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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革命

里根革命通过保守派选举动员、税制改革、放松监管、司法任命及更强硬的冷战政策,重塑了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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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革命通常指与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及其1981至1989年执政时期相关的保守主义政治转型。这一转型包括降低边际税率、限制部分国内项目、减少联邦监管、增加军费开支、任命保守派法官,以及围绕宗教和社会议题动员选民。这一术语既指里根政府的政策,也指政治组织、公共论辩和联邦政府施政重点更广泛的转变。

这场转型影响深远,但各方面的变化并不均衡。里根改变了联邦税制,并推动巩固了一个持久的保守派联盟,但他并未拆除美国福利国家的主要制度。联邦支出持续增长,预算赤字扩大,几项雄心勃勃的提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在外交事务上,里根政府起初对苏联采取对抗姿态,随后转而谈判,促成了一项重要的核军备协议。

因此,“革命”是一种诠释性的称谓,而非某项单一立法计划的名称。要理解这场革命,就需要区分里根宣示的目标与实际实施的政策、经济变化与存在争议的成因,以及他任内取得的成就与1981年之前就已开始的变化。

保守主义的起源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

里根革命源自一场历经数十年发展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罗斯福新政的反对,将商界组织、有限政府的倡导者以及联邦政府经济管理的批评者汇聚到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主义成为凝聚这些力量的另一项原则。这些群体并非在所有议题上都意见一致: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有时与宗教传统主义者存在分歧,而主张缩小政府规模的人士也接受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尽管如此,他们的合作仍为里根执政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的失利,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戈德华特以悬殊差距败给了林登·约翰逊,但他的竞选活动壮大了美国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网络。里根则凭借支持戈德华特的电视演说获得了全国关注,这篇演说通常被称为《抉择的时刻》。他于1966年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任期为1967年至1975年。州长任内的经历确立了他作为全国性保守派领袖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他愿意接受包括增税在内的妥协,并不符合一味缩小政府规模的简单形象。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状况,使取代战后政策的其他方案更具吸引力。增长缓慢、失业与物价持续上涨并存的局面,被称为滞胀。1973—1974年及1979年的石油危机、生产率方面的困境,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动摇了人们对于国家经济管理能够可靠地带来繁荣的预期。1980年,以消费价格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13.5%。当时,累进税率的各档级距尚未随通货膨胀自动调整,因此一些纳税人即使购买力并未提高,也被推入了更高的税档。

政治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既有领导层的信心。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损害了公众对联邦机构的信任,而围绕学校种族融合、犯罪、堕胎以及性别角色变化的分歧,则为保守派动员创造了机会。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第13号提案大幅限制了房产税的征收,使反税诉求尤为引人注目。这场运动并不只是对经济困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围绕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社区与家庭之间权力分配的冲突。

保守派研究和倡议机构帮助将这些不满转化为政策建议。成立于1973年的传统基金会及其他机构,推动缩减监管、扩充国防以及调整社会福利项目。与供给侧经济学有关的经济学家主张,降低边际税率能够增强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力。与此同时,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在英国胜选,显示出以市场为导向的保守主义政治在国际上的显著影响力。里根的施政纲领是这一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但其政治联盟和所受的制度约束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

选举胜利与执政联盟

里根的选举联盟汇集了诉求各异的群体。工商界希望降低税负、减少监管限制。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守派支持扩充军备,并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社会保守派则着重关注堕胎、校园祈祷以及他们所称的传统家庭价值观。郊区有房一族和部分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对有关税收、通货膨胀、犯罪以及对民主党 (美国)不满的论述产生了共鸣。这一联盟的力量来自这些关切之间的交集,而非各方对某种完整的意识形态达成了一致。

有组织的宗教右翼成为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福音派的政治活动早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已存在,但杰里·法尔韦尔于1979年成立的“道德多数派”等组织,扩大了选民登记、筹款和围绕特定议题开展的竞选活动。它们的参与,使宗教选民群体与共和党候选人之间建立了更有系统的联系。不过,无论是福音派选民,还是更广泛的美国宗教信众,都并非政治立场一致的群体。里根的联盟还包括世俗保守派,以及主要关注经济状况的选民。

