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责任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原则:军事指挥官及某些文职上级如果有过错地未行使其职权,可能须对下属所犯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的核心关切,不仅是谁下达了犯罪命令,更在于谁有权防止犯罪或对犯罪作出应对,却在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知情程度的情况下未行使该权力。依适用法律文书的不同,上级须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防止犯罪、制止犯罪行为、惩处犯罪者,或将有关事项提交主管机关。
这一原则将个人责任与军队、警察部门、拘禁系统及其他具有上下级结构的机构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在高级官员虽身处远离暴行发生地的地方,却收到有关暴行的信息,并仍对责任人员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这一原则尤为重要。指挥责任并非仅凭职级就自动产生的责任:控方必须证明上下级关系、适用的主观要件,以及上级有过错地未采取其职权范围内的措施。
现代指挥责任原则是在战争法、1945年后的审判、各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与判决,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法律渊源虽具有共同的结构,但在知情要求、文职领导人员、因果关系以及所规定的具体义务等方面存在差异。
法律性质与适用范围
指挥责任是一种个人刑事责任,其依据是上级自身未履行监督和控制职责。基础犯罪由下属实施,但上级是否承担责任,还取决于与其权力、掌握的信息以及可采取的行动有关的其他事实。因此,不能仅因同一军队中的某个成员实施了犯罪,就认定指挥官负有刑事责任;被任命担任高级职务本身,也不足以确立认定责任所需的上下级关系。
这一原则通常被称为不作为责任。不过,各法律体系对其确切性质仍有不同理解:它既可被视为对下属犯罪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也可被视为侧重于追究上级因过错而未履行控制职责的责任。这一区别会影响若干问题,例如不作为与犯罪之间须具备何种联系、定罪的表述方式以及量刑。无论如何界定其性质,国际法庭都一再否定指挥责任属于严格责任的观点。
指挥责任适用的犯罪范围,取决于适用这一原则的法院所享有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庭曾将上级责任适用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战争罪必须与武装冲突存在联系;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则有不同的背景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一定发生在战争期间。控方必须证明相关基础犯罪成立,包括证明行为人具有该犯罪所要求的故意。上级的知情情况与不作为则是另外需要认定的问题:例如,不能将行为人的种族灭绝故意自动归于指挥官。
指挥责任不同于直接下令实施犯罪、故意协助犯罪或参与犯罪计划。上级若指示部队杀害平民,可能因下令实施杀戮而承担责任,无须以其未履行监督职责为依据。反过来,上级即使既未下令也未批准杀戮,仍可能因收到足够明确的信息后未采取行动而承担责任。起诉时可以将数种责任形式作为备选指控,但每一种责任形式都有各自的构成要件。
这一原则也不同于国家责任。即使没有任何指挥官个人被定罪,国际不法行为也可能引起国家责任。另一方面,个人的刑事责任必须通过相关刑事程序,依照适用的证明标准加以认定。指挥责任的范围同样比政治问责更窄:制度性失灵即使不满足国际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可能导致辞职、免职、议会批评或行政处分。
从军事职责到刑事责任理论的发展
指挥责任的历史基础在于军事权力与维持纪律义务之间的关系。早期军事法典要求军官约束部队,但这些规定并不必然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指挥责任理论。因此,必须区分历史先例与明确规定个人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则:后者要求上级在明知下属犯罪,或因自身过错而不知情的情况下,因未能防止或惩处此类犯罪而承担责任。
1907年《海牙章程》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第1条要求,符合条件的民兵和志愿部队须由一名对下属负责的人指挥;第43条则规定了占领国恢复并确保公共秩序与安全的义务。这些规定有助于阐明有组织的权力与遵守战争法规之间的联系,但并未完整列明后来指挥责任理论的构成要件。
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诉讼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年,美国一个军事委员会就日军在菲律宾实施的暴行,判定日本将领山下奉文有罪。指控针对的是他未履行控制部队、防止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职责。1946年,在“山下奉文案”(In re Yamashita)中,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军事委员会的权限,并驳回了他的救济申请。这一裁决并未提出后来各法庭所发展的、有关有效控制及不同知情标准的详细框架。
