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 · aiwiki.page

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的一个主权共和国，北邻尼加拉瓜，南接巴拿马，西濒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其领土面积约为51,000平方千米，坐落于连接北美洲与南美洲、山地遍布的狭窄地峡上。因此，其地貌兼有火山山系、中央高地盆地、两侧差异鲜明的沿海平原，以及远远延伸至大陆以外的海域。得益于这一地理位置和多样的地形，哥斯达黎加拥有的物种占全球物种的比例远高于其面积所占比例。地理条件也影响着该国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从聚落分布、农业生产到供水、灾害风险及自然保护政策。

本词条主要从地理角度介绍哥斯达黎加，阐述该国的构造背景和地峡的闭合如何塑造其地貌与生物区系，太平洋沿岸、加勒比海沿岸和中央高地在气候与水文方面有何差异，以及这些自然条件如何孕育出密集交错的多种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随后，词条将探讨该国的人文地理，包括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国家如何将约四分之一的领土划为保护区域，以及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国家的未来。对于已发表的面积、海岸线长度、物种数量及年代测定数据，词条始终注意指出不同来源之间的差异，而不将任何单一估计视为定论。

位置、边界与领土范围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地峡南部逐渐收窄的地段，北邻尼加拉瓜，东南接巴拿马，东北濒临加勒比海，西南面向太平洋。其大陆部分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最窄处的两侧海岸相距约120公里。它并不位于整个地峡最狭窄的横贯地段；该地段位于更东南方的巴拿马。这一地理位置使这个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能够直接通达两大洋盆。(unvis.it)

通常引用的51,100平方公里，指的是哥斯达黎加的陆域面积，而非其周边海域的管辖范围。统计口径区分总表面积与严格意义上的陆地面积：美国中央情报局2021年的国家概况将总面积划分为51,060平方公里的陆地和40平方公里的内陆水域。因此，这一计算中的“水域”部分不应被理解为领海。(cia.gov) 按照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公布的、口径可比的区域表面积数据，哥斯达黎加小于面积约130,370平方公里的尼加拉瓜和75,420平方公里的巴拿马，但大于伯利兹和萨尔瓦多。其面积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48,670平方公里相近。(repositorio.cepal.org) 哥斯达黎加的自然保护出版物经常强调，有限的国土面积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形成鲜明对比：国家保护区系统（SINAC）2018年的资料在列出51,100平方公里这一面积数字——约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0.03%——的同时，指出该国估计拥有超过500,000种物种；后者是估算值，而非已记录生物的完整名录。(sinac.go.cr)

北部边界主要由1858年4月15日签署的《卡尼亚斯—赫雷斯条约》确定，该条约的有效性得到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1888年仲裁裁决的确认。在边界东段的部分地段，国界沿圣胡安河的右岸，即哥斯达黎加一侧的河岸延伸，而非沿河道中线划定。尼加拉瓜对该河水域拥有主权，哥斯达黎加则享有基于条约的航行权；因此，作为边界的河流并不一定由相邻国家平分。(icj-cij.org) 与巴拿马的边界由1941年5月1日签署的《埃昌迪·蒙特罗—费尔南德斯·哈恩条约》确定，签署人为阿尔韦托·埃昌迪·蒙特罗和埃塞基耶尔·费尔南德斯·哈恩。该边界从加勒比海起，沿锡克萨奥拉河和约尔金河的河道延伸，随后沿条约指定的地理界线及山地分水岭展开，最终在布里卡角抵达太平洋。条约规定，这些河流此后的改道不会使边界偏离条约签署时的河道线。(dgan.go.cr)

哥斯达黎加的领土范围还包括近海及远海岛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位于东太平洋、距蓬塔雷纳斯约555公里的科科斯岛。(demo.sinac.go.cr) 其海洋权利主张包括自适用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的领海，以及最远延伸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些基线也包括与科科斯岛相关的基线。(icj-cij.org)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些海域赋予国家的权力各不相同：领海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而专属经济区主要赋予沿海国对资源的主权权利及特定管辖权，同时保留其他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因此，不能将海洋管辖范围视为与陆地等同的一类国家领土，简单地计入国土面积。(un.org) 当相邻沿海国家享有的海域权利范围发生重叠时，需要划定边界，而不能不受限制地套用200海里的距离标准；2018年2月2日，国际法院确定了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海上边界。(icj-cij.org)

地质起源与板块构造背景

哥斯达黎加位于汇聚型板块边界上方，海洋性的科科斯板块沿中美洲海沟俯冲至加勒比板块之下。哥斯达黎加东南部属于巴拿马块体，这是上覆板块系统中一个独立变形的部分。2003年发表的估算结果显示，板块汇聚速率约为每年8.3—9.3厘米，并向东南方向递增。这一俯冲系统促使岩浆生成和上覆地壳变形，也引发了该国大部分的地震活动。沿海各处的俯冲几何形态差异显著：哥斯达黎加西北部近海进入海沟的是相对平坦的洋底，而更靠东南处进入海沟的则是海山和异常厚实的科科斯海岭。因此，无法用单一、均一的俯冲板片剖面来描述哥斯达黎加的板块构造背景。(academic.oup.com)

该国的地质基底包含与加勒比大火成岩省有关的海洋高原岩石，形成于约9000万年前。此后，与俯冲有关的岩浆活动在这一古老基底之上构筑了岛弧。下沉板块发生变质反应时，会向上方的地幔释放水分，促进部分熔融；随后，上升的岩浆形成火山体，或在地下结晶为侵入岩体。连续的喷发，加上火山物质的侵蚀与再沉积，使熔岩、火山灰沉积物和火山碎屑沉积物不断堆积。因此，最终形成的地质体由古老的海洋基底、沉积地层、侵入岩和较年轻的火山覆盖层共同组成，而非完全由现今火山构筑的一条山链。(sciencedirect.com)

火山构筑活动的位置也发生过迁移。杰弗里·S. 马歇尔及其同事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利用野外填图和氩同位素测年，记录了第四纪期间岩浆活动前缘从如今已停止火山活动的阿瓜卡特山脉向东北迁移至现今中央山脉的过程。新火山山脉的生长形成了新的分水岭，并促使中央谷地盆地逐渐被山地围合。更新世的火山灰流铺展于该盆地，并沿塔尔科莱斯峡谷下行，流向奥罗蒂纳。随后，河流袭夺和水系流向逆转重组了河网，使河流得以深切较古老的火山地貌。这些关系表明，俯冲几何形态的变化既能改变火山活动的位置，也能改变分隔各山地块体的谷地。(pages.mtu.edu)

哥斯达黎加南部记录了另一种造山运动、断层活动与侵蚀作用的组合。科科斯海岭浮力较大，其洋壳在奥萨半岛近海厚达约21公里；当它进入俯冲带时，会促使地壳缩短和抬升。相关变形包括科斯特尼亚岭逆冲带的形成，以及塔拉曼卡山脉的剥露，使原先火山覆盖层之下的侵入岩出露。克里斯廷·D. 莫雷尔2015年的重建研究认为，海岭约在250万年前开始俯冲，并将河流下切与岩石冷却记录同过去100万—300万年间约2公里的岩石抬升和剥露联系起来。这一时间框架仍取决于所采用的模型：较早的解释认为，海岭到达俯冲带的时间要早得多。尤其是，塔拉曼卡地区约在500万—800万年前大范围停止岛弧火山活动，并不能直接视为海岭抵达海沟的时间。(academic.oup.com)

同样，哥斯达黎加地质基底露出海面的过程，也必须与巴拿马地峡最终封闭海上通道的事件区分开来。主张陆桥较早形成的假说认为，陆地连接可能早在约2300万年前就已出现。2015年，卡米洛·蒙特斯及其同事将安第斯山脉北部沉积物中的锆石颗粒解释为证据，认为早在1500万—1300万年前，巴拿马与南美洲之间就已有河流连通，海上通道也因此已经关闭。相比之下，阿伦·奥迪亚牵头的一篇2016年综述综合地质、海洋化石和分子证据，将最终封闭的时间定在约280万年前，并质疑这些锆石是否足以唯一确定其来自巴拿马。这些年代对应的是不同证据，有时也对应不同的判定标准：岛屿出露、海上通道受限，以及连续陆地屏障的形成。它们都不能用来确定哥斯达黎加全部岩石或山脉的起源时间，其中许多岩石和山脉远早于完整陆桥的形成。(repository.si.edu)

火山与地震景观

哥斯达黎加的主要火山沿瓜纳卡斯特火山山脉和中央火山山脉，形成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火山链。其中五座在有历史记录的时期曾经喷发：林孔德拉别哈火山、阿雷纳尔火山、波阿斯火山、伊拉苏火山和图里亚尔瓦火山。这一数字并不意味着这五座火山都在持续喷发，也不涵盖所有可能仍有活动的火山中心。火山学家吉列尔莫·阿尔瓦拉多·因杜尼认为，至少有十座火山在过去一万年间有过活动；除了上述有历史喷发记录的火山，还包括米拉瓦列斯火山、查托火山、乌莱火山、里奥夸尔托火山和巴尔瓦火山。更古老的火山锥及火山残体，包括乔波火山、佩拉多山和托尔图格罗火山，分布范围超出了那些醒目的高地山峰。因此，火山总数取决于统计时是将整个火山复合体、单个喷口，还是遭受侵蚀的残体作为计数单位。(rsn.ucr.ac.cr)