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里根以约50.7%的普选票和489张选举人票击败了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卡特获得约41%的普选票,独立候选人约翰·安德森则获得约6.6%。共和党还赢得了参议院控制权,这是1952年选举以来的首次。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因此,当时的国会格局与总统所属政党同时控制两院的情形大不相同。里根早期在立法上的成功,因而既需要共和党人的支持,也离不开保守派民主党人的支持。

里根政府起初将政治资源集中于预算和税收事务。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以及国会中的盟友,协助将竞选期间的宏观主张转化为立法。一些来自南方及持保守立场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常被称为“棉铃象鼻虫派”,支持了1981年施政方案的关键内容。里根在面向公众的讲话中,将复杂的预算决策描绘为政府扩张与私人主动作为之间更大抉择的一部分,从而强化了这一策略。他在广播和电影行业的经历,有助于提升他在电视上的传播效果,但立法结果并非仅由沟通能力决定。

这一联盟展现出韧性,却未能消除选举上的局限。在经济衰退期间举行的198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损失了大量席位。随后,里根在1984年以约58.8%的普选票赢得连任,在与沃尔特·蒙代尔的对决中赢下49个州,获得525张选举人票。然而,共和党仍未能夺得众议院控制权。1986年,民主党又重新控制了参议院。这些结果说明,总统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不等于选民对其政府施政纲领的所有内容都给予了毫无限制的授权。

税收、支出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设计

通常所称的里根经济学,是一套将减税、限制国内支出增长、放松监管,以及支持以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相结合的经济方案。这些政策并不总能相互促进。减税和扩军加大了联邦预算的压力,而货币紧缩最初又加剧了经济疲弱。这套方案也融合了不同的经济论点:有些强调激励机制和长期生产能力,有些则着重主张限制政府对国家资源的占用。

《1981年经济复苏税法》是这套方案在立法上的首项重大成果。该法分阶段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下调约23%,将法定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70%降至50%,并为企业投资引入了更为优惠的折旧规则。改革前,劳动所得适用的最高税率就已是50%,因此,备受瞩目的税率从70%下调这一变化,并非同等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收入。该法还规定,自1985年起,个人所得税税档随通胀调整,以减少“税档爬升”造成的自动增税。

支持者认为,降低边际税率能增强人们赚取额外收入、投资和承担经营风险的动力。一些供给学派倡导者还预测,经济增长加快和纳税人行为变化,将带来可观的税收回补。但更宽泛的主张,即整套减税措施能够完全通过自身带来的新增收入弥补税收损失,并未得到后续预算实际结果的支持。税收收入不仅取决于激励效应,也受到经济衰退、通胀、税制调整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后续立法的影响。里根政府通过包括《1982年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在内的措施,修正了最初的政策方向;该法增加了税收收入,并撤销了部分企业税收优惠。

《1986年税制改革法》体现了另一种改革思路:在降低法定税率的同时,拓宽所得税税基。该法经与国会两党领导人协商达成,取消或限制了许多税收扣除项目、避税安排和优惠措施。个人普通所得的最高税率最终降至28%,但一项逐步取消税收优惠的条款,使部分纳税人落入了边际税率为33%的区间。公司所得税税率从46%降至34%。该法还将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从20%提高至28%,并扩大了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其总体设计意在维持税收收入,而非再次大规模降低整体税负。

支出政策方面的转变则没有那么彻底。政府削减或限制了部分国内项目,但国防支出有所增加,主要法定福利项目的支出承诺也得以保留。经两党协商制定的1983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将增收措施与其他调整相结合,其中包括把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逐步提高至67岁。因此,联邦财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联邦债务总额从1981财年的约1万亿美元增至1989财年的约2.9万亿美元,反映了税收、支出承诺、利息成本和经济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

