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危机,是以色列围绕组阁、刑事问责、司法权威和国家领导权展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斗争。2019年至2024年6月间的主要事态包括五次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因腐败指控遭到起诉、他下台后再度执政、反对其政府拟议司法改革的大规模示威,以及围绕哈马斯主导的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的责任争议。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机构和政治联盟,却反复引出同一个问题:应当如何约束民选总理的权力。
这场危机也与人们对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不同理解有关。分歧涉及选举产生的多数派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宗教权威的地位、阿拉伯公民的地位,以及军事义务和经济负担的分配。这些分歧并未形成两个内部立场完全一致的阵营:反对内塔尼亚胡的人士中也有右翼政治人物,而支持某些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也不一定意味着支持政府的所有提案。
下文叙述截至2024年6月的事态发展,并将内塔尼亚胡个人涉及的法律诉讼、范围更广的宪政争议,以及战时领导与问责问题分别加以讨论。
政治基础与宪制背景
内塔尼亚胡于1996年至1999年首次担任总理,2009年重返总理职位。他的第二段执政时期持续至2021年6月;2022年12月,他又开始了一个新任期。作为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他在以色列选举政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他的历届政府都依赖与其他政党达成的协议,而非利库德集团单独掌握的议会多数。
以色列的议会制使组建联合政府成为执政的必要条件。以色列议会的120名议员通过全国范围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在本文讨论的时期内,选举门槛为3.25%。政府通常需要获得至少61名议员的支持。总统在征询议会各党团意见后,指派一名议员负责组阁。因此,如果一个规模较小的政党是否加入决定了拟议中的执政联盟能否取得多数,该党就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以色列的宪制背景使围绕司法权的争议尤为重要。以色列没有一部统一、完整成文的宪法,而是通过一系列基本法确立核心国家机构并保障某些权利。部分基本法条款设有特殊的修订要求,但许多条款的制定或修订程序与普通立法相近。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国家也没有按联邦体制划分立法权。因此,执政联盟的纪律约束可以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立法机关。
1992年通过的《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和《基本法:职业自由》,成为司法审查发展的核心依据。在1995年的联合米兹拉希银行案判决中,以色列最高法院确认了基本法的宪法地位,以及法院依据基本法审查普通法律的权力。支持者认为,这一框架为权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批评者则质疑,在没有通过独立制宪程序制定完整宪法的情况下,法官所行使的权力是否过大。
这些制度问题早在内塔尼亚胡2022年组建政府之前就已存在。围绕法官任命、政府法律顾问的权限,以及法院对行政法原则的运用所产生的分歧,也同样由来已久。当这些长期争议与总理面临刑事诉讼、执政联盟致力于广泛修改法律的局面交织在一起时,危机变得异常尖锐。由此引发的不仅是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的较量,也涉及对民主、代表性以及民选权力应有边界的不同主张。
2019—2022年的选举僵局
2019年4月至2022年11月,以色列举行了五次议会选举。反复举行选举,反映的是难以组建拥有稳定多数支持的政府,而不只是各大政党支持率的变化。内塔尼亚胡是否应继续担任总理,成为各政治力量结盟或对立的核心议题,甚至跨越了原本显著的意识形态分歧。
