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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

习惯国际法

习惯国际法由各国普遍实践中被接受为法律的规则构成,不以这些规则是否载于条约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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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之一,由通过被接受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般实践而确立的规则构成。它有两个构成要素:国家实践,以及接受该实践为法律,后者传统上称为法律确信。与仅依据条约产生的义务不同,习惯规则通常不取决于一国是否参加某项特定的书面协定。这些规则调整的事项十分广泛,包括外交关系、海洋权益、敌对行动的实施,以及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习惯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际法律体系中不存在拥有一般立法权的普遍性立法机关。条约对其缔约方具有约束力,而习惯规则则可以适用于范围广泛得多的国际社会,包括并非所有相关国家都参加了条约,或尚无全面协定的情形。不过,识别这些规则仍须审慎评估:反复出现的行为未必构成法律,官方声明未必反映实际行为,而且,对某项规则具体内容的分歧,可以与对其基本原则的广泛接受并存。

法律基础与历史发展

关于习惯国际法,最广为人知的表述见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乙)项。该项规定,法院应适用“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第三十八条还列举了国际公约、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确定法律规则之补助资料的司法判例和学者学说。尽管这一条款是为法院拟定的,但它被广泛用来说明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该条款将习惯与通过谈判达成的协定,以及通过其他方法确定的法律原则区分开来。

习惯的形成早于现代多边条约体系。外交往来、海上航行以及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反复出现的实践,并伴随着有关权利和义务的主张。近代早期的学者,如于1625年出版《战争与和平法》的胡果·格劳秀斯,在论述自然法和协定的同时,也探讨了惯例。此后,实证主义学说日益强调国家的行为及其在法律上的认可。不应将这些思想史脉络视为所有现代习惯规则均源自欧洲实践的证明:许多规则是在后来全球各方的参与、争论和制度发展中形成的。

常设国际法院的设立,使习惯的识别更加系统化。在1927年的“荷花号”案判决中,常设国际法院审议了不对某些行为提起诉讼是否表明存在法律上的禁止。法院区分了一贯不采取行动的做法与出于法律义务观念而不采取行动的做法。尽管该判决的某些方面至今仍有争议,但这一区分成为现代两要素方法的核心。此后,国际法院在涉及海洋边界、外交保护、使用武力和国家豁免的案件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方法。

非殖民化大幅扩大了国际法制定的参与范围。新独立国家对沿袭下来的规则提出质疑,并参与了有关民族自决、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和经济关系的讨论。联合国各机构提供了表达和比较法律立场的平台。成立于1947年的国际法委员会通过其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发挥了尤为重要的影响。委员会于2018年通过的关于习惯国际法识别的结论,以分别审查实践和接受为法律这两个要素为框架,梳理了大量既有学说。

国际习惯还必须与国内或共同体法律秩序中的习惯法相区别。两者都涉及具有规范意义的实践,但其参与者、承认程序及所处的法律环境各不相同。一个共同体的传统规则,不会仅仅因为存在已久就成为国际习惯。某项规则是否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取决于是否存在国际实践及接受为法律的相关证据。

国家实践:行为、一致性与代表性

国家实践是指可归属于国家、与某项被主张存在的法律规则有关的行为。它包括外交函件、行政机关的行为、军事行动、国内立法、行政措施以及国内法院的判决。官方声明既可构成言辞形式的实践,也可作为法律确信的证据。例如,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海洋主张提出抗议,即使没有发生海军对峙,抗议本身也是相关行为。评估时必须综合考察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实践,而不能假定只有外交部门才能代表国家发声。

实践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在适当情形下表现为不作为。沉默并不自动意味着同意。只有当一国知道某项主张,或按理应当知道该主张,有机会作出回应,且具体情势要求其作出反应时,沉默才具有意义。对于一项鲜为人知的行政行为,某国政府未提出抗议,其证据分量小于该国未回应一项已明确传达、且直接影响其利益的主张。保密要求、行政能力有限或情况不明,都可能解释表面上的沉默,而不意味着法律上的接受。

支持一般习惯规则的实践必须足够广泛、有代表性且一致。这并不要求每个国家的行为完全相同。在1969年的“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在审议所提出的海洋划界规则时,强调实践须广泛且几乎一致,并包括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的实践。代表性不能简化为按国家数量计票:地理位置、法律传统和相关活动各不相同的国家是否参与实践,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重视相关经验,也不意味着强国在法律上有权为其他国家制定规则。

