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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将国家内部的治理权移交给特定地域的机构,赋予其自治权,但不一定建立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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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下放是指将治理权从中央机构移交给国家内部负责特定地域事务的机构。在程度较深的形式下,权力下放赋予经选举产生的区域或地方机构制定法律、决定公共政策、筹集财政收入和管理公共服务的权力。这不一定涉及主权的转移,也不一定确立联邦制宪制。这个术语尤其常用于描述英国的地域治理安排,但也用于描述许多其他国家的改革。

权力下放既改变决策的地点,也改变可被追究决策责任的主体。它可以用于承认民族或区域认同,使决策更贴近居民,兼顾不同地域的差异,或重组公共行政体系。其实际意义取决于下放的权力、随之配套的资源、承接权力的机构所受的法律保障,以及解决这些机构与中央政府之间分歧的机制。因此,被称为获得下放权力的机构,既包括权力广泛的区域议会,也包括仅行使明确限定职能的地方当局。

含义与界限

权力下放属于更广义的权力分立范畴,但这两个术语不能互换使用。分权涵盖分散权力的多种方式。行政分散是将中央行政事务交由地区办事机构处理,同时保留其隶属于国家各部委的指挥体系。授权是将任务交给另一个组织,但授权方通常仍保留相当大的控制权。权力下放在较强的政治意义上,是指设立地域性机构或赋予其权力,使其能够行使实质性的自主决定权,并在组织地位上有别于中央行政机关。

这里的区别在于决策权,而非地理位置。某个部委的地区办事机构即使雇有数千人,也可能几乎没有偏离国家指令的余地。一个民选地区议会的行政机构规模可能较小,却有权就学校、住房或交通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同样,将某项服务外包给私营公司通常不属于地域性权力下放:这改变了服务提供者,却不一定将政治责任移交给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性机构。

权力下放常被拿来与联邦制作比较。在联邦制下,中央政府与各组成单位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由宪法确立,任何一个层级的政府通常都不会完全依靠另一层级政府制定的普通法律来获得自身权力。在典型的权力下放模式中,地区机构的权力源自中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单一制国家也可以拥有一套广泛承接下放权力的机构。不过,这种区别并非绝对。宪法保障、须征得相关地区同意的要求以及政治惯例,都可能使承接下放权力的机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联邦制也可能在财政或行政方面高度集权。

权力下放也不必然意味着独立、分离权或国际法律人格。国防、外交、国籍和货币安排通常仍由中央负责。承接下放权力的政府可以设立海外办事机构或参与国际网络,而不成为主权国家。民族自决问题可能影响权力下放的诉求,但在现有国家内部实行自治与建立新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宪制结果。

最后,权力下放既可以指一个过程,也可以指一套制度安排。一项改革可以只移交交通规划等某一项职能,而不设立职能完备的地区政府。反过来,一套成熟的制度安排可能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征税权以及独立的选举授权。要判断权力是否真正下放,必须综合考察法律赋予的自主决定权、财政能力和政治问责,而不能仅凭官方公告所采用的措辞。

宪制设计与权力配置

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管辖权。在列举授权模式下,获下放权力的机构只能在明确划归其权限的事务领域内行使职权。在保留权力模式下,除中央机构保留的事务领域外,这些机构通常都可以行使职权。这两种方式将剩余权力配置在不同层级,但都无法消除权限边界争议:教育政策可能涉及移民事务,环境监管可能涉及能源市场,社会服务也可能涉及劳动法。

权力也可以按职能划分。一个地区可能负责发放由全国统一规定的福利,却无权决定领取资格;也可能有权就某项服务立法,却依赖中央拨款来提供资金。立法权下放赋予地区机构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初级立法的权力。行政权下放则移交执行与管理职责。财政权下放涉及收入、支出和举债。这些方面的下放进度可能各不相同,因而产生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在财政上却依赖中央的机构。