接连发生的喷发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地貌：陡峭的火山锥、相互叠覆的熔岩原、覆盖火山灰的高地，以及积水的火山口。阿雷纳尔火山于1968年7月恢复活动，由此开始了一段长期喷发期，改变了其西侧山坡的面貌；从国家公园的步道上，至今仍能看到1992年的熔岩流遗迹。波阿斯火山既有水温较低的博托斯火口湖，也有一个独立的活跃火山口，其中的卡连特湖时而存在、时而消失。与普通淡水湖不同，波阿斯火山和林孔德拉别哈火山的热湖会接收来自地下热液系统的火山气体和溶解物质。湖水吸收酸性气体，而湖水体积的变化会影响直接逸入地球大气层的气体量。(volcano.si.edu)

火山灰、熔岩及其他火山沉积物经风化形成火山灰土，据估计，其覆盖面积约占哥斯达黎加国土的六分之一。这些土壤支撑着重要的农业产区，但火山成因并不意味着养分能够不受限制地供植物利用：其中的活性矿物会强烈固定磷。对哥斯达黎加咖啡种植地、甘蔗种植地和林地火山灰土的研究记录了这一限制因素，而卡塔戈高地的研究则考察了与蔬菜种植有关的土壤流失。因此，火山沉积物长期而言有助于形成高产农田，却也可能在喷发期间破坏农田。伊拉苏火山在1963—1965年的活动使大量火山灰沉降在圣何塞及中央谷地的其他地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kerwa.ucr.ac.cr)

地震活动的分布并不限于火山中心。沿太平洋边缘，科科斯板块俯冲到加勒比板块之下，板块接触面的破裂会引发强烈地震，2012年9月5日震级为 $M_w 7.6$ 的尼科亚地震就是一例。在内陆，浅层断层可能在居民点和陡坡附近引发破坏性震动：2009年1月8日的钦乔纳地震起源于波阿斯火山附近的安赫尔—瓦拉布兰卡断层，并非火山喷发所致。加勒比海一侧也存在重要的地震源；1991年4月22日的利蒙地震严重破坏了房屋、桥梁、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这些不同的地震源使太平洋沿岸半岛、中央高地和加勒比低地均面临地震风险，而非仅集中在一条狭窄的地带上。(earthquake.usgs.gov)

火山水系还会将灾害传递到火山口边缘以外。火山泥流是沿山谷流动、富含水分的火山沉积物流；即使没有新的喷发，强降雨也能使松散沉积物发生流动。在林孔德拉别哈火山，喷发曾引发沿北坡而下的火山泥流；保护管理人员在2018年9月的一次巡查中，记录了受影响地区的沉积物堆积和严重酸化现象。这些过程将山顶的火山活动与下游河流及周边土地联系起来，使排水通道成为火山灾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rsn.ucr.ac.cr)

这些需要管控人员进入的地貌，也被用于开展旅游活动。阿雷纳尔火山的拉斯科拉达斯步道可供游客观赏已经凝固的熔岩，而游览波阿斯火山则会让游客接近活跃的火山口。波阿斯火山于2018年重新开放时，采取的管理措施包括网上预约、设置安全避难设施、配备头盔和口罩，以及安装实时气体探测器。在林孔德拉别哈火山，北坡的警示牌标明了易发生火山泥流的河流，并警告擅自进入火山口的危险。这些针对具体地点制定的措施，将科学监测与火山保护区内的游客管理联系起来。(sinac.go.cr)

山脉与中央谷地

哥斯达黎加的山地骨架大致沿西北—东南方向延伸，但由数条独立山脉组成，并非一道连续的山脊。瓜纳卡斯特山脉位于西北部，其最高峰米拉瓦列斯山海拔2,028米。位于其间的蒂拉兰山脉将这片北部山区与中央山脉连接起来，中央山脉的火山山体构成中央谷地北部和东北部的边界。伊拉苏火山海拔3,432米，是全国最高的火山。再往东南，塔拉曼卡山脉从中央谷地延伸至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的最高点——海拔3,820米的奇里波山就位于这条山脉中。与中央山脉和瓜纳卡斯特山脉不同，塔拉曼卡山脉没有活火山。(imn.ac.cr)

中央谷地是一片由相邻盆地、坡地和阶地组成的山间洼地，并非处处平坦的高原。其西部位于中央火山山脉与南侧的塔布拉索、坎德拉里亚和普里斯卡尔丘陵之间；东部包括卡塔戈周边的瓜尔科盆地，位于伊拉苏火山与塔拉曼卡山麓之间。奥乔莫戈鞍部将两部分分隔开来，同时也是两者之间的通道。谷地底部有人定居的区域大多位于海拔约800—1,500米处：胡安·圣玛丽亚机场、圣何塞市中心和卡塔戈的气象站，海拔分别约为890米、1,172米和1,360米。国家气象研究所的区域分类资料显示，西部盆地年平均气温约为22 °C，东部盆地约为20 °C，体现了海拔对气温的调节作用。(imn.ac.cr)

温和的气温、可供耕作的土地以及相对便于通行的地形共同促使谷地成为全国主要的聚居区和经济核心。咖啡种植业与城镇网络相伴发展，这些城镇后来又为工业和服务业的扩张提供了支撑。圣何塞、阿拉胡埃拉、埃雷迪亚和卡塔戈是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而这一都市区只占整个谷地的一部分。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该都市区约有227万人居住，占全国人口的约52%。因此，这种人口集中既反映了盆地自然环境的优势，也体现了政府机构、就业机会和基础设施集中在同一条相互连通的高地走廊内所产生的累积效应。(revistacienciassociales.ucr.ac.cr)

海拔差异使植被在相对较短的水平距离内发生显著变化。随着海拔上升，低地热带森林逐渐被低山带和山地植被所取代；在山坡与持续存在的云层相交之处，还会出现云雾林。气温通常随海拔升高而降低，而降雨量既取决于高度，也受迎风或背风条件影响：湿润空气沿山坡上升时冷却凝结，背风坡则可能干燥得多。在塔拉曼卡山脉海拔约3,200米以上，山地森林逐渐过渡为páramo（高山草甸），其植被包括灌木、矮生竹类，以及更高处以禾草为主的植被。伊拉苏火山提供了山地与谷地温度差异的量化实例：据报告，其山顶保护区的年平均气温为5—9 °C。这些垂直植被带并不以固定的等高线为界；风的影响、云层覆盖和局部地形都会改变它们的位置。(imn.ac.cr)

山间通道也决定了连接内陆与沿海低地的交通路线。奥乔莫戈是圣何塞与卡塔戈之间的交通通道，而泛美公路南段则穿越死亡山高地，通往圣伊西德罗德埃尔赫内拉尔。卡塔戈以南路段的建设于1942年大规模展开，到1946年，卡塔戈—圣伊西德罗路段已可通行，改善了通往南部内陆的交通条件。在加勒比海一侧，布劳略·卡里略总统于1838年下令规划一条连接圣何塞与瓜皮莱斯的道路。最终建成的32号公路通过长约600米的苏尔基隧道穿越中央山脉，然后下行至瓜皮莱斯和加勒比海沿岸平原。这些人工修建的山间通道，使交通集中于陡峭山区中为数不多的几条通路。(imn.ac.cr)

太平洋与加勒比海沿岸平原

太平洋沿岸低地构成的是一条断续分布的地带，而非宽度均一的滨海平原。坦皮斯克河下游及尼科亚湾周边，以及塔尔科莱斯河、帕里塔河和特拉巴河沿岸，分布着宽阔的沉积平原；其他地段的丘陵和岩石岬角则逼近海岸，将海滩分隔在各个海湾之中。尼科亚半岛和奥萨半岛，加上尼科亚湾和杜尔塞湾，使这段海岸的轮廓曲折蜿蜒。海滩与由火山岩或沉积岩构成的岩石岬角交错分布，而海蚀崖、海蚀柱和海蚀拱门则标示出主要由海蚀作用而非沉积物堆积塑造的地段。因此，太平洋沿岸低地的宽度与连续性在不同地段差异很大。(mdpi.com)

西北部平原位于哥斯达黎加主要的热带旱林区内。卡尼亚斯—坦皮斯克—贝贝德罗流域下游及圣罗莎台地具有旱林景观，与奥萨、戈尔菲托和科托科罗拉多一带湿润的太平洋南部沿岸低地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只是两类海滩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向内陆延伸，横跨平原及邻近的山麓地带，影响着植被和地面保持湿润的时间。哥斯达黎加国家保护区系统（SINAC）在2024年戈尔菲托野生动物保护区管理计划中，描述了该区域年降水量为4,000—8,000毫米的热带极湿润森林，体现出太平洋南部沿岸显著更为湿润的环境。造成这一反差的具体季节性原因，属于该国更广泛的气候地理范畴。(sinac.go.cr)

加勒比海岸的海岸线短得多，但其滨海平原并非处处都比太平洋一侧狭窄。北部海岸在科罗拉多河口和托尔图格罗一带展开为广阔的冲积低地，分布着林木覆盖的沼泽、河道和滨海泻湖。利蒙以南的低地带则较为狭窄：阿道夫·克萨达-罗曼和保拉·M.·佩雷斯-布里塞尼奥于2019年开展的地貌制图表明，利蒙至卡维塔之间的平原最宽仅4公里，卡维塔至曼萨尼约之间则不超过约2公里。沉积岩丘陵和抬升的碳酸盐岩台地限制了这些南部平原的范围。加勒比海一侧的湿润环境维系着大片湿地，而科罗拉多河与帕里斯米纳河水系中则分布着宽阔的洪泛平原、废弃河曲和沼泽洼地。(kerwa.ucr.ac.cr)

