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德·蒙田(1533年2月28日—1592年9月13日)是法国作家、地主、司法官和公职人员,以《随笔集》闻名。这部不断修订的文集通过审视作者自身的阅读、行为、身体与经历,探究人类的判断力。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他推动随笔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重在探索而非构建体系,带有个人色彩却不止于自传,并能在日常琐事与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之间自如转换。
蒙田的写作正值法国宗教战争期间,他对知识上的自负、宗派立场的笃定、残酷行为,以及将地方习俗混同于普遍标准的倾向提出质疑。他的作品广泛汲取古典文学,同时以日常生活检验传承下来的智慧。其核心关切包括理性的局限、自我的不稳定性、身心关系、教育、友谊、文化差异,以及公共事务的处理。他的影响遍及文学与哲学领域,不过,其写作的开放性使人难以从中归纳出一套单一的蒙田学说。
生平、教育与公职生涯
蒙田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家族城堡。他的家族经商致富,曾祖父拉蒙·埃凯姆于1477年购下蒙田庄园。他的父亲皮埃尔·埃凯姆既是地主,也担任公职,曾出任波尔多市长。母亲安托瓦内特·德·卢普出身商人家庭。因此,蒙田的社会地位并非源于世代相传的古老贵族血统,而是建立在家族不久前凭借商业财富跻身地主与官僚精英阶层的基础之上。
皮埃尔为儿子设计了一套不同寻常的早期教育方案。一位德国家庭教师用拉丁语与年幼的蒙田交谈,家中其他人也被要求尽可能使用这门语言与他交流。蒙田后来称拉丁语是自己的第一语言,并回忆说,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学习温和自然,而非依靠强迫。此后,他进入波尔多的吉耶讷学院就读。这所学院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重要中心,他在那里接触了古典文学与校园戏剧。在日后对教育的论述中,他反复将判断力的培养与知识的强行灌输加以对照。
接受法律训练后,蒙田进入司法界任职,先在佩里格,后于1557年起供职于波尔多高等法院。当时的高等法院是高级司法机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立法机关。这份工作使他置身于王室司法与地方行政的制度体系之中。在波尔多,他与同为司法官和人文主义者的艾蒂安·德·拉博埃西结下了广为人知的友谊;拉博埃西于1563年去世。1565年,蒙田与弗朗索瓦丝·德·拉沙赛涅结婚。他们的六个女儿中,只有莱奥诺尔活过了童年。1568年父亲去世后,蒙田继承了家族庄园。
1570年,蒙田辞去司法职务。一段落款日期为1571年、即他三十八岁生日的铭文,宣告他退隐,以博学的缪斯诸神为伴。不过,这次退隐既不意味着永久离群索居,也不意味着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他设在城堡塔楼中的藏书室成为他撰写大量作品的地方,但庄园管理、接待访客、旅行及政治义务仍不断占用他的时间。
《随笔集》于1580年首次出版后,蒙田游历了今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旅居国外期间,他得知自己于1581年当选波尔多市长,便回国履职,并于1583年连任。他的第二届任期于1585年结束,当时正值严重的鼠疫暴发。任期结束时他不在波尔多,这一点始终是其公职生涯中备受争议的一面。他在晚年持续修订自己的著作,并于1592年在城堡中去世。
《随笔集》的形成与文本沿革
法文书名 Essais 有尝试、试验或检验之意。它既指蒙田写下的篇章,也指他在篇章中所做的事:将自己的判断放到实例、反驳、回忆和不同视角面前加以检验。初版于1580年在波尔多出版,共两卷。1582年又出一版。1588年在巴黎出版的版本篇幅大幅增加,新增第三卷,并对前两卷作了大量增补。通行本全书共三卷、107章,既有简短的随想,也有长篇的探究。
