。这一问题自然产生于对权威经典的注释:如果经典表达了深刻的洞见,读者如何才能领会这一洞见,而不把流传下来的措辞误当作洞见本身?这一问题也关涉语言哲学,因为名称用来区分事物,而这些区分的根源本身却未必能得到恰当的命名。玄学思想家并非都以否定语言来回应这一问题。他们所追问的是:语言如何既有其局限,又能引导理解。

在王弼对《易》的思考中,言、象、意形成了一种有序的关系。言用来解释象,象用来传达意旨。一旦领会了意旨,执着于某个特定的象反而可能成为障碍。这一论述借鉴了《庄子》中一段著名的文字,其中将言语比作用来捕鱼的筌:工具自有其用途,但目的达成之后,注意力便不应继续停留在工具上。因此,“忘言”并不等于未能理解言语。

这一观点对经典诠释有着深远的影响。卦的意义不应被化约为与之相关的各个象的字面所指,也不应把罗列种种可能的对应关系误当作成功的解释。读者必须辨明其中切要的关系、趋向或实际情势。这使象能够灵活地发挥作用,又不至于使诠释流于任意:所提出的解释,仍须说明文本为何采用其特定结构,以及各部分如何相互贯通。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名实之辩中。名称对于教导、品评行为或治理国家或许不可或缺,但它所选取的,只是更为复杂的现实中的某个确定方面。若以为名称足以穷尽实情,便可能导致僵化的判断,或将社会声望与真实才干混为一谈。这一关切与儒家由来已久的正名问题有所交汇,不过玄学往往将关注点从使名称合乎规范,转向考察任何固定的命名会在何种条件下显得不足。

不应不加限定地将这些论证等同于现代关于不可言说性或怀疑主义的理论。王弼之所以撰写大量注释,恰恰是因为严谨的阐释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关键在于区分:是将言语作为手段,还是将其当作执着不舍的终极对象。同样,承认无法用某种确定的描述穷尽道,并不意味着所有描述都同样具有误导性。即使哲学语言无法用言语完整再现其所论述的对象,它仍然能够揭示依存关系、澄清混淆,并引导人们转移关注的方向。

自然、道德行为与既有制度

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是玄学论辩的一条主轴。所谓名教,是指由名分、教化与规范性制度构成的体系。“自然”的字面含义是“自己如此”,不应径直将其理解为荒野、生物本能,或对一切社会组织形式的反对。“名教”则涵盖维系社会秩序的差等义务、名位以及典范性教诲。问题在于,这些安排究竟是自发的人类生活的体现,还是对它的扭曲,抑或需要更深层的根基才能获得正当性。

其中一种回应尤其与王弼的思想进路相关,认为井然有序的分别有赖于浑然一体的根本。制度一旦脱离这一根基,并成为人们为之而追求的目的,就会产生危害。因此,刻意炫示德行反而可能损害德行,正如过度规制可能破坏政治秩序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道德修养,而是要求区分两种行为:一种因应具体情境而恰当地生发,另一种则主要出于获取公认道德名声的欲望。

阮籍(210—263)与嵇康(223—262)更为尖锐地揭示了社会习俗与个人操守之间的张力。两人后来都被列入竹林七贤;这一群体成员之间的历史关系,经后世不断铺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形象。阮籍的诗歌以曲折含蓄的表达和不断变换的视角,探讨个体的脆弱处境、抱负,以及确立稳固伦理立场之难。嵇康的文章与书信则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出仕、世俗声望与合乎正道的生活必然一致。

嵇康谢绝他人荐举出仕的书信尤其能说明这一点。信中陈述的是他的生活习惯与官场要求之间的不相容,而非提出人人都不应出仕的普遍论断。他的《声无哀乐论》则在另一领域探讨了一个相关问题:究竟是音乐本身包含确定的情感,还是听者将自身情感带入所听到的音乐之中。他关于养生的论述,同样将个人修养与摆脱耗损身心的欲望及矫饰造作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著述表明,玄学所探讨的问题并不限于抽象的本体论,也延伸到了如何安排身体生活与社会经验的层面。

这些论辩是在政治险恶的环境中展开的。262年,嵇康在司马氏巩固权势的过程中被处死;阮籍的传记则展现了一种更为迂回的周旋与避祸方式。他们的哲学立场不能被简化为隐晦的政治表态,但他们关于操守与退隐的讨论,也无法与出仕的风险割裂开来。“自然”可以成为批评逐名行为的依据,却不必演变为简单的反叛纲领;表面上的顺从,也可以与对公共道德话语的深刻不信任并存。

