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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武装冲突

国际性武装冲突是国家间冲突的一种法律类别,触发适用规范敌对行动、占领及受影响人员保护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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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武装冲突是指国家之间诉诸武力,或一国领土被另一国占领的情形,即使占领未遭遇武装抵抗也包括在内。这一定性决定了国际人道法中相当一部分规则的适用,尤其是1949年四部日内瓦公约的适用。其判定主要依据事实,而非是否宣战、是否在外交层面承认冲突存在,或当事方使用何种措辞。根据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某些争取自决的斗争也属于国际性冲突的范畴,但须符合该条约规定的条件。

这一类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触发适用有关战斗员、战俘、平民、军事占领、人道主义援助及敌对行动实施方式的详细规则。它与使用武力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的问题有所区别。行使自卫权的国家与应对非法攻击负责的国家,均受适用的人道法规则约束。对冲突进行定性时,还须区分国家间的敌对行动与涉及有组织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战斗:同一领土上可能同时存在数场在法律上彼此独立的冲突。

历史发展与法律基础

现代国际性武装冲突法源于规范主权交战国之间关系的规则。19世纪的法律编纂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战争应如何进行,以及受战争影响的人应受到何种待遇。1864年《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对伤兵和军队医疗部门的保护。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对陆战、中立及特定武器等事项作出了规定。这些条款反映了当时的国际体系:正式战争仍被视为一种公认的法律制度,但人道义务对战争实施方式的限制日益增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暴露出既有保护制度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在保护处于敌方控制下的平民方面。1949年8月12日,各国通过了四部《日内瓦公约》:第一公约保护陆上武装部队的伤者和病者,第二公约保护海上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第三公约保护战俘,第四公约则主要保护落入敌手的平民和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四部公约均设有共同第二条,规定其对国家间冲突和占领的适用。此后,这些公约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加入,使这一框架具有极为广泛的条约基础。

1977年6月8日通过的第一附加议定书补充了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它完善了保护平民免受攻击影响的规定,整合了有关敌对行动实施方式的规则,并修订了战斗员和战俘地位的部分规定。与《日内瓦公约》不同,该议定书并未获得所有国家的加入。因此,进行法律评估时,必须区分源于该议定书这一条约的义务,以及作为国际习惯法而独立约束各国的规则。许多核心原则,包括区分原则和禁止不分皂白攻击的原则,都具有习惯法基础,但并非条约中的每一项具体规定都自动具有这一地位。

传统上,与作战方法和手段相关的“海牙法”和与受害者保护相关的“日内瓦法”之间的区分,仍具有历史意义,但在当代法律中并非严格的划分。保护平民的规则影响攻击目标的选择,而对武器的限制则同时保护平民和战斗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拟订条约提案、开展人道活动和出版评注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其解释具有影响力,但本身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也不能取代国家对条约的同意,或取代认定习惯法所须满足的条件。

冲突的认定门槛、开始与结束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二条适用于经宣战的战争,也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发生的“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方不承认战争状态也不例外。这一措辞旨在防止政府以警察行动、边境事件、干预或其他有限措施等名义描述军事行动,从而规避人道义务。因此,正式宣战并非必要条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分庭在1995年“塔迪奇案”的管辖权裁定中指出,只要国家之间诉诸武力,或出现某些特定的有组织非国家暴力情形,即存在武装冲突。

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通常适用的认定标准不同,国家间武装冲突的认定一般不要求战斗持续较长时间,也不要求在对立双方具有国家属性之外另行达到某种组织程度。因此,国家武装部队之间的短暂交火,或俘获敌方军事人员,都可能使相关规则开始适用。对于伤亡人数、所用武器或战斗持续时数,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量化门槛。不过,边境遭遇、意外事件和未经授权的行为,仍可能引发疑问:这些事件是否构成国家间的敌对武装行动?作出法律定性时,必须考察有关行为及其归属,而不能仅看是否发生了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

占领是触发相关规则适用的另一种情形。共同第二条明确规定,即使未遭遇武装抵抗,对缔约国领土的部分或全部占领也在其适用范围之内。居民获得占领法保护,并不以入侵军队先与对方军队交战为前提。反过来,基于有效同意的外国军事存在,通常不会仅因外国部队在实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力就构成占领。因此,同意是否存在、其范围如何以及是否持续有效,都十分重要,尤其是在部队超出约定授权范围,或在同意被撤回后仍继续驻留的情况下。