这部文集并非依照预先确定的计划写成。有些早期篇章以历史轶事或常见的道德问题开篇,例如,不同的手段能否达到同一目的。另一些篇章则探讨悲伤、闲散、恐惧、教育,或如何为死亡做好准备。作者自身的习惯与判断日益成为探究这些问题的素材。篇幅格外长的《为雷蒙·塞邦辩护》是第二卷第十二章;最后一卷则收有《论虚荣》《论相貌》和《论经验》等长篇随笔。
蒙田持续在一册1588年版《随笔集》上作批注,这册书如今被称为波尔多本。其中的手写增补,是考察作品发展过程的重要依据。现代学者通常将其文本大致区分为三个层次:早期版本中的内容、1588年出版的增补内容,以及此后的修订。这些层次表明,作品经历的是不断扩充,而非简单地以最终结论取代早先的看法。蒙田常常保留早先的论断,再在旁边补上限定、相反的例子,或转换论述的侧重点。
蒙田去世后的第一个版本于1595年出版,由玛丽·德·古尔奈负责编辑。蒙田于1588年与她相识,并称她为自己的义女。他的友人皮埃尔·德·布拉克也参与了这一版本的筹备工作。1595年文本与现存波尔多本之间的关系,带来了重要的编校问题:刊印本中的一些文字,无法完全由现存批注来解释。因此,对于现代版本应以哪一文本见证作为主要底本,编者们意见不一。这些差异不仅涉及拼写或标点,也影响措辞与阐释。
《随笔集》的形成也与蒙田的其他文学活动有关。应父亲之请,蒙田翻译了雷蒙·塞邦的《自然神学》,译本于1569年出版。友人拉博埃西去世后,他整理出版了其著作。他的旅行日记一部分由他口述,一部分由他亲笔写成,记录了他对旅店、宗教习俗、浴场、地方行政及自身健康状况的观察。这部日记直到1774年才出版;与《随笔集》中经过反复推敲的自我呈现相比,它提供了一份更直接的纪实性对照材料。
随笔形式与自我的呈现
在署于1580年的《致读者》中,蒙田宣称,他自己就是这本书的题材。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随笔集》提供了一部连贯的生平叙事。书中的日期、事件和人际关系都经过选择,往往是因为它们能够阐明某个问题,而非为了补全年谱。这部书更像是一场持续的自我描述实验:一个人的情绪、判断、身体状况和社会角色不断变化,对于这样一个人,究竟能如实说些什么?
蒙田的回答是呈现变动,而非强行赋予自我一种人为的一致性。在《论悔恨》中,他区分了描绘存在与描绘流变。一个人在不同时刻可能作出不同判断,但并非每一种差异都构成蓄意欺骗。他宣称,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人类处境的完整形态,这使他笔下这个具体的自我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个体既不是统计样本,也不是理想的代表;恐惧、食欲、虚荣、情感与不确定性等日常体验,使他人能够理解这个个体。
这种进路对人格同一性问题有所启示。蒙田描绘的行为受处境和内在变化影响,但他仍然承认,习惯、承诺和责任能够跨越时间而延续。他并未构建一套关于持久自我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揭示了将一生归结为某种单一性格定式的困难。他有时会明确承认自己的矛盾,却不把矛盾视为适用于一切的借口:承认人的不稳定性,并不妨碍批判残忍、不诚实或自欺。
这种对人性多变的理解,也体现在他的行文之中。一章可能从古代的一场军事事件谈起,转入法律实践,再穿插一段个人回忆,最后落脚于一个看似与篇名相去甚远的地方。引文打断讨论或改变其方向,旁逸斜出的论述则检验最初的表述是否充分。因此,蒙田大量借用古典作家的文字,并不只是为了装点篇章。这些借来的话语成为材料,在新的情境中接受权衡与重新编排。普鲁塔克和小塞涅卡是尤为重要的对话者,因为蒙田可以汲取他们对道德生活的观察,而不必接受一整套哲学体系。
由此形成的叙述声音亲切私密,却又经过精心雕琢。蒙田以不同寻常的坦率讨论性、消化、恐惧以及身体的笨拙,但读者接触这些主题,仍须经过有选择的文学建构。他一再声称自己记忆不佳、准备不足,行文却又有着精巧的修辞组织。表面上如交谈般的即兴自然,与长期反复修订之间的张力,正是这部作品成就的核心。写作并不只是记录一个早已成形的自我,而是赋予自我审视和呈现自身经验的种种活动以形式。
怀疑主义、理性与宗教信仰