货币紧缩、经济复苏与分配格局的变化

不能仅从总统的财政政策来理解里根执政时期的经济表现。美国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早在里根就任之前的1979年,就已在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展开大规模的反通胀行动。高利率抑制了借贷,削弱了需求。尽管经济衰退带来了政治代价,里根总体上仍支持稳定物价的目标,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制度上仍独立于白宫有关税收和支出的决策。

1981年7月至1982年11月,美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1982年末,失业率达到10.8%,住房、建筑和汽车制造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遭遇了显著困难。农民和负债沉重的企业也面临高融资成本的压力。经济衰退给各地区造成了沉重损失,尤其是那些已经受到制造业衰退影响的地区。这些情况表明,不能简单地将里根执政初期描述为从失败的政府干预立即转向成功的市场改革。

随后的经济扩张势头强劲,并一直持续到里根任期结束。1984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7.2%。到1989年1月,失业率降至5.4%;1988年的全年消费价格通胀率则为4.1%。衰退过后,就业和产出均大幅增长。对于这次复苏,不同解释对各项因素赋予的权重有所不同,包括1982年后趋于宽松的货币环境、赤字带来的财政刺激、税收激励、通胀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期油价下跌,以及经济深度收缩后的正常反弹。仅凭实际出现的复苏,并不能单独确定任何一项政策的贡献。

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同样重要。美国的高利率和资本流入,推动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走强。美元升值使美国买家购买进口商品更加便宜,却加大了出口商以及面临进口竞争的国内生产商所承受的竞争压力。巨额贸易逆差成为一个重大政治议题。1985年,美国与其他主要工业化经济体共同签署《广场协议》,力求推动美元有序贬值。这种协调表明,倡导自由市场的一般性论述,与实践中通过谈判协调国际经济的做法之间存在距离。

经济扩张带来的收益分配并不均衡。20世纪80年代,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延续了此前已经出现的趋势。工资结构、工会代表覆盖范围、工业就业、技术、国际竞争和税收政策的变化,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官方贫困率从1980年的13%升至1983年的15.2%,随后降至1988年的13.1%。因此,经济总量增长与持续存在的生活困境,以及地区和人群之间的显著差异并存。对这一时期经济表现的评价,部分取决于主要衡量标准究竟是控制通胀、就业、投资、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收入分配。

监管、工会与联邦职责

里根试图改变联邦政府监管私人部门活动的方式。1981年颁布的第12291号行政命令扩大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重大监管规定的集中审查,并要求重视成本与收益。这一做法加强了总统对行政机构的监督,也使经济分析在规章制定中占据了更突出的位置。这种变化不仅涉及监管规定的数量,也涉及用来论证这些规定合理性的程序和前提。

放松监管并非始于1981年。早在卡特执政期间,航空、公路货运和金融监管领域就已发生重要变化,而且往往得到两党的支持。里根延续并扩大了这一趋势,包括在上任后不久取消联邦政府对国产石油尚存的价格和分配管制。他的政府还主张在若干商业监管领域采取限制较少的做法。不过,各行业的监管情况差异很大,法律要求、诉讼、国会监督以及各机构的职责,都限制了行政部门收缩监管的幅度。

金融领域放松监管的过程,体现了市场自由化与政府担保之间的相互作用。1982年的《加恩—圣日耳曼存款机构法》扩大了储蓄贷款协会可以开展的业务范围。当时,这些机构已经因利率变化,以及资产与融资成本之间的错配而承受着巨大压力。业务权限扩大、行业部分领域监管薄弱、高风险放贷、欺诈行为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共同促成了随后的储蓄贷款危机。这场危机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部法律,但它成为了一个重要例证,说明在缺乏充分监督的情况下放松监管可能带来财政风险。

1981年专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发动罢工后,劳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次罢工违反了联邦法律。里根下令要求管制员复工,并解雇了逾11,000名拒不服从命令的人员。此举重创了一个曾在1980年大选中支持他的工会,也成为一次备受瞩目的管理层权威宣示。它还影响了人们对雇主将如何应对劳资冲突的预期。不过,工会会员人数的长期下降也反映了其他变化,包括制造业岗位流失、工会组织程度较低的行业不断发展、雇主的抵制,以及既有劳动法的影响。