承接下放权力的机构可以采用议会制,由行政机关依靠立法机关的信任执政,也可以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领导。选举规则会影响地区政府更倾向于一党执政、联合执政,还是强制性的权力共享。制度设计还必须明确,地方当局是直接向中央负责,还是在获下放权力地区的法律框架内运作。否则,将权力从国家首都移交出去,可能只是在地区层面建立一个新的控制中心。

获下放权力的机构制定的法律仍受宪法限制。这些限制可能旨在保护人权,将特定事务保留给中央,或禁止法律在该地区以外产生某些效力。司法审查可以判定某一机构是否超越权限。因此,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可能充当不同地域层级之间权限边界的裁决者;不过,对于某项有争议的权力究竟应当归属哪个层级的分歧,仅凭司法裁决本身无法解决。

一种重要的变体是非对称权力下放,即不同地区获得不同的权力或采用不同的机构架构。这种不对称安排可以反映历史形成的法律制度、语言、岛屿地理条件、冲突解决协议,或各地不同的自治诉求。它不要求所有地区采用相同安排,但也使代表机制和协调工作更加复杂。这些安排在宪法上的稳固程度也各不相同。宪法保障机制可能要求,在撤销有关机构之前,必须履行特别立法程序、取得相关地区同意,或举行公民投票。这类保障必须与政治上的预期区分开来,后者虽有影响力,却不能作为法律强制执行。

苏格兰与威尔士:立法权下放的发展

英国现代权力下放制度的发展,以早于民选自治立法机关存在的地域性机构为基础。1707年合并后,苏格兰保留了独立的法律体系,以及各自独立的教育和宗教机构。威尔士则经历了与英格兰在法律和行政上整合的另一条道路。1885年设立的苏格兰事务部和1965年设立的威尔士事务部,作为专门的政府部门,承担了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但并未建立具有自治权的民选民族立法机关。

1979年的公投未能促成拟议中的议会成立。在苏格兰,赞成设立议会的票数占有效投票的多数,但未达到登记选民总数40%的法定门槛。威尔士则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相关提案。重新提出的方案在1997年9月的公投中获得通过。苏格兰选民既批准设立议会,也赞成赋予其调整税率的权力;威尔士选民则以微弱多数批准设立议会。《1998年苏格兰法》和《1998年威尔士政府法》为此奠定了法律基础,新机构于1999年开始运作。

苏格兰议会获授涵盖广泛事务的主要立法权,包括教育、卫生、地方政府以及大部分司法事务。这一制度安排采用保留权力模式,国防、外交、移民及其他列明事项仍由英国议会掌管。苏格兰独立的法律体系,使其司法权下放在制度上有别于威尔士的安排。苏格兰立法可以改变本地法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但仍须遵守法定权限限制和《1998年人权法》的框架。

威尔士权力下放之初设立的机构,权限较为有限。最初的威尔士国民议会兼具行政与议事职能,主要行使移交给它的行政权和附属立法权。《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将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分离,并为扩大立法权提供了途径。2011年的公投批准在指定的权力下放领域赋予其主要立法权。此后,《2017年威尔士法》引入了保留权力模式,并于2018年生效。2020年,立法机关采用了威尔士语名称“Senedd Cymru”和英语名称“Welsh Parliament”,两者均意为“威尔士议会”。

此后,苏格兰和威尔士均获得了更多财政权力,但两地的税制仍有差异。苏格兰在非储蓄、非股息所得的所得税税率及税级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决定权;威尔士所得税税率则于2019年开始实施。这些变化并未使英国正式成为联邦制国家。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英国议会在法律上仍有权就已下放权力的领域立法。政治上的约束是塞维尔惯例:依照该惯例,英国议会通常不会在未经相关自治机构同意的情况下就这些领域立法。法律对这一惯例的承认,并未使其具有司法上的强制执行力。

北爱尔兰:权力下放与权力共享

北爱尔兰的经验表明,权力下放可以成为解决冲突的一环,而不只是以行政改革为主要目的。《1920年爱尔兰政府法》为北爱尔兰议会和政府提供了制度框架,两者自1921年起运作。1972年,在冲突与政治危机之中,英国中央政府开始对北爱尔兰实行直接管治,这一体制随之终结;北爱尔兰议会于1973年被正式废除。此后,依据《桑宁代尔协议》尝试建立的权力共享安排于1974年瓦解。