实际战斗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道义务都随之终止。停火可能只是中断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武装冲突;而在大规模敌对行动停止后,战俘、被拘禁的平民和被占领土居民仍可能继续受到保护。《第一附加议定书》将一般适用的终止与军事行动的全面结束相联系;在被占领土上,则与占领的终止相联系,同时为等待释放、遣返或重新安置的人员保留保护。具体条约还载有更为专门的时间适用规定。因此,法律分析必须区分战斗的结束、占领的结束,以及对仍处于一方权力之下的个人所负义务的履行完毕。

干预及涉及武装团体的冲突的分类

国际性武装冲突不必涵盖暴力发生的整个战区,也不必涉及在那里作战的所有行为方。冲突分类以各方之间的关系为依据:考察哪些当事方相互交战,以及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同时与另一国家进行国际性武装冲突,并与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进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仅给一个国家或一场军事行动贴上单一标签,并不总能确定适用的规则。某次具体的拘留、攻击或移送,可能需要与特定的冲突关系相联系。

外国干预体现了这种复杂性。如果一国经领土所在国政府有效同意,派遣部队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作战,外国的介入本身并不会使战事变成国际性武装冲突。如果这些部队转而与领土所在国的武装部队交战,就会产生国家间冲突。未经另一国同意,在该国领土上仅针对非国家团体开展的行动,则引出了进一步的分类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即使双方武装部队之间没有交火,这种未经同意的干预也可能导致与领土所在国之间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其他法律观点则要求存在更直接的国家间对抗。这一分歧涉及冲突分类,与干预是否违反主权或《宪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国家与武装团体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提供资金援助、武器、训练、政治支持或后勤援助,并不自动意味着受支持团体的一切行为都成为支持国的行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1999年塔迪奇案的上诉判决中,采用了“总体控制”标准,以判断有组织武装团体与外国的关系是否使冲突国际化。国际法院在2007年有关《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判决中,将这一问题与更严格的“有效控制”标准加以区分;后者用于在确定国家责任时,将特定行动归因于某个国家。这些标准回答的是不同问题,不应视为可以互换。

《第一附加议定书》增设了一个特定于该条约的类别。第1条第4款将各民族在行使民族自决权时,为反对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种族主义政权而进行的武装冲突纳入其中。第96条第3款规定了一项机制,使代表此类民族的当局能够通过声明,承诺适用各公约和该议定书。这些规定并未将所有分离主义斗争、独立运动或内部起义都归类为国际性武装冲突。其适用取决于条约框架以及相关的法律和事实条件,而其是否具有更广泛的习惯国际法地位,也未获普遍认可。

战斗员、战俘与受保护平民

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法律对战斗员与平民作出了完备的区分。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成员,除适用特别规则的医务人员和宗教人员外,通常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这种战斗员身份通常意味着,他们不会仅因实施合法战争行为(例如攻击敌方军事单位)而受到敌方的刑事追诉。但这种豁免并不涵盖杀害俘虏、蓄意攻击平民、酷刑或其他被禁止的行为,也不妨碍对与合法参加敌对行动无关的犯罪进行追诉。

《日内瓦第三公约》规定了战俘身份及待遇。其保护对象包括武装部队成员,以及在符合特定条件时的某些民兵、抵抗运动成员、随军平民和自发抵抗逼近的入侵者的居民。《第一附加议定书》对其缔约方所适用的部分规则作了调整,其中包括与平民居民相区别的要求。如果对实施了交战行为的人是否属于受保护类别存有疑问,《第三公约》第五条要求,在主管法庭确定其身份之前,给予其公约规定的保护。

拘禁战俘本身并非刑事惩罚,其主要依据是防止被俘的敌方人员重返战场。战俘必须受到人道待遇,免遭暴力和恐吓,并受到保护,不受侮辱,也不被当作公众猎奇的对象。不得为获取情报而对战俘施加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第三公约》对伙食、住宿、医疗、劳动、纪律、通信和司法程序均作出了规定。第一百一十八条要求,在实际敌对行动停止后,应立即释放并遣返战俘,但须遵守有关未决刑事诉讼及刑罚执行等事项的规定。