里根的“新联邦主义”主张重新分配美国联邦制下各级政府的职责。1981年的预算立法将大量专项拨款合并为用途更广的整笔拨款,在赋予州政府更大自主权的同时,削减了若干领域的资金。至于由联邦与州政府对调重大福利事务职责的更为大胆的提案,则未能成为法律。因此,联邦政府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却并未消失:各州在某些项目中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但联邦政府仍承担着广泛的支出、监管和法定福利给付义务。在环境政策和公共土地管理方面,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等官员推动的举措,也遭遇了国会的抵制、公众的反对和法律的制约。

社会政策与联邦司法机关

社会保守主义是这一联盟政治认同的核心,但它在立法上的成就,不及其在公共辩论中的显著影响。里根反对堕胎,并支持就堕胎和校园祈祷问题修改宪法的提案。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这两类提案都未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区分表态支持与实际立法十分重要:总统演讲和行政任命可以推动保守主义运动的优先议题,但宪法修正案需要国会和各州极为广泛的支持才能通过。

里根政府在民权问题上强调的立场,往往与老牌民权组织不同。分歧涉及平权行动、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补救措施,以及联邦执法的范围。尽管如此,国会仍于1982年通过了延长并强化《投票权法》的法案,里根随后签署了该法案。1988年,国会推翻了里根对《民权恢复法》的否决,扩大了联邦民权规定在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中的适用范围。这些事件表明,国家政策是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冲突中形成的,而非仅仅依照总统的意愿发展。

司法任命提供了一种影响更为持久的变革机制。1981年,里根任命桑德拉·戴·奥康纳,使她成为美国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此后,他于1986年任命安东宁·斯卡利亚,1988年任命安东尼·肯尼迪,并于1986年擢升威廉·伦奎斯特为首席大法官。1987年,参议院在围绕罗伯特·博克的宪法观点展开广泛辩论后,否决了对他的提名。里根还任命了大批联邦下级法院法官,对联邦司法机关人员构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总统任期。

政府中的法律官员,尤其是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倡导与原旨主义和司法克制相联系的宪法解释方法。这些理念试图以宪法的原初含义或最初的理解为依据,约束宪法裁判,不过其倡导者在具体方法上存在分歧。司法裁决并不总是符合政府的偏好。尤其是奥康纳和肯尼迪,并不总与最高法院最保守的成员投票一致。司法任命改变了法院,但终身任职制和司法独立使总统无法直接控制此后的裁决。

其他社会政策既体现了联邦权力的延续,也体现了其扩张。1986年和1988年的《反毒品滥用法》加强了联邦缉毒执法,并加重了法定强制刑罚;1986年的法律对快克可卡因和粉末可卡因犯罪规定了悬殊的数量门槛。这些措施获得了两党的广泛支持。艾滋病疫情也在里根任内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联邦政府的科研及其他相关支出逐步增加,但总统何时出面发挥领导作用,以及这种领导作用是否足够鲜明,始终备受争议。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C.埃弗里特·库普1986年的报告,成为联邦政府就艾滋病传播和预防问题发表的重要声明。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融合了保守主义的道德话语、司法策略、国会倡议,以及对新出现的全国性问题的应对。

扩充国防、干预与谈判

外交政策是里根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非只是将国内主张缩小政府规模的论调照搬到外交领域。里根政府增加军费开支,支持战略力量现代化,并将苏联描述为意识形态和安全层面的根本性对手。其中一些扩军措施延续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启动的政策。不过,里根扩大了这些政策的规模,并在公开言论中赋予其更突出的位置,主张增强美国实力既能提升威慑力,也能增加谈判筹码。

1983年3月公布的“战略防御倡议”提出开展弹道导弹防御研究。其技术目标之宏大,以及可能对核战略造成的影响,引发了广泛争论。与此同时,美国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前通过的“双轨”政策,继续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这一政策将部署计划与谈判相结合。欧洲的反对声浪和大规模反核示威表明,盟国之间虽有合作,公众对冲突升级与核风险仍存在严重分歧。