2019年4月,利库德集团与本尼·甘茨领导的蓝白联盟各赢得35个席位。内塔尼亚胡获得组阁机会,却未能争取到所需的多数支持。主要障碍之一,是阿维格多·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与极端正统派政党,在涉及极端正统派男性服兵役的立法上存在分歧。以色列议会没有让另一名议员获得组阁机会,而是投票决定自行解散。同年9月的选举仍未产生能够执政的多数阵营:蓝白联盟赢得33席,利库德集团赢得32席。
2020年3月的选举使利库德集团获得36席,但支持内塔尼亚胡的阵营仍未取得多数。在新冠疫情紧急状态下,甘茨同意与内塔尼亚胡组建联合政府。双方协议规定轮流担任总理,由内塔尼亚胡先出任,甘茨则担任新设立的候任总理一职。政府于2020年5月就职,但围绕政府运作和国家预算的争执破坏了这一安排。由于预算未获通过,以色列在原定总理轮替之前便再次举行选举。
2021年3月的选举促成了一个不同的执政联盟。统一右翼联盟的纳夫塔利·贝内特与“拥有未来”党的亚伊尔·拉皮德,联合了八个政党,涵盖民族主义右翼、中间派、左翼,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主义政党拉阿姆党。该政府于2021年6月13日获得议会批准,结束了内塔尼亚胡连续十二年的执政。贝内特出任总理,拉皮德按计划随后接任。联盟成员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但都致力于取代内塔尼亚胡,并在反复选举后恢复政府的正常运作。
该联盟在议会中仅以微弱优势维持多数,因此议员倒戈的影响尤为重大。在失去多数地位、立法工作又进一步受阻后,联盟于2022年6月推动解散议会。根据轮任安排,拉皮德出任看守政府总理。
在2022年11月1日的选举中,承诺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政党共赢得64席。其中,利库德集团获得32席,沙斯党获得11席,圣经犹太教联盟获得7席,宗教锡安主义联合竞选名单获得14席。内塔尼亚胡政府于12月29日宣誓就职。这结束了当时的选举僵局,但执政联盟的法律与制度改革议程又开启了危机的新阶段。拥有稳定的议会多数,并未消除各方对于这一多数应如何行使权力的分歧。
刑事诉讼与任职适格性问题
针对内塔尼亚胡的刑事起诉是一项独立的法律程序,但后来与围绕其领导地位的政治争论密不可分。2019年11月21日,总检察长阿维哈伊·曼德尔卜利特宣布,就通常称为“1000号案”“2000号案”和“4000号案”的三项调查提出起诉。内塔尼亚胡否认有不法行为。2020年5月24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他由此成为以色列首位因刑事指控受审的在任总理。
1000号案涉及内塔尼亚胡收受富商赠送的雪茄、香槟等礼物,以及他在影响这些商人利益的事务中采取行动的指控。检方提出的罪名是欺诈和背信。2000号案涉及他与《新消息报》发行人阿尔农·莫泽斯的谈话;据指控,双方讨论过一项安排,内容涉及给予内塔尼亚胡更有利的报道,以及采取影响竞争报纸《今日以色列报》的措施。内塔尼亚胡在该案中同样被控欺诈和背信。
4000号案涉及被指存在的利益交换,牵涉影响电信公司贝泽克的监管决定,以及瓦拉新闻网站的报道。该网站由贝泽克当时的控股股东绍尔·埃洛维奇控制。检方指控,内塔尼亚胡给予监管方面的优待,以换取有利报道。在此案中,内塔尼亚胡面临受贿、欺诈和背信指控。上述内容均为检方的指控,而非有罪判定;截至本文记述的终点,即2024年6月,相关诉讼仍未有定论。
遭到起诉的总理,其法律地位与其他部长所适用的规则不同。此前的司法判例要求将某些面临严重刑事指控的部长免职,但有关政府的《基本法》为总理规定了不同的制度框架。2020年5月,最高法院由十一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驳回了试图阻止内塔尼亚胡在被起诉期间组建政府的请愿。该裁决处理的是法律上的任职资格问题,而非刑事指控是否成立,也不是对他继续执政在政治上是否可取作出判断。
诉讼也引发了利益冲突问题。为此,有关方面制定了相应安排,限制内塔尼亚胡参与影响司法系统的决策,包括可能与其审判有关的事项。此后,各方就这些限制如何适用于政府的司法改革方案产生了分歧。内塔尼亚胡政府将该方案描述为制度改革,而反对者则强调,一名遭到起诉的总理领导着一个寻求改变司法权力的执政联盟,会带来风险。
政治责任与无罪推定之间的区别始终至关重要。选民和议会政党可以反对内塔尼亚胡继续任职,而不必断言其刑事罪责已经确立。反过来,他在法律上具备任职资格,也不意味着公众信任、利益冲突或政治问责标准等问题就此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彼此相关,却又相互独立,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和标准加以处理。
2023年的司法改革方案