蒙田最著名的格言是 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它表达的是一种质疑的态度,而不是断言任何事物都不可知。他与哲学怀疑主义的关系,在《为雷蒙·塞邦辩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塞邦曾试图通过对自然世界的理性思考来论证基督教的真理。蒙田这篇文章名义上是在为塞邦辩护,回应批评者,但最终却发展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考察:人类理性能否确立塞邦及其反对者各自所要求的那种确定性?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是蒙田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位古代怀疑主义者的著作在十六世纪有了拉丁文版本,因而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蒙田考察了哲学家之间的分歧、感知的不可靠性、身体状况对思想的影响,以及判断对习俗的依赖。同一个论证,在一组前提下可能显得无可辩驳,在另一组前提下却可能疑点重重。为真理提供最终判准的尝试还会遭遇进一步的困难,因为判准本身的权威性也需要论证。
蒙田对动物的讨论,使他对人类妄自尊大的批判更为尖锐。人类推断动物缺乏理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自己无法理解动物的交流,也无法进入动物的经验世界。蒙田以动物展现机智、合作、记忆和情感的故事来反驳这种看法。他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当他与猫玩耍时,会不会其实是猫在与他玩耍——颠倒了通常的观察方向。这些段落并没有建立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动物认知科学;它们所动摇的,是人们轻易认定人类优越、继而将这种优越性用作解释原则的做法。
蒙田始终公开表明自己信奉天主教会的信仰。他参加礼拜,遵守宗教惯例,并表示服从教会权威。然而,这种归属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仍有争议。一些阐释者认为,他的怀疑主义通过限制单凭理性所能作出的断言来服务于信仰,这种立场通常被称为信仰主义。另一些阐释者则强调,怀疑主义论证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类用来解释和捍卫宗教主张的手段。文本并不支持将作者简单归入系统的神学护教论,也不支持将他视为一位立场鲜明的现代无信仰者。
在实践层面,他的怀疑主义也关乎人们处理分歧的方式。由于人类的判断可能出错,思想上的自信本身并不足以为强制手段提供正当理由。他尤其警惕将不确定的解释转化为断然的指控。不过,他并没有悬置一切实践判断,也不主张永远无所作为。日常生活要求人们在缺乏确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习俗、经验、或然性评估以及承袭下来的制度,即使无法提供无懈可击的哲学基础,仍然可以指导行动。
身体经验、快乐与死亡
蒙田的道德思想并不把身体视为精神生活中偶然出现的障碍,而是将其看作人类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睡眠、食欲、疾病、性、衰老与疼痛塑造着人的判断,也揭示了自我掌控的限度。他的论述汲取了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及其他古代传统的思想,但他反对那种要求人变得无懈可击或鄙弃日常快乐的道德观。他反复追问的是:作为一种有限而多变的生灵,而非想象中脱离肉体的心智,人应当如何好好生活。
蒙田对死亡的论述尤其清楚地体现了他思想的演变。《论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借鉴了古代的一种修习方法,即通过预想死亡来削弱它的威力。而在其他篇章中,尤其是较晚的随笔里,蒙田则质疑,反复细致地预演死亡是否会给生活增添不必要的负担。农民及其他未受过哲学训练的人,面对死亡时,或许比那些不断想象死亡的饱学之士更能从容应对。这一对比并非全盘否定为死亡做准备,而是在提醒人们:反思也可能加剧它试图消除的恐惧。
