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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宗教与神话 / nizari-ismailis

尼扎里派伊斯玛仪派穆斯林

尼扎里派是一个跨国什叶派穆斯林社群,效忠于世袭相承的伊玛目,现由阿迦汗五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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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扎里派伊斯玛仪派穆斯林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现存最大的支派,其显著特征是承认一脉延续至今的世袭伊玛目传承,这一世系经由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及其丈夫阿里承自穆罕默德。1094年法蒂玛王朝发生继承权争端后,他们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社群。其名称源于王子尼扎尔,他们支持尼扎尔继承伊玛目之位。其宗教传统——尼扎里派——尤其重视在世伊玛目的权威,认为他有权根据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阐释伊斯兰教。自2025年2月起,其第五十任世袭伊玛目为拉希姆·侯赛尼王子,即阿迦汗五世。

尼扎里派的历史涵盖了中世纪伊朗和叙利亚的设防聚落网络、蒙古征服后数百年间分散各地的宗教生活、南亚独特虔敬传统的发展,以及现代国际性机构的形成。如今,其社群遍布中亚、南亚、中东、东非、欧洲、北美及其他地区。他们共同效忠于伊玛目,但在语言、历史经历、虔敬文学以及宗教实践的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的历史也鲜明地表明,一个宗教社群自身的传统与外界对它的描绘之间可能相去甚远,尤其是与“阿萨辛”之名相关的中世纪传说。

起源与法蒂玛王朝的继承之争

尼扎里社群形成于伊斯玛仪派内部。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其早期历史围绕着贾法尔·萨迪克于765年去世后的继承争议展开。伊斯玛仪派的传统认为,伊玛目之位经由他的儿子伊斯玛仪及其后裔传承;而后来得到十二伊玛目派认可的世系,则经由他的另一个儿子穆萨·卡齐姆传承。这些分歧并不只是关于家族世系的问题。伊玛目被视为阐释启示之宗教意义的权威导师,因此,对正统伊玛目的认同是社群身份的根本。

在9至10世纪,伊斯玛仪派的传教网络在伊斯兰世界的多个地区发展起来。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达瓦”(daʿwa),意为召唤或邀请人们承认伊玛目。909年,一位伊斯玛仪派统治者在北非建立了法蒂玛王朝。该王朝于969年征服埃及,并建立开罗,将其定为首都。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宣称兼具伊玛目与哈里发身份,将精神领袖地位与领土统治权集于一身。他们的宫廷支持学术研究、传教教育、图书馆及各类学术机构,不过,其治下大多数臣民并未成为伊斯玛仪派信徒。

决定性的分裂发生在法蒂玛王朝的伊玛目兼哈里发穆斯坦绥尔于1094年12月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穆斯塔利在权势显赫的维齐尔阿夫达勒支持下,于开罗继位。年长的另一子尼扎尔对此提出异议,并在亚历山大建立自己的权力据点,后于1095年兵败身亡。承认穆斯塔利的人后来被称为穆斯塔利伊斯玛仪派;支持尼扎尔的人则形成了尼扎里派。此后,穆斯塔利伊斯玛仪派内部又发生分裂,产生了不同于尼扎里派的若干社群,其中包括今日各博赫拉群体的前身。

在伊朗,哈桑·萨巴赫拒绝承认开罗确立的继承安排,转而支持尼扎尔的继承权。当时,伊朗的伊斯玛仪派组织在实际运作上已相当独立于法蒂玛王朝的中央机构,因此,这次决裂既涉及教义,也涉及组织制度。尼扎里派的传统此后将伊玛目世系追溯至尼扎尔的后裔,认为他们是在隐匿状态下存续的。有关这一世系早期传承的文献记载详略不一;要理解这一运动最初数十年的历史,就必须区分隐匿的伊玛目与代其公开活动的代表。因此,尼扎里派的身份认同虽源于一次特定的继承争议,却是在法蒂玛王朝政治控制之外形成的制度与教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阿拉穆特与中世纪尼扎里派政权