沉积物供应与海洋再搬运作用塑造了不同的海岸形态。在加勒比海北部沿岸，河流将内陆山地侵蚀产生的物质输送到海岸，波浪和沿岸流再将沙重新分配，形成与岸线平行、围合泻湖的沙洲。这些地貌是莫因—利蒙以北较为平直海岸的典型特征；再往南，古珊瑚礁形成的岬角则将沙滩分隔开来。加勒比海北部的海滩本身也属于高能环境，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两侧海岸的差别概括为太平洋波涛汹涌、加勒比海风平浪静。(kerwa.ucr.ac.cr) 不过，太平洋一侧的潮差通常更大：2019年的一项海滩比较研究报告，太平洋研究地点的潮差为2—3米，加勒比海研究地点则为0.5—1.5米。这些数字描述的是研究地点的情况，并非适用于两侧整段海岸的统一数值。太平洋沿岸的河口包括帕里塔等河口湾系统，而受遮蔽的海湾和沉积物丰富的低地则为广泛发育的潮汐海岸地貌提供了条件。(sciencedirect.com)

已公布的海岸线长度反映了不同的测量标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给出的总长度约为1,290公里，而豪尔赫·科尔特斯和阿道夫·克萨达-罗曼2024年的海岸地貌综述则报告，太平洋海岸长1,254公里，加勒比海岸长212公里，合计1,466公里。这些是不同来源各自给出的估计值，并不表明海岸线实际增长了相应的长度。(start.csail.mit.edu) 海岸线统计取决于地图比例尺和岸线的定义，包括测量时是否沿着近海岛屿、海湾及潮汐水道的岸缘计算，以及采用哪一潮位来界定陆地与水体的边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制图文档通过明确海图比例尺、平均高潮位岸线及内陆潮汐水域的处理方式，说明了这些区别。因此，比较海岸线长度时必须采用一致的测量标准，对于哥斯达黎加曲折多湾的太平洋海岸尤其如此。(geodesy.noaa.gov)

海洋管辖区域与沿海地带

哥斯达黎加的海洋管辖范围远远超出其大陆海岸，尤其是在太平洋一侧，这是因为该国拥有距大陆海岸约550公里的科科斯岛。官方出版物通常将其海洋空间面积描述为约589,000平方公里，超过国土陆地面积的十倍，但这些海域并非全是领海。1975年修订的宪法第6条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针对资源的特别管辖权则延伸至20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生物及非生物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并对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享有管辖权；其他国家则保有航行、飞越和铺设海底电缆的自由。这一区别将领土主权与在面积大得多的外海区域内行使的较有限权利区分开来。(whc.unesco.org)

从自然地貌来看，大陆架的宽度极不均匀。在太平洋南部海岸，奥萨半岛的马塔帕洛角附近，大陆架收窄至约2公里；在杜尔塞湾湾口，大陆架坡折几乎就位于海湾入口处。这些狭窄的浅水台地之外，陡峭的大陆坡使深水区逼近海岸。海底滑塌和岩崩促使这一地段的大陆架边缘后退。相比之下，加勒比海一侧的大陆边缘包含充满沉积物的利蒙盆地，该盆地延伸至沿海平原和大陆架下方。其北部是宽阔的沉积盆地，南部则分布着褶皱和断裂更为发育的沉积构造。这些差异意味着，无论哪一侧海岸，都不能视为一条均一的浅海海底带。(repositorio.una.ac.cr)

风力驱动的上升流使太平洋海域呈现显著的季节差异。大约从12月至次年4月，穿过中美洲低矮山口的东北风驱动帕帕加约上升流系统，将较冷且富含营养盐的海水带入阳光照射的表层水体。2013—2014年在马塔帕洛和巴霍罗霍进行的测量显示，在上升流最强时，两地水温分别下降了7°C和9°C，测得的营养盐浓度增至原来的3至15倍。两地叶绿素a浓度分别增至原来的3倍和6倍，表明浮游植物接连大量繁殖。更远的外海有哥斯达黎加穹隆，它是温跃层向上隆起形成的，并非海底地形的隆起：气旋式环流和随季节变化的风力驱动，使富含营养盐的水体维持在较浅水层。其年度发展过程包括2—4月沿岸温跃层变浅、5—6月与海岸分离，以及在一年中较晚的时候向西扩展。(kerwa.ucr.ac.cr)

因此，海洋资源和捕捞活动分布于几种不同的空间环境中。哥斯达黎加渔业主管机构INCOPESCA将捕捞活动区分为近岸小规模捕捞、作业范围最远达40海里的中等规模捕捞，以及在更远海域开展的先进捕捞作业，后者包括远洋延绳钓。其商业捕捞分类还包括捕虾、沙丁鱼和金枪鱼渔业。在科科斯岛周边，与北赤道逆流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海洋生物幼体扩散，而周围的大洋水域则为金枪鱼、鲨鱼、鳐鱼和海豚提供栖息环境。因此，这座岛屿将哥斯达黎加的沿海资源管理与外海种群及迁徙路线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为该国增加了一段海岸线。(incopesca.go.cr)

海洋界限既依据距海岸基线的距离，也通过划界来确定。2018年2月2日，国际法院确定了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在两大洋中的海上边界。另有哥斯达黎加与厄瓜多尔于2020年12月16日联合提交的一份划界案，涉及巴拿马盆地内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界限；此类海底权利主张本身并不扩大专属经济区内对上覆水体的权利。管理如此广阔的空间，还需要渔业、自然保护、安全、运输和旅游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2019年第41775号行政法令设立了海洋治理单元及跨机构框架，随后又于2021年发布了海洋空间规划方法指南。这些文件旨在处理分区及用途重叠问题，而INCOPESCA设立的负责任捕捞区，则为沿海社区参与渔业管理提供了具有明确地理范围的管理安排。(api.icj-cij.org)

气候类型与微气候

哥斯达黎加降水的季节变化，反映了东北信风与随季节移动的热带辐合带（ITCZ）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太平洋一侧，热带辐合带和湿润的西南风带来大致从5月持续到11月的雨季，随后是明显的旱季。例如，尼科亚半岛的旱季约从11月中旬持续至次年4月，而9月和10月降雨最多。7月和8月，信风增强，太平洋一侧的降雨相对减少，当地称这一时段为 veranillo（小夏季）。这些季节变化并非在全国各地都同样明显：加勒比海一侧的山坡和北部低地持续受到携带水汽的东北风影响，并在北半球冬季受到冷锋侵袭。(imn.ac.cr)

山脉使这些区域性气流形成截然不同的局地气候。湿润空气沿迎风坡上升，冷却后产生降水；处于背风面的太平洋沿岸西北部则受到雨影效应影响。因此，除海拔外，风向和坡向也很重要，相邻山谷与山脊之间的降雨量可能相差甚大。国家气象研究所（IMN）根据降水状况、山地高度与走向、盛行风及海洋影响，划分出七个主要气候区：北太平洋区、中太平洋区、南太平洋区、中央区、北部区、北加勒比区和南加勒比区。在这一分区框架下，太平洋一侧的降雨量总体上向南递增，而西北部则包含全国一些最干旱的地区。(imn.ac.cr)

气象站的历史记录显示，西北部内部的气候差异相当显著。根据IMN以1961—1990年为基准期的气候统计资料，利韦里亚和圣克鲁斯的年均降水量均为1,517毫米，年均降水日数均为89天；相比之下，蒙特韦尔德分别为2,483毫米和205天。北太平洋区的年降水量一般介于1,500至2,500毫米之间。这些数值是基准期的平均值，并不意味着每年都会出现这样的降雨量。放眼全国，差异更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一份资料指出，滕皮斯克地区的年降水量约为1,400毫米，而塔拉曼卡部分地区可高达8,000毫米。因此，仅凭纬度难以解释该国的降雨分布；迎风或背风状况与地形起伏，使这片面积不大的国土内形成了差异显著的水分状况。(imn.ac.cr)

海拔也使温暖的低地气候与较凉爽的高地气候形成区别。IMN同一套1961—1990年统计表显示，利韦里亚的日最高和最低温度平均值分别为33.0°C和22.1°C，而蒙特韦尔德分别为22.3°C和15.0°C。因此，山地气象站与低地气象站之间不仅降雨量不同，白天的暖热程度和夜间的降温情况也有差异。在中央谷地内，阿特纳斯、图鲁卡雷斯、拉加里塔和瓜西马等西部较低海拔地区，气候更温暖、干燥，受太平洋影响更强；圣何塞、埃雷迪亚和卡塔戈周边的中等海拔地区则气候较为温和。(imn.ac.cr)

山口的存在使太平洋与加勒比海两侧的气候难以简单划分。东北风通过德森加尼奥和拉帕尔马等山口，将云和小雨带入中央谷地，使加勒比海的水汽能够在太平洋一侧的旱季深入内陆。因此，与北太平洋区的低地相比，谷地东部湿度更高，体感更凉，但其中也有相对干燥的地区。奥罗西周边的局地差异尤为鲜明：IMN指出，特塞伊斯气象站所在处是一个降水峰值区，年降水量超过7,000毫米，而其所在的谷地东部区域内，也分布着全国一些最干旱的地方。这些差异说明，区域平均降雨量不能代替某一具体山坡、山口或谷底的气候状况。(imn.ac.cr)

河流、流域与地表水

哥斯达黎加纵贯国土的山脉将流向太平洋的流域与流向加勒比海的流域分隔开来。国家气象研究所的流域名录划分了34个主要流域，以及太平洋、加勒比海和北部三个排水区。北部排水区的河水经尼加拉瓜湖和圣胡安河间接流入加勒比海，而非从哥斯达黎加本国海岸的河口入海。太平洋一侧的主要水系包括滕皮斯克河、塔尔科莱斯大河、帕里塔河、萨韦格雷河和特拉瓦大河；加勒比海一侧的水系包括雷文塔松河、帕夸雷河、马蒂纳河和锡克萨奥拉河。萨拉皮基河与圣卡洛斯河属于北部河网。特拉瓦河流域面积约为5,085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主要流域。(cglobal.imn.ac.cr)

