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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并建立国际核查制度,核查其销毁情况及相关化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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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是一项多边条约,禁止发展、生产、获取、储存、保有、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公约要求缔约国销毁其拥有的化学武器及指定的生产设施,同时允许为公约所不禁止的目的开展化学活动。公约于1993年1月13日在巴黎开放供签署,并于1997年4月29日生效。其履行情况由总部设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监督。

公约将全面的裁军义务与申报、国际视察、国内执法措施以及和平利用化学领域的合作相结合。它不同于仅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某种武器的协定,而是涵盖这一类武器的整个生命周期。其适用范围主要取决于有毒化学品的预定用途,而非一份封闭的禁用物质清单。

2023年7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核实,缔约国申报库存中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已被销毁;这些库存所含化学战剂总量超过72,000公吨。这一里程碑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已不存在任何化学武器:未申报的武器、未加入公约的国家、遗弃的武器以及涉嫌违规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仍是有待分别处理的问题。因此,公约既是一项裁军协定,也是一套持续运作、防止化学武器再次出现的制度。

历史渊源与谈判

本公约源于早期限制化学战的努力,尤其是在化学武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广泛使用之后。此前的国际文书,包括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协定,限制了某些使用毒物或窒息性气体的作战手段。然而,这些安排未能阻止自1915年起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有毒化学品。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使化学战成为二十世纪军备控制的核心议题之一。

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作战方法,但并未全面禁止此类武器的发展、生产或拥有,也未设立常设国际视察机构。一些缔约方还就报复性使用,或涉及非缔约国的冲突提出了保留。因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规定与各国规模可观的化学武器计划长期并存。

旨在实施更广泛管制的谈判在联合国相关裁军机制内展开。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最初被一并讨论,但1972年开放供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对生物武器作出了单独的禁止规定。化学武器谈判此后又持续了二十年。其中一大难题是,与武器有关的化学品和设备也有广泛的民用用途,因此,简单地禁止拥有这些物品并不切实可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日益聚焦于核查、进入工业设施、保护商业信息以及销毁现有库存等问题。两伊战争中化学武器的使用表明,这些问题依然十分重要。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使各方更有可能就深入核查达成一致。美苏于1990年签署的关于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双边协定,也是这一更广泛外交背景的一部分。

裁军谈判会议于1992年完成公约的拟订,联合国大会于同年12月予以认可。公约的通过体现了谈判达成的平衡:将普遍适用的禁令和核查制度,与和平利用化学领域的合作及保护机密信息的承诺结合起来。随后,筹备委员会制定了视察程序和行政安排,并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奠定了制度基础。在第六十五份批准书交存、且条约规定的180天等待期届满后,公约正式生效,由此建立起一套对参与国施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销毁与核查义务的制度。

法律适用范围与一般目的标准

第一条规定了公约的核心承诺。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储存、保有或转让化学武器;不得使用化学武器;不得进行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准备;也不得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人从事公约禁止的活动。缔约国必须销毁其拥有或持有的化学武器、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之下任何地点的化学武器,以及相关生产设施。对于遗弃在另一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缔约国也须承担相应义务。

第二条中的定义并不限于一份化学战剂清单。化学武器包括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但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且种类和数量与这些目的相符的除外。该定义还涵盖专门设计用于通过使用时释放的化学品的毒性造成伤害的弹药和装置,以及专门设计用于与此类弹药和装置的使用直接相关的设备。弹药即使尚未装填,也可能属于这一定义的范围。

这种界定方法通常称为一般目的标准。一种化学品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其预定用途,以及该用途与所涉化学品种类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某种工业化学品未列入公约的附表,只要利用其毒性效应将其用作武器,它就可能成为化学武器。反之,如果持有某种附表所列化学品具有获准的用途,并符合适用的管制要求,则并不自动构成禁止行为。这一标准使禁令能够适应新的科学发展,而无须逐一列出所有危险物质的名称。

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包括工业、农业、研究、医疗、制药及其他和平目的;与防护有毒化学品和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防护目的;与化学战无关,且不依赖化学品毒性作为作战手段的某些军事目的;以及执法目的,包括国内防暴。这些例外均受一项要求的限制,即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必须与所述目的相符。仅仅声称属于民用或防护用途,并不足以证明符合公约规定。

条约另行界定了控暴剂:这类化学品能够迅速引起感官刺激或使人暂时丧失能力的生理效应,而这些效应会在接触终止后短时间内消失。第一条禁止将控暴剂用作作战手段,但将其用于执法可能属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因此,公约区分了物质的性质、预定功能和使用情境。公约对有毒化学品的定义还涵盖生物体产生的毒素,因此与《生物武器公约》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重叠。

成员与机构设置

公约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OPCW)负责实施,而非由联合国直接管理。两个组织保持正式关系,但禁化武组织是一个独立的条约组织,拥有自己的决策机关、预算、工作人员、实验室和视察体系。公约由序言、24条正文及三个附件组成,三个附件分别为《关于化学品的附件》《核查附件》和《保密附件》。这些附件是条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公约具体运作框架的主要内容。

截至2023年7月,公约共有193个缔约国。埃及、朝鲜和南苏丹既未签署也未加入公约,以色列则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签署与批准之间的区别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签署本身并不意味着取得正式成员资格,也不会使一国纳入公约常规的视察和机构安排。未在公约生效前签署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入程序成为缔约国。联合国秘书长担任该条约的保存人。

