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杜德是古典伊斯兰法中的一类罪行及其刑罚,法学家认为它们由神圣启示规定。其阿拉伯语单数形式 ḥadd 意为边界或限度;复数形式 ḥudūd 所具有的宗教含义,比其在刑罚法中的专门含义更为广泛。这一类别通常包括非法性交、无证据支持的非法性交指控、某些形式的盗窃、暴力抢劫,以及饮用被禁止的致醉饮品。具体涵盖哪些罪行、各项罪行的构成要件及适用刑罚,各法学派的规定有所不同。有些分类还将叛教或叛乱纳入其中,另一些则将两者另行处理。
侯杜德在刑法中占有独特地位,因为古典法学家普遍认为,一旦依照相关条件认定罪行成立,普通司法裁量便无权更改其规定的刑罚。这些条件可能十分严格:实施了被禁止的行为,并不自动意味着构成完整的侯杜德罪行;未能认定侯杜德罪行成立,也不一定排除适用裁量刑罚的可能。因此,不能仅凭一份刑罚清单来理解这一类别。
从历史上看,侯杜德学说是在一个更广泛的法律秩序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秩序还包括同态复仇、赔偿、裁量刑罚以及官府的治安执法。现代国家对侯杜德条款的处理各不相同,有的不予采用,有的予以保留,有的将其编入成文法,也有的重新引入。侯杜德的实施涉及经典解释、证据、国家权力、性别、宗教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也涉及古典法学与当代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
含义及其在伊斯兰刑法中的地位
《古兰经》中的“真主的界限”一语,指真主在生活的多个领域所确立的界限,包括斋戒、婚姻和离婚。这一表述并非始终指向一份范围封闭的罪行清单。随着法理学的发展,学者们将经典材料、传述及法律论证整理为系统的类别,侯杜德才逐渐形成专门的刑法含义。因此,经典中提及“真主的界限”时,并不总能将其理解为后世形成的专门法律学说。
古典法学家通常将侯杜德与同态复仇以及迪亚区分开来:前者是依法规制的、针对杀人和身体伤害的报复,后者则是与此类伤害相关的金钱赔偿。他们也将侯杜德与酌定刑区分开来,酌定刑适用于没有相应固定刑罚的不法行为。这些划分不仅关乎量刑,还影响到谁有权提起诉讼、受害方能否放弃请求、哪些证据可以采纳,以及悔罪或疑点会如何影响法律责任。
侯杜德常被描述为涉及“真主的权利”。这是一种法律分类,并非声称其他罪行不具有宗教意义。它通常表示一种公共或共同体利益,个别控诉人不能随意处分。相比之下,同态复仇和赔偿则与受害者或其继承人的权利紧密相连。不过,这一界限并非绝对:诬告和盗窃可能同时涉及公共利益与可明确归属于个人的请求权,而在具体程序问题上应以哪种利益为重,各法学派也存在分歧。
因此,“固定刑”是一个有用但并不全面的译法。即使某种刑罚被视为法定,其适用条件仍可能存在争议。例如,法学家对于饮酒应处四十鞭还是八十鞭、哪些取财行为构成应处侯杜德刑罚的盗窃,以及特定类型的暴力是否构成拦路抢劫,均有不同意见。法官也可能遇到取财事实已经证实、却不具备断手刑适用条件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不能适用侯杜德刑罚,返还财物或施加其他制裁仍可能有其必要。
这一类别还以被告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存在经合法授权的司法程序为前提。古典论述涉及成年与否、心智能力、故意、胁迫和对禁令的知悉,尽管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侯杜德学说并未赋予私人普遍的施刑权。有关合法权威、法院管辖权限及诉讼程序进行方式的问题,都是这一法律框架的组成部分,而非无关紧要的附带事项。
经典依据与法学学说的形成
古兰经明确论及了若干后来纳入侯杜德学说的行为。《古兰经》24:2规定,对非法性交,即“齐纳”(zina),处以一百下鞭刑。24:4规定,指控贞洁者有不正当性行为而不能举出四名证人的,处以八十下鞭刑。5:38论及对盗窃者施以断手之刑;5:33则为那些向真主及其使者开战、在大地上散布祸乱的人规定了严厉的刑罚。5:90—91禁止致醉之物,但并未规定饮酒应受多少下体罚。
这些经文的解释还结合了圣训,即关于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传述,以及圣行,即他作为行为规范的典范。有关具体盗窃案件、对不正当性行为的供认以及饮酒处罚的传述,补充了经文本身未曾说明的细节。记述石刑的传述,成为古典法中对某些曾有婚姻经历者犯齐纳罪施以石刑的主要文本依据。区分《古兰经》的原文与通过圣训及法学解释推导出的规则,对于理解后来的分歧至关重要。