河流流量的季节性变化反映的是不同地区降雨规律的差异，而非全国统一的雨季与旱季周期。太平洋一侧的降雨大体集中在5月至11月，因此雨季流量较高，随后几个月的旱季流量则逐渐下降；这种反差在西北部尤为显著。加勒比海一侧和北部的集水区在一年中更长的时间内都有降雨，但也存在较短的少雨期。因此，这些地区引发洪水的降雨不一定与太平洋一侧的高流量期重合。冷锋可在11月和12月为加勒比海一侧及北部地区带来大量降雨。在陡坡上，强降雨和饱和土壤会加速地表径流的形成，使水和侵蚀产生的物质迅速进入河道。(cglobal.imn.ac.cr)

随着河流从山间谷地流入沿海平原，泥沙输运的特征也随之改变。在雷文塔松河主要水电工程开工前开展的一项评估，将河道分为长约40公里、坡降为1.3%的中游河段，长20公里、坡降为0.6%的过渡河段，以及长40公里、坡降仅为0.036%的冲积河段。粗颗粒物质在中游河段搬运并暂时储存，在河流进入低地时堆积，而在更下游的河道中，泥沙则以砂和粉砂为主。洪峰过程可使先前的沉积物重新进入输运，并侵蚀河岸，因此泥沙浓度与流量未必同时达到峰值。对雷文塔松河支流佩希巴耶河的研究记录了单次暴雨期间泥沙在河道中的暂时储存，以及向下游输运的滞后现象。(grupoice.com)

河水既用于水力发电，也用于大都市地区的供水。哥斯达黎加电力研究所在雷文塔松河水系运营梯级水电站，包括里奥马乔、卡奇、安戈斯图拉和雷文塔松水电站。其中，雷文塔松水电站位于锡基雷斯附近，于2016年9月落成，装机容量为305.5兆瓦，利用河流从约265米海拔降至120米海拔之间的落差发电。因此，其水库和发电设施既依赖上游来水，也依赖泥沙管理。供水设施还将地表水跨流域输送：奥罗西工程从埃尔利亚诺水库取水口输水至特雷斯里奥斯水处理系统，为圣何塞大都市区供水。2008年的一项评估记录，奥罗西工程的供水量约为每秒1,850升，此外，蒂里比河的皮索特水源还提供约每秒700升的水量。(grupoice.com)

集水区受到扰动后，会通过土壤裸露、农业耕作、道路、排水沟和河岸侵蚀等途径影响下游水质，而不能仅以有无树木来判断其影响。在佩希巴耶河研究中，种植园的裸露土壤和相互连通的道路排水设施为含沙径流提供了通道，而林地地表的覆盖状况则影响了林内侵蚀。纳塔莉娅·戈麦斯-卡尔德龙、米尔顿·索洛萨诺-金塔纳和卡罗利娜·比利亚格拉-门多萨于2017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比较了雷文塔松河上游流域农场采用的五种机械化耕作处理方式。研究发现，垂直耕作机具的组合所造成的侵蚀，少于某些经济收益更高的替代方案。进入这一河网的泥沙会增加水体浑浊度，并在水电站水库中淤积，减少有效库容，带来维护需求；因此，上游的耕作方式能够影响远离侵蚀源头农田的基础设施。(sciencedirect.com)

地下水、湿地与河口系统

地下水为主要城市和乡村社区供水。在中央谷地，巴尔瓦、上科利马和下科利马含水层构成层状火山岩地下水系统：透水性较强的熔岩岩层输送水流，夹在其间、透水性较弱的沉积层则限制水的流动；不过，层间的连通仍使水能够进行垂向交换。从这些含水层取水的水井和泉水，是中央谷地西部的主要饮用水源。在瓜纳卡斯特，地下水资源包括坦皮斯克冲积含水层和规模较小的沿海地下水系统。这些系统储存的水在旱季用于生活供水和农业取水，而地下水排泄则使一些河流在数月无雨后仍能保持水流。这种利用方式不同于大型的阿雷纳尔—坦皮斯克灌溉网络，后者输送的是经阿雷纳尔水电工程系统下泄的地表水。(revistas.una.ac.cr)

低地湿地包括淡水湖泊、季节性淹水沼泽、沼泽森林，以及相互连通的河道。靠近尼加拉瓜边境的卡尼奥内格罗，由一片浅水淡水潟湖及其周围季节性淹水的沼泽和林地组成。在帕洛韦尔德，坦皮斯克河下游地区分布着淡水潟湖、沼泽、淹水林地和潮汐红树林；这里的拉姆萨尔湿地面积为24,519公顷，于1991年12月27日被列入名录。此类湿地复合体能够暂时蓄存洪水，并截留上游输送来的物质：水流漫过有植被覆盖的浅水地带时，流速减缓，促使悬浮泥沙沉降。泥沙的截留也会使湖泊逐渐变浅。1992年的卡尼奥内格罗拉姆萨尔湿地资料表记载，连接弗里奥河与湖泊的人工运河增加了泥沙输入，并显著降低了水深，说明改变水力连通关系能够改变湿地的功能。(ramsar.org)

沿海河口与潟湖将这些淡水系统和海洋连接起来。在太平洋沿岸，尼科亚湾的盐度梯度十分明显，从坦皮斯克河口附近的半咸水，逐渐过渡到海湾入口处接近外海的水体条件。这一梯度影响着鱼类分布，而幼鱼的出现表明，海湾的部分区域是鱼类育幼栖息地；何塞·A.·巴尔加斯及其同事综述的研究还记录了隶属16个科的仔鱼。在加勒比海南部沿岸，甘多卡潟湖提供了另一处育幼环境：其拉姆萨尔湿地文件明确指出，该潟湖对鱼苗生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功能并非仅取决于淡水或海水条件，而是依赖河流入水、潟湖或河口内较为平静的水域，以及邻近沿海栖息地之间的联系。(archivo.revistas.ucr.ac.cr)

沿海地区的地下水开采使其尤其容易受到咸水入侵的影响。过量抽水会降低淡水压力，使咸水向水井移动；在旱季补给有限，且生活、旅游和农业用水需求同时出现的地区，这一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关证据具有地点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哥斯达黎加国家地下水、灌溉与排水局（SENARA）对波特雷罗和布拉西利托开展的一项水文地质研究，在所分析的水井中未发现咸水入侵的证据，但指出有必要审慎评估沿海抽水活动。2020年11月，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报告称，为布拉西利托供水的水井在旱季出现盐分问题，因此需要建设雨水收集设施。这两项发现均不能证明整个沿海含水层都具有相同的盐度。(ucr.ac.cr)

土地利用也会影响地下水水质。农用化学品可能渗入补给区，而化粪池系统则会引入含氮化合物和微生物。赫尔加·马德里加尔-索利斯及其同事于2019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巴尔瓦子流域上游以森林和牧场为主的采样点，硝酸盐浓度低于2毫克/升；相比之下，人类利用更为密集的地区浓度较高。污染并不限于中央谷地：为锡基雷斯的埃尔凯罗、米拉诺、拉弗朗西亚和路易斯安纳，以及圣卡洛斯的韦拉克鲁斯供水的泉水，都受到了菠萝种植所用除草剂除草定的污染。这些案例表明，可溶性污染物能够从耕地进入地下水，并危及施用地块以外的水源。(revistas.una.ac.cr)

生物地理桥梁与生物多样性的起源

哥斯达黎加位于一条生物走廊上，原先彼此隔离的北美洲和南美洲生物曾通过这条走廊扩展分布范围。这一过程称为美洲生物大交换，包含多次迁徙，而非一个动物群对另一个动物群的一次性替代。哺乳动物的迁移包括南美洲树懒和犰狳向北扩散，以及北美洲浣熊、貘和西貒向南扩散。植物和森林鸟类也跨越了逐渐形成的地峡，但它们的迁移不仅取决于是否有陆地，还取决于是否存在适宜的植被。即使能够飞行的物种，也可能受到中间水域或不适宜栖息地的阻隔：分子证据表明，在陆桥形成之后，专门适应森林生境的鸟类科的交换显著加快，而能够适应多种生境的鸟类科受到的影响较小。(repository.si.edu)

这种大陆生物交融的结果，在哥斯达黎加的鸟类中尤为明显。杰森·T. 韦尔及其同事于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计算发现，在哥斯达黎加的雀形目鸟类中，隶属于北美洲起源各科的物种数与隶属于南美洲起源各科的物种数之比为0.98；按该研究的分类方式，两者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南美洲的类群包括蚁鸟、䴕雀和唐纳雀，来自北方的则包括拟鹂及其他雀形目类群。中美洲热带雨林植物区系同样含有相当多的南美洲成分。这些格局反映的是祖先谱系的地理起源，并不一定代表现存物种本身的演化地点；后续的分化与灭绝改变了最初穿越这条走廊的生物群体。(repository.si.edu)

大陆间的生物交融提供了庞大的区域物种库，而哥斯达黎加位于两大洋盆之间，加上其间的山脉，形成了环境筛选作用，使这些物种的分布并不均匀。由此产生的β多样性，即不同地点之间物种组成的差异，与任何单一地点的物种数量是不同的概念。吉尔·扬科夫斯基、诺拉·迈耶和克里·拉贝诺尔德于2009年在蒂拉兰山脉开展的研究，调查了海拔1,000至1,700米之间的鸟类，发现在太平洋一侧的山坡上，相隔仅几公里的鸟类群落，其物种组成就几乎完全不同。水分条件的差异比单独的海拔因素更能预测物种组成，而群落更替程度约为温带山坡已有研究所报告水平的两倍。另一项发表于2010年的树木研究发现，山脉不同地点之间的植物区系差异，尤其与土壤水分、酸度、最低温度及云雾截留有关。因此，仅凭大陆祖源无法解释局地多样性：相距很近的地点，也可能保有同一区域生物群中的不同物种组合。(bes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

