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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海域划分、海洋利用、海洋保护和争端解决的主要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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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是规范全球海洋法律秩序的主要多边条约。公约于1982年4月30日通过,同年12月10日在牙买加蒙特哥湾开放供签署,并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公约共320条,另有九个附件,划定各类海域,分配各国的权利与责任,规范航行和海洋资源获取,并就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及争端解决作出规定。

公约既规定了沿海国的管辖权限,也保障了国际交通和海洋的共同利用。它将领土主权与范围较为有限的资源权利加以区分,保障领海以外的航行自由,并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的矿产资源建立了国际管理制度。这些安排使公约成为国际法、国际航运、海上能源开发、渔业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的基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常被称为“海洋宪法”,但它是一项国际协定,既不是世界性的立法机关,也不是涵盖所有海洋活动的完整法典。公约的运作有赖于各国在国内的实施、专门性国际组织、区域协定以及司法解释。其中若干核心规则也属于国际习惯法,因此,区分条约义务与可独立适用的习惯法规则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涉及非缔约国的关系时。

谈判与全面解决方案的形成

现代海洋法的发展,源于沿海控制权主张与海上通行自由之间的张力。17世纪初,雨果·格劳秀斯在《海洋自由论》(1609年)中捍卫海洋自由,而其他论者则支持范围更广的海洋支配权主张。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接受较窄的领海范围,通常以三海里为限,但领海宽度始终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标准。进入20世纪后,工业化捕捞、近海石油开发、海军技术进步以及非殖民化进程,使这些旧有安排日益难以维持。

1945年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宣布,美国对毗邻本国的大陆架自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其他沿海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有些不仅涉及海床资源,还延伸至其上覆水域。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四项日内瓦公约,分别涉及领海与毗连区、公海、公海捕鱼与生物资源养护,以及大陆架。这些法律文书厘清了若干重要领域的法律规则,但未能解决领海宽度问题,也未能建立全面的近海渔业制度。1960年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同样未能解决主要遗留问题。

第三次会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于1973年至1982年间举行了多轮会议。参与谈判的有沿海国和内陆国、海洋强国、群岛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对近海资源持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1967年,马耳他代表阿维德·帕尔多提出,应将国际海底的资源视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推动国际海底问题进入全球议程。会议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将这一原则与航行、沿海资源权利及争端解决方面的协议联系起来。新加坡外交官许通美在会议最后阶段担任主席。

谈判代表采用了“一揽子交易”的方式:在一个领域作出的让步,由另一个领域获得的利益予以平衡。海洋强国获得了通过国际海峡的过境通行权;沿海国获得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群岛国则获得了对其特殊基线制度和通行权安排的承认。公约以130票赞成、4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其结构体现了谈判形成的各项安排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非一套套完全可以分割的规则的简单汇集。

关于深海海底采矿的第十一部分,起初使若干工业化国家无法接受该公约。1994年通过的一项执行协定调整了这一制度的运作方式,涉及决策、财政义务、生产政策和技术转让安排等方面。公约与该协定须结合解释;两者如有不一致之处,以协定为准。1995年通过的第二项执行协定涉及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2023年通过的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协定,则将这一框架拓展至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更多领域。

基线、内水与沿海海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域的划分始于基线,海上距离由此量起。正常基线是沿海国正式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在特定情形下可以采用直线基线,尤其是海岸极为曲折,或紧邻海岸有一系列岛屿的情形。直线基线的采用受到限制:不得明显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所包围的水域也必须与陆地领土有足够密切的联系。公约还对河口、海湾、港口和低潮高地作出了特别规定。

领海基线向陆一侧的水域通常为内水,沿海国对内水行使的权力与其对陆地领土行使的权力相似。外国船舶一般不享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通过内水的无害通过权;但如果新划定的直线基线将原先不被视为内水的水域划入内水,则适用例外规定。由于存在这一区别,基线的法律效力具有重要影响:过度划设的基线可能不当地改变各海域的起算位置,并限制此前可供国际航行的水域。

领海自基线量起,最宽可达12海里。一海里等于1,852米,因此公约规定的最大宽度为22.224公里。沿海国的主权及于这一带水域、其海床和底土,以及上空。不过,这一主权仍受公约约束,尤其须保障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因此,领海在法律上有别于专属经济区: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的权力主要限于特定职能,而非全面的领土管辖。

