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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rule-by-law

以法而治

以法而治是指运用法律规则和制度行使政府权力,但不一定使掌权者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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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而治是指将法律规则和制度用作治理工具,尤其是指这些工具无法有效约束掌控它们的当局的情形。这一概念通常与法治相对照;在法治之下,公共权力本身也受到法律限制。两者的区别不只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法律、法院和法律程序,更在于这些安排能否约束官员,并为人们提供切实保护,使其免受专断权力的侵害。这些术语尚无普遍统一的定义,其具体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法治观念。

含义与范围

每个现代政府都运用法律来组织行政管理、征收财政收入、规范行为和解决纠纷。从这一宽泛的字面意义上说,通过法律实施治理是公共行政的常见特征。然而,在法律和政治分析中,以法而治通常具有较为狭窄的批判性含义:当局利用法律落实自身决策,同时仍对法律的制定、解释、执行或暂停适用保有广泛的控制权。

这类法律体系可能拥有宪法、详尽的成文法、专业化的官僚制和庞大的法院网络。其规则可能公开可查,并在许多领域得到常规遵守。以法而治的突出特点在于,当重大利益受到影响时,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政治强势主体的能力十分有限。

因此,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法律,也不意味着所有法律程序都被个人命令所取代。它描述的是法律与权力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法律主要是当局实施治理的手段,而不是对当局具有独立地位且能够强制落实的限制。

与法治的区别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实施治理,还是权力本身也受法律规则约束。

问题 以法而治 法治
法律发挥什么作用? 主要用于组织和落实政府权力的行使。 还用于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
官员是否受到有效约束? 约束可能具有选择性、力度薄弱,或可被政治决定凌驾。 官员受到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义务约束。
能否对官方行为提出异议? 可能存在审查机制,但在政治上重要的事项中受到限制。 有效的程序允许人们对违法的官方行为提出异议。
法院处于何种地位? 法院可能照常运作,但在敏感案件中仍缺乏独立性。 法院须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才能落实法律限制。
形式上的授权是否足够? 法律的制定或官方授权可能被视为充分的正当依据。 授权还必须符合适用的法律限制和程序。

这种比较是分析层面的对照,并非断言现实中的制度都能被整齐地划入这两类。

不同的法治理论对两者界限的划分也有所不同。形式性或“薄”的法治观强调公开性、明确性、相对稳定性、面向未来的适用,以及公布的规则与官方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等特征。实质性或“厚”的法治观则进一步将法治与人权、政治自由或其他正义标准联系起来。

薄的法治观不一定等同于以法而治。即使一种法治观不要求完整的权利理论,也仍可要求官员遵守公开确立的规则,并要求法律纠纷得到公正裁判。反过来,政府使用权利话语,也不能证明其权力受到有效约束。

制度特征

考察以法而治,最有意义的着眼点是制度如何运作,而不只是法律文本是否存在。

立法与裁量权

立法机关可能制定大量法律、开展广泛的立法活动,却很少对行政政策进行实质审查。宽泛的法律条文、范围广泛的授权,或易于援用的例外规定,都可能使当局拥有很大的裁量空间。

裁量权本身并不与法治相冲突:行政管理不可避免地需要作出判断。关键问题在于,裁量权是否有明确界限,官员是否必须提供法律上充分的理由,以及裁量权被滥用时能否提出异议。

法院与法律审查

司法机关可能有能力妥善解决私人纠纷,但在涉及高级官员或政府重大政策的案件中,其权限或独立性却可能受到限制。因此,仅仅存在法院,并不能证明存在司法独立。

同样,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实效也可能差异甚大。如果法院无法获取证据、发布有约束力的命令,或确保命令得到遵守,那么形式上审查行政决定的权力也可能难以提供实质保护。反过来,多种制度安排都可能形成切实的约束;并不存在一种在所有法律传统中都不可或缺的宪制设计。

执法与救济

选择性执法可能使形式上普遍适用的规则在实际运作中产生差别。类似行为可能因政治影响力、在机构中的地位或接触官员的渠道不同而受到不同对待。即使法律条文看似中立,这种做法仍会损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能否获得法律救济同样重要。如果一项权利无法向有权处理的机构主张,或当局可以无须承担后果地无视判决,那么它所形成的约束就弱于能够强制执行的义务。

法律形式与实质正义

以法而治凸显了某项行为获得法律授权与该行为具有更广泛的正当性之间的区别。一项措施即使通过公认程序制定,仍可能具有歧视性、压迫性,或与上位法律规范不一致。

历史上通过立法实施迫害的事例,包括纳粹德国的纽伦堡法,表明法律形式本身并不能保证正义。这些事例既不能证明每一部不公正的法律都是以法而治的实例,也不能证明法律体系必须完全公正,才能符合任何一种法治观。它们说明,不能仅凭成文法的存在,就认定政府受到法律约束。

这一区别还与宪政主义相互关联,后者关注的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成文宪法可以确立有效约束,但如果这些约束无法落实,宪法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宣示。宪政的制度实践与宪法文本的措辞同样重要。

在政治与法律分析中的用途

这一术语见于法理学、比较政治学和治理研究。它有助于解释,政府为何能够扩展法律制度,却不一定接受更强的问责约束。

法律制度的发展可能提高商业活动的可预期性、规范行政程序,并减少某些形式的官员专断行为,同时却使其他权力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免受质疑。例如,一个制度可能可靠地保障合同执行,却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当局的非法干预。法律体系的运作能力与对政府的有效约束,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两个维度。

这一概念也用于考察刑法和行政法如何既服务于常规监管目的,又充当政治控制机制。评估时需要关注法律条文、执法模式、程序保障,以及对官方行为提出异议的实际可能性,而不能只看法律或起诉的数量。

局限与争论

**这一术语可能不够精确。**它有时被用于指称几乎所有将法律作为工具的做法,然而,所有政府都会将法律作为实现公共目标的工具。更有辨别力的用法,应当指出究竟缺少哪些法律约束,以及当局如何规避这些约束。

**它可能造成二分过于鲜明的印象。**法律制度对某些主体的约束可能比对其他主体更有效,而不同地区、政策领域和政府层级的实践也可能存在差异。正当程序在普通诉讼中可能得到有力保障,在例外程序中却可能被削弱。

不应将其直接等同于某一政体类别。民主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参与和政治授权;法治关注的则是权力行使所须遵守的条件。选举制度本身并不能防止选择性执法或行政权的专断行使。

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权力分立和制衡有助于支持法律问责,但宪制上的名目不能证明它们在实践中有效。因此,分析应着重考察可观察的实践:官员是否服从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处境相似的人是否受到相似对待,以及通过法律途径提出异议能否在不受不当干预的情况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