山地隔离也为异域物种形成和地理分布受限种群的延续创造了条件。2009年一项关于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西部高地鸟类的分析，描述了这样一种机制：更新世较寒冷的气候使山地植被和鸟类得以向较低海拔扩展，增强了不同山系之间的连通性。在较温暖的时期，适宜栖息地则向高海拔收缩，将种群分隔在不同的“天空岛”上。黑嘴刺花鸟（Diglossa plumbea）体现了南美洲对这一高地动物群的贡献：它所属的属起源于南美洲，但其自身仅分布于哥斯达黎加至巴拿马西部的高地。该分析讨论的遗传证据表明，其物种复合群内部的分化发生于更新世。这类历史将现今的特有性与扩散和隔离的交替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归因于生物始终被局限在各自的山地上。(scielo.sa.cr)

对生物交换发生时间的判断，仍取决于如何区分露出水面的岛屿、短暂的陆地连接和连续的陆桥。克里斯蒂娜·D. 培根及其同事于2015年对分子和化石证据进行分析，推断约2,000万年前和600万年前曾出现大规模陆生生物扩散，据此认为美洲生物群的形成开始得早得多，过程也更为复杂。相比之下，阿伦·奥迪及其同事于2016年发表的综合研究，将地峡最终形成的时间定为约280万年前，同时认可更早时期曾有生物通过部分露出水面的岛链进行有限扩散。按照这一解释，海洋生物的基因流一直持续到约320万年前，而陆生哺乳动物的交换则在距今270万年稍早时加快。因此，某一谱系较早跨越两洲，并不一定能证明当时存在连续的陆路；反过来，也不能把地峡最终闭合的时间视为哥斯达黎加所有动植物谱系的抵达时间。(pmc.ncbi.nlm.nih.gov)

陆地生态系统与生境类型

低地热带雨林分布在湿润的加勒比海一侧和太平洋沿岸南部，尤以奥萨半岛为代表。科尔科瓦多体现了这类雨林复杂的结构：具有板根的高大乔木、大型木质藤本和攀缘植物共同构成垂直分层的森林，其中格外高大的树木耸立于周围树冠之上。其2008年的管理现状评估报告记载，科尔科瓦多平原上有一株约80米高的吉贝（Ceiba pentandra）；这是一株罕见的超出林冠的巨树，其高度并不代表一般林冠的高度。局部排水条件进一步造成生境差异：地势较高的河岸上生长着成片的 Inga vera，而积水地带则分布着尤利略棕榈（Raphia taedigera）群落。因此，即使同属低地，排水良好的地段与沼泽边缘的森林组成也不相同。典型的哺乳动物群落包括中美貘、西貒、美洲豹、树懒，以及吼猴、松鼠猴等多种猴类。(sinac.go.cr)

加勒比海低地还包括拉塞尔瓦长期受到研究的原始雨林。热带研究组织的TREES项目在这里持续监测分布于约800公顷原始森林中的树木。项目最初十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热带树木可能需要数百年才能长到林冠层，这凸显了森林中肉眼可见的上层树冠与其下方长期存续的小型树木种群之间的区别。低地森林与山地森林之间分布着山麓森林，哥斯达黎加南部科托布鲁斯的拉斯克鲁塞斯森林便是代表。这些过渡性生境属于该国从湿润到干旱、从高海拔到低海拔的植被梯度，而不是单一、均质的雨林带。(tropicalstudies.org)

云雾林形成于经常被云雾笼罩的山坡，蒙特韦尔德是一个研究较为充分的实例。其水分来源包括叶片及附生植物对风携云滴的直接截留；附生植物是生长在其他植物上、根系不扎入地面的植物。非维管附生植物无法获取土壤水分，因此在降雨减少的时期，尤其依赖截留的雾水。云水截留因而能够补充普通雨量计无法测得的水量；不过，水量平衡还包括植被对水分的储存和蒸发，因此截留的水分并非全部转化为溪流径流。在塔拉曼卡山脉，奇里波的管理规划描述了一片从海拔约1,400米延伸至3,100米的连续山地森林，以栎属（Quercus）的若干物种为优势种，并生长着丰富的苔藓、附生植物和藤本植物。这些海拔数据描述的是该山地景观，并不是适用于全国的云雾林固定分布界限。(onlinelibrary.wiley.com)

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分布着热带干旱林，其季节性外观与湿润地区的植被形成鲜明对比。在圣罗莎，旱季持续六至七个月，水源变得稀少，大部分植被会落叶。因此，林冠变得更加开阔，提供的荫蔽也少于枝叶繁茂的季节。代表性树种包括瓜纳卡斯特树（Enterolobium cyclocarpum）、裸蕊木（Bursera simaruba）和古阿皮诺尔树（Hymenaea courbaril）；与之相伴的动物包括白尾鹿、白鼻长鼻浣熊、黑刺尾鬣蜥和白喉鹊鸦。圣罗莎的森林由再生林与成熟林斑块交错组成，后者为自然更新提供种子，而非整片森林都属于均一的成熟林分。(acguanacaste.ac.cr)

在海拔最高的地带，帕拉莫高山植被取代了郁闭森林，由草本植物、灌木和零星小乔木组成。在奇里波地区，这类植被大致分布于海拔3,100至3,820米之间。过渡往往是渐进的：亚帕拉莫植被大致分布于海拔3,000至3,500米，由灌木和小乔木组成，同时包含山地森林与更高处草地的植被成分。格里特·戴维斯于1983年9月采集的国家博物馆标本，记录了奇里波国家公园内库埃里西山地海拔3,200至3,400米处的这种镶嵌格局：箣竹属（Chusquea）竹类、金丝桃属（Hypericum）植物和杜鹃花科灌木，与以蒲苇属（Cortaderia）丛生禾草为主的开阔地交错分布。局部地形和微气候也使这一过渡带内能够存在小片森林，因此植被的上限呈现不规则的镶嵌格局，而不是一条连续的水平线。(sinac.go.cr)

沿海与海洋生态系统

红树林主要集中在哥斯达黎加的太平洋沿岸，尤其是尼科亚湾、特拉巴—谢尔佩和杜尔塞湾一带；加勒比海沿岸的甘多卡潟湖周边也有面积较小的红树林。2006年的一项综合研究估计，特拉巴—谢尔佩红树林的面积约为16,700公顷，并确认 Rhizophora racemosa 和 Pelliciera rhizophorae 为优势树种。2010年发表的监测结果显示，甘多卡的红树林以红海榄雌（Rhizophora mangle）为主。(researchgate.net) 红树林的根系结构具有多种功能：支柱根使树木能够稳固地生长在松软的潮汐基质中，而露出地面的气生根则让氧气在土壤积水的条件下仍能抵达植物组织。根系网络减缓水流，促进泥沙沉积，并减少海岸侵蚀。浸没在水中的根系表面还为幼鱼和幼年甲壳类动物提供庇护与觅食场所；已有记录表明，杜尔塞湾内的小片红树林是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虾类的育幼场。这些育幼功能并不意味着所有与红树林相关的物种都在林内繁殖。(fisheries.noaa.gov)

珊瑚礁在两侧海岸的分布有所不同。加勒比海沿岸的珊瑚礁包括莫因与利蒙之间的礁体、卡维塔的岸礁和斑块礁，以及旧港与莫纳角之间的珊瑚礁和碳酸盐浅滩。卡维塔外侧的礁障绵延约5公里。太平洋沿岸的珊瑚群落分布较为零散，见于圣埃莱纳、库莱布拉湾、尼科亚半岛和奥萨半岛、杜尔塞湾、卡尼奥岛及科科斯岛周边。分枝状的鹿角珊瑚属（Pocillopora）珊瑚构成了部分浅水珊瑚礁，另一些珊瑚礁则以块状的滨珊瑚属（Porites）和牡丹珊瑚属（Pavona）珊瑚为特征。尼科亚部分沿岸受到强烈波浪冲击，限制了珊瑚礁的发育；尼科亚湾内的淡水径流则限制了珊瑚生长。太平洋沿岸北部的珊瑚礁还受到季节性风驱上升流的影响；温度波动与营养盐富集会改变珊瑚和藻类之间的平衡。泥沙沉积对加勒比海沿岸的影响尤为显著，而厄尔尼诺期间异常温暖的海水曾导致两侧海岸的珊瑚白化。(scielo.sa.cr)

海草床分布于浅水软底生境，卡维塔和甘多卡—曼萨尼约的海草床尤为显著。在受到监测的卡维塔海草床中，龟草（Thalassia testudinum）占优势；201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其平均生产力为每天每平方米 $2.7 \pm 1.15$ 克干物质。(scielo.sa.cr) 太平洋沿岸海草床的记录历史和物种组成则有所不同。库莱布拉湾的一片 Halophila baillonii 海草床在1996年的一场强烈风暴后消失；此后，2010年在杜尔塞湾再次记录到该物种，2011年又在附近发现了一片面积更大的海草床。后来的记录地点还包括波特雷罗湾、埃尔霍博、马塔帕利托和萨马拉。(scielo.sa.cr) 海草的根和根茎能够稳定海床，叶片则能截留悬浮颗粒；由此形成的立体生境在红树林与珊瑚礁之间提供了觅食场所和庇护空间。(sanctuaries.noaa.gov)