《日内瓦第四公约》保护在冲突或占领期间落入冲突一方或占领国手中、且不具有该方或该国国籍的平民,但公约规定的特定国籍例外情形除外。公约中“受保护人”这一专门法律类别的范围,比通常意义上的平民更窄。不属于该类别的人并不因此丧失一切法律保护:其他条约规则、习惯法以及适用的人权法仍然与其相关。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在参加期间不再享有免受直接攻击的保护,但参加敌对行动并不意味着酷刑禁令失效,也不意味着可以不经合法程序对其施以惩罚。与享有战斗员特权的人不同,平民可能因参加敌对行动而受到国内法的刑事追诉。

关于攻击和军事行动的规则

敌对行动的实施受到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的共同约束。区分原则要求冲突各方区分平民与战斗员,以及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军事目标是指依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且在当时情况下,将其摧毁、夺取或使之失去作用能带来明确军事利益的物体。仅凭某一物体的经济重要性或政治象征意义,并不足以认定其符合这一定义。

比例规则禁止发动预计会造成附带平民死亡、受伤或民用物体损害,且这种损害相对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而言过度的攻击。该规则关注的是预期的附带损害,并不要求交战双方的伤亡人数相等。不能以军事收益超过平民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为由,使针对平民的攻击变得合法。评估必须着眼于作出决定时的预期,并以当时的情况及合理可获得的信息为依据;实际后果仍是重要证据,但不能仅凭这些后果判定原先的决定是否符合该规则。

预防措施将这些原则转化为行动中的具体义务。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核实目标,选择能够避免或尽量减少附带平民损害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并在发现攻击显然违法时取消或中止攻击。对于可能影响平民的攻击,必须事先发出有效警告,除非情况不允许。防御方同样负有义务,包括在最大可行范围内,避免将军事目标设在人口稠密地区之内或附近。敌方未采取预防措施,并不免除攻击方自身的义务;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也不会使其丧失平民身份。

军事必要性只能在这些规则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冲突一方不能仅以酷刑或蓄意攻击平民能够加速取胜为由,为这些行为辩护。武器还受到禁止造成不必要痛苦以及禁止使用本质上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等规则的限制。有关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的条约制度,则根据各方的缔约情况及适用的习惯法规则,规定了进一步的义务。对文化遗产、医疗设施和含有危险力量的装置的保护,还涉及其他规则,其中有些规则附有特别条件。用于军事目的的民用物体可能成为军事目标,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其地位及所需采取的预防措施。

军事占领与权力的行使

军事占领是一种事实状态,并不意味着主权转移。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第42条规定,领土实际置于敌军权力之下时,即视为被占领;占领仅及于该权力已经建立并能够行使的领土。核心问题在于有效控制:外国军队能否取代领土所属国政府行使权力。入侵、轰炸或临时过境,并不必然构成对整个相关地区的占领。控制程度可能因地区而异,也可能随时间变化。

占领国承担义务,是因为它行使了权力,而非因为它取得了合法权原。《海牙陆战法规》第43条要求占领国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恢复并确保公共秩序和社会生活,同时尊重现行法律,除非存在绝对无法遵守的情形。《日内瓦第四公约》进一步规定了涉及平民、食品和医疗物资、公共卫生、刑事诉讼及救济的广泛义务。占领法旨在规范外国控制下的局势,既不将被占领土视为占领国自身的领土,也不允许占领国不受限制地改造当地制度。

安全措施受到法律约束。在被占领土内,只有出于绝对必要的安全理由,才可对受保护人采取指定居所或拘禁措施,而且必须履行规定的复审程序。集体惩罚、劫持人质和掠夺均被禁止。《日内瓦第四公约》禁止将受保护人个别或集体强行转移或驱逐出被占领土,但对因平民安全或迫切军事理由而必须进行的临时疏散,规定了适用范围严格限定的例外。第49条第6款还禁止占领国将其本国部分平民人口驱逐或迁移至其占领的领土。

有组织的战场抵抗结束后,占领仍可能持续。同样,抵抗团体继续存在,也不必然意味着有效占领已经终止。单方面宣布吞并也不会使当地人口失去保护:《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7条明确保障受保护人不因吞并或当地制度及政府的某些变更而被剥夺公约赋予的权利。因此,判断占领是否结束,需要考察外国权力是否实际终止,包括其后继续存在的军事驻留是否基于有效同意。如果撤军后仍从外部对关键职能保有实质控制,其法律后果则取决于所保留权力的性质和范围。