1090年,在继承权争端爆发之前,哈桑·萨巴赫取得了阿拉穆特的控制权。这座山地堡垒位于里海南岸的戴拉姆地区,后来成为伊朗尼扎里派政权的主要中心,该政权一直延续至1256年。尼扎里派领袖统治的并非疆域连成一片的帝国,而是由分散的堡垒、村落和农业区组成的网络,其重要据点集中在伊朗北部和东部的库希斯坦地区。崎岖的山地、易守难攻的堡垒、灌溉设施、储备物资以及扎根当地的支持力量,使这些聚居地得以在周边更强大势力的压力下生存。

哈桑于1124年去世,继任者先是基亚·布祖尔格-乌米德,随后是穆罕默德·伊本·布祖尔格-乌米德。这些早期领袖以伊玛目代表的身份治理,而未公开宣称自己就是伊玛目。1164年,哈桑二世在阿拉穆特宣告了“复活”(qiyama)。这一宣告表达了一种转变后的宗教境界:通过认知并承认伊玛目,启示的内在含义得以揭示。后来的阿拉穆特传统将哈桑二世及其继承者认定为世袭伊玛目。这一宣告对宗教律法有何影响,成为后世诠释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因为其后的统治者在遵行伊斯兰教仪轨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公开立场。

尼扎里派社群也在叙利亚扎下根基,并取得了包括马斯亚夫在内的多处据点。拉希德丁·锡南自1160年代起领导叙利亚社群,直至1193年,其活动始终处于穆斯林统治者与十字军诸国相互竞争的局势之中。叙利亚尼扎里派根据形势变化,采取谈判、纳贡、缔结临时联盟和动用武力等手段。他们的立场不能简单归结为与穆斯林势力或基督教势力中的任何一方永久结盟。与伊朗的同派社群一样,他们既依赖有利于防御的地理条件,也依靠外交和与地方势力达成的妥协。

尼扎里派尤其以忠诚的行动人员实施的定点刺杀而闻名,这些人员被称为“菲达伊”(fidaʾis)。著名遇刺者包括1092年遇害的塞尔柱王朝宰相尼扎姆·穆勒克,以及1192年遇害的蒙费拉的康拉德。不过,对于中世纪某些具体刺杀事件的责任归属,证据的确凿程度并不一致。这类行动是他们在不对称冲突中对抗军事资源占优的敌手的一种手段,却并非尼扎里派政治活动的全部:这些聚居地还维持着农业经济、学术圈、行政体系和外交关系。

伊朗的尼扎里派政权在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征战期间覆灭。伊玛目鲁克努丁·胡尔沙于1256年投降,阿拉穆特随后被拆毁。一些据点抵抗了更长时间,而叙利亚的尼扎里派堡垒则于1270年代落入马穆鲁克控制之下。这些事件摧毁了尼扎里派独立的领土政权,却没有使其社群或伊玛目传承断绝。

存续、隐匿与区域重组

蒙古征服之后,处决与流离失所接踵而至,支撑尼扎里派社群生活的组织机构也遭到摧毁或四散瓦解。尽管如此,伊朗、阿富汗、中亚、叙利亚和南亚的社群仍然存续下来。与堡垒时期或近现代相比,阿拉穆特陷落之后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较不完整。宗教文本、谱系、地方传统以及外部文献中的零星记述,构成了详略不一的历史记录,而各地区的情况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能把政权的终结视为其信众的消失。

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是“塔基亚”(taqiyya),即在危险处境中隐瞒宗教身份,或为此采取审慎的变通做法。这些做法可能包括避免公开表明效忠对象、使用周围人群能够接受的术语,或参与同其他穆斯林共有的社会生活。这类实践并非尼扎里派独有,但对其组织机构的保存以及外界能否察知这些机构的存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增加了历史重建的难度:一个尽量淡化外在差异的社群,可能很少留下明确表明其伊斯玛仪派身份的记录。

在波斯语地区,尼扎里派的表达方式经常与苏菲主义的话语交融。人们可以用与灵性引导有关的词汇来描述伊玛目,宗教著述则运用内在知识、师徒关系以及通向真理的旅程等主题。这种交融未必意味着尼扎里派社群已不再承认自身的伊玛目传承。相反,共通的神秘主义语言既可充当思想表达的媒介,也可让社群以社会上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自身独特的信仰。约于1320年去世的尼扎里·库希斯塔尼,其诗作是了解这一时期宗教与文学环境的重要见证。