岩岸和潮池所维系的群落，与珊瑚礁及植被覆盖的沉积底质中的群落不同。杰弗里·西巴哈-科尔德罗和豪尔赫·科尔特斯在萨利纳斯湾开展、于2008年发表的研究，记录了藻类和无脊椎动物沿垂直方向呈带状分布的现象，其中包括藤壶、笠贝和滨螺。受波浪冲击的地点呈现出更连续的水平带状分布，背浪处的生物群落则更为斑块化；季节性上升流改变了潮间带下部的藻类和植食动物群落。(revistas.ucr.ac.cr) 2014至2019年间对瓜纳卡斯特49个潮池开展的一项调查，记录了67种硬骨鱼，包括东太平洋的雀鲷科鱼类 Abudefduf troschelii 和 Stegastes acapulcoensis。加勒比海沿岸的珊瑚质岩石和浅水生境则拥有另一套动物群：哈兰·迪恩2017年的研究鉴定出68种多毛类动物，其中66种为哥斯达黎加首次记录。(scielo.sa.cr)

沿海生态系统通过泥沙、营养物质和动物迁移与陆地流域相联系。红树林截留泥沙，同时也向外输出营养物质；卡维塔的海草床紧邻岸礁，为珊瑚礁生物提供育幼和觅食生境。始于1999年的监测记录了陆源泥沙对珊瑚礁和海草生境的显著影响。过量悬浮物会减少水下光照，并可能沉积在珊瑚表面；营养盐输入量增加则可能使藻类比造礁珊瑚或海草更具生长优势。因此，经河流和河口输送的物质在输入量适中时能够维系沿海食物网，但泥沙和营养盐负荷过高时，就会损害邻近生境。(scielo.sa.cr)

物种丰富度、特有性与分类群格局

对哥斯达黎加总体物种丰富度的估算，远高于已命名、有记录物种的清单所列数量。1992年的全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估计，该国约有50万种生物，其中昆虫占估算总数的71%。玛丽索尔·贝穆德斯和维尔玛·奥班多在2021年回顾相关证据时提出，随着基于DNA的鉴定方法得到应用，以及对微生物的调查更加全面，过去未被认识的多样性将逐步显现，这一估算值可能至少翻一番。这些数字是推算值，而非完整统计结果：细菌、真菌、线虫及其他调查不足的生物，其数量尤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全国物种总数的不同估算之间存在差异，既反映了采样不完整，也反映了用于区分物种的方法发生变化。(repositorio.una.ac.cr)

由巴里·哈梅尔、迈克尔·格雷厄姆、塞西莉亚·埃雷拉和纳尔逊·萨莫拉主编、于2020年完成的《哥斯达黎加植物手册》（Manual de Plantas de Costa Rica），正式收录了9,360种种子植物，其中包括9,347种被子植物。其收录范围涵盖本土植物、归化植物和商业栽培植物，因此不应将这一总数理解为仅限于本土森林植被的物种数量。兰科植物的物种尤为丰富。2023年的《兰科斯特哥斯达黎加兰科植物名录》记录了201属、1,684种植物，其中约30%为该国特有种。树兰属（Epidendrum）有245种，Lepanthes属有163种，Stelis属有109种。各属的特有种比例差异显著：Lepanthes属有109种为哥斯达黎加特有种，占67%；相比之下，树兰属有76种为该国特有种，占31%。该名录区分了接受种与异名，并以公共植物标本馆收藏的标本作为记录依据。(legacy.tropicos.org)

凤梨科植物是说明物种丰富度与特有性之间区别的另一个例子。丹尼尔·卡塞雷斯·冈萨雷斯及其同事在2013年编制的名录确认了18属、198种植物，其中32种仅分布于哥斯达黎加，占总数的16.2%；另有36种的分布范围仅限于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两国。Werauhia属有59种，是物种最多的属，其次是有40种的铁兰属（Tillandsia）。在全部物种中，124种仅以附生方式生长，即生长在其他植物上；另有59种既可附生，也可生长在其他基质上。巴拿马新增的分布记录，使此前被认为仅分布于哥斯达黎加的物种数量有所减少。这说明，即使物种本身没有发生任何生物学变化，对其分布认识的加深也可能降低测得的国家特有种比例。(pubmed.ncbi.nlm.nih.gov)

脊椎动物名录同样取决于编制日期和分类学涵盖范围。哥斯达黎加鸟类学协会2026年6月发布的名录收录了944种鸟类，包括留鸟、候鸟和迷鸟。其区域特有种类别的范围，比仅限于该国分布的物种更广：该协会的特有鸟类名录将大陆地区的4种国家特有种与科科斯岛的3种特有种分别列出，两者合计不到全国鸟类总数的1%。这些鸟类包括铜头蜂鸟、卡氏地雀和科科斯雀。何塞·拉米雷斯-费尔南德斯及其同事于2023年编制的哺乳动物名录确认了256种，其中翼手目和啮齿目所占比重最大。名录中的30种“特有种”约占总数的12%，但也包括与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共有的物种；其中21种为啮齿动物。哥斯达黎加大学2025年一项基于博物馆馆藏的综述确认了221种两栖动物和257种爬行动物，分别隶属于17科和36科。(listaoficialavesdecostarica.wordpress.com)

特有性在地理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也不一定在物种数量最多的地方达到最高。2010年一项针对若干植物科的空间分析发现，山麓雨林具有较高的特有性：天南星科和棕榈科植物的特有种尤其集中于塔拉曼卡山脉，而凤梨科植物的特有种则集中于蒂拉兰地区。上述哺乳动物综述同样发现，高海拔物种群落的特有性最为突出，尤其是鼠类。山地生境中的温度、湿度和暴露程度在短距离内便会出现显著差异，使环境需求范围狭窄的种群能够栖居于有限的地带。许多此类物种的分布范围跨越边界，延伸至巴拿马，因此，除了国家特有种比例，区域特有性也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地图上显示的特有植物集中分布区，有时也位于总体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区域之外，因此，这两项指标描述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不同方面。(scielo.org.mx)

保护地与自然保护治理

哥斯达黎加的保护地涵盖多种管理类别，并非单一的国家公园体系。国家保护区系统（SINAC）的2024年年度统计记录了152处保护地，覆盖全国陆地面积的25.46%；海洋保护地则另行统计，覆盖国家海域面积的30.34%。这两项比例分别反映陆地与海洋的保护情况；人们常说的“四分之一”指的是陆地面积占比。保护地类别包括国家公园、生物保护区、森林保护区、防护区、国家野生动物庇护区、湿地和海洋管理区。各类保护地的目标有所不同：国家公园兼顾生态系统保护与受管控的公众游览，生物保护区以保护和研究为优先，森林保护区则在保护森林遗传资源的同时支持可持续生产。野生动物庇护区可以是国有、私有或混合所有制。(sinac.go.cr)

保护地主要由国家保护区系统（SINAC）管理。该机构隶属于环境与能源部，依据1998年第7788号《生物多样性法》第22条设立，职责涵盖保护地管理、林业、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流域和水系保护。SINAC通过11个保护区域开展工作；这些区域是覆盖全国的地方行政管理单元，而不只是公园边界内土地的集合。这一结构将保护地及其周边的资源管理纳入同一制度框架。法律规定，该系统实行分权和参与式管理，将国家层面的政策协调与地区层面的执行相结合。(sinac.go.cr)

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于1975年10月24日在哥斯达黎加西南部的奥萨半岛设立，保护太平洋沿岸低地雨林及相邻的海岸环境。SINAC列出的公园陆地面积为42,560公顷，海域面积为3,354公顷。公园的设立源于保护科尔科瓦多流域、抵御农业扩张和伐木活动的倡议。在东北部加勒比海沿岸，托尔图格罗国家公园于1970年9月24日依据行政法令设立，此后又扩大了边界。该公园保护海龟筑巢沙滩、邻近的陆地生境，以及由河流和水道构成的景观。当地的绿海龟研究体现了野外科学研究与保护工作之间的联系：阿奇·卡尔于1955年主持启动了标记和监测工作，海龟保护协会则持续监测筑巢趋势和繁殖成功率。(sinac.go.cr)

国际层面的认定在国内管理的基础上，增添了保护义务，也带来了国际认可。拉姆萨尔公约于1992年4月27日对哥斯达黎加生效；该国共有12处指定湿地，总面积为569,742公顷。这些指定湿地可以涵盖多处国内保护地：加勒比东北部湿地包括托尔图格罗国家公园、巴拉德尔科罗拉多野生动物庇护区和边境庇护区的部分区域。2010年获指定的马肯克湿地同样涵盖多处庇护区的土地，保护着一片潟湖群，其水文功能延伸至周边集水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收录了1983年首次列入、与巴拿马共有的塔拉曼卡—拉阿米斯塔德地区，以及1999年列入的瓜纳卡斯特保护区。(ramsar.org)

游客管理和景观连通性建设使保护工作不再局限于划定边界。在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的锡雷纳片区，游客须提前预约，并由注册的当地向导陪同；住宿、餐饮及其他服务则由持有使用许可的科尔科瓦多—卡拉特社区发展协会经营。这一安排将受监管的生态旅游与当地服务供给联系起来。在保护地边界之外，SINAC的生物廊道计划通过参与式景观管理，应对生境破碎化。地方廊道委员会代表区域内各利益相关方，采用管理规划、成效监测、参与式生物监测、生产实践及生态恢复等方式开展工作。因此，廊道是管理受保护生境之间联系的补充机制，而非另一类严格保护的公园。(sinac.go.cr)