1998年4月10日达成的《耶稣受难日协议》,亦称《贝尔法斯特协议》确立了一套不同的制度框架。协议的三个部分分别涉及北爱尔兰内部治理、爱尔兰岛南北合作,以及英爱两国政府之间和不列颠与爱尔兰诸岛更广泛范围内的关系。《1998年北爱尔兰法》落实了协议中有关英国国内宪制安排的主要条款。获下放权力的自治政府于1999年12月开始运作,但此后的多次暂停和中断表明,仅靠法律框架并不能保证政府持续运作。

北爱尔兰议会采用单记可转移投票制选举产生,这是比例代表制的一种形式。行政职位按照旨在让主要政治派别共同参与的程序分配,而非允许实行简单的赢家通吃式执政。首席部长与副首席部长共同领导行政当局;两者的职称并不意味着权力上存在上下级关系。议会的某些决定须获得跨社群支持,这体现了协议的一项目标:防止一个社群在缺乏保障另一社群权益的情况下单独执政。

权限划分区分为已移交事项、保留事项和例外事项。大多数日常公共服务属于已移交事项。保留事项可在日后依据法定框架移交,而例外事项通常不在下放权限范围之内。警务与司法权限于2010年4月移交,这是权力下放的一次重大扩展,因为这些机构长期处于有关权威、合法性和权利争议的核心。北爱尔兰的制度安排还包含专门的平等与权利保障,以及同爱尔兰开展合作的机制。

权力共享使政府能否持续运作取决于各政党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政党代表着不同的宪制立场与社群立场。相关机构曾数度长期停摆,包括2017至2020年和2022至2024年。围绕英国脱欧后贸易安排展开的相关谈判,促成了这些机构于2024年2月恢复运作。因此,北爱尔兰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制度取舍:旨在保障各方参与的规则,也可能让各政党对行政当局能否运作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能仅将其权力下放安排理解为行政事务的划分;它也是一项涵盖政治参与、身份认同和宪制同意原则的更广泛协议的组成部分。

英格兰:地方与都市层面的权力下放

英格兰没有类似苏格兰议会或威尔士议会的、获授下放权力的全境议会。英国议会既为整个联合王国立法,也在许多国内政策领域专门为英格兰立法。这造成了一种不对称:来自设有获授权力下放立法机关地区的代表,可以参与威斯敏斯特议会中影响英格兰的决策,而涉及其本地区的同类决策却由其他机构作出。这一代表权问题通常被称为西洛锡安问题。

2004年,在英格兰东北部设立民选区域政府的提议在公投中遭到否决。此后,英格兰的权力下放主要通过城市区域和地方层面的安排推进,而非建立统一的区域立法机关层级。这些机构履行法定职能,但不具备苏格兰议会那样广泛的初级立法权限。其管辖范围、职责和资金安排往往是通过与中央政府协商达成协议而形成的。

伦敦提供了一种独特模式。《1999年大伦敦政府法》设立了直选的伦敦市长和伦敦议会,并于2000年举行首次选举。其职责包括战略性交通、规划及其他都市事务。伦敦议会的作用是监督市长,而不是充当拥有一般立法权的区域议会。伦敦各自治市和伦敦金融城保留各自的职能,因此,都市层级政府与地方政府并行运作,而非简单地取而代之。

在伦敦以外,联合管理机构使多个地方议会能够在更广阔的经济区域内共同行使特定职能。大曼彻斯特联合管理机构于2011年成立,2014年达成的权力下放协议为设立民选都市市长奠定了基础,首届市长选举于2017年举行。其他地区也形成了类似安排。各地职责有所不同,但通常包括交通、技能培训、投资以及战略性城市规划的部分事务。大曼彻斯特的医疗与社会照护安排涉及广泛的协调与职责委托,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完全脱离英格兰的全国医疗卫生体系。