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于2023年1月4日公布了政府司法改革的主要提案。以色列议会宪法、法律与司法委员会主席辛姆查·罗特曼在推动立法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提案涉及几项不同的机制:法官遴选、对立法的司法审查、政府法律顾问的地位,以及在审查行政决定时适用合理性原则。
其中一个主要议题是法官遴选委员会的组成。按照当时的安排,该委员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包括三名最高法院法官、两名部长、两名议会议员和两名以色列律师协会代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需要获得七票支持,这一要求促使不同机构的代表寻求共识。拟议中的改革将扩大执政联盟对法官任命的影响力。支持者认为,民选代表应当在司法机构的人员构成上拥有更大的决定权;反对者则警告,执政联盟掌控任命将削弱司法独立。
其他提案将限制最高法院宣布法律无效的权力,并允许议会以61票推翻某些司法裁决。政府还试图改变法律顾问的作用,相关提案涉及其法律意见的约束力,以及政府另行寻求法律代理的权利。尽管这些措施往往被统称为“司法体制全面改革”,但它们涉及不同的法律问题,也并非全部最终通过立法。
政府将其方案描述为纠正民选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失衡。支持者认为,法官扩张了自身权力,超出了其应有的职责范围,而选民的授权足以构成推动制度变革的正当依据。反对者则认为,执政联盟本已对一院制议会拥有强大的控制力,如果大幅削弱司法制约,其权力将会过度膨胀。因此,这场分歧既涉及多数决原则的含义,也涉及实现制衡所必需的制度条件。
最终获通过的主要措施涉及合理性审查。2023年7月24日,在反对党议员抵制最终表决后,议会以64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了《基本法:司法》的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法院审查政府、总理和部长所作决定的合理性,其中包括有关任命或不行使职权的决定。
合理性是行政法中的一项标准,用于判断公共机关在权衡相关考量因素时,是否给予各项因素可接受的权重。取消这一标准,在形式上并未废除所有其他司法审查依据,例如越权或目的不当。然而,修正案涵盖范围广泛,且以宪法性法律的形式作出,因此成为检验政府权力与司法监督关系的一项重大考验。
抗议、谈判与制度对抗
反对司法改革提案的大规模示威始于2023年1月,并持续了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除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地定期举行集会外,抗议者还开展游行、封堵道路、职场抗议及专业协会组织的行动。抗议运动的参与者包括律师、学者、科技从业人员、预备役军人、前公职人员,以及没有组织背景的普通公民。他们并非在所有政策问题上都持相同立场,但都反对政府提出的司法权力重组方案。
预备役军人的参与使这场争议具有了特殊的安全层面。一些人宣布,如果相关提案继续推进,他们将暂停自愿性质的预备役服役。这种表态在空军人员和特种部队成员中尤为突出。宣布暂停自愿服役并不等同于拒绝执行强制征召令,但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不断扩大的争议可能影响军队的凝聚力和战备状态。政治分歧可能损害安全机构运作的前景,进一步加大了政府面临的压力。
2023年3月25日,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以国家安全面临危险为由,公开呼吁暂停立法进程。次日,内塔尼亚胡宣布解除加兰特的职务,引发了更多示威。3月27日,以色列最大的工会联合会——以色列总工会发动总罢工,本-古里安机场的出港航班也受到影响。随后,内塔尼亚胡宣布暂时中止立法进程。此后,他又撤回了解除加兰特职务的决定。
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尝试从中斡旋。他于3月提出一套折中框架,并主持了政府与反对派代表之间的谈判。这些努力反映出,对于如何解决如此重大的宪制争议,以色列尚无一套各方共同认可的程序。执政联盟虽然通过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但反对者认为,对政府运行规则作出根本性变更,需要比一般政策措施更广泛的共识。
政府方案的支持者也组织了大型集会。他们认为,反对派正试图阻止民选政府履行选民赋予的施政授权,而现行司法体制未能充分反映选民的意愿。因此,尽管持续举行的每周抗议运动主要针对改革,但公众动员并非仅限于一方。