《论练习》中记述的一次严重坠马事故,为这些思考提供了一次格外具体的检验。蒙田被从马背上甩落,陷入近乎昏迷的状态。恢复之后,他反思了这样一种反差:在旁观者眼中,他的模样十分骇人,而他自己当时的体验却模糊不清,也相对平静。这段经历表明,临死的体验未必如人们事先赋予它的种种恐怖想象那样鲜明可怖。同时,他在叙述中区分了自己的直接记忆与他人事后告知的情况,从而也将经验的不确定性纳入探究。
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末起,蒙田反复受到泌尿系统结石的折磨;据他记述,他父亲也患有此病。为了缓解病痛,他在旅行期间曾前往矿泉浴场。他批评医生之间意见纷纭、又各自固执己见,同时仍持续观察各种疗法及自身症状。这些段落属于十六世纪围绕医学权威展开的争论,并非在阐述一套成形的替代疗法体系。他把自己应对疾病的方式看作由个人体质决定的具体做法,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准则。
在《论经验》中,快乐成了需要专注体察的对象。用餐、交谈、散步与休息,都值得人们用心体验,而不应仅仅被当作那些据说更重要的活动之间的空当。蒙田既反对受食欲支配,也不认同身体享受必然会贬损心智的观念。他的伦理学往往在于把握分寸:野心不应吞噬生活,痛苦不应界定一个人的全部,而掌控生活的欲望也不应毁掉安处其中的能力。这始终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实践,因为分心、虚荣与恐惧会一再将人的注意力从正在亲历的生活中引开。
教育、友谊与交谈
《论儿童教育》是蒙田写给居尔松伯爵夫人黛安娜·德·富瓦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出的学习观影响深远。这篇随笔认为,选择家庭教师,应看重其健全的判断力,而非以知识积累为主要长处。文中那组广为人知的对照——头脑是锻炼得好,还是装得满——关乎如何将知识转化为理解。学生应当能够用自己的话复述一个论点,考察其含意,并将其应用于新的情境,而不是逐字背诵所学的内容。
因此,教师应当提问、倾听,并根据学生的能力调整教学。蒙田对苏格拉底的推崇,体现了这样一种教学模式:教学应激发独立判断,而不是灌输权威的定论。历史事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让学生接触到种种选择、动机、制度及其后果。旅行也能发挥类似作用,前提是它引导人们关注各地行事方式的差异,而不只是列出到过哪些地方。体育锻炼与社会阅历同样属于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心智的养成无法与必须付诸行动的个人相分离。
不过,这套方案也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蒙田设想的是精英家庭子弟的教育:孩子能够接受家庭教师的一对一指导,也有机会外出旅行。他并非在设计一套普及全民的学校制度。他也没有舍弃古典课程:古代作家依然占据核心地位,但对他们的权威,应当加以消化吸收,而非仅仅用来炫耀。他所反对的是学究气,是以博学的表象取代实际能力与才智。
友谊提供了另一种在正式教学之外培养判断力的场合。《论友谊》追念拉博埃西,并将两人的关系与普通交往、利益往来、亲缘关系或政治联盟区分开来。蒙田的解释——“因为是他,因为是我”——表明,这份情谊无法归结为一份有用特质的清单。这是两个独特个体之间的相遇,而不是一桩可以换人履约的交易。拉博埃西的早逝赋予这篇随笔哀挽的力量,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位不在场的友人在蒙田的写作中始终占据着结构性的位置。
《论交谈的艺术》将这一关切延伸至交谈实践。蒙田看重那些敢于质疑他、指出他错误的交谈者。如果赞同只是维护虚荣心,其益处便很有限;而辩论中的胜利,也可能掩盖理解上的失败。富有成效的分歧要求人们关注推理的质量与交流的方式,而不只是看结论是否与自己的看法一致。他的包容也有局限:基于他所处时代的一些典型观念,他对完美友谊的论述基本将女性排除在外。这些观念与他更普遍的主张之间存在张力:判断应当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接受检验,而不是由承袭而来的偏见预先定夺。
习俗、文化差异与美洲