郭象与自发变化

郭象卒于312年,今本《庄子》所附的传世注释中,以他的注本最具代表性。他的著作与较早的注家向秀的工作有关,向秀约卒于272年。传统记载称郭象窃取了向秀的成果,但仅凭这些记载,无法确切还原两人各自贡献之间的关系。以郭象之名流传下来的注本展现了一套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与王弼对“无”的诠释有显著差异。

郭象的基本反驳是,无不能生有:不存在的东西没有生成万物的能力。然而,若设定一个独立存在的造物者,其自身也需要得到解释。他提出的另一种思路,通常以“自化”和“独化”来表述。万物自行产生、变化,既非由超越性的力量造就,也非从作为根基的“无”中生成。这并不是说,一个已经存在的事物通过有意的行为创造自身,而是说,追寻一个独立于万物的生成者,便误解了世界自发生成的实情。

“独化”也不意味着万物与周围环境彼此隔绝。郭象的论述容纳了相互依存:万物在彼此联系中生长发展,但这些联系背后无需另有一个造物者。一个事件可以依赖具体条件而发生,却不必将其存在追溯到某个统摄一切的单一源头。因此,他的立场既涉及因果关系,也涉及解释的限度。万物有序的相互作用,不一定是在执行某种外在的计划。

郭象将能力的差异视为自然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庄子》中的大鹏与微小生物,不必仅凭体形大小或活动范围来判定高下;它们都可以依照自身的本性和所处条件,各得其所。当一个生命以自身并不具备的能力来衡量自己,或试图超出适合自身的范围时,便会产生不快。这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平等学说。郭象的注释可以容纳职位与等级的差别,因此,学者们一直在争论:他的诠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调和了《庄子》与等级社会之间的关系。

圣人体现的是顺应万物而不强加己意。圣人不必远离一切事务,而是可以置身于日常人伦关系之中行事,内心却不受功名之志或执著所束缚。据此,郭象对“内圣外王”的理想作出了独特诠释:参与政事与摆脱人为造作,并不必然相互对立。这种调和使他的解读有别于那些将退隐视为领悟道家思想之必然结果的解释路径。这也说明,不能用单一的“无”的学说,或一概排斥制度的态度来概括玄学。

清谈、人物品评与士族文化

与玄学关系最密切的社会实践是清谈。清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之间富有学养的讨论,话题常涉及经典诠释、人物品性、自然或形而上层面的概念辨析。并非所有清谈都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也并非所有玄学著述都源于交谈。不过,两者关系紧密:口头论辩提供了一个场合,使人们得以检验精练的论断、树立声望,并展现诠释上的微妙差异。

清谈部分源于人物品评的实践。汉末至曹魏时期,对人物品性的评判在官员选拔和士族关系网络的形成中都十分重要。曹魏于220年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通过指定的品评官将人物评鉴制度化。哲学讨论之所以与这一品评领域交织,是因为辨别真才实能与浮泛声名,既是思想上的问题,也是现实中的关切。一个人的言谈方式,本身就可能成为其见识深浅、是否沉着自持或理解是否有限的依据。

五世纪在刘义庆(403—444)主持下编纂的《世说新语》,是了解这一文化的核心文献。书中将令人难忘的言行轶事,按德行、言语、识鉴、赏誉、任诞等不同类别编排。它所描写的讨论中,一句简短的回答就可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声望。它也保存了一种风度理想:哲学造诣不仅通过充分展开的论证来传达,也体现于仪态、应答时机和言辞的简练之中。

这些轶事需要审慎对待。它们的搜集往往晚于所述事件的发生,取舍时也着眼于文学效果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它们有助于揭示中古早期的精英如何追忆和呈现前辈,却不是哲学交锋的逐字实录。后世对这部书的注释保存了宝贵的补充材料,但故事生动,并不意味着每一处细节都准确可信。对于竹林名士群体的浪漫化叙述,也应抱持同样的审慎态度。

思想自由与社会特权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士族聚会可以容纳对世俗功名的批评,但能否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背景、人际网络和公认的身份地位。即使谈论的是如何超脱声名,思想上的卓越仍可能强化等级秩序。政治灾难发生后,批评者将荒疏政务归咎于“空谈”。这一指责成为影响深远的历史论断,在解释西晋覆亡时尤为常见;但它将军事、财政、制度及派系等多方面的问题,简化为言谈与实干之间的道德对立。不能仅凭反复援引这种事后的指责,就断定玄学的社会影响。