这些安排在实际运作中的局限不容忽视。市长可能拥有强有力的选举授权,却仍依赖中央确定的拨款和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不同项目可能各自保留不同的附加条件、报告要求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地方议会仍负责主要的地方公共服务,有时与联合管理机构在同一地域内履职。因此,英格兰的权力下放最适合被理解为一系列经协商形成、形式各异的地域性安排。其成效不仅取决于权力是否从白厅下放,还取决于中央各部门、市长、联合管理机构及其成员地方议会之间的职责划分是否足够清晰。

欧洲的地方自治形式

西班牙的宪法既确认国家统一,也确认各民族和地区的自治权,在这一框架下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1978年宪法为设立自治区奠定了框架,每个自治区都有自己的自治章程。西班牙共有17个自治区和两个自治市。尽管人们常借助联邦制概念分析这一制度,但其宪法术语和历史发展路径,都不同于由原先拥有主权的成员邦组成的联邦。

西班牙各自治区在教育、卫生等领域行使广泛的权力,但其权限和财政安排并不完全一致。巴斯克自治区和纳瓦拉保留着独特的财政制度,由当地机构征收大部分税款,并向中央缴纳款项,以分担中央职能所需的开支。其他自治区则采用统一的财政框架。围绕自治范围、财政安排和宪法地位的分歧,使司法解释和政府间协商成为这一制度运行的关键。地方自治本身并不赋予地方单方面独立的法定权利。

意大利1948年宪法确立了大区制度,但普通大区的机构直到1970年才开始运作。五个大区享有特殊自治地位,这反映了少数语言群体、岛屿地理条件和边境历史等因素的影响。2001年的宪法改革调整了立法权限的分配,并加强了大区和地方政府在制度上的地位。意大利的经验表明,从在宪法中设立大区,到使其成为有效运作的治理机构,两者之间可能相隔数十年;而在形式上实行区域化的制度中,中央仍可能保留重要的全国性协调权。

法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自1982年启动的分权改革,将重要的行政职责从中央任命的行政长官移交给民选地方当局,并减少了事先行政监督。2003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共和国实行分权化的组织体制。大区、省和市镇承担着重要职责,但法国本土大区一般不具备苏格兰那种自主制定基本立法的权力。因此,在比较分析中,法国的改革通常主要被视为行政分权,而非立法权下放。

北欧的地方自治又呈现出不同形式。奥兰是芬兰的瑞典语自治地区,设有立法机关,其权限以自治法律为依据。格陵兰于1979年确立的地方自治安排,通过2009年《自治法》得到扩展;法罗群岛在丹麦王国内也享有广泛的自治权。这些安排将地方权力与各地独特的历史、语言和身份认同联系起来。欧洲的这些例子共同表明,为什么单凭“权力下放”一词无法作出精确的宪制分类:相似的实际权力移交,可能以普通法律、宪法条款、特别自治法律文件为依据,也可能同时建立在其中几种依据之上。

欧洲以外的权力下放

肯尼亚2010年宪法确立了由国家政府和47个郡政府组成的两级体制。各郡政府在2013年选举后开始运作。每个郡均设有民选郡长和议会,宪法规定的职能划分赋予各郡在郡级医疗卫生服务、农业和地方交通等领域的重要职责。这并非只是将国家部委迁至地方:各郡获得了宪法认可的机构、预算和政治授权。

肯尼亚的经验也表明,建立有保障的资源分配框架至关重要。宪法规定,分配给郡政府的公平份额不得低于国家政府所征收收入的15%,计算依据是经国民议会批准的最新经审计账目。这只是各郡依法享有的最低份额,并不能完整反映郡级财政资金的全部来源。收入分配、拨款时间和职能划分,仍是决定权力下放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关键因素。

1998年苏哈托总统统治结束后,印度尼西亚推行了大规模分权。1999年通过的法律为2001年开始的大规模职责移交奠定了基础,移交对象尤其是县和市,而不仅仅是省。国家机构仍保留国防、外交和货币政策等重要领域的职权。后续立法调整了职能分配,包括将部分职责转交省级政府。亚齐和巴布亚也实行了特别自治安排。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表明,即使不在全国实行单一的制度模式,也不始终朝同一方向推进,权力下放仍可以达到相当大的程度。