在领海以外,一国可以设立毗连区,其外部界限自基线量起不得超过24海里。在毗连区内,沿海国可以行使必要的管制,以防止或惩处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反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法律的行为。毗连区并非第二重领海,也不赋予沿海国一般性的主权。毗连区在地理范围上可以与专属经济区重叠,因为这两种制度各有不同的法律目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承认群岛国,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类国家的领土全部由一个或多个群岛组成,也可包括其他岛屿。在满足详细规定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可以围绕其最外缘岛屿和干出礁划定群岛基线。基线以内的水域面积与陆地面积之比通常须介于1:1和9:1之间,基线长度也受到限制。由此形成的群岛水域受国家主权管辖,但仍须遵守有关通过权的规定,并对现有活动给予某些保护。大陆国家不能仅因拥有近海岛群就适用这一制度。

航行、海峡与海洋管辖权的平衡

航行规则是公约协调沿海国安全与国际交通的核心。在领海内,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权。通过必须连续不停和迅速进行,但如果停船或下锚属于通常航行的附带情况,或因遇难、不可抗力而有必要,或为救助处于危险中的人员或船舶所必需,则可以允许。只要通过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就是无害的。

第19条列举了不符合无害通过要求的活动,包括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武器操练、损害沿海国安全的情报搜集、捕鱼、研究或测量活动,以及违反公约的故意和严重污染行为。沿海国可就航行安全、资源养护等特定事项制定法律,但不得非法妨碍无害通过,也不得歧视特定国家。在维护安全确有必要时,沿海国可在特定区域暂时停止无害通过,但须妥为公布,并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行使无害通过权的潜水艇必须在海面航行并展示其旗帜。

对于连接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与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用于国际航行且符合相应条件的海峡,适用另一种制度,即过境通行制度。船舶和飞机可以其正常运行方式连续不停和迅速地通过此类海峡。这包括无害通过权所不涵盖的飞越,也允许潜水艇潜航通过。海峡沿岸国在指定领域保留规制权,但不得停止过境通行。这一制度尤为重要,因为若无此项安排,将领海扩大至12海里便会使许多国际海峡完全落入领海范围。

群岛海道通过制度在群岛水域及其相邻领海中符合条件的航路上发挥着类似作用。群岛国可依照有主管国际组织参与的程序,指定海道和其上空的航路。如果未指定海道,则可经由通常用于国际航行的航路行使这一权利。依照公约规定,无害通过也适用于群岛水域。这些相互交叠的安排,将国际过境通行所必需的航路与群岛国主权水域内的其他通行活动区分开来。

在领海以外,航行自由与沿海国对资源及其他特定活动享有的权利并存。在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保有航行、飞越和铺设电缆的自由,但须遵守公约的适用条款,并履行适当顾及有关权利和利益的义务。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许多关于船舶安全、航路安排和污染的全球性详细标准,为这一法律框架赋予了具体的实施内容。对于外国军事活动、军舰是否须事先通知以及特定行动的归类等问题,各国仍存在不同解释;公约文本并未消除关于航行与受规制活动之间界限的所有分歧。

专属经济区与海洋生物资源

专属经济区(EEZ)是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其范围自领海基线量起,最远不超过200海里。它既不是领海,也不是一片不受限制的公海。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对水域、海床及底土的自然资源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这些权利还涵盖其他经济活动,包括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能源。此外,沿海国还对人工岛屿和设施、海洋科学研究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事项拥有管辖权。

“主权权利”与主权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专属经济区并不成为沿海国领土的一部分,沿海国也不能仅因外国船舶处于距其海岸200海里以内,就禁止其航行。反过来,外国船舶也不能以航行自由为由,未经许可从事捕鱼活动。沿海国和其他使用者在行使权利时,都必须适当顾及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公约未明确划归的特定权利或管辖权,第59条规定,应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在公平的基础上解决冲突。

在生物资源方面,第61条和第62条将开发利用与养护联系起来。沿海国必须确定可捕量,并利用其所能获得的最佳科学证据,确保生物资源不因过度开发而受到危害。所采取的措施应将捕捞对象的种群维持或恢复在能够产生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水平,同时根据相关环境和经济因素作出调整。公约还要求考虑相关物种和依存物种。这些规定确立了法律义务,但也为科学评估和国内管理决策保留了相当大的空间。

沿海国必须评估自身捕捞可捕量的能力。如果无力捕捞全部可捕量,就应在遵守公约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协定或其他安排,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剩余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享有不受限制的捕鱼权。此类捕捞准入可受许可证、费用、渔获量报告、观察员要求以及其他养护和管理规则的约束。公约还以特别条款,处理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参与适当区域安排的相关利益。