持续时间具有相关性,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习惯规则的形成并无固定的最低年限要求。“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承认,只要满足其他要求,时间较短未必构成障碍。技术或制度的迅速变化,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大量实践。然而,单一声明或孤立行为不会仅仅因为涉及新事项就确立习惯。证据的数量、分布、一致性及其法律意义,仍然至关重要。

对于不一致的实践,必须加以评估,而不能只是计算次数。如果行为国将某次偏离解释为例外、错误或违反规则的行为,这反而可能强化对基础规则的承认。相反,如果一国采取不同行为的同时,主张自己在法律上有权如此行事,就可能对所主张的规则是否存在或其适用范围提出挑战。如果同一国家的不同机关采取相互冲突的立场,这种不一致可能削弱该国实践的证据分量。因此,考察不仅要问发生了什么,还要问相关行为是如何得到解释、受到质疑、反复发生或得到纠正的。

接受为法律及其与普通惯例的区别

法律确信将习惯国际法与习惯、便利、礼节及政治上的通融区分开来。各国可能经常互致礼仪性问候,或给予某些特权,却并不认为国际法要求它们这样做。反之,一国因认为自己享有某项法律权利而采取的做法,也可能有助于确立一项许可性的习惯规则。因此,接受为法律既包括对法律义务的认知,也包括对法律权利的认知,并不限于被认为具有强制性的行为。

法律确信的证据包括官方法律意见、外交照会、向国际法院提交的诉辩文书、对投票的解释、公开声明,以及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反应。一国政府宣称某项措施是“国际法所要求的”,比声称该措施是一项可取的政策,更能证明其法律确信。但语境始终至关重要。一国可能是在提及仅对条约缔约方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也可能是在倡议制定未来的规则,或援引现有的习惯规则。这些法律立场即使措辞相近,也并不相同。

习惯的两个要素必须分别加以确认,尽管同一份材料可能与两者都有关。一项主张特定海洋权益的国内法规,既可以构成实践,也可以表明该国为这一实践所主张的法律依据。然而,如果仅凭行为推导出一项习惯规则,继而假定该行为必然体现了对该规则的确信,就会陷入循环论证。国际法委员会2018年通过的结论明确要求,在判断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时,应注意其背景、性质和具体情形。

国际法院1986年在《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作出的实体问题判决,阐明了这一区别。法院同时考察了有关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原则的行为及法律立场。法院解释说,行为无须与规则完全一致:不符合某项公认规则的行为,可以被视为违反该规则,而非该规则已不复存在的证据。当各国援引既有法律框架内的例外,为有争议的行动辩护时,即使具体的辩解不能成立,其解释仍可能支持该框架的持续权威。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可以提供重要证据,但通常不能单凭自身创立习惯法。必须评估这些决议的措辞、投票情况、对投票的解释,以及它们与实际实践的关系。国际法院在1996年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审视了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但也指出,这些决议与各国持续依赖核威慑之间存在矛盾。在决议中反复重申某一主张,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确认一般实践及其被接受为法律的情况。

识别、证据与机构的作用

识别一项习惯规则是一项有章可循的法律分析工作,而不是寻找某一份权威文本。首先,必须足够精确地表述所主张的规则:谁承担义务、规则规范何种行为、适用哪些例外,以及据称该规则于何时已经存在。支持某项宽泛原则的证据,未必足以确立一项范围更窄的具体行为规则。例如,承认保护外国外交人员的义务,本身并不能解决特定事件中应采取何种安保措施的所有问题。

相关材料散见于外交档案、官方公报、军事手册、立法、判决、条约记录及国际组织的会议记录。各国编纂的资料汇编和实践集可以方便人们查阅这些材料,但其收录范围参差不齐。国际法院或法庭可以在审查当事方提交的材料时,一并考察其能够获取的更广泛证据。证据的日期十分重要,因为国际责任通常取决于相关行为发生时适用的法律,而不能仅以某项规则后来形成的表述为依据。