菲律宾1991年《地方政府法典》将职责、人员和资源移交地方政府单位,其中包括农业、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的重要职能。这一适用于地方政府的一般性框架,不同于邦萨摩洛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地区的特别自治制度。2018年《邦萨摩洛组织法》和2019年的公民投票为该地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与北爱尔兰一样,该地区的地域自治与和平进程相联系,但两地的宪政制度和冲突历史各不相同。

印度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比较案例,因为它本身已是联邦制国家。1992年通过、1993年生效的第73号和第74号宪法修正案,强化了农村潘查亚特和城市自治机构。两项修正案要求定期举行选举,并在制度和代表性方面提供保障。然而,职能、资金和人员的实际移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邦的立法与执行情况。人们常说的“职能、资金和人员”之分,概括了一个普遍的经验:建立民选机构,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就自动具备了治理所需的条件。权力下放既可以发生在联邦制国家内部,也可以发生在单一制国家内部。

收入、支出与财政能力

财政安排决定了获下放权力的机构能否将法定权限转化为实际政策。其中有三个根本问题:由哪一级设定税收,由哪一级征收收入,以及由哪一级决定资金用途。这些权力不一定归属于同一个机构。某项税收可以由中央税务机关征收,而其税率则部分由地方决定;地方政府也可以在相当大的自主裁量范围内支配拨款。

财政联邦主义研究考察联邦制和非联邦制国家中的这些关系。由地方或区域层级掌握支出决策权,可以使支出更贴合当地偏好,但各地的税源基础差异很大。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收入水平高、房地产价值高或商业活动集中的地区,能够筹集到比贫困地区更多的收入。均等化转移支付旨在弥补财政能力、支出需求或两者兼有的差异。设计这类制度时,必然需要作出取舍:哪些不平等应当得到弥补,以及应当如何衡量需求。

转移支付可以采取不限定具体用途的整笔拨款形式,也可以采取与特定项目挂钩的附条件拨款形式。整笔拨款允许受款方自行决定将资金用于哪些公共服务;附条件拨款则可以支持统一标准或国家优先事项。配套拨款要求受款方投入相应资源,可以鼓励其增加特定领域的支出。每种安排都会改变激励机制。如果某项服务的资金被拆分到用途规定狭窄的各个项目中,那么即使名义上已经下放,该项服务仍可能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反之,即便大部分收入来自中央,只要地方对整笔拨款拥有广泛的自主支配权,也能享有相当大的政策自主权。

在英国,当英国政府各部门的可比支出发生变化时,巴尼特公式被用于确定由此带来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大部分整笔拨款资金的变动。概括而言,计算方法是将相关支出的变动额乘以可比性百分比,再乘以人口比例。该公式是在既有基数上调整拨款,并不是对各地区需求的全面评估。税权下放还引入了整笔拨款调整机制和财政框架规则,旨在将从中央财政体系转出的收入纳入考量。

举债权又带来了其他问题。举债可以让多代人分担使用寿命较长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但也会使预算面临偿债义务和经济冲击。中央制定的规则可能会区分用于资本支出的借款与用于应对暂时性收入短缺的借款。当某级政府预期另一级政府会在其陷入财务困境时出手救助,就会出现“软预算约束”,从而削弱其控制风险的动力。反过来,严格的举债限制也可能阻碍投资,即使有关项目能够带来长期效益。因此,财政自主权不能简单地用本地筹集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它是自主裁量权、风险、再分配与责任的一整套安排。

协调、共同市场与地区争端

下放的职责很少能构成彼此独立的政策领域。河流跨越行政边界,劳动者往返不同辖区通勤,企业则面向全国市场销售产品。地方的土地利用决策可能影响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中央签订的贸易协定也可能限制地方的农业监管。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政府间关系成为权力下放的常态组成部分,而非仅在出现宪制冲突时才偶尔采取的应对方式。