对习俗的分析,是蒙田质疑普遍权威主张的主要途径之一。人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做法,往往因其习得过程已被遗忘而显得自然。因此,服饰、法律程序、性方面的惯例、宗教仪式以及服从政治权威的方式,在一个社群看来可能不言自明,在另一个社群眼中却可能异乎寻常。在《论习俗与不宜轻易改变既定法律》中,他既探讨了这种习惯养成对思想的强大影响,也考察了轻率改变既有安排所带来的现实危险。
《论食人族》将这一视角运用于欧洲人对巴西原住民的记述。蒙田参考了当时的报道,也采用了一名曾在瓜纳巴拉湾参与法国殖民活动者提供的信息。他还记述了查理九世在位期间,自己在鲁昂与三名来访原住民的一次会面。这些材料经过了旅行、翻译、欧洲人的预期以及随笔写作目的等多重因素的中介,不能视为直接、透明的民族志记录。
他最关键的颠覆性思考围绕“野蛮”一词展开。欧洲人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与自身习俗不同的事物,但陌生本身并不能证明道德上的低下。蒙田将记述中带有仪式性质的食人行为,与欧洲施行的酷刑相比较,其中也包括宗教冲突中的暴力。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必须赞同异域的做法,而是揭露了欧洲人选择性的义愤:他们无视近在眼前、更加残酷的暴行,却断言远方民族在人性上低人一等。
这些来访的原住民也成了法国社会的批评者。在蒙田的叙述中,他们感到惊讶:为何成年的武装男子会服从一位孩童国王,为何巨额财富与赤贫并存,却没有引发反抗。这些观察使法国读者原本可能视为天经地义的制度变得陌生起来。它们在文学上的作用,是表明欧洲也可以成为比较评判的对象,而不总是评判的发起者。
《论马车》通过讨论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控诉。蒙田描绘了繁荣社会遭到毁灭的情景,并谴责贪婪、欺骗与暴行。然而,他的写作在给予道德认可的同时,也带有理想化倾向:美洲各民族有时只是作为对照,用来凸显欧洲的腐败,而没有以自身历史的全部复杂面貌呈现出来。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蒙田描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也不能毫无保留地将他归入现代人类学或反殖民主义政治的范畴。他并未得出所有习俗都同样好的结论。残酷行为始终是他提出批评的重要依据,其中也包括对自身社会的批评。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道德判断与一种不假思索的预设分离开来:欧洲习俗并不是衡量道德的不容置疑的尺度。
内乱、法律与政治判断
蒙田的政治思考形成于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这一系列冲突始于1562年,牵涉天主教与新教派别、贵族间的争斗、城市暴力以及围绕王权的角逐。他的庄园所在地区深受这些分裂的影响。他本人是天主教徒,却与不同教派的人士保持交往,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亨利四世的新教领袖纳瓦拉的亨利。他的公职身份要求他在不同的效忠关系之间斡旋,而这些关系很难靠理论公式来调和。
总体而言,与全面重建的方案相比,他更倾向于维护合法权威和既有制度。这种保守立场部分源于他对改革者自信的不信任:现存安排或许存在缺陷,但主张取而代之的人也无法可靠地预见后果。习俗即便起源偶然或晦暗不明,仍能维系合作。在《论经验》中,他认为,法律之所以要求人们服从,是因为它具有已经确立的权威,而不是因为每一条法律都能证明自身的正义性。
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一切法律制度在道德上都令人满意。蒙田反复批评法律及其注释不断增多的现象,尤其是当这种增多非但不能解决争端,反而造成更大不确定性的时候。法律语言可能引出更多解释,却始终无法达成一种最终且不受争议的含义。他对一般规则与个案复杂性之间距离的关注,得益于自身的司法经历。问题不只是官员有时未能妥善运用明确的规则,而在于法律判断本身就是在含混不明的条件下作出的。