鱼类种群未必始终停留在管辖边界以内。某一种群可能分布于多个专属经济区,也可能在专属经济区与公海之间迁移。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各国就共有种群及包括金枪鱼在内的高度洄游物种开展合作。1995年通过、2001年生效的《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通过预防性管理、跨边界措施的相容性以及区域合作,强化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管理框架。沿海国的执法权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但第73条对处罚作出了限制,并要求在提供合理的保证金或其他担保后,迅速释放被扣押的船舶和船员。

大陆架、岛屿与海洋划界

大陆架制度涉及海床及其底土,而非其上覆水域的法律地位。根据第76条,沿海国的大陆架在其领海以外,沿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至大陆边外缘;如果大陆边外缘未延伸至200海里,则扩展至200海里。因此,即使实际海底地形并不存在宽阔的地质大陆架,一国仍可享有延伸至200海里的法律上的大陆架权利。

大陆架权利自然存在,不以占领或明文公告为前提。这些权利具有专属性,涵盖对矿物及其他非生物资源,以及公约所界定的定居种生物的勘探和开发。石油、天然气和海底矿产属于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而自由游动的鱼类通常适用有关上覆水域的制度。其他国家保有与海底电缆和管道有关的权利,但管道路由须经沿海国同意,且在特定情形下,沿海国还享有其他权利。

如果大陆边延伸超过200海里,第76条规定了确定其外缘和外部界限的技术规则。有关公式以沉积岩厚度或距大陆坡脚的距离为依据,同时受若干限制,通常不得超过距基线350海里,或不得超过2,500米等深线以外100海里。海底洋脊另受特别限制。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由科学和技术专家组成,负责审查沿海国提交的划界案并提出建议。沿海国根据这些建议确定的外部界限具有确定性和拘束力,但委员会不裁定陆地领土主权,也不划定国家之间的边界。

岛屿可以产生海域权利,但其法律分类至关重要。第121条将岛屿定义为四面环水、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岛屿通常与其他陆地领土一样,可以拥有相同的海域。然而,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低潮高地的法律效力更为有限,具体取决于其位置;人工岛也不会仅因修建或填海而取得岛屿地位或拥有领海。

海域权利范围重叠时,需要进行海洋划界。对于领海,第15条通常适用中间线规则,但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足以支持不同划法的除外。对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第74条和第83条要求依照国际法通过协议划界,以求得到公平解决。法院和法庭往往先划出一条临时等距离线,再评估相关情况,并检验是否存在明显不成比例的情形。这一方法源于司法实践的发展,并非上述条款明文规定的公式。在达成协议之前,各国必须努力作出切实可行的临时安排,并避免危害或阻碍最终解决。

公海自由、海上安全与科学研究

公海包括专属经济区、领海、内水和群岛水域以外的海域。公海向所有国家开放,无论其为沿海国还是内陆国。第87条列明的自由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以及科学研究自由。行使这些自由时,必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与国际海底有关的权利。任何国家均不得有效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

对于公海上的船舶,其所悬挂的船旗是确定管辖权的主要依据。各国自行规定授予船舶国籍的条件,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船舶与船旗国之间存在真正联系。船舶通常只能悬挂一国国旗航行,并在公海上受该国专属管辖,但公约或其他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船旗国必须在行政、技术和社会事项上切实行使管辖和控制,包括船舶适航性、船员资格和海上安全等方面。因此,船舶登记伴随着相应义务,而不仅仅意味着签发证件的权利。

海盗行为是船旗国管辖通常具有专属性这一规则的例外之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其界定为:私人船舶或飞机的船员、机组人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在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其他地方,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其上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特定的非法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各国必须合作制止海盗行为,军舰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政府船舶可依据公约扣押海盗船舶。按照这一定义,发生在领海内的类似袭击通常被视为海上武装抢劫,而非海盗行为。

其他受特定条件限制的执法权力包括登临权和紧追权。军舰如有合理根据怀疑外国船舶涉及海盗行为、贩奴、无国籍或某些未经许可的广播等特定情形,可在公海上对其行使登临权。在符合公约规定的条件时,包括追逐的开始合法且追逐未曾中断,紧追权允许经授权的沿海国船舶或飞机越出有关海域,继续追逐外国船舶。当被追逐船舶进入其本国或第三国的领海时,追逐即告终止。