这场对抗展现了公民社会在正式议会程序之外发挥的作用。示威、专业人士发出的警告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干扰,都可能提高立法的政治代价,但本身并不能决定立法的法律效力。与此同时,围绕干扰正常秩序的抗议方式所产生的分歧,也成为危机的一部分。7月,合理性标准修正案获得通过,表明大规模反对并未消除执政联盟的立法能力;而随后的诉讼则将争议转向了法院。
犹太与民主身份、宗教及公民身份
将这场危机描述为有关“以色列身份”的抉择,所指的是数种相互交织的分歧,而非宗教与世俗公民之间的单一对立。以色列立国的基本政治理念将犹太民族自决、民主治理与平等承诺结合在一起。当这些原则指向不同的制度或政策选择时,如何落实这些原则便成为争议所在。
2018年将以色列界定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基本法》构成了这一背景的一部分。该法规定,在以色列境内,民族自决权为犹太民族所独有,并就国家象征、语言和定居等事项作出其他规定。批评者的反对理由之一,是该法没有明确的平等条款。支持者则认为,该法处理的是国家的民族属性,并非取代其他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这些分歧早于2023年的司法改革方案,但也影响了人们对哪些机构将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担忧。
阿拉伯裔公民约占以色列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政治上不能将他们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犹太裔公民等同视之。他们关切的问题包括歧视、公共资源、犯罪与警务,以及更广泛的巴以冲突。拉阿姆党加入贝内特—拉皮德联合政府,表明阿拉伯政党也能够成为正式的执政联盟伙伴。然而,阿拉伯政治力量内部对于是否参与执政联盟,以及是否与以犹太人为主的政党合作,仍存在分歧。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另一系列分歧。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既包括沙斯党和圣经犹太教联盟等极端正统派政党,也包括宗教民族主义政党。这些政党的优先事项并不相同。极端正统派政党高度重视宗教教育、社群经费、宗教机构,以及针对犹太宗教学校学生的制度安排。宗教民族主义政党则特别强调犹太主权、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开展定居活动,以及安全政策。世俗、传统派和宗教选民可能分别支持或反对这些议程中的不同部分。
极端正统派男性的兵役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自建国初期起,相关安排便允许符合条件的犹太宗教学校学生缓服兵役,但随着时间推移,适用规模大幅扩大。最高法院多次认定,旨在规范兵役豁免的立法安排存在缺陷。这一问题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涉及宗教研习的延续,以及极端正统派社群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
2024年6月25日,最高法院由九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在没有有效法定豁免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对极端正统派犹太宗教学校学生执行征兵法。法院还裁定,对于缺乏合法免役或缓役依据的学生,不得继续提供资助。这一裁决将宪法层面的平等、兵员需求、公共开支与执政联盟的存续联系起来,却未能解决围绕宗教在国家中应占何种地位的更广泛政治分歧。
10月7日袭击与战时领导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主导的对以色列袭击改变了政治局势。约有1,200人在以色列境内遇害,约250人被劫持为人质并带往加沙。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袭击及随后的战争并未消除此前的危机,但使当务之急从司法体制重构转向安全失守、军事目标、解救人质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责任。
10月11日,内塔尼亚胡与本尼·甘茨同意组建紧急政府。甘茨领导的国家团结党加入政府,同时成立了规模较小的战时内阁,以内塔尼亚胡、加兰特和甘茨为主要成员,加迪·艾森科特和罗恩·德尔默担任观察员。这一安排使一位重要反对派人物得以参与战时决策,而原有执政联盟仍保有议会多数席位。
问责问题的焦点在于未能阻止袭击,也未能保护加沙附近的社区。多名高级安全官员公开承认对各自机构的失误负有责任。政治领导人、军方和情报机构之间应如何划分责任,成为公众辩论的重要议题。要求成立独立的国家调查委员会的呼声,反映出查明事实、形成权威记录的重要性,而不能仅仅依赖党派说辞或各机构各自开展的调查。