土地利用、农业与森林覆盖变化

哥斯达黎加的土地利用格局包括广阔的养牛牧场、出口导向型种植业和大面积森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年的土地利用统计将全国约59%的土地归为森林，24%归为永久性草地和牧场，11%归为耕地和多年生作物用地，6%归为其他土地。农业经营单位占用的土地面积大于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面积：2014年6月的农业普查记录了93,017个农场，占地241万公顷，相当于国土面积的47.1%。在这些农场用地中，牧场占43.4%，作物用地占22.6%，广义林地类别——包括天然林、人工林、自然再生林和灌丛——占30.6%。因此，普查数据衡量的是农场边界内的土地，而非仅用于耕作或放牧的土地。（oecd.org）

海拔和各地区的水分条件塑造了不同的农业景观。在中央谷地，咖啡种植区分布在海拔约800至1,600米之间，其中80%以上的咖啡植株位于海拔1,000至1,400米的地带。富含火山灰的土壤有利于根系生长，并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在北部低地，菠萝、木薯和柑橘种植与养牛业并存；在加勒比海一侧，香蕉、菠萝和大蕉占据了相当大的种植面积。牧场用地在阿拉胡埃拉省和瓜纳卡斯特省尤为重要：2014年普查显示，全国128万头牛中，分别有33.5%和22.0%位于这两个省。商业林木种植也是这一多样化农业格局的一部分；在该次普查记录的主要林木作物种植面积中，柚木和石梓（Gmelina arborea）合计占73.6%。（icafe.cr）

20世纪的毁林与农业和养牛业的扩张密切相关。农业用地需求导致森林覆盖率下降，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常被引用的估计值约为21%，不过，历史估算结果取决于所采用的森林定义和制图方法。此后的恢复既得益于主动的保护措施，也得益于废弃农田上次生林的自然再生。针对瓜纳卡斯特的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国际牛肉市场利润率下降、对养牛业的资金支持撤回，以及旅游相关服务业就业增长，共同推动了牧场弃用。当地的森林再生在全国性环境服务付费计划启动之前就已开始，因此，森林恢复是经济与政策共同转变的结果，而非某一项干预措施的单独成效。（apnews.com）

1996年第7575号《森林法》限制将森林转作其他土地用途，并确立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的框架。该计划于1997年开始由国家森林融资基金（FONAFIFO）负责实施。它向土地持有人支付补偿，以回报碳封存、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景观美化等森林相关服务；合同涵盖森林保护、重新造林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管理活动。统一燃油税收入中划拨的3.5%是其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履约监督包括农场实地检查、专业林业监督人员提交报告、审计和地理信息系统监测，使付款与合同约定的土地管理活动挂钩，而非仅以拥有林地为依据。（imf.org）

然而，森林恢复的同时，集约化农业带来的压力依然存在。OECD报告称，2020年哥斯达黎加每公顷农业用地的农药使用量约为8千克，其使用强度在OECD成员国及拉丁美洲国家中均居于最高之列。集约化单一种植和农用化学品的使用加剧了土壤退化、水体污染及水生生态系统损害；农业氮、磷收支余额也高于OECD平均水平。尽管全国森林覆盖率有所回升，2010年代后半期，土地转为牧场和耕地的情况仍有所增加。（oecd.org）

森林恢复能否持久，部分取决于再生林地的状况及其能否长期保留。树木覆盖面积增加，并不一定能弥补较老森林在物种组成或生态功能方面的损失；新近再生的林分也需要时间才能重建土壤特性和复杂的生境。资金则是另一项制约因素：环境服务付费体系依赖燃油税收入，其资金规模因而与石油消费挂钩，而交通运输电动化可能逐步削弱这一收入基础。（oecd.org）

聚居格局、城市化与人口分布

哥斯达黎加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央谷地，圣何塞、阿拉胡埃拉、埃雷迪亚和卡塔戈在此形成相互连接的城市中心网络，而非一座局限于首都市界之内的城市。根据政府《2013年大都会区规划》（Plan GAM 2013）采用的人口基准数据，2011年人口普查时，大都会区（Gran Área Metropolitana，简称GAM）共有2,268,248名居民，占全国人口的52.7%。这一规划区域涵盖四个省的31个市镇，不能将其等同于整个中央谷地，也不能将其人口等同于这四个省的人口总和。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吸引力部分源于肥沃的火山土壤和适合咖啡种植的高地气候。19世纪的咖啡出口推动了交通运输体系和商业机构的发展，巩固了既有的高地聚居网络，使其后来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工业、政治和服务业中心。（mivah.go.cr）

这一核心地带内部，以及它与外围地区之间，人口密度差异都十分显著。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局（INEC）估计，哥斯达黎加2022年人口为5,044,197人，全国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99人。圣何塞省有1,601,167人，相比之下，利蒙省有470,383人，瓜纳卡斯特省有412,808人。然而，省级人口总数掩盖了紧凑的城市型市镇与广阔乡村地区之间的差异：蒂瓦斯每平方公里有9,020人，圣何塞县为7,897人，库里达瓦特为4,423人，而塔拉曼卡仅为18人。即使是拥有主要大都市中心的省份，也包含人口稀疏的高地和农业区；埃雷迪亚省的瓦拉布兰卡每平方公里仅有3人。这些数据是2022年的人口估计值，而非未经调整的人口普查实点人数。（admin.inec.cr）

大都市核心区以外的城市化，既包括区域中心的扩张，也包括沿海聚居地的增长。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局2022年的区级人口估计显示，加勒比海沿岸的利蒙区有71,514名居民，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利韦里亚区有65,922名居民，表明中央谷地以外也存在规模可观的人口集聚中心。2011年至2022年间，人口增长最快的区是阿拉胡埃拉的圣拉斐尔、瓜纳卡斯特的诺萨拉和卡塔戈的克布拉迪利亚，说明增长既发生在大都市边缘，也发生在太平洋沿岸。沿海旅游开发带来的压力不同于常住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压力，因为季节性游客会在相对集中的地点增加用水、垃圾收集和交通运输需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3年的环境评估中指出，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旅游业共同对规模不足的基础设施构成压力。（admin.inec.cr）

大都市的扩张往往表现为向外围延伸的低密度开发。经合组织报告称，2016年至2019年间建成的聚居地与公交站的平均距离接近两公里，但大都市地区与乡村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差异很大。这种空间上的分离加深了人们对私人车辆的依赖，也增加了提供公共服务的难度。环境制约也与住房扩张相互交织：2014年4月30日公布、确立《2013—2030年大都会区规划》的法令明确指出，城市已向先前的城市扩展控制边界以外横向蔓延，且有聚居地位于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域。住房部2011年的一项评估依据应急管理资料，指出格雷西亚的波罗河沿岸面临洪水风险，圣拉蒙的若干社区则面临滑坡风险。在这些地方，排水、道路通达和住宅选址都是城市规划必须统筹考虑的问题，而不只是基础设施容量的问题。（oecd.org）

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既反映聚居密度，也反映地方行政能力的差异。经合组织2023年的评估发现，各市镇的服务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并指出公共交通和废弃物管理缺乏大都市层面的协调机制。乡村供水通常由社区供水协会承担，这些协会受全国供水公用事业机构AyA委托运营，而不是接入统一的大都市供水网络。电力供应已接近普及，尚未通电的0.3%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污水处理方面的缺口则更为广泛，全国仅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接入公共污水管网。因此，高地与沿海地区的差异，不能简单理解为服务完善的城市与缺乏服务的乡村之间的对立：人口稠密的城区面临拥堵和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而分散的社区则更依赖当地系统和市镇资源。（oecd.org）

自然灾害与灾害风险

地震危险既来自近海的俯冲活动，也来自内陆的浅层断层，因此具有破坏性的震动并不限于太平洋沿岸。2009年1月8日发生的辛乔纳地震，被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为矩震级6.1级，震源位于处于上覆位置的加勒比板块内部，并因大范围边坡失稳而阻断了道路。火山危险同样不限于山顶地区：图里亚尔瓦火山于2010年1月发生的潜水蒸汽喷发，使火山灰沉降到数十公里之外。这些事件威胁着不同的基础设施网络——山区道路面临地震引发的岩土碎屑威胁，而下风向较远处的居民点则受到火山灰影响——并非形成单一、均匀的风险地理分布格局。(earthquake.usgs.gov)

滑坡可将局部地震震动或强降雨转化为沿河谷流动的破坏性泥石流。对辛乔纳灾害的调查发现，失稳发生在坡度超过26°的山坡上，涉及古老的火山土壤和凝灰岩；这些物质经风化和热液蚀变后，黏土含量升高。部分饱和的岩土材料在震动中强度下降；落入溪流的碎屑与河水混合后，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在萨拉皮基河谷，一些滑坡体下落约200—300米后才进入河道。陡峭地形、强度降低的火山物质与受地形约束的排水通道共同作用，解释了为何破坏会从最初的边坡失稳地点向下游扩展，波及桥梁、道路和河岸居民点。(rsn.ucr.ac.cr)

加勒比低地的洪水风险尤为突出，发源于山区集水区的河流在这里进入坡降较小的农业和居民聚居平原。泥沙会堵塞河道、降低排水能力，从而加重洪灾。国家风险预防与应急委员会（CNE）的一项评估记录了马蒂纳附近奇里波—巴尔比利亚水系下游的泥沙淤积和壅水，以及香蕉种植园和小型农场被淹的情况。在锡基雷斯附近的帕夸雷—雷文塔松流域，洪水损坏了堤防、道路和耕地。河道防护设施本身也面临风险：2021年4月的一份应急报告记录了锡基雷斯境内雷文塔松河与马蒂纳境内奇里波河的堤防受损情况；当时的降雨在25个县引发了120起洪水相关事件，主要集中在加勒比地区。(cne.go.cr)