山下奉文案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其中涉及通信中断、他实际控制哪些部队、指控范围过于宽泛,以及军事委员会审理中的程序保障等问题。弗兰克·墨菲和威利·拉特利奇两位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对诉讼程序的某些方面及其法律依据提出了质疑。因此,援引所谓“山下标准”,可能会掩盖围绕该案究竟确立了什么,以及其推理与当代法律有多大相似性所存在的重大分歧。
其他战后判决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1948年,美国设在纽伦堡的军事法庭在“最高统帅部案”判决中,强调责任须以个人失职为基础,而非仅因担任指挥官就自动产生。“人质案”也审查了指挥官对其责任区域内违法行为所负的义务。这些审判使权力与个人过错都成为核心问题。
后续发展带来了更明确的表述。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6条和第87条规定了上级责任与指挥官职责。此后,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国际法庭发展出详尽的判例法;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则分别对军事指挥官和其他上级作出了规定。
条约规则与国际法庭规约
指挥责任既源于条约法,也源于国际习惯法。这两种法律渊源有所重叠,但不应认为二者在所有细节上都完全相同。条约条款在其自身法律框架内具有约束力,而某项具体规则是否具有习惯法地位,则取决于相关国家实践及其是否被接受为法律。法院还必须依照罪刑法定原则,考虑被指控行为发生时适用的法律。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就国际性武装冲突对《日内瓦公约》作出补充。第86条第2款规定,如果上级知道,或掌握了在当时情形下应足以使其得出结论的情报,表明下属正在或即将实施违反行为,却未采取其权力范围内一切可行措施加以防止或制止,则下属的违反行为并不免除上级的责任。第87条明确规定了防止、制止和报告违反行为的义务,以及确保有关人员了解其在国际人道法下所负义务的职责。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采用了十分相近的措辞。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7条第3款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6条第3款针对的是以下情形:上级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下属即将犯罪或已经犯罪,却未采取必要且合理的措施防止这些行为或惩处犯罪者。这些条款并未明确将军事上级与文职上级分为不同类别。
《罗马规约》第28条则作出了这一区分。根据第28条第(一)项,军事指挥官或实际履行军事指挥官职责的人,如果未能适当行使控制权,致使其有效指挥和控制下,或有效管辖和控制下的部队犯罪,可能须对这些罪行承担责任。其前提是,该指挥官知道,或根据当时情形本应知道,部队正在或即将实施这些罪行。
第28条第(二)项涉及上述军事类别以外的上下级关系。该项要求,上级知道,或有意识地无视明确表明下属正在或即将犯罪的信息。这些罪行还必须涉及上级有效负责和控制范围内的活动。这两类规定均要求,上级未采取其权力范围内一切必要且合理的措施,以防止或制止犯罪,或将此事提交主管机关处理。
这些表述不能未经分析就相互替换。“有理由知道”“本应知道”和“有意识地无视信息”所设定的判断标准各有不同。同样,《罗马规约》中明确规定因果关系的措辞,并未出现在上述两个特设法庭规约的相应条款中。
有效控制与上下级关系
判断上下级关系是否成立的核心标准是有效控制,即是否具有预防下属犯罪或惩处责任人的实际能力。这需要根据事实加以认定,而不能仅凭正式职级作出结论。正式任命、组织架构图和书面规章都是相关证据,但必须结合相关时期权力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评估。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的 Čelebići(切莱比奇)案尤具影响力,该案涉及1992年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处拘禁营的罪行。该案1998年的一审判决和2001年的上诉判决均将有效控制视为决定性标准。依法任命的上级和事实上的上级都可能适用这一责任原则,但仅有重大影响力而未达到有效控制的程度,并不足以构成责任。一个人的声望、政治地位或接触高级官员的渠道,并不必然证明其对犯罪实施者具有支配权。
证明有效控制的证据可以包括以下能力:发布具有约束力的命令、部署或撤回人员、任免军官、启动调查、实施纪律处分,以及确保指令得到遵守。向上级提交的报告、请求授权的文件,以及记载如何应对先前不当行为的材料,都可能揭示实际的指挥链。没有任何单一指标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决定性。例如,如果任命和执行实际上由另一个组织控制,那么名义上的人员罢免权可能并无多少实际作用。
多名上级可能同时对同一支部队行使有效控制。行动指挥权与纪律管理权可能相互重叠,责任也未必仅限于直接指挥官。然而,必须分别证明每名被告所拥有的权力。指挥链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其中每名军官都掌握相同的信息、拥有同等权力,或具有同样的实际干预机会。