医疗救护、人道救济与流离失所者

对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的保护,是这一法律体系中历史最悠久的组成部分之一。因受伤、投降、失去知觉或类似的失能状况而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在符合适用条件的情况下,不得成为攻击对象。冲突各方必须在情况允许时搜寻和收集伤病人员,并在不作不利区别的情况下给予救护。救治的优先顺序应根据医疗上的紧迫程度确定,而非国籍或所属军事阵营。还必须搜寻死者,尽可能确认其身份,并以尊重的态度对待遗体,同时借助信息系统查明失踪人员和被俘人员的情况。

医务人员、医疗单位和医务运输工具享有特别保护。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是受规则约束的保护性标志,并非可供军事用途任意使用的通用符号。医疗保护并不意味着可以利用医院掩护作战行动。根据所适用的条款,医疗设施若被用于实施超出其人道主义职责、危害敌方的行为,可能丧失保护;但通常只有在发出警告且警告未获理会后,保护才可终止,警告应在适当情况下规定合理期限。设施内有受伤战斗员,或存放着从他们身上收缴、尚未移交的武器,本身并不足以认定存在此类滥用。

人道救济所适用的规则因具体情境而异,其中包括有关领土是否处于被占领状态。《日内瓦第四公约》要求,在居民物资供应不足时,占领国必须同意并便利开展救济计划。《第一附加议定书》则规定,在冲突一方控制的其他领土上,经有关各方同意,可以开展具有人道主义性质且不偏不倚的救济行动。救济可以受到管制,但是否同意救济,并非可以脱离平民需求和其他法律义务而任意决定。禁止将使平民陷于饥饿作为作战方法,平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也受到专门保护。围城作战同样受这些规则以及禁止非法攻击的规定约束。

武装冲突可能导致境内流离失所和跨境逃亡,但流离失所、难民身份和受保护人身份是不同的法律问题。跨越国际边界的人,并不会仅因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而获得难民保护;还须考虑所适用的难民法律文书以及个人或群体的具体情况。反之,不符合难民资格的人仍可享有国际人道法及其他法律提供的保护。疏散安排必须处理好依法须征得同意的事项、家庭团聚、安置、安全及返回等问题。人道走廊协议并不使走廊以外的攻击变得合法,也不使那些无法或不愿离开的平民丧失保护。

与禁止使用武力、人权及中立的关系

规范诉诸武力的法律与规范冲突中行为的法律,所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前者通常称为诉诸战争权法(jus ad bellum),后者称为战争法(jus in bello)。《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按照该款规定的范围,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与此同时,《宪章》也规定了国际法上的自卫以及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采取的执行行动。一项行动是否符合这些要求,并不决定参与行动的军人能否无视人道法。无论冲突各方就挑起冲突的责任提出何种相互对立的主张,人道法义务均平等地适用于各方。

国际人权法不会在战争期间就此失效。有些条约允许在严格界定的紧急状态下克减特定义务,另一些保障则不得克减。国际人权法的适用还涉及管辖权问题,尤其是在一国部队于本国领土之外行动时。国际法院在1996年关于核武器的咨询意见中解释,不被任意剥夺生命的权利在敌对行动期间依然存在,而在这一情境下,判断何种行为构成任意剥夺生命,则须参照适用的武装冲突法。两者的关系取决于具体情境,并不存在一套法律完全取代另一套法律的一般规则。

传统的中立法规范交战方与未参与冲突的国家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其规则涉及中立领土、对进入该领土的交战方部队予以拘留,以及某些形式的援助等事项。当代实践还须在《宪章》体系内展开,包括遵守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措施以及集体自卫安排。因此,供应武器、实施国际制裁、共享情报或允许过境,可能引发不同的法律问题;这些行为均不应被自动视为等同于一国自身武装部队投入敌对行动。判断是否参与冲突,需要考察具体行为及相关法律框架。