司法判决是确定习惯规则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立法。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五十九条,判决仅对当事方就该特定案件具有拘束力。尽管如此,国际法院经过论证作出的认定,在争端之外仍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其他国际法庭和国内法院的判决也可能具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其对实践及其被接受为法律的情况进行细致审查时。这些判决的说服力取决于其论证、管辖权、证据基础及各国的接受情况,而不只是取决于某一结论被重复了多少次。

国际法委员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其条款草案、结论和评注可能是在识别现有习惯,也可能是在提出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建议,或兼具两者。它们不会仅因委员会通过了这些文件,或联合国大会注意到这些文件,就自动具有拘束力。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被法院和政府广泛援用,但其中各项规定是否具有习惯法地位,必须逐一考察。委员会采用的方法以及各国的反应,都是这一评估的重要内容。

专家机构和学者的工作可以整理证据、揭示矛盾,但专业知识不能替代习惯法的构成要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5年出版了一部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重要研究著作,识别相关规则并汇集支持这些规则的实践。该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各国政府和学者也对其证据和方法的某些方面展开了争论。这类分歧体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区别:一部汇编即使极具参考价值,也不意味着其识别出的每项规则都已得到确凿证实。

与条约的互动及编纂

条约与习惯法是不同的法律渊源,但经常规范同一行为。条约可以编纂已经存在的习惯规则,帮助正在形成的规则定型,也可以通过其后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实践,促成新的习惯规则的发展。国际法委员会2018年通过的结论承认了这些可能性。但某项规定被纳入获得广泛批准的协定,并不意味着上述任何一种结果会自动发生。其措辞、谈判历史、实施情况,以及非缔约方如何对待该规定,仍然具有相关性。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8条明确保留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条约规则作为被确认为习惯法的规则,可以对第三国产生约束力。这并非一项仅凭条约本身就能将条约义务转化为非缔约方义务的例外。非缔约方之所以可能受其约束,是因为习惯法的独立成立要件已经得到满足。反过来,某些条款具有习惯法性质,也不能据此认定同一条约中的所有程序机制或制度安排同样属于习惯法。

北海大陆架案是一个重要例子。丹麦和荷兰主张,尽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批准1958年《大陆架公约》,但该公约所体现的等距离法仍通过习惯法对其具有约束力。1969年,国际法院驳回了有关规定已据此产生约束力的主张。法院审查了该规定是否能够形成一般规则、各国参与条约的广泛程度,以及后续实践和法律确信的证据。该判决并未否认条约规定可以形成习惯法,而是要求证明这一转化确已发生。

内容相应的条约规则与习惯规则可以继续独立存在。在尼加拉瓜案中,管辖权限制影响了法院适用某些多边条约规定的能力,但并未妨碍法院审查相应的习惯法义务。内容相似,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渊源合并为一项规则。它们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执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一国对条约提出保留,并不必然使其免于承担相应的习惯法义务;退出一项协定,本身也不会使适用的习惯法失效。

编纂可以使规则更加明确,但也可能带来棘手的证据问题。条约缔约方的遵约行为,可能只是履行其条约承诺,而非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即使没有该条约,同样的行为也是法律所要求的。证明力尤其强的证据,可以包括承认规则具有习惯法地位的声明、非缔约方的一贯行为,或以一般国际法为依据制定的国内措施。同样,条约谈判有时会表明,各国曾有意拒绝某项拟议的一般义务,或仅将其作为谈判达成的一揽子安排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因此,条约文本必须结合相关法律实践一并解读。

一般习惯、特别习惯与一贯反对

一般习惯国际法通常普遍适用于各国,而非仅适用于明确接受某一文书的国家。这一特点使其有别于纯粹以契约为基础的国际义务模式。其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亲自实施过相关行为。例如,海洋关系规则的存在,并不要求内陆国也拥有并运用海军舰队。判断的关键在于,支持有关规则的实践及其被接受为法律的情况,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特别习惯国际法适用于有限的一组国家。它可以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也可以仅限于因某种特定实践而相互联系的国家。要证明此类规则的存在,必须有证据表明,相关国家之间存在某种实践,且这些国家在彼此关系中接受该实践为法律。仅凭地理上的联系,并不足以确立区域习惯。在1950年的“庇护案”判决中,哥伦比亚未能证明其针对秘鲁所主张的区域习惯法上的权利,即涉及外交庇护以及单方面认定罪行性质的权利。