伊玛目沙姆斯丁·穆罕默德约于1310年去世后,围绕继承问题发生的分裂形成了卡西姆沙希和穆罕默德沙希两支传承。当今大多数尼扎里派信众属于卡西姆沙希传统,历代阿迦汗也出自这一支。穆罕默德沙希社群在历史上仍有重要地位,在叙利亚尤其如此,但其后来的组织发展历程与卡西姆沙希主支不同。这一分裂的存在意味着,不能将阿拉穆特陷落后的尼扎里派历史描绘为组织体系始终统一的历史。

大约从15世纪起,伊朗中部的安朱丹成为卡西姆沙希伊玛目的重要驻地,也是传教活动复兴的中心。书信往来、使者派遣和宗教捐献,帮助相隔遥远的社群重新建立联系。此后的中心还包括卡哈克和马哈拉特。这场复兴将伊朗的伊玛目领导体系与不断扩大的南亚会众,以及更东方的社群联系起来。由此建立的网络不依赖领土主权,并以不同的制度形式,预示了现代尼扎里派社群在地理上分散分布的组织形态。

南亚社群与虔敬传统

南亚成为尼扎里派人口最集中、宗教创造力最活跃的中心地区之一。通常被尊称为“皮尔”的传教者,以当地语言,在人们熟悉的社会环境中传播教义。传统叙事将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及邻近地区社群的形成,与皮尔·沙姆斯、皮尔·萨德尔丁和皮尔·哈桑·卡比尔丁等人物联系起来。他们的生平记述与年代叙事往往将历史记忆和圣徒传说融为一体,因此,关于个别人物皈依的叙事,并不总能直接视作当时的实录。

许多南亚尼扎里派信徒被称为霍贾,这一称谓尤其与商人社群相关。不过,“霍贾”并不完全等同于“尼扎里派”:历史上围绕宗教归属的分歧,也催生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霍贾社群。尼扎里派霍贾发展出会众组织、商业联系、宗教捐献制度和领袖传统,将地方社群生活与对伊玛目的效忠联系起来。此后,家族和贸易网络在跨印度洋迁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吉南颂歌传统是一项核心文学遗产。吉南是以南亚各种语言和方言流传的虔敬诗歌,其中包括与古吉拉特语、信德语和旁遮普语相关的语言形式。其主题包括认识伊玛目、道德行为、尘世无常、灵性觉醒,以及灵魂与神圣实在的关系。有些作品采用印度本土的宇宙观意象,或周边宗教传统中人们熟悉的词汇。这类语言体现的是一个转译与重新诠释的过程,而非可以简单划分为纯粹“伊斯兰”与纯粹“印度”的两类成分。

“萨特潘特”(Satpanth)一词常被译为“正道”,曾用于指称与这一虔敬文化相关的宗教传统。它在历史上的界限颇为复杂,并非所有使用萨特潘特术语的社群都属于当代尼扎里派组织。以霍贾社群内部使用的霍吉基文字书写的手稿,保存了宗教文献及其他记录。口头吟诵同样重要:旋律、背诵和集体诵读,使文本得以传播到少数能够阅读手稿的人群之外。

殖民地司法机构推动了霍贾身份在公共领域中的重新界定。在1866年孟买阿迦汗案中,法官约瑟夫·阿诺德在一场涉及霍贾社群及其财产的纠纷中,承认了阿迦汗一世的权威。判决将该社群认定为什叶派伊玛目伊斯玛仪派,但不应据此认为,其宗教历史是由这一判决凭空创造的。更准确地说,诉讼将既有但存在争议的传统转化为了殖民地法律所使用的范畴。此后,印刷出版、学校教育、新兴社团,以及与伊玛目之间更紧密的行政联系,共同推动了更大程度的规范化;与此同时,吉南颂歌及其他地方文化遗产,仍使南亚的宗教生活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尼扎里派社群。

伊玛目制、诠释与宗教知识

尼扎里派宗教生活的核心制度是伊玛目制。尼扎里派承认,由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担任的在世伊玛目世系延续不绝。伊玛目并不被视为新的先知,穆罕默德作为最后一位先知的地位仍受到维护。伊玛目的职责是在信仰的意义与实践方面提供权威指引。在尼扎里派思想中,先知启示与持续诠释之间的这一区分,使信众既能肯定伊斯兰教的恒久权威,又能让宗教指引回应历史变迁。