这套学说是在伊斯兰教早期数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并非在宗教创立之初便以一部完整刑法典的形式出现。逊尼派的主要法学派——哈乃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各自形成了对罪行与程序的不同论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法学也依据自身的权威传述传统,制定了相当完备的侯杜德法律。这些差异反映了各派在解释文本、评估传述、进行类比推理以及调和表面上相互冲突的证据时所采用的方法。
一项颇具影响力的法学原则是,存在疑义时应避免施行侯杜德刑罚。表达这一原则的传述以多种形式流传,学者们也曾就其传承与权威性展开争论。尽管如此,因“舒卜哈”(shubha),即具有法律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免予施刑的做法,仍深深融入了这套学说的许多部分。它影响的问题范围很广,从有争议的所有权,到误以为某段婚姻有效的情形,均在其列。这一原则通过具体法律规则发挥作用,而非赋予法官不受限制地搁置法定刑罚的权力。
由此形成的法律既非整齐划一,也不是对经典诫命的简单照录。它将文本中的规定,与关于财产、性关系中的法律身份、责任、证言及公共秩序的详尽论述结合起来。古典法学手册往往既呈现同一学派内部的不同意见,也介绍学派之间的分歧。现代谈论某项罪行的“伊斯兰刑罚”时,可能会掩盖这段层次复杂的历史,尤其是在当代立法机关从远为广博的法律传统中选取某一种立场的情况下。
盗窃与暴力抢劫
适用固定刑的盗窃通常称为 sariqa,其范围比日常所说的偷窃更窄。古典法学家通常要求,行为人以秘密方式,从法律认可的保管场所或保管状态下,窃取属于他人且价值达到规定最低限额的财物。这一价值门槛称为 nisab,各法学派的规定有所不同。经常被援引的标准包括四分之一枚金币第纳尔,或以银币迪尔汗计价的一定金额,但具体适用取决于各学派的学说及当时的货币状况。
受法律认可的妥善保管状态,即 hirz,须结合财物种类和通行惯例来判定。上锁的房屋、有人看守的库房,以及受到适当看管的牲畜,可能各自涉及不同的判断问题。法律还将秘密盗窃与侵吞、背信、强行夺取及其他非法取财行为加以区分。后几类行为可能导致返还财物或酌定刑罚,却未必符合适用断肢刑所需的严格定义。因此,对行为的法律定性,与证明有人损失了财物同样重要。
所有权存在疑义,可能使固定刑无法适用。共有财物、被告对其享有某种公认权益的财物,以及特定亲属关系中的取财行为,都曾引发争议。迫不得已的处境和饥饿也在法学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关哈里发欧麦尔在饥荒期间如何处理盗窃的传述,后来成为讨论刑罚与物质匮乏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这些传述既不应被简化为对所有贫困犯罪者的无条件豁免,也不应被解读为社会状况在法律上无关紧要。
希拉巴通常译为匪掠或暴力抢劫,所针对的是另一类不法行为:以武力或恐吓威胁公共安全。《古兰经》5:33提及处死、钉十字架、交叉砍去手脚以及放逐等刑罚。对于这些刑罚应如何对应犯罪者的行为,以及统治者是否有权从中选择,法学家意见不一。他们对作案地点、武器、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以及城市暴力与袭击旅人之间应如何区分,也存在分歧。
依据《古兰经》5:34,在被捕前悔罪对希拉巴案件具有特殊的经文意义。法学家通常区分两类后果:一类是这种悔罪对公共刑罚的影响,另一类是仍然有效的、因杀人、伤害或财产损失而产生的请求权。这说明,单一事件为何可能引发多种法律后果:免除固定刑,并不必然消除受害者的权利。“恐怖主义”等现代译法或许能体现部分相似之处,但也可能将当代成文法的定义带入一个范围界定方式不同的前现代法律范畴。
性犯罪与性行为不端指控
齐纳通常指在法律认可、允许发生性关系的关系之外发生性交。在古典教法中,这类合法关系包括有效婚姻,以及历史上的奴隶制下该法律秩序所承认的某些奴隶所有关系。后一制度并非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普遍承认的合法身份关系。齐纳是一项有特定定义的法律罪名;并非所有被禁止的性行为都必然属于同一种哈杜德罪行。
古典学说通常依据被告是否具备“伊赫桑”(ihsan)这一法律身份加以区别对待,其成立条件因学派而异。这一身份通常与成年、心智健全、自由人身份,以及曾在有效婚姻中发生过性关系有关。对于不具备相应身份的被告,主要的法定刑罚是一百鞭,至于是否附加流放,各派存在分歧。对于具备该身份的被告,古典教法的主要学派依据先知传述和早期实践,认可石刑。《古兰经》经文本身并未明确规定对通奸处以石刑。