习惯关系也可以是双边的。在1960年的“印度领土通行权案”判决中,国际法院确认了一项地方习惯上的权利,允许私人、文职官员以及一般货物在葡萄牙沿海领土与其位于印度境内的飞地之间通行。但法院并未确认武装部队、武装警察以及武器弹药享有同等权利。该案表明,特别习惯的适用范围取决于实际存在且得到接受的行为模式,而不能假定所有相关活动都必须获得相同待遇。

一贯反对者规则处理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果始终反对某项正在形成的一般习惯规则,能否在该规则确立后不受其约束。国际法委员会2018年的结论指出,反对必须明确表达、为其他国家所知,并在规则形成过程中一贯维持。一个国家通常不能等到规则已经确立之后,才通过新提出的反对来摆脱其约束。这一学说虽被广泛讨论,但明确适用它的司法判例有限,其实际适用界限仍有争议。

1951年的“渔业案”判决经常在这一背景下被援引。国际法院在审理英国对挪威海域划界制度提出的异议时指出,所谓的十海里规则无论如何似乎都不能对挪威适用,因为挪威始终反对将其适用于挪威海岸。该判决还基于其他理由,因此不应夸大其在确立一般性的一贯反对者学说方面的作用。这一学说不允许国家对强行法规范提出反对,而仅仅不参与某项实践,也不等同于明确、持续地从法律上表示反对。

强行规范、对一切义务与法律责任

大多数习惯规则在效力位阶上并不高于其他一切国际法规则。国家通常可以通过条约对彼此关系作出不同规定,但不得违反更高位阶的规则或侵害他方权利。强行法规范则有所不同,通常称为 jus cogens。《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将此类规范界定为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减损,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的规范始得更改的规范。

因此,一项规则是否具有习惯法地位,与其是否具有强行法地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项规则可以属于习惯法,却不属于强行法;证明存在广泛实践和法律确信,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其不可减损性。国际法委员会在2022年关于强行法规范的结论中指出,习惯国际法是此类规范最常见的基础,同时承认条约规定和一般法律原则也可作为基础。委员会列出的非穷尽清单包括禁止侵略、种族灭绝、奴隶制、酷刑、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危害人类罪的规范,还包括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规则和自决权。

与之相关但有所区别的另一类义务是对一切义务(erga omnes),即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国际法院在1970年“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判决中,将此类义务与外交保护情境下对另一国承担的义务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涉及所有国家对于义务得到履行所具有的法律利益。强行法规范则涉及不可减损的地位和规范位阶。这两个范畴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但判断谁对义务的履行具有法律利益,与判断相冲突的协定是否无效,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习惯规则也是国家责任制度很大一部分内容的基础。这些次级规则处理的是: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归属于国家,何时构成违约,以及由此产生何种后果。常设国际法院在1928年“霍茹夫工厂案”判决中阐明了一项著名原则:赔偿必须尽可能消除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的条款将有关停止不法行为、在适当情况下保证不再重犯,以及通过恢复原状、金钱赔偿和抵偿提供赔偿的规则加以系统化。从分析上看,这些后果与遭到违反的初级义务是不同的。

无论一项规则具有习惯法地位还是强行法地位,都不会自动赋予法院管辖权。即使争端涉及一项根本性禁令,国际法院通常仍须以国家有效同意为管辖依据。指控的严重性也不会自动排除所有程序规则的适用。国际法院在2012年“国家管辖豁免案”判决中,将程序性豁免与规制所指控战时行为的实体性禁令作了区分。这些区分有助于避免将规范位阶、是否存在可受理争端的法院以及诉求在实体上是否成立混为一谈。

在国际法主要领域中的适用

海洋法表明,在一个技术细节繁多的领域中,习惯与条约可以共同发挥作用。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编纂了许多规则,同时也包含经谈判确立的制度和程序,不能笼统认定这些制度和程序具有何种法律地位。法院已承认与大陆架权利和海洋划界有关的习惯规则,包括公平原则在其中的作用。仍有必要确定具体条款是否具有习惯法地位,尤其是在某国并非该公约缔约国的情况下。

外交保护和豁免也是习惯国际法适用的成熟领域。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编纂了大量既有习惯,并发展了这一领域的部分法律规则。外交豁免旨在保障外交职能的有效履行,并不意味着外交人员不受法律义务约束。国家豁免则是另一项法律原则,涉及一国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对另一国行使管辖权。许多法律制度区分主权行为与商业交易,但豁免例外的范围以及执行豁免问题仍须分别分析。