海洋科学研究有其专门的权利分配规则。所有国家和主管国际组织均可依照公约开展研究。沿海国对其领海内的研究享有专属权限,而在其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上开展研究,通常须征得其同意。在正常情况下,对于旨在增进科学知识、造福全人类的和平研究项目,沿海国应予同意,但也可基于特定理由不予同意。这一制度还规定了提供项目信息和分享研究成果的义务。其具体适用可能取决于对科学研究、资源勘探、水文测量和军事数据收集的区分。

国际海底与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称为“区域”。“区域”的法律制度与其上覆公海水域的法律制度相互独立。公约第十一部分宣布,“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任何国家不得对“区域”的任何部分主张主权或主权权利,国家和私人也不得在规定的制度之外将其资源据为己有。“区域”资源的权利属于全人类,由相关国际机构代表全人类行使。

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总部设在牙买加金斯敦,负责组织和控制“区域”内与矿产有关的活动。其机关包括由全体成员组成的大会、承担执行职责的理事会、秘书处,以及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等专家机构。公约还规定设立一个业务执行机构,即企业部。1994年执行协定对这一机构体系的运作方式作了重大调整,强调循序渐进的发展,并修改了原有的经济安排。

矿产资源的获取须通过经批准的工作计划和合同安排进行。企业部可以开展相关活动;缔约国、国营企业,或具有规定的国籍或控制关系且获得国家担保的合格实体,也可以与管理局协作开展活动。这一制度将国际授权与国家监督相结合。担保国必须制定法律并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其担保的实体遵守相关规定。提供担保并不意味着担保国自动对承包者造成的一切损害承担责任,但担保国如未履行自身义务,则可能须承担责任。

管理局已通过针对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的勘探规章。这些资源的地质赋存环境各不相同:结核位于深海沉积物表面或其附近,硫化物形成于热液系统周围,富钴结壳则分布于海山等处的坚硬岩石表面。勘探合同本身并不构成不受限制地进行商业开采的许可。该法律制度将地质和环境信息的收集与大规模矿产开采加以区分。

环境义务是第十一部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145条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海洋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免受“区域”内活动所造成的有害影响。相关风险包括栖息地扰动、沉积物羽流,以及对研究尚不充分的深海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影响。海底争端分庭在2011年关于担保国责任的咨询意见中明确了尽职义务,并论及预防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和最佳环境实践。因此,尽管开采活动的长期影响在科学上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监管框架仍须兼顾资源开发的任务与环境保护的法律要求。

海洋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十二部分规定了公约保护海洋环境的总体框架。第192条规定,各国负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第194条要求各国根据自身能力,使用其所掌握的切实可行的最佳手段,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污染。公约对污染的定义包括人类将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并造成或可能造成某些有害影响的行为,例如损害生物资源、危害人类健康以及妨碍正当的海洋利用。

这一框架涵盖陆源污染、海底活动、倾倒、船舶污染,以及来自大气或通过大气传播的污染。公约并未设立单一的全球执法机构,而是为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分配了不同职责。船旗国必须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执行适用的国际规则。沿海国的权限因海域和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而异。在规定条件下,港口国可以对自愿进入其港口的船舶所实施的非法排放开展调查并提起程序。

许多具体标准由其他条约和机构制定。国际海事组织制定航运规则,其中包括《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通常称为MARPOL)所载的规则。区域海洋协定针对特定海洋环境作出规定,而各国国内立法则管控许多陆上污染源。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部分作用,是作为一个纳入或援引国际上已确立的规则和标准的框架。一般义务与专门文书之间的关系,是公约实际运作的核心。

评估和信息方面的义务也十分重要。第206条要求,如果一国有合理根据认为,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计划活动可能造成重大污染,或使环境发生重大而有害的变化,就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评估其潜在影响。其他条款涉及监测、报告公布、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损害的通知,以及国际合作。国际海洋法法庭在2024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中认定,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构成公约所指的海洋环境污染,并阐明了各国的相关义务。该意见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义务与气候条约规定的义务区分开来。

2023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以处理四个相互关联的议题:海洋遗传资源及惠益分享;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该协定的制度设计旨在应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治理碎片化的问题。它并非简单地取代现有的渔业组织、航运机构或国际海底管理局;它与相关文书和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协定制度架构中明确规定的一部分。