文职上级也涉及类似的事实认定问题。部长、地方行政官员或组织领导人即使没有军衔,也可能对相关人员拥有实际支配权。反之,知名公众人物也可能不具备这一责任原则所要求的权力。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上级身份的认定还决定了应适用第28条的哪一项规定:形式上具有文职身份、实际上履行军事指挥官职能的人,可能适用第28条第(a)项,而非针对其他上下级关系的规定。
时间因素同样重要。有效控制可能取得、丧失或中断,因此必须将其与相关事件联系起来。在2003年 Hadžihasanović and Kubura(哈季哈萨诺维奇和库布拉)案的中间上诉裁定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依据其所适用的习惯法规则,拒绝认定被告须因未惩处其接任指挥职务之前发生的罪行而承担责任。这一裁定说明,不能将审判时或冲突后期某个阶段拥有的权力,直接倒推至此前的时期。
知情、警示信息与可归责的不知情
主观要件是区分刑事责任与仅仅认为监督本可做得更好的关键。实际知情可以通过报告、承认、会议记录或通信等证据直接证明,但更多时候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加以推断。相关证据可能包括犯罪的数量及其反复发生的情况、犯罪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持续时间、指挥官所在位置、报告制度,以及有关行为是否容易被察觉。
这类推断仍须符合刑事证明标准。在国际刑事法院,认定有罪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大规模或广为人知的侵害行为模式,可以支持指挥官知情的推断,但行为广为人知并不能自动取代证明。法院必须区分两类证据:一类仅表明组织内部某处存在相关信息,另一类则将这些信息或获取这些信息的相应义务与被告联系起来。
依照特设刑事法庭采用的“有理由知道”标准,核心问题是:上级当时可获得的信息,是否足以使其注意到下属可能犯罪,并表明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在切莱比奇案的上诉判决中,法庭否定了将该标准解释为一般过失责任的做法,即不能仅因上级未能发现信息就追究其责任。可获得的信息不必完整说明事件经过,也不必指明每一名受害者,但必须具有足够的相关性,能够使上级警觉到有关风险。
《罗马规约》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对军事指挥官采用了范围更广的“理应知道”表述,并要求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这一表述涵盖了与军事指挥职责相适应的主动警戒义务。指挥官不能仅凭报告机制不健全,或回避正常监督本可揭示的信息,就当然免于承担责任。不过,这一规定并未免除对有效控制、下属犯罪以及未采取必要措施等要件的证明要求。
对于其他上级,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要求其已经知道,或有意无视明确表明下属正在或即将犯罪的信息。这与适用于军事指挥官的“理应知道”表述并不相同。控方必须证明上级可获得哪些信息,以及上级是否有意无视这些信息,还须证明有关罪行涉及上级负有实际责任并实施有效控制的活动。
知情的时间决定了随之产生的义务。在犯罪策划阶段收到信息,可能使预防行动成为可能;在行动进行期间收到信息,可能要求上级介入;事后收到信息,则可能触发调查、惩处或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义务。因此,法院不仅必须查明上级知道什么,还必须查明相关信息何时变得可获得,以及在那个时间点仍有可能采取哪些行动。
预防、制止、惩处与移送
这一法理所规定的义务与上级实际拥有的权力相联系。预防是指在犯罪发生前采取措施。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些措施可包括下达明确、合法的命令,开展人道法培训,实施行动监督,建立有效的报告机制,保护被拘禁者,撤换存在可识别危险的人员,以及调整部署或拘禁做法。当具体信息表明犯罪即将发生时,仅作一般性指示可能并不足够。
制止是指阻止正在发生的犯罪,并防止其持续或再次发生。指挥官收到有关虐待行为正在发生的可靠信息后,可以采取的措施可能包括:下令停止相关行为,使有关人员不再接触受害者,确保拘禁场所的安全,请求依法有权介入的部队采取行动,或暂停某项行动。每项措施是否适切,取决于可用的通信手段、距离、其他行动上的制约,以及指挥官实际具有的控制能力。
各特设法庭的规约明确提到了惩处。这并不意味着每位上级都必须拥有司法权,或亲自判处刑罚。没有此类权限的上级,仍可能负有启动调查、保存证据、报告罪行或将嫌疑人移送主管机关的义务。反之,如果已有信息表明发生了严重国际罪行,而上级有权启动更为适当的程序,那么轻微的纪律处分可能并不足够。
《罗马规约》使用的表述是防止或制止犯罪,或将此事提交主管机关调查和起诉。因此,移送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应对方式,但是否足以履行义务,仍取决于具体情境。转交指控时不提供相关信息、在转交的同时阻挠调查人员,或将指控转交给无力采取行动的机构,都可能不足以履行义务。法院审查的是应对措施的实质,而不只是是否在形式上提交了报告。
对“必要且合理的措施”的评估,应以被告权力范围内能够采取的措施为依据,而不是以事后重构的理想应对方式为标准。这项义务并不要求保证下属服从命令,也不要求保证每一起犯罪都能得到预防。同样,某项措施未能奏效,也未必就足以证明存在应负刑事责任的失职。需要考察的是当时有哪些措施可供采取、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可能发挥多大作用、当时掌握了哪些信息,以及上级的应对是否符合适用的法律标准。