禁止使用武力和自卫权既有条约法层面,也有习惯法层面。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和第51条构成了核心条约框架。在“尼加拉瓜案”判决中,国际法院也适用了习惯规则,并将必要性和相称性视为合法自卫必须满足的条件。此后的争议涉及武装攻击的认定门槛,以及应对涉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攻击所需满足的条件等问题。对基本禁令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对其所有具体适用问题都不存在分歧。

在国际人道法中,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条约规则的适用范围及缔约情况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间。习惯规则可以独立于某项具体条约规定,对冲突各方产生约束力。不过,适用于国家行为的禁令与确立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则未必完全相同。法院在适用刑法时,还必须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并确保相关罪名在行为发生时已得到足够明确的确立。一般性的人道原则并不会自动在每个细节上界定一种可予刑事追诉的犯罪。

人权与环境保护领域同样包含重要的习惯法要素,但仅凭宽泛的类别名称并不足以作出判断。禁止酷刑的习惯法规则已得到牢固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项人权条约的每一条规定都是习惯法。在环境法领域,国际法院在2010年“纸浆厂案”判决中确认,一般国际法要求:如果拟议的工业活动存在造成重大不利跨境影响的风险,尤其是可能影响共享资源,就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法院并未规定一种普遍适用、完全一致的评估程序。这些例子说明,一项规则的确切范围与其所涉及的一般事项同样重要。

国内法的接纳与持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

习惯国际法在国际层面发挥效力,不取决于各国法律体系以何种具体方式接纳它。然而,它在国内的适用取决于宪法规则、立法和司法学说。有些法律体系直接纳入普遍承认的国际法规则;另一些体系则要求通过立法赋予这些规则特定效力,或限制法院适用这些规则的情形。国内法院无法强制履行某项国际义务,并不必然免除国家的国际责任。反过来,一项规范在国际上获得承认,也不会自动在国内产生诉因或救济手段。

德国《基本法》提供了一个突出的宪法范例:其第25条将国际法的一般规则纳入联邦法律,并赋予其优于制定法的效力。在英国,法院将习惯国际法视为与普通法相关的法律依据,但其适用受到宪法限制和相抵触的立法的制约。英国上议院在2006年的 R v Jones(王室诉琼斯案)判决中认定,侵略在习惯国际法上具有犯罪地位,并不意味着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它就成为可在国内法院起诉的罪行。接纳国际规则与在国内创设刑事罪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美国的法律学说同样体现了承认与可强制执行性之间的区别。在1900年的“帕克特·哈瓦那号案”(The Paquete Habana)中,最高法院认为,在没有具有支配效力的条约或行政、立法、司法行为规范相关事项时,国际法属于法院应当查明并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在2004年的“索萨诉阿尔瓦雷斯-马查因案”(Sosa v. Alvarez-Machain)中,最高法院仅允许依据《外国人侵权法》提出范围狭窄的一类请求,其依据必须是足够明确且得到接受的国际规范。后续判决进一步限制了依据该法提起的诉讼。这些判例并未确立每一项习惯国际法义务都可由私人原告直接诉请执行的原则。

一个持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是各国实践的可见程度不均。拥有庞大外交机构、公开法律意见和详尽军事行动记录的国家,在可获取的证据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份额。依赖这些记录,可能会掩盖另一些国家的立场,因为这些国家的实践较少公开,或较少以广泛使用的语言呈现。国际机构中的声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平衡,但若将声明视为决定性证据,又会削弱所表达的偏好与已被接受的法律之间的区别,造成另一种问题。要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证据,就必须同时关注国家行为,以及各国得以表达法律立场的具体条件。

新技术使这些困难更加突出。在网络安全领域,各国政府日益频繁地公布其对现有国际规则如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看法,但实际行动往往属于机密、存在争议,或难以确定归属。当环境变化影响既有的地理假设,或自动化系统改变军事行动时,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既有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可以适用于新的事实,而不一定需要制定全新的规则。如果有人主张存在真正的新义务,同样的问题仍具有决定性意义:哪些行为算作国家实践,这些实践是否具有代表性,以及各国是否将所提出的标准接受为法律,而不仅仅是倡导将来采纳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