争端解决与国际司法裁判的作用

第十五部分确立了和平解决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争端的制度。各国必须首先通过自行选择的和平方式寻求解决,并就争端的解决途径交换意见。如果未能达成解决,且符合相关条件,一方即可启动作出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这是一揽子谈判成果的一项重要特色:在规定实体权利的同时,也设置了相应程序,旨在使其中至少一部分权利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落实。

第287条允许各国在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国际法院、附件七规定的仲裁,以及附件八规定的针对特定事项的特别仲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争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种程序,通常默认采用附件七仲裁。附件七仲裁庭是为具体争端而组建的;常设仲裁法院可以提供行政支持,但并不因此成为审理案件实体问题的仲裁庭。

强制管辖受到重要的限制和例外约束。第297条限制了对涉及沿海国渔业权限及海洋科学研究的某些争端进行强制裁判。第298条允许各国通过声明排除特定类别的争端,包括某些海域划界争端、军事活动及特定执法活动。某些被排除的划界争端,在规定条件下可转而适用强制调解。这些规定意味着,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等于接受对所有海洋争端进行强制裁判;法庭或仲裁庭必须先审查管辖权,才能处理实体问题。

国际海洋法法庭设于汉堡,由21名独立成员组成,并设有海底争端分庭。公约赋予法庭在临时措施以及迅速释放被扣押船舶和船员方面的重要职能。根据第292条,迅速释放程序可以审查扣押是否符合公约中关于在提供合理保证金或其他财务担保后予以释放的规定,而不裁决相关国内案件的实体问题。在1999年“塞加号”案(第2号)判决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处理了船舶国籍、执法和使用武力等问题,有助于明确海上执法行为的界限。

2016年菲律宾与中国之间仲裁案的裁决,既展现了这一制度的作用范围,也体现了其局限。附件七仲裁庭处理了公约下的海洋权利、特定地物的地位、环境义务及其他事项;它并未裁决陆地领土主权,也未划定海洋边界。中国未参与仲裁,并拒绝接受裁决。附件七允许程序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要求仲裁庭确认其拥有管辖权,且有关请求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有充分依据。根据第296条,有管辖权的法庭或仲裁庭作出的裁判是终局性的,对该具体争端的各方均有拘束力,但裁判的执行并无常设国际海上警察力量作为保障。

公约的实施、非缔约方与不断演变的海洋制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国在国内采取实施措施。各国通过立法划定海域,按要求公布海图或地理坐标,对近海活动实行许可管理,监管船舶,并建立执法程序。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并非具有相同性质:大陆架权利是固有的,而专属经济区通常由沿海国提出主张而设立。各国主管机关还必须区分实体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因为对某事项拥有监管权限,并不总是意味着无论船舶身处何处,都有权登临检查或将其扣押。

除非公约条款明确允许,否则不得对公约提出保留。不过,第310条允许各国作出声明或陈述,包括旨在使本国法律与公约相协调的声明或陈述,但这些声明或陈述不得意图排除或修改公约的法律效力。各国曾通过此类声明阐明其对航行、安全及其他问题的解释。其他国家如认为某项声明是变相保留,可以提出反对。有关条约解释和条约关系的规则,也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更广泛框架内发挥作用。

公约的缔约方包括欧洲联盟,其参与反映了成员国已将公约所涉事项的部分权限移交给欧盟。附件九规定了国际组织参与公约的规则,并要求其就权限作出声明。这一安排对于渔业以及其他欧盟与成员国权限相互交织的领域尤为重要。因此,不能仅将公约制度下的成员构成理解为一份主权国家名单;特定义务由谁负责履行,可能取决于权限的划分。

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但承认公约的许多规定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美国的非缔约方地位,体现了遵守习惯法规则与参与公约条约机制之间的区别。非缔约方不会仅因遵守同等的习惯法规范,就取得条约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反过来,未加入条约也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依据习惯法或其他协定独立产生的义务。某一具体条款是否具有习惯法地位,需要单独作出法律判断;不能简单地认为公约整体以同样方式对所有国家均有约束力。

新技术和环境变化持续考验着这一框架。自主航行船舶带来了船舶操作、责任归属以及遵守现有安全规则等方面的问题。海底电缆和近海能源设施要求在航行自由、沿海国资源权利与基础设施保护之间进行协调。海平面上升则引发了有关基线、海域界限以及既有权利能否延续的复杂问题。第303条规定了对海上发现的考古和历史文物所负的义务,但并未为水下文化遗产提供完整的制度。这些问题正通过条约解释、专门协定、机构实践以及国际法的持续发展等多种途径加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