里根政府还在地区冲突中支持反共运动和政府,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里根主义”。美国继续并扩大了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援助,而其对反抗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则在国内引发了重大争议。在萨尔瓦多,美国在内战期间支持该国政府,而这场内战伴随着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1983年10月,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相比之下,在黎巴嫩,作为多国部队一部分进驻当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受惨重损失后撤出,其中包括1983年10月贝鲁特营房遭炸弹袭击造成的伤亡。

伊朗门事件暴露出外交政策依法监督机制的失灵。有关官员安排向伊朗出售武器,部分目的是争取让遭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并将所得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一行动涉及秘密活动、国会通过的援助限制,以及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掌控公共资金之间的关系。事件于1986年曝光后,引发了国会调查和刑事诉讼。数项定罪后来因法律理由被撤销,或受到总统赦免的影响。此事损害了里根政府的声誉,也使立法监督成为评估其国家安全工作方式的核心议题。

里根第二任期内的另一项重大转变,是转向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谈判。两人于1985年在日内瓦、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会晤,为1987年《中程核力量条约》的签署铺平了道路。该条约消除了美苏两国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整类陆基导弹,并确立了严格深入的核查措施。里根卸任时,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尚未发生。他的政策与苏联国内改革、经济压力、东欧各地的运动,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决策一道,构成了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冷战的结束不能归结为单一原因。

制度性限制与持久的政治重组

里根革命对政治竞争基本格局的改变,比它对联邦政府规模的削减更为全面。降低所得税边际税率成为全国性辩论中一个持久的议题,共和党领导人也越来越将反对增税视为本党的标志性承诺。监管审查、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分析,以及对保守派法官的遴选,在制度层面获得了更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及其他主要联邦项目得以保留,而国防开支和还本付息义务则限制了持续削减支出的可能性。

里根革命在制度层面的实际成果,体现了美国的制衡体制。里根整个总统任期内,众议院始终由民主党控制;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民主党还重新掌控了参议院。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各州捍卫自身利益,各类有组织的团体则动员起来,反对拟议中的变革。因此,里根政府依靠的是经协商达成的立法、行政行动、人事任命和有选择的预算削减,而非对政府进行一次全面重构。1986年的税制改革和1983年的社会保障协议,既是意识形态信念的体现,也是讨价还价的产物。

选民阵营的重组同样重要,却是逐步发生的。里根巩固了共和党在南方白人选民、郊区选民、宗教保守派,以及部分来自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工人阶级群体的选民中的支持。然而,南方向共和党主导格局转变的进程,在总统、国会、州及地方选举中各不相同,而且在里根卸任后仍延续了多年。经济结构调整、种族政治、宗教动员、人口迁移,以及此前已经发生的党派格局变化,都对这一进程有所推动。“里根民主党人”这一称谓概括了一种重要的投票模式,并不意味着被归入这一群体的每一位选民都永久改变了党派归属。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1988年获胜,使共和党继续掌握总统职位,但此后的历届政府都对里根时代的政策承诺作出了调整。1990年,布什接受了一项包含增税措施的赤字削减协议。后来,比尔·克林顿政府在提高最高档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削减赤字、改革福利制度,并在许多政策领域继续依靠市场。这些变化表明,里根的遗产并不是一套始终不变的政策组合。更确切地说,它确立了一系列基本前提和政治约束,后来两党的总统都不得不面对。

因此,这场“革命”的含义取决于所考察的层面。在法定税率、政党组织、政治传播和法官选任方面,变化十分显著。但在取消主要社会项目或实现联邦预算平衡方面,最初的目标并未实现。经济层面的评估将高通胀的终结和1982年后的经济扩张,与债务、不平等及产业调整等问题区分开来。外交政策层面的评估也同样分别考察军事施压、地区干预和通过谈判达成的军备削减。只要用“革命”一词来指称这些相互关联的变化,而不将它们视为对1981年以前一切事物的全面决裂,这一概念就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