他对司法刑讯的反对,使这一批评尤为有力。痛苦不能成为检验真相的可靠手段:无辜者可能为了摆脱折磨而认罪,意志足够坚定的罪犯却可能挺过去。因此,刑讯更直接地检验的是忍耐力,而非是否有罪。在《论跛者》中,他讨论所谓巫术时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那些据称发生的事件,是否足以支持处死一个人所必需的极高确信?他更倾向于用人的错误来解释这些事件,由此质疑从惊人证言直接走向死刑判决的做法。
蒙田同样谨慎地看待政治上的必要之举。在《论功利与诚实》中,他承认公共行动可能涉及有违道德的抉择,却反对将有用性视为背信弃义的当然理由。在他本人的叙述中,他强调的是坦诚和有限度的参与,而非通过欺骗来掌控局面。这并不是一套完整的国家理论,而且必须区分他的实际行为与他在作品中对这些行为的呈现。尽管如此,这些思考始终贯穿着同一种关切:制度必须在不确定之中采取行动,但行动的必要性并不能免除其对残酷、欺诈或鲁莽自信所负的责任。
接受史与阐释争论
蒙田在欧洲的影响始于他生前,并通过翻译不断扩大。约翰·弗洛里奥翻译的《随笔集》英文版于1603年问世。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贡萨洛描述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国时,有一段措辞与弗洛里奥译本中的《论食人族》十分接近。除了这类可以明确辨认的段落之外,蒙田对莎士比亚究竟有多大影响,则较难确定。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发展出了另一种随笔写作范式:文字凝练,多用警句,往往着眼于处世治事的审慎智慧,而非持续描绘自我。
17世纪的哲学家和宗教作家既从蒙田那里汲取思想资源,也将他视为一种挑战。在怀疑主义论证重新获得影响力的思想环境中,勒内·笛卡尔力求为知识确立稳固的基础,不过,他的思想事业与蒙田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化为单一的承袭关系。布莱兹·帕斯卡则更为明确地与蒙田展开思想交锋:他赞赏蒙田对人类自相矛盾之处的洞察,却拒绝对自足于尘世生活的满足作出任何妥协。1676年,蒙田的《随笔集》被罗马教廷列入《禁书目录》。
后世读者从蒙田身上发现了各不相同的先驱形象。让-雅克·卢梭发展出一种叙述更为连贯、侧重自我辩护的自传形式;与之相比,蒙田有所取舍、时常旁逸斜出的自我呈现方式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文章《蒙田,或怀疑论者》于1850年收入《代表人物》,将蒙田描绘为一位在相互竞争的主张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典范。弗里德里希·尼采赞赏其文字令人获得解放的力量。此后,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内的作家,强调了蒙田笔下那个娓娓而谈的人格所具有的生命力,以及随笔这一文体的文学可能性。
现代学术研究对一种曾颇有影响的思想发展叙事提出了质疑:按照这种叙事,蒙田的思想从斯多葛主义出发,经由怀疑主义,最终抵达伊壁鸠鲁式的对生命的接纳,各阶段界限分明。文本的不同层次确实显示出侧重点的变化,但这些古代思想传统始终相互交织,而修订往往增添了张力,并未消除张力。类似的分歧也体现在对蒙田身份的界定上:他首先应被视为哲学家、道德论者、自传作家、政治思想家,还是文学艺术家?每一种称谓都揭示了其作品的一个面向,但若将任何一种视为排他的界定,就可能遮蔽其作品的运作方式。
蒙田看似具有的现代性,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他对自我的审视、对欧洲优越观念的批判,以及对教条式确信的抗拒,使一些读者将他视为现代个人主义或宽容观念的奠基者。然而,他对天主教的忠诚、精英阶层的社会观念,以及对承袭而来的权威的偏重,都使这些描述变得复杂。不能简单地让身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蒙田,充当后世自由主义或世俗立场的代言人。持续不断的阐释,恰恰围绕着这些并存关系展开:激进的质疑与对制度的忠诚并存,私密的自我袒露与修辞上的控制并存,对残酷行为的坚定道德立场与对人类判断之确定性的持续怀疑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