海上和空中行动增添了更多层面的法律问题,但并不排除人道原则的适用。海战法涉及封锁、拿捕、临检与搜查以及商船待遇等事项,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海洋权利与海域划分仍具有相关性。封锁必须符合适用条件,不得被用作使平民挨饿的手段;有关预期平民损害及救济的限制也同样适用。领空主权和民用航空规则也与武装冲突法相互作用。敌对行动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与敌方有关的一切船舶、航空器、港口或通信设施都成为合法目标。

责任、起诉与履约机制

违反规则的行为可能引起国家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但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程序。可归因于一国且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可能使该国承担责任,其后果包括停止违法行为,以及在适用情况下作出赔偿。在所要求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个人可能因战争罪受到起诉。不能仅凭平民遭受损害这一事实,就认定上述任何一种责任成立:必须明确相关规则、事实情形、行为归因及适用标准。反过来,违法行为即便没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法律上也可能十分严重。

《日内瓦公约》针对侵害受保护人员或财产的特定严重违法行为,建立了“严重破约”制度,所涵盖的行为包括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以及某些非法转移或拘禁行为。各国必须制定必要的刑事立法,搜捕涉嫌实施或下令实施严重破约行为的人员,并将其交由本国法院审判,或依照条约规定的条件移交审判。这些义务有助于奠定一项重要的起诉基础,使起诉不受犯罪发生地或嫌疑人国籍的限制。不过,国内程序和管辖权要求仍会影响案件的提起方式。

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罗马规约》行使管辖权,该规约分别列明了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争罪。法院并非自动对每一场战争都享有管辖权:必须存在属地或国籍联系、安全理事会提交,或其他获接受的管辖权依据;案件的可受理性则部分取决于国内程序。法院审理的是个人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在满足规约所定条件的情况下,未能防止或制止犯罪,或未将有关犯罪提交主管机关处理的军事指挥官,可能承担指挥责任;其他上级人员也可能承担此类责任,但适用的要求有所不同。

履约机制并不限于刑事审判。冲突各方必须传播人道法规则,并对其武装部队进行培训;《第一附加议定书》要求在必要时配备法律顾问,向指挥官提供咨询。保护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履行有关受保护人员的探视、通信和监督职能,但在准入和落实方面存在实际困难。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九十条设立的国际人道主义实况调查委员会提供了另一种机制,其运用取决于相关的同意框架。调查、证据保全、纪律制度,以及对军事决策的可靠记录,都会影响军事行动结束后能否审查并落实法律义务。

网络行动、远程作战与新兴技术

新技术通常改变的是既有规则的适用方式,而非构成这些规则的例外。网络行动体现了冲突定性与冲突期间行为规制之间的区别。如果网络活动造成的后果与常规武力相当,例如死亡、受伤或物理毁损,那么即使未使用动能武器,也可能引发国际性武装冲突是否已经开始的问题。仅造成功能丧失、运行中断或数据变更的行动,能否单独达到这一门槛,目前尚无定论。此类行动的隐蔽性和技术复杂性,也使查明实施行动的国家所需的事实归属认定更加困难。

一旦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与之相关的网络行动便受适用的人道法约束。相关问题包括:某项具体行动是否构成“攻击”,数字环境中的哪些对象属于民用物体,以及应如何评估可预见的间接影响。针对军事网络的恶意软件可能蔓延至民用系统,而干扰电网则可能影响医院、水处理设施和通信。因此,法律分析必须考察行动的设计、传播方式、依赖关系及预期后果。军民用户共用基础设施这一事实,并不免除区分、比例和预防措施方面的义务。

遥控驾驶航空器并不构成独立的冲突法律类别。它们既可能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也可能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主要受其他规则规制的情势。冲突的定性取决于当事方及事实,而非航空器的航程或操作人员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监视能力或许有助于核实目标,但仅有技术能力并不意味着目标识别符合法律要求。目标的地位、预期的平民损害、可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相关的地理和法律背景,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远程导弹以及影响天基系统的军事行动也会引发类似问题。

采用人工智能的武器引发了可预测性、目标选择、人类决策和问责等方面的问题。《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三十六条要求缔约方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一种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作战方法时,确定其使用是否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为适用的国际法所禁止。此类审查必须考虑系统实际将如何运行和使用,而不能仅看其名称或类别。某一系统能够在一种作战环境中合法使用,并不意味着它在另一种环境中也能合法使用,尤其是在难以区分平民与军事目标,或无法充分限制其影响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