对古兰经的理解兼顾其外在表述,即“表义”(zahir),以及其内在含义,即“隐义”(batin)。通常称为“内义诠释”(taʾwil)的解释过程,旨在探求经文语言和宗教实践的深层意义。这些范畴并非简单地将字面真理与任意的象征解释区分开来。在古典伊斯玛仪派思想中,外在形式与内在实在是相互关联的理解层次,而诠释需要正当权威的引导。因此,伊玛目也承担着知识层面的职责:他是获得授权的导师,教众通过他的教导理解启示的意义。

尼扎里派对宗教权威的论述,承袭了围绕“权威教导”(taʿlim)展开的论辩。哈桑·萨巴赫的教导强调,人们需要一位真诚可靠的导师,而不能仅凭未经引导的个人推理,作为确立宗教确信的唯一基础。不过,伊斯玛仪派的思想传统也广泛运用哲学论证。早期伊斯玛仪派作者吸收新柏拉图主义,提出了关于理智、灵魂、创造和灵性回归的论述。他们的概念体系并不完全相同,1094年以前形成的哲学学说,也不应被直接视为当代尼扎里派信仰的表述。

蒙古征服之前,哲学家纳西尔丁·图西曾多年受到尼扎里派的资助。他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著作包括伦理学和伊斯玛仪派思想方面的论著。他的经历展现了这一堡垒网络所支持的学术活动,但对于他后来的宗教归属以及特定著作的解释,仍须审慎考察历史。尼扎里派思想史不仅涉及抽象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对知识、道德养成、服从,以及精神权威与理性理解之间关系的思考。

1164年的复活宣告,体现了这些关系在历史上的变化。这一宣告将灵性上的圆满与承认伊玛目、揭示宗教真理联系起来,而后来的阿拉穆特统治者又重新规定了教众公开奉行的宗教仪轨。因此,当代尼扎里派的宗教实践,并非某一种中世纪制度安排的简单延续。如今的宗教指引强调信仰、理性、伦理责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认主独一(塔瓦希德)、为自身行为负责、慷慨施予和追求知识等理念依然居于核心地位,但这些理念在制度上的体现由在世伊玛目加以引导,而非完全由中世纪的法学文献固定下来。

礼拜、社群空间与宗教生活

这一社群具有代表性的集会机构是哲马提哈纳,字面意思是“集会之所”。它兼具宗教、社会和行政功能,但各处建筑的规模与用途差异很大。小型地方场所与大型伊斯玛仪中心并存,后者设有礼拜空间、会议室、教育设施,并举办面向公众的文化活动。不能简单地把哲马提哈纳理解为换了名称的清真寺:其组织方式体现了尼扎里派社群独特的权威结构与宗教修持。同时,尼扎里派信众认为,他们的集体礼拜属于伊斯兰信仰的一部分。

在许多当代尼扎里派社群的宗教生活中,一套规定的杜阿祷文占据核心地位,每日诵读三次。祷文包含《古兰经》经文、信仰宣言,以及与伊玛目制度有关的信仰确认。集会还可能包括虔敬诵念、宗教教导、通告,以及慈善或志愿服务活动。地方负责人通常拥有穆希、卡马迪亚等称号,承担明确的社群职责。各地传统的做法和术语有所不同,因此,面向公众介绍其礼拜活动时,不应假定所有会众的安排都完全相同。

宗教诗歌与诵唱传统也体现了这种多样性。南亚会众保留了吉南圣歌,而波斯语社群则拥有宗教诗歌、赞颂和盖绥达颂诗吟诵的传统。音乐与诗歌表演既传递伦理和神学观念,也承载社群记忆。在帕米尔地区,对纳西尔·霍斯鲁的纪念及其著作尤其重要。尽管他生活在尼扎里派与穆斯塔利派分裂之前,但他的传教与文学遗产,后来成为中亚部分地区及阿富汗伊斯玛仪派身份认同的基石。

宗教历法既包括与其他穆斯林共同遵守的节日,也包括与伊玛目制度特定相关的纪念日。社群庆祝开斋节和古尔邦节,而春分时庆祝的纳吾肉孜节在许多伊斯玛仪派社群中尤为重要。伊玛目日纪念现任伊玛目继位。伊玛目的到访与接见,在相关社群的惯用语中通常称为迪达尔,可成为重要的宗教礼敬和集体聚会场合。其意义来自信徒与在世伊玛目之间的关系,而非另设一种先知职位。