国际刑事法院2018年对本巴案作出的上诉判决,尤其突出了这种针对个人具体情况的评估。多数意见批评了审判分庭在评估一名部队在境外行动的指挥官可采取哪些措施时的部分做法,并强调,不能不受限制地以事后视角评判指挥官。该判决并未使远离现场的指挥官自动获得免责,而是表明,必须认真考量实际限制、已作出的调查努力,以及控方所指出的其他可行措施。
因果关系及与其他责任形式的界限
因果关系是指挥责任在不同法律规定中的主要区别之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7条第3款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6条第3款,均未明确要求证明上级的不作为导致了下属犯罪。两法庭的判例通常也不将独立的因果联系视为一项额外的构成要件。这种处理方式对于惩处义务尤为重要:犯罪完成后发生的不作为,通常不可能成为先前犯罪行为的原因。
相比之下,《罗马规约》第28条提及,上级未适当行使控制“致使”犯罪发生。这一措辞要求关注控制不力与下属犯罪之间的联系。但其解释存在困难,因为第28条也涉及犯罪开始后或完成后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未调查某次犯罪可能使同类犯罪再次发生,但这一判断必须有证据支持,不能仅因后来发生了犯罪就作此推定。
2016年本巴案的一审判决审查了因果关系要求,包括未能行使控制与犯罪风险上升之间的关系。由于该案的有罪判决于2018年在上诉中基于其他理由被撤销,不应将一审阶段的相关论述视为上诉审对第28条下所有因果关系问题的最终裁断。预防、事后制止与法条中因果关系措辞之间的关系,仍是法律解释中的重要议题。
指挥责任还必须与帮助和教唆相区分。帮助责任通常涉及为犯罪提供便利的行为,以及所要求的主观要件。上级责任则取决于上下级权力关系,以及未履行由此产生的义务。供应商或顾问可能在不控制犯罪实施者的情况下协助犯罪;指挥官也可能虽对下属拥有有效控制,却未采取行动,而并未提供积极的协助。
这一原则同样不同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例发展出的共同犯罪事业,也不同于国际刑事法院认可的各种共同实施犯罪形式。参与共同犯罪目的与未履行监督义务,不能混为一谈。支持其中一种责任形式的证据,也可能与另一种有关,但法院必须明确认定责任所依据的具体法律基础。
最后,指挥责任不能与上级命令抗辩相混淆。前者涉及上级对下属犯罪所负的责任;后者涉及奉命行事者的法律地位。《罗马规约》第33条严格限定了服从命令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命令的存在不会消除发令者的责任,而下属承担责任,也不意味着指挥官的行为自动符合第28条另行规定的各项构成要件。
裁判、证据与国内实施
指挥官责任案件需要在组织的多个层级上进行举证。检察官必须证明基础罪行的存在,证明犯罪实施者受被告有效控制,证明被告的知情程度符合相关标准,并指出被告未采取哪些必要且合理的措施。证据可以包括命令、值勤表、无线电通信日志、行动报告、拘押登记册、纪律处分记录、证人证言和调查记录。被告在事件发生前后的行为可以有助于证明其权力和知情情况,但不能替代对指控构成要件的证明。
如果可靠证据证明,罪行是由被告有效控制下的部队成员实施的,就不一定需要逐一查明每名直接实施者的姓名。反过来,仅仅证明罪行发生在与某个组织有关的地区,本身并不足够。对某一地区的控制、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以及对实际犯罪实施者的控制,是相互关联但各不相同的待证事项。
切莱比奇案的各项判决,至今仍是认定有效控制和知情的重要判例依据。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于1999年作出的卡伊谢马和鲁津达纳案判决,也说明了上级责任对文职当局的适用。这些案件有助于确立一项认识:该原则并不限于传统的战场指挥关系。拘押设施、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具有实际纪律管理层级的组织,也可能形成相关的上下级关系,前提是所要求的控制得到证明。
本巴案的诉讼既展示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也揭示了其在证据认定上的界限。2016年,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审判分庭依据第28条第(a)款,就刚果解放运动部队于2002至2003年间在中非共和国实施的罪行,判定让-皮埃尔·本巴有罪。2018年,上诉分庭以三比二的多数裁定他无罪。多数法官指出,原判在指控范围以及对其可采取措施的评估方面存在错误。这一无罪判决并未否定第28条,也没有确立跨境行动的指挥官不可能承担责任的规则。
各国在国内法中的实施方式有所不同。德国《国际刑法典》第4条规定了未能防止下属犯罪的责任,另有条款规定未履行监督和报告义务的责任。英国《2001年国际刑事法院法》第65条对指挥官及其他上级责任的规定,与第28条的措辞十分接近。法律条文结构的差异可能影响所要求的主观要件、犯罪的定性以及可适用的刑罚。
国内诉讼还取决于管辖权、可适用的豁免、证据规则以及实施立法的时间效力范围。在国际刑事法院,互补原理通常使真正开展的国内调查和起诉享有优先地位。无论诉讼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进行,正当程序都要求指控足够具体、证据得到披露和审查,并要求针对个人作出责任认定,而不能仅凭其身居高位就推定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