卡兹夫罪涉及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具备特定受保护资格的人犯有齐纳。《古兰经》第24章第4节规定,此类指控应受八十鞭的处罚,且指控者的证言不予采纳;接下来一节经文提及悔罪,但各派对悔罪在程序上产生何种效力有不同解释。因此,卡兹夫使性方面的指控本身成为严肃的法律事项。其范围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的诽谤,因为指控的具体内容以及被指控者的法律身份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丈夫指控妻子、却无法提供通常所需的证据时,可适用一种名为“诅誓”(liʿan)的特殊程序。该程序以《古兰经》第24章第6至9节为依据,由双方分别作出宣誓陈述,可能导致夫妻分离,并影响亲子关系的认定。它并非仅仅是用来替代目击证言、以便判处齐纳固定刑的程序。这一程序的存在表明,婚姻、血统与刑事指控彼此交织,却并未被归并到一项统一的证据规则之下。
性暴力必须与双方自愿的齐纳行为区分开来。古典法学家通常不会对已证实受到强迫的人施以齐纳固定刑,但对于行为定性、证明要求、赔偿,以及在是否存在强迫有争议时如何处理指控,各家意见不一。视具体情形和法律学派而定,侵害者的行为可能依据齐纳、希拉巴或其他规则处理。因此,认为所有强奸案件的起诉都必然需要四名目击证人的说法并不准确。另一方面,性犯罪规则与证据规则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使控诉者陷入严重困境,尤其是在某些现代立法将不同类别合并、却未明确区分其适用程序的情况下。
致醉物、叛教与这一范畴的界限
禁止致醉物是侯杜德法理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但其具体法律规定存在争议。《古兰经》5:90—91谴责致醉物,却没有规定固定的鞭笞次数。圣训及有关早期哈里发实践的记载提到了对饮酒的惩罚,法学家据此制定了通常为四十鞭或八十鞭的规则。有些人将四十鞭视为法定的基本刑罚,允许酌情加罚;另一些人则将八十鞭视为应当适用的刑罚。
对禁饮之物的界定也在争论中逐步形成。法学家就葡萄酒与其他发酵饮料之间的关系、醉酒在法律上的意义,以及少量饮用应如何处理等问题展开辩论。早期哈乃斐学派的一些立场对不同饮料作出了其他学派并不认同的区分;后来的哈乃斐学派法理则趋向于更广泛的禁令。是否故意饮用、是否出于必要或受到胁迫,以及是否知情,都可能决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构成应受固定刑的情形。
叛教,即 ridda,体现了这一范畴外部边界的不稳定性。许多古典法学家规定,具备法律责任能力的穆斯林若在特定条件下脱离伊斯兰教,应处以死刑;他们通常也会讨论给予悔改机会及程序上的限定条件。对于一些重要细节,包括如何处置女性,以及叛教对财产和婚姻的影响,他们存在分歧。例如,古典哈乃斐学派法理对女性叛教者与男性叛教者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有些法学分类将叛教列入侯杜德,另一些则将其放在单独的章节中讨论。
《古兰经》谴责叛教,却没有明确规定,仅仅改变宗教信仰就普遍应受世俗死刑。古典法中有关死刑的规定,很大程度上以圣训和其他法律论证为依据。当代穆斯林学者对于如何解释这些材料及其在当今的适用存在分歧,其中包括:相关传述所针对的究竟是宗教信仰的改变本身,还是与政治背叛和武装敌对有关的行为。这些立场应与一个历史事实区分开来:古典法学手册普遍承认,叛教会带来强制性的法律后果。
叛乱,即 baghy,有时也被归入与侯杜德相近的范畴,但往往由一套独立的规则管辖,涉及武装反抗及对叛乱者的处置。同样,也不能将亵渎神圣之罪置于某个固定清单中,并认为其位置获得了普遍认可。依具体论述方式的不同,法学家会从叛教、损害宗教权威、盟约义务或酌定刑等角度加以考察。因此,将“侯杜德七罪”列为固定清单,只代表一种分类惯例,而不是整个传统共同接受、毫无争议的定义。
证据、供认与具有法律意义的疑义
侯杜德程序尤以严格的证据要求著称,但具体要求因罪行和法学派而异。对于非法性行为(zina),通常的证人作证途径要求四名具备资格的男性亲眼目睹性交行为本身,而不只是可疑情形。证词必须在直接性与一致性方面满足严格要求。缺乏证据支持的性行为指控,反而可能导致诬告贞洁罪(qadhf)的责任;不过,其确切成立条件较为复杂,并非任何未能定罪的起诉都会自动导致证人受罚。
供认是另一种定罪途径。对于特定罪行,一次供认是否足够,还是必须多次承认,法学家意见不一。他们也探讨供认是否出于自愿、供认者是否理解其法律意义,以及供认能否撤回。在一些重要的法学观点中,撤回供认可以免除固定刑,即使其他法律后果仍可能存在。有关先知不愿轻易接受供认的传述,成为这一议题讨论的核心依据。