宗教捐献和志愿服务将虔诚信仰与社群责任联系起来。达松德是一种与信徒对伊玛目所负义务相关的捐献,历史悠久;有组织的志愿服务则为礼拜、教育、福利及大型社群活动提供支持。宗教生活受伊玛目的指引,其具体形式不必与逊尼派或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穆斯林的主流做法一致。在讨论礼拜、斋戒或宗教法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尼扎里派机构将自身的正当性根植于伊斯兰教的一种诠释传统,而不以是否符合其他社群的做法作为决定性标准。

历代阿迦汗与现代制度变迁

阿迦汗这一称号于19世纪在伊朗开始与尼扎里派伊玛目职位联系起来。哈桑·阿里·沙阿,即阿迦汗一世,在卡扎尔王朝统治者法特赫·阿里·沙阿在位期间获赐这一称号。在伊朗经历政治冲突后,他辗转阿富汗和英属印度,最终定居孟买。他的迁居加强了伊玛目与南亚信众之间的直接联系,也使社群机构置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之中。他于1881年去世,由阿迦汗二世继任,后者担任伊玛目直至1885年。

苏丹·穆罕默德·沙阿,即阿迦汗三世,于1885年至1957年担任伊玛目。他漫长的任期经历了移民规模扩大、殖民地经济变迁、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新民族国家的兴起。社群改革包括设立更为正式的议事会、制定成文规章、推行教育计划和建立福利机构。他还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曾任全印穆斯林联盟首任主席,并于1937至1938年担任国际联盟大会主席。这些职务有别于他的宗教身份,却提高了伊玛目职位的国际知名度。

卡里姆·侯赛尼,即阿迦汗四世,于1957年接替祖父成为伊玛目。他的任期持续至2025年2月去世,其间经历了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社群流离失所,以及西方侨民社群的大规模发展。宗教管理日益国际化,与此同时,发展机构在教育、医疗卫生、农村发展、文化和经济活动等领域不断扩展。伊玛目的总部所在地及其个人活动范围,不再与某一个国家的社群所在地相重合。

一项重要的组织举措是颁布1986年《什叶派伊玛目伊斯玛仪派穆斯林宪章》。该宪章建立了统一的制度框架,同时允许国家和地区层级的组织在不同法律条件下运作。议事会、调解与仲裁机构以及宗教教育机构,都是这一组织体系的组成部分。社群仲裁并不取代尼扎里派信众所在国家的主权法律体系;其获准处理事务的范围,取决于适用法律及具体争议的情况。

根据2015年与葡萄牙达成的协议,伊斯玛仪派伊玛目驻所设于里斯本。这使伊玛目机构在正式法律安排下拥有了一处机构基地,而非获得领土统治权。2025年2月,拉希姆·侯赛尼王子接替父亲,成为阿迦汗五世;按尼扎里派的传承序列,他是第五十任世袭伊玛目。伊玛目的继任依据前任伊玛目的指定,而非选举,也并非由长子自动继承。因此,现代伊玛目制度将世袭的宗教权威与适应跨国社群需要的行政机构结合在一起。

全球分布、迁徙与发展机构

尼扎里派社群分布于差异显著的社会环境之中。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戈尔诺—巴达赫尚地区,以及叙利亚、伊朗和南亚的部分地区,都有世代定居于此的尼扎里派人口。南亚裔社群则通过经商移民在东非扎根,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后来的移民潮又使加拿大、英国、美国、欧洲大陆、澳大利亚及其他地方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社群。已公布的全球人口估计数字各不相同,部分原因是各国人口普查对宗教归属的记录方式并不一致,且机构公布的数字有时指的是更广义的伊斯玛仪派人口。

迁徙一再改变这一社群的地理分布。1972年乌干达驱逐亚洲人时,许多伊斯玛仪派穆斯林与其他南亚裔人口一同流离失所。他们在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国家重新定居,推动了新会众群体和机构的建立。政治动荡与战争也影响了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叙利亚的社群。这些历史不应被简化为单一的迁徙叙事:有些尼扎里派信徒是世代居于山区的人群的后裔,有些出身于印度洋贸易社群,还有些则来自较近时期的专业人士移民或难民迁徙。