协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政府首脑会议、特定领域的部长级理事会、联合行政机构、信息交流,以及正式的争端处理程序。有些安排由法律确立,另一些则依靠政治协议维系。其成效受到政党关系和谈判实力的影响。中央政府可能掌握资金分配权,或决定地方能否参与国际谈判;地方政府则拥有本地专业知识,并承担政策执行责任。因此,协商与共同决策代表不同程度的参与,不能混为一谈。

共同市场规则带来了一种尤为重要的张力。允许各地区采用不同标准,有助于开展政策试验,也能体现当地偏好。然而,标准之间过度不兼容,可能增加合规成本,或阻碍商品和服务的流通。相互认可机制使一个辖区接受的产品或资格也能在另一个辖区获得接受,而统一标准则设立共同要求。两种方式对权力的分配各不相同:相互认可保留了各地在形式上的规则制定权,却可能削弱较严格的地方规则的实际效力。

英国退出欧洲联盟使这些问题显现出来。脱欧前,欧洲层面的规则在许多原本属于下放职责范围的领域提供了共同框架。如何取代这一框架,引出了权限应回归中央机构还是权力下放后的地方机构,以及应如何管理地区差异等问题。政府间共同框架与《2020年英国内部市场法》分别采用不同机制,处理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的运行表明,拥有法定权限,与能够让规则在一体化市场中充分发挥效力,是两回事。

法院负责裁决法定权限问题,但当多个政府都具有合法利益时,仍然需要政治协商。应急管理尤其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卫生事务的职责已下放,英国各地实行了不同的公共卫生规定,而中央机构仍保有重要的经济与财政权力。这一案例表明,政策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制度失灵,政策一致也不必然意味着协调成功。评估时,必须区分各地区依法作出的选择、行政安排之间的不兼容,以及本可避免的政府责任归属不明。

民主问责与成效评估

权力下放让居民能够更直接地影响负责本地区公共服务的机构,从而有助于加强民主问责。地区议会选举使选民能够将地区政策与国防、外交事务分开评判。立法机构的委员会、公共审计、独立监督和信息公开,都可以提高决策的透明度。不过,这些益处不会自动实现:如果选民无法辨明究竟由哪个机构掌管某项服务、某种税收或某项支出限额,问责机制就会削弱。

辅助性原则为让决策更贴近受其影响的民众提供了一项依据,同时也主张,在规模或跨界影响要求更高层级采取行动时,保留该层级的作用。然而,“更贴近”并不总是意味着更有效或更具代表性。规模较小的地方机构可能熟悉当地情况,却缺乏专业人员或采购议价能力。地区政府可能便于有组织的地方利益群体接近,却忽视组织程度较低的群体。因此,机构能力和防止歧视的保障措施,与地理上的接近程度同样重要。

权力下放也为政策试验提供了空间。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不同做法,从而为比较政策实施情况和成效创造机会。苏格兰取消符合条件的当地就读学生的学费,并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个人照护,是英国内部政策分化的突出例子。这些差异表明,自治层级的选举能够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证明哪种政策更优,因为资金安排、资格条件、人口特征以及更广泛的制度环境都会影响比较结果。

实证评估面临重大的因果推断难题。要求自治的地区在改革之前,往往就已在收入、身份认同、行政能力或政治动员程度上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权力下放也常常与选举改革、资金安排调整或更广泛的民主化进程同时推行。简单比较改革前后的结果,可能会把经济状况或国家政策造成的变化归因于权力下放。因此,研究需要明确所移交的具体权力、实施时间,以及可信的比较依据。

指标的选择同样重要。地区间差异扩大,可能意味着政策更能回应地方偏好,也可能意味着公共服务获取机会不平等,或两者兼有。支出增加可能表明服务供给得到加强、成本上升,或实际需求更大。政治指标——包括参与程度、信任、制度稳定性以及少数群体的融入情况——能够反映仅凭服务统计数据无法捕捉的影响。财政指标则能揭示各项职责是否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风险分配是否透明。因此,评估权力下放,需要考察明确界定的制度安排和具体成效,而不能把所有从中央政府向外移交权力的举措都视为同一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