热带气旋对两侧山坡的影响有所不同。加勒比海上的风暴即使不穿越哥斯达黎加，也可能在太平洋一侧引发强降雨；国家气象研究所将1998年的飓风米奇列为一例：太平洋一侧降雨量很大，而加勒比一侧的雨量相对较少。气旋直接过境并不常见，但后果严重：2016年11月24日，飓风奥托在尼加拉瓜南部登陆，随后横穿哥斯达黎加北部。哥斯达黎加有10人死亡，主要死于山洪和滑坡。附近发生风暴时，沿海地区还面临危险海浪和风暴潮的威胁，而海啸则属于另一类地震相关危险。西尔维娅·查孔·巴兰特斯与伊莎贝尔·阿罗萨雷纳·略皮斯于2021年开展的一项太平洋沿岸评估，对57种近源和远源海啸情景进行了模拟，表明大陆架宽度和海底坡度对近岸波高有显著影响。(imn.ac.cr)

灾害危险性制图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空间依据，但全国性的灾害资料汇编不能替代针对具体地点的调查。CNE的奥雷亚穆诺地图以1∶50,000比例尺的地图平台编制，综合展示了断层迹线、滑坡特征、洪水区、泥流和火山危险；随附说明明确指出，该图属于初步成果，在规划建设时不能代替详细的技术研究。减灾投资也着眼于那些一旦遭灾便会导致交通和服务中断的基础设施。2024年3月8日，世界银行批准了一项总额为3.5亿美元的项目，支持在易受灾的河流流域开展防洪工程、边坡加固、桥梁和道路重建、应急避难所建设，以及地方预警系统改进。(cne.go.cr)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

哥斯达黎加国家气象研究所（IMN）于2021年编制的区域化气候情景表明，显著升温与降雨变化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是两个不同的特征。在高排放路径RCP8.5下，全国各地的年平均气温预计在2040—2069年上升2.4—2.8°C，在2070—2099年上升3.8—4.8°C。这些是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模型推估，并不意味着这些结果必然发生。降雨推估显示，太平洋沿岸北部干旱走廊的降雨量将减少，而加勒比海地区的部分地带，包括利蒙与卡维塔之间的区域，降雨量将增加。因此，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哥斯达黎加全国各地的雨季都会一致缩短。IMN的计算采用HadGEM2-ES全球模型和PRECIS区域模型，区域网格分辨率为25公里，并进一步降尺度至1公里；更精细的地图能够提供空间细节，但并不能消除底层模型的不确定性。(adaptation-fund.org)

农业面临的风险不仅取决于全年降雨总量，也取决于水分供应的时机。世界银行的气候风险评估将水资源可用量、灌溉需求以及作物适生性变化列为重要关注事项，咖啡种植也不例外。气温升高会增加蒸发需求，而降雨不足则可能使播种和作物生长期间的土壤含水量下降。因此，农事安排面临的是适宜播种时段的可靠性变化，而不是全国统一的播种日期调整。利用季节性气候信息、提高灌溉效率以及调整作物管理方式，都是可选的适应措施；区域差异不可忽视，因为太平洋沿岸的雨养农业与加勒比海沿岸的种植园农业所处的降雨格局不同。(climateknowledgeportal.worldbank.org)

海平面上升抬高了潮汐和海浪作用的基准水位，从而加剧两侧海岸低洼居民点的淹水和海岸线侵蚀。IMN的一项海岸脆弱性评估考察了蓬塔雷纳斯在海平面额外上升30厘米和1米情况下的状况，说明水位升高如何改变淹水持续时间；这些增幅是情景设定，并非附有发生日期的预测。在加勒比海沿岸，一份适应基金项目文件记载，卡维塔国家公园内的巴尔加斯港露营区因海水侵入于2004年关闭，另一处露营区则到2015年已经消失。并非所有地方的海岸线退缩都能完全归因于平均海平面上升：海浪状况、泥沙供给和海岸地貌也会影响侵蚀。红树林和滨海湿地可以通过泥沙累积和向内陆迁移来适应水位上升，但道路、建筑物及海岸屏障可能阻碍这种迁移，形成“海岸挤压”。(cglobal.imn.ac.cr)

山地生态系统不仅对温度变化敏感，也对云雾笼罩状况的变化敏感。在蒙特韦尔德，云底高度上升可能减少植被对风携云雾水滴的截留，而这正是云雾林旱季水分的重要来源。迪帕克·K.·雷及其同事于2006年开展的建模研究发现，相较于完全被森林覆盖的景观，低地森林砍伐使模拟云底高度升高约50—100米，表明区域土地利用可能加剧气候压力。在更高海拔地区，变暖可能使适宜的气候空间向山顶收缩。玛丽亚·路易莎·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于2019年开展的研究采用十个全球模型的18种情景，在RCP4.5和RCP8.5路径下，所有针对2061—2080年的模拟均显示，哥斯达黎加的亚高山雨湿帕拉莫气候生命地带将会消失。这描述的是模型中的气候分类变化，而不是已经证实的该地带植被消失时间。(agu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

环境与能源部气候变化局制定的《2022—2026年国家适应计划》，旨在落实《2018—2030年国家适应政策》。其框架将市级土地利用规划、具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水源保护与监测，以及涵盖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流域管理结合起来。保护措施包括通过生物廊道和私人保护区维持生态连通性，以及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气候避难地。这些措施既着眼于物种在不同栖息地之间的迁移，也注重供水的持续性。该框架还涵盖气候信息服务和金融工具，同时明确规定，部分实施目标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为前提。(cambioclimatico.go.cr)

行政地理与区域划分

哥斯达黎加设有七个省——圣何塞、阿拉胡埃拉、卡塔戈、埃雷迪亚、瓜纳卡斯特、蓬塔雷纳斯和利蒙，省下分设县和区。国家统计与普查局（INEC）在2023年行政区划名录中记录了84个县和492个区。各省所辖县、区的数量并不均衡：圣何塞省有20个县、123个区，而利蒙省有6个县、30个区。1949年宪法第168条确立了这一三级区划体系；第169条则规定，地方事务和公共服务由县级地方政府管理。因此，省构成了地域划分的框架，但并不等同于联邦制国家的组成州。（admin.inec.cr）

行政边界通过立法和行政文件确立，而非简单地依照气候或生态分区划定。设立新省须经过修宪程序，并事先在受影响的一个或多个省举行公民投票，获得批准；设立新县须获得立法大会全体议员至少三分之二的赞成。区的划分由行政部门依据行政区划法律确定。2025年官方行政区划名录记载了各行政单位所依据的法律和法令，并注明相关的国家地图图幅。例如，2017年3月30日颁布的第9440号法律将里奥夸尔托从阿拉胡埃拉省的格雷西亚县划出；随后，2018年10月11日的一项行政决定确定了其下辖的三个区。因此，法律描述与地图解读相辅相成：国家地理对象目录既记录边界的几何信息，也记录确立边界的法律或法令。（pgrweb.go.cr）

各省的地理条件差异显著，但每个省内部也并非均质区域。根据INEC的2022年人口估算，圣何塞省有1,601,167人，阿拉胡埃拉省有1,035,466人，而瓜纳卡斯特省有412,808人。位于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省拥有热带干旱森林和海滨旅游区；包括利蒙省在内的加勒比海一侧则没有同样鲜明的旱季。利蒙省的经济地理格局包括利蒙—莫因港口群，以及香蕉和菠萝的农业出口产业链。蓬塔雷纳斯省涵盖广阔的太平洋沿岸地带，但不应被视为单一气候区：太平洋沿岸的降雨规律从西北向东南有所变化，旅游规划也将蓬塔雷纳斯、中部太平洋沿岸和南部太平洋沿岸划为不同区域。（admin.inec.cr）

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规划与经济政策部（MIDEPLAN）采用六大区域划分：中央区、乔罗特加区、中部太平洋区、布伦卡区、北韦塔尔区和加勒比韦塔尔区。1985年2月15日第16068-PLAN号行政法令确立的这一区域划分，其用途不同于省级行政区划，旨在跨地方行政辖区协调发展。2022年的一项区域适应计划指出，中央区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6%，却容纳了全国近70%的人口。该区经济活动多样，既有城市就业，也有阿拉胡埃拉西部地区的农产品加工。2024年第二季度，商业占中央区就业人数的19.8%，制造业占13.6%，这表明，在经济分析中，除行政单位外，同时采用功能区域具有重要意义。（mideplan.go.cr）

在跨国层面，哥斯达黎加属于中美洲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一热点地区的保护范围从墨西哥中部延伸至巴拿马运河，涵盖哥斯达黎加全境。这是一种生物地理分类，而非行政辖区划分：其保护重点包括跨越国界的栖息地和物种分布区。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的中美洲南部项目将哥斯达黎加的保护景观区域与尼加拉瓜、巴拿马的相关区域归为一组。另一方面，哥斯达黎加作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成员，参与的是区域合作的政府间框架，而非共同的生态分类体系。（es.cepf.net）

国家测绘工作通过国家地理研究所及国家国土信息系统（SNIT），为这些相互交叠的地域框架提供支持。SNIT依据2013年7月12日公布的一项法令设立，将经过标准化、具有地理参照的信息与官方地籍图、地形图、航空正射影像和卫星影像加以整合。其共享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使公共机构能够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将行政边界与专题信息结合使用。在环境管理方面，该平台还提供对国家水资源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访问，使水务信息能够以空间形式呈现和分析，而不再局限于按省或县汇总。（snitcr.go.cr）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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