各法学派并非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将非法性行为的证明手段限于目击证言或供认。例如,马立克学派认为,在受认可的婚姻关系之外怀孕具有证据意义,但须考虑是否存在胁迫及其他解释。其他学派通常不认为仅凭怀孕便足以判处固定刑。在评估有关这一证据制度究竟有多严格的论断时,这些差异至关重要:在一种法学体系中看似具有保护作用的规则,可能与另一种体系中不同的举证途径并存。
疑义这一概念涵盖了对事实、权利或禁令适用具有法律意义的疑问。一个人若有合理理由相信某段婚姻有效,或者拿取了自己有一定理由主张权利的财物,就可能不承担相应的固定刑。其推理方式并不等同于现代的无罪推定,尽管两者都可以限制刑罚的施加。这也不意味着任何可以设想的不确定性都足以使控诉不能成立。法学家划分了若干特定的疑义类别,并对其适用范围存在分歧。
另一个区别在于,未能确立固定刑的适用条件会产生什么后果。对于某些行为,即使证据不足以支持固定刑,仍可依据这些证据施以酌定刑(taʿzir)。这种灵活性使得“严格的侯杜德规则必然带来完全无罪或免受处罚”的说法难以成立。因此,现代分析必须考察整个制度,包括举证责任、可采纳的证据、供认的自愿性、获得法律代理的机会,以及改以其他罪名指控的可能性。法学理论中的保障与实际正当程序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法律文本,也取决于制度与实践。
法院、政治权力与历史实践
前现代穆斯林社会通常并不存在一套与法学手册各章内容相对应、统一而完备的刑事司法体系。受过伊斯兰法训练的法官与统治者、地方长官、警务官员、市场监察官及其他掌权者并行履职。他们各自的权限因地域和时期而异。因此,盗窃或暴力伤害案件可能由法学家主持的法院处理,也可能通过行政处罚、协商赔偿,或多个机构共同介入的方式解决。
对于侯杜德而言,区分学者的法学理论与政府的实际做法尤其重要。统治者依据一些通常与治理和公共秩序有关的概念,包括“西亚萨”(siyasa),行使惩罚权。这些权力可以补充司法行动,但也可能采用与法学家所阐述的不同的程序和刑罚。因此,哈德刑适用标准严格,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政府对每一项严重刑事指控都采用了同样严格的标准。
现存记录显示,侯杜德确曾得到实施,但这些记录不足以让人轻易计算出贯穿伊斯兰历史的执行率。法庭档案的留存并不均衡,警务记录也时有缺失,而叙事性编年史往往侧重于异常事件或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法律手册记述的是规范性规则,而非刑罚执行次数。无论声称侯杜德在各地都经常执行,还是声称它们从未执行过,都超出了这些多样史料所能证明的范围。
奥斯曼帝国体现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并存。伊斯兰司法学说与通常称为“卡农”(qanun)的苏丹法令并行,后者为犯罪行为规定了罚款及其他制裁措施。二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世俗法取代宗教法:在帝国法律秩序内部,行政规章与法学解释相互作用。十九世纪,刑法法典化日益通过中央集权国家的立法,重新组织罪行与刑罚体系。1858年的《奥斯曼刑法典》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例证。
欧洲殖民统治和独立国家建设又带来了进一步变化。新的刑法典、集中化的公诉制度、职业警察、分层级的上诉体系以及书证,改变了侯杜德相关问题所处的制度环境。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古典侯杜德已不再构成处理犯罪的一般成文法框架。因此,后来恢复侯杜德的努力,是在与前现代法学所预设的制度大不相同的体制中展开的,其中包括国家立法机关、成文宪法和现代上诉制度。
现代国家中的法典化与适用
现代各司法管辖区在是否将侯杜德纳入立法、如何界定相关罪行,以及是否执行规定的刑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法律中订有某项条文,并不能证明其中最严厉的刑罚经常得到执行。反过来,没有一部完整的侯杜德法典,也不一定意味着法院从不适用古典法规则。分析时,必须区分已颁行的法律、检控实践、司法解释、上诉审查和刑罚执行。
巴基斯坦于1979年颁布的《侯杜德法令》引入了有关非法性行为、诬告、财产犯罪和致醉物的规定。这些法令将应处固定刑的情形与其他处罚形式区分开来,把古典法中的分类纳入成文刑法体系。在性犯罪框架内处理强奸的方式,成为法律批评与改革的重要议题。2006年《妇女保护(刑事法律修正)法》将强奸罪移入《巴基斯坦刑法典》的框架,并修改了有关非法性行为指控的程序。任何力求准确反映历史的叙述,都必须考虑这些变化:不应将1979年的制度安排当作对巴基斯坦后续法律状况始终适用的描述。