与佛教的相遇

玄学构成了佛教在中国译介、论辩和诠释的重要思想背景。到三、四世纪时,佛教典籍已在熟悉有无之辩、名言局限及圣人超然境界的读者中流传。这套共通的语汇使交流成为可能,却也容易造成误导性的等同。印度佛教关于诸法无自性的论证,可能被理解为“无”是世界根本来源的主张。

这一区分对于理解空性尤为重要。在中观传统中,空性与缘起不可分割:诸法依赖因缘而生,因此不具有独立、自存的存在。这并不是说,有一种名为“空”的实体能够产生具体事物。尽管玄学与佛教的论辩都可能批判对固定范畴的执著,但二者的概念旨趣及所承袭的经典体系并不相同。将二者视为一体,既会遮蔽佛教对苦与解脱的分析,也会掩盖玄学对政治与经典的关切。

僧人支遁(314—366)便体现了这种互动。他参与士人的思想交往,并以诠释《庄子》而闻名,其中包括对逍遥游的阐发。他的活动表明,佛学与士人经典论辩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跨越。僧人可以凭借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诠释获得认可,而不信奉佛教的文人也不只是通过正式的宗教教导,还会在清谈与文学交往中接触佛教思想。

稍后的僧肇(384—414)参与了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经群体,以精深的汉语哲学论述,将佛教的洞见与对有无的不充分解释区分开来。他的著作探讨空性、运动、知识,以及世俗表象与究竟认识之间的关系。他的语言与中国早期思想确有承续之处,但不能因此将他的论证简单归为王弼本末论的另一个版本。这些论证反映了经由翻译传入的佛教典籍与论辩的影响。

因此,认为佛教只是在走向本真形态之前经历了一个“道家化阶段”,这种线性叙述过于简单。不同的译者、僧人与在家诠释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而中国原有的概念则可能被改造、批判或重新界定。玄学提供了思想资源,以及一批习惯抽象论辩的受众;佛教则带来了对解脱、认知、僧团生活和经验结构的独特理解。二者的相遇改变了共通语汇的用法,却没有消除彼此思想旨趣上的差异。

制度认可、传承与后世诠释

到五世纪时,玄学已不只是后人用来指称三世纪思想家的名称。438年,刘宋文帝在设立学术机构时,将玄学与儒学、史学和文学并列。这一分类表明,玄学当时已被视为一种可明确辨识的学术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玄学研习者拥有统一的课程,也不意味着后来被归入玄学名下的所有思想家,都由一个绵延不绝的制度化学派联系在一起。

玄学最为持久的影响来自注疏的流传。王弼对《周易》的诠释,加上韩康伯对其余部分的注解,成为唐代官方主持编纂的《正义》体系的基础之一。孔颖达(574—648)及其同人协助确立了一套权威的经典诠释框架,使早期的诠释取向在制度层面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因此,即使在并不将玄学作为独立哲学思潮加以提倡的环境中,读者仍可能接触到受玄学塑造的论述。

同样,郭象的注解也与传世的《庄子》密不可分。它既影响了后世读者所接受的文本形态,也影响了他们理解这部经典时所关注的问题。郭象注对自发性与社会参与的调和,影响了此后对《庄子》的解读,但也成为批评的对象。试图探寻更早或更激进的庄子思想的读者,往往必须将经典原文与郭象的解释框架区分开来。因此,一部著作通过注解得以流传,既意味着它获得保存,也意味着其诠释方向受到引导。

后来的宋明理学思想家重新思考了许多相同的问题——一与多、静与动、宇宙秩序与伦理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常常排斥他们眼中的道家或佛教谬误。这些问题的再现,并不能证明他们的概念与玄学概念直接等同。尤其是,后世对理的运用以及对道德修养的阐发,是在不同的论证结构中发展起来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继承、批判与重构,而非简单的延续。

现代学术研究也修正了对这一思潮的归类。“新道家”这一称呼曾促使学者将玄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相比较,尤其是将王弼所说的无名之本理解为类似于超越性的“太一”时。这类比较能够阐明某些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但也可能将中国文本中并不具备的、有关创生、实体或超越性的预设强加于其上。如今,学界往往保留“玄学”这一名称,以免预先对这些问题作出判定。

对玄学的诠释仍受制于文献存世状况的不均衡。王弼的注释保存得相对完整;何晏的哲学著述则仅存片段;有关清谈的记载往往保存在后世的文学汇编中;郭象与向秀之间的关系也依然难以厘清。这些差异影响着哪些思想立场能够得到详细重构,也要求研究者区分具体论证的历史、社会对知名人物的记忆,以及后世将玄学建构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连贯篇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