阿迦汗发展网络汇集了从事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组织。其服务对象不限于尼扎里派信徒,旗下机构通常面向各类人群提供服务,并不要求接受服务者信奉伊斯玛仪派。该网络既包括非营利机构,也包括参与商业开发的组织。教育与医疗服务、农村扶持计划、金融服务、旅游项目,以及历史城区环境保护,都是其工作的组成部分。这些活动通过伊玛目的机构领导体系相互联系,但不应与会众礼拜或宗教成员身份混为一谈。

著名的教育机构包括1983年在巴基斯坦创立的阿迦汗大学,以及2000年依据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阿迦汗共同签订的条约创立的中亚大学。两所大学的使命和治理安排各不相同,但都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在与这一社群有历史渊源的地区。文化举措包括1977年设立的阿迦汗建筑奖,以及与阿迦汗文化信托基金相关的保护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建筑设计、专业培训、城市更新和文化保护等领域。

因此,社群组织与面向公众的发展工作关系密切,却并非一回事。医院、大学或修复后的公共公园可能与伊玛目机构有关联,同时服务于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相比之下,地方性的贾马特哈纳会所主要维系本地会众的宗教与社会生活。理解这一区别,是准确描述尼扎里派机构的关键:这些机构既包括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宗教组织,也包括宗旨、服务对象和专业职责远远超出本社群范围的组织。

历史文献、“阿萨辛”与现代学术研究

尼扎里派的历史叙述受到敌对描写的影响,其程度非同寻常。中世纪的穆斯林反对者常将他们描绘成危险的宗教颠覆者,而欧洲的记述则衍生出有关绝对服从、秘密入教仪式和“山中老人”的故事。“Assassin”(刺客)一词由对中世纪尼扎里派的称呼传入欧洲各语言,最终泛指刺杀显要人物的杀手。这一含义掩盖了该词特定的历史渊源,也使后世读者倾向于透过单一的政治暴力形式来理解整个社群。

这一名称与大麻的关联,并不能证明尼扎里派行动人员在执行任务前曾被施用药物。广为流传的故事称,新入教者被用药物迷醉后送入一座人造乐园;但没有可靠的同时代证据表明,这曾是尼扎里派有组织实行的做法。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末的叙述推动了乐园花园故事的传播,但那并非对阿拉穆特社群实际运作的亲眼见证。现代学术研究将这些传说与有文献记载的定点刺杀区分开来:后者确实存在,但只是更为广阔的政治与宗教历史中的一部分。

现存史料的状况给研究带来了困难。蒙古人对尼扎里派中心的摧毁造成了手稿和档案的散失,而保密与社群的分散也使后来的文献记录较为有限。随蒙古军队出征并查看过阿拉穆特藏书的波斯历史学家阿塔·马利克·志费尼,保存了宝贵的信息,但其写作立场明确带有敌意。拉施特丁稍后的史著也传下了重要材料。这些作者的著述不能被简单弃置,但其论战目的、对证据的取舍,以及对早期叙述的依赖,都需要受到批判性的审视。

现代研究者逐渐得以接触更多尼扎里派文献和社群藏品。二十世纪,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在伊斯玛仪派手稿的辨识、整理与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学者,包括马歇尔·霍奇森、伯纳德·刘易斯、法尔哈德·达夫塔里等,从不同的方法论视角研究了尼扎里派的中世纪政权、宗教思想,以及欧洲相关传说的形成。1977年在伦敦成立的伊斯玛仪研究所,成为手稿研究、出版及伊斯玛仪派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要中心。

不同类型的证据揭示了历史的不同层面。城堡考古可以阐明聚落与防御状况,却无法单凭自身重建教义;宗教诗歌可以展现信仰理想,却未必提供清晰的年代脉络;殖民地法庭档案在记录争端的同时,也将法律分类强加于流动变化的社会身份。因此,历史研究会区分关于伊玛目制度的规范性主张,与特定存世文献所能确证的某一时期的情况。口述历史、地方语言手稿、女性经历、经济网络,以及主要机构中心以外各社群的历史,仍在不断拓展考察尼扎里派生活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