人质家属及其支持者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些人敦促政府优先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让人质获释回家;与此同时,政府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军事施压、哈马斯未来在加沙的角色,以及任何停火安排的条件。2023年11月的暂停交火促成了100多名人质获释,交换安排也包括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押者。此后的谈判一再暴露出尽快解救人质与政府宣示的战争目标之间的矛盾。
战争也提升了国际机构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性。2024年1月,国际法院就南非指控以色列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案件发布了临时措施。这些属于临时命令,并非认定种族灭绝已经发生的最终裁决。5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加兰特及三名哈马斯领导人签发逮捕令。在当时阶段,这些申请只是检方提出的请求,而非认定相关人员有罪的司法裁决。
由于在战时战略和战后规划上存在分歧,甘茨于2024年6月9日退出紧急政府。此后不久,内塔尼亚胡解散了战时内阁。这些事态发展结束了与国家团结党的临时合作安排,但并未自动导致政府垮台,因为原有执政联盟仍掌握议会多数席位。
司法裁决与尚未解决的权力划分问题
最高法院在2024年初作出的裁决,回应了前一年对抗中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判决于1月1日作出,宣告2023年7月通过的限制合理性审查的修正案无效。全部十五名大法官均参与审理。法院以八票对七票的结果撤销了该修正案。此外,十二名大法官组成的更大多数认可,法院在特殊情况下有权对《基本法》本身进行审查。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对普通法律进行审查,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与效力更高的宪法规范相冲突。而对《基本法》进行审查,则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以色列议会在行使制宪权时,其本身是否也受到实质性限制。多数意见认为,如果相关变更对以色列的核心民主特征造成足够严重的损害,就存在这种限制。持异议的大法官则在法院是否拥有此项权力、适用何种门槛,或本案是否有理由进行干预等问题上意见不一。
2024年1月3日作出的另一项判决,涉及一项规范宣布总理无法履职的修正案。该修正案于2023年3月通过,将无法履职的情形限定为身体或精神上无能力履职,并规定了涉及总理、政府及议会的相关程序。法院以六票对五票裁定,该修正案应推迟至下届议会任期才开始施行。多数意见认为,立即适用该修正案,是为特定个人不当行使制宪权。该判决并未解除内塔尼亚胡的职务。
这些案件表明,争议并不局限于抽象地讨论法官应当拥有更多还是更少权力。它还涉及《基本法》的法律地位、一般性宪法规则与使特定公职人员受益的措施之间的区别,以及规范制度变革的标准。由于缺乏一套全面且受到严格保障的宪法修正程序,法院与议会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在其他政治体制中,这些问题有时会通过立法机关的特别多数、联邦制下的批准程序或公民投票来处理。
议会机制仍然同样重要。在以色列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制度下,更换政府需要有多数议员支持另一个政府,而不仅仅是有多数议员对现任政府表示不满。因此,执政联盟成员倒戈、预算通过期限届满、协商解散议会以及形成替代性多数,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后果。民意调查和示威可以影响议员,却不能单凭自身终结一个政府的任期。
截至2024年6月,内塔尼亚胡仍担任总理,其刑事审判尚无定论,而2023年对合理性审查施加的主要限制已被判无效。战时紧急执政联盟的规模已经缩小,征兵问题以及围绕10月7日事件的责任问题,又给执政联盟增添了压力。各个问题循着不同的制度路径处理:刑事指控通过审判解决,宪法争议通过立法和司法裁判处理,政府能否存续取决于议会支持,而战时责任则通过调查与政治监督加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