伊朗在1979年后建立的法律体系,将侯杜德编入了更广泛的伊斯兰刑罚体系。其2013年《伊斯兰刑法典》设有侯杜德专编,对罪行、责任、证明及相关司法权限作出规定。该法典承认的证据概念也不限于目击证人证言模式,还包括在特定法律条件下法官所形成的确信。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适用伊斯兰刑事法学中的大量规则,却没有一部涵盖所有罪行和刑罚的统一、完整的刑法典。这些不同的法律形式表明,仅凭是否出现“侯杜德”一词来作概括并不可靠。
在尼日利亚北部,自扎姆法拉州于1999年率先行动后,多个州通过了扩大适用范围的伊斯兰教法刑事立法。由此产生的检控活动在尼日利亚的联邦制及宪法秩序内进行。一些备受关注的石刑判决在上诉中被推翻,其中包括2003年阿米娜·拉瓦尔的判决。这些案件凸显了证据规则、程序审查及各州差异的重要性,也说明必须将初审法院的判决与具有执行效力的终审判决区分开来。
文莱于2013年颁布《伊斯兰教法刑法令》,并分阶段实施,其中主要条款于2019年生效。2019年5月,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的措施也将适用于该法令。在其他地方,立法与执法随着政治转型而发生变化,苏丹便是一例:1983年的“九月法律”引入了伊斯兰刑罚规定,而2020年的改革则废除了叛教罪。这些例子反映的是不断变化的法律安排,而不是一条朝着普遍采纳或普遍废弃方向发展的单一路径。
解释、权利与当代争论
当代争论既涉及侯杜德的权威性,也涉及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执行这些刑罚。一些穆斯林法学家认为,规定的刑罚仍具有约束力,但必须严格满足证据及实体法方面的保障要求。另一些人则强调,社会正义、政府的合法性或防止强迫,是执行这些刑罚的先决条件。改革派的进路可能将启示的宗旨与历史上形成的刑罚形式区分开来。这些立场在方法上各不相同,不应被视为一种统一的现代伊斯兰观点。
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教法学说的多元性转化为成文法的确定性。古典文献可以保留数种相互竞争的意见,而现代法典通常要求法院适用具有权威性的规定。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某一学派对罪行的定义、另一学派的证据规则,再加上现代程序机制。由此形成的制度安排,在古典教法中可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形式。法典化可以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但也将大量解释权转移到国家机构手中,并改变教法学者、法官与政治当局之间的关系。
国际人权审查尤其关注体罚、石刑、宗教自由及不平等待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保障宗教自由。负责监督该公约实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将这一禁令解释为也适用于体罚,并指出,通奸和叛教不能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对于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委员会对公约的解释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涉及故意杀人的极其严重罪行。
将古典规则与现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比较时,也会涉及性别、宗教及法律身份等问题。历史上对自由人与奴隶、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被告、男性与女性证言或婚姻状况所作的区分,与当代宪法保障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其法律后果取决于一国制定了哪些规则,以及该国法院如何解释这些规则。笼统地声称所有现代侯杜德制度都包含相同的区别待遇,会掩盖立法和司法裁判中的重要差异。
证据仍是争论中影响尤为重大的领域。现代法证技术可以查明身份、伤情或性接触,但未必能够证明是否存在同意、被告的法律身份,或古典定刑罪行的每一项构成要件。对于这类证据能否用于认定定刑罪行本身、是否只能作为酌定刑的依据,或能否在不满足传统定罪证明要求的情况下为被告开脱罪责,教法学者与立法者意见不一。科学检验结果能否被采纳,与可以据此作出何种法律推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当法律对一种界定严格的罪行规定了不可逆转的刑罚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