缔约国大会是禁化武组织的主要全体会议机关。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大会负责审议公约的执行情况、通过预算、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并就公约范围内的事项作出决定。虽然大会力求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但条约也规定了无法达成一致时适用的表决规则。除常会外,大会还举行特别会议和审议大会。审议大会通常每五年举行一次,评估公约的实施情况,其中包括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执行理事会由41个成员国组成,选举时需兼顾公平地域分配、化学工业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和安全利益。理事会监督技术秘书处的工作,并在核查、遵约问题、援助以及向大会提出建议等方面履行重要职能。理事会席位分配给五个区域组。这一架构既使组织拥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执行机构,也保留了大会作为代表全体缔约国的议事机构的权威。

技术秘书处负责开展视察、评估宣布资料、为决策机关提供支持,以及管理技术方案。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导,总干事由大会根据理事会的建议任命。科学咨询委员会提供专业意见,其他专家机构和行政机构则负责处理保密、财务管理等事项。每个缔约国还必须指定一个国家主管部门,负责与禁化武组织及其他缔约国保持联络。这一安排将国际层面的管理工作与各国部委、海关机构、实验室及工业界衔接起来。2013年,禁化武组织因其为消除化学武器所作的广泛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库存销毁与原生产设施

销毁制度以申报为起点。缔约国必须报告其是否拥有或持有化学武器,其管辖或控制的地点内是否存有此类武器,以及是否存在相关生产设施或曾有此类设施投入运行。初始申报通常须在公约对该国生效后30天内提交。公约还要求提供有关老化学武器以及遗弃在另一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信息。这些类别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上各有不同,尤其是在弹药已经腐蚀、被掩埋,或在最初部署很久之后才被发现的情况下。

已申报的库存须接受核查,其销毁须按照商定的计划进行,并接受视察。销毁必须使相关化学品和弹药无法再用于化学武器目的。公约禁止通过向水体倾倒、地下掩埋或露天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置。因此,销毁计划需要配备专门设施,落实环境控制和工作人员防护措施,并对受污染材料进行管理。技术处理只是更大范围核算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体系旨在确认已申报的武器确已消除。

原有框架要求在公约生效后十年内完成销毁,允许延期,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年。因此,对于公约生效时即受其约束的国家,最终延长期限为2012年4月29日。一些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未能在该日期前完成销毁。此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通过决定,针对尚未完成的销毁工作确立了报告和监督安排。这些安排维持了核查机制,但并未改变未能在公约最终延长期限前完成销毁这一历史事实。

2023年7月7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确认,缔约国所申报库存中的最后一件化学武器已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蓝草设施销毁。其他已申报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此前已完成各自的销毁计划;俄罗斯于2017年宣布完成其已申报库存的销毁工作。全球经核查销毁的化学战剂总量超过72,000公吨。这一成就针对的是已申报库存,并不意味着已经认定所有可能存在的化学武器均已申报,也不意味着今后不可能再发生被禁止的生产活动。

原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须履行另一套义务。此类设施通常必须销毁,但公约允许在严格条件下,经国际批准后,将其改作不受公约禁止的用途。改作他用并不会抹去设施的历史,也不会自动终止核查。老化学武器和遗弃化学武器则是另一项持续性的任务。例如,日本一直在开展其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此类计划涉及对已劣化弹药的搜寻、鉴定、回收和安全处理。不能仅以集中储存的化学武器是否已完成销毁来衡量这些计划的进展,因为仍可能不断发现更多遗弃化学武器。

化学工业申报与例行核查

公约的工业核查制度旨在解决化学裁军面临的一项核心难题:许多可用于和平生产的物质和设施,也可能被用于支持受禁止的活动。第六条允许为不加禁止的目的开展化学活动,同时要求进行规定的申报并接受核查。这一制度并不将化学工业本身视为非法,而是根据化学品特性、生产模式、数量以及设施与化学武器的潜在关联,实行差异化管制。

《关于化学品的附件》载有三个附表。附表1所列化学品曾被用作化学武器,或具有很高的此类用途潜力,而用于不加禁止目的的用途很少或根本没有。这些化学品的生产和获取受到严格限制,只能用于特定目的,各国的合计数量也受到限制。附表2涵盖被认为构成重大风险、但不符合附表1标准的有毒化学品和前体。附表3所列化学品曾作为化学武器被生产、储存或使用,或在其他方面构成相关风险,但同时也有广泛的商业用途。

这些附表是核查工具,并非对化学武器的穷尽性定义。未列入附表的有毒化学品,如果拟用于化学战,也可能受到禁止;而列入附表的物质,在符合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则可以合法处理。各附表对应的申报和视察义务有所不同,并取决于相关门槛和活动。生产、加工和消耗在条约中各有特定含义,不能混为一谈。对国际转让的管制也有所不同,其中对附表1化学品的限制尤为严格,并禁止向非缔约国转让附表2化学品或从非缔约国接收此类化学品。

核查还涵盖某些生产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其中,符合规定条件、涉及磷、硫或氟的生产活动受到额外关注。这一机制反映出,即使设施与附表中列明的化学品无关,也可能具备相关生产能力。其门槛和豁免规定旨在将核查资源集中于被认为与公约更为相关的活动,而非要求对每一个处理化学物质的场所都进行视察。

例行视察用于核实所申报的活动是否符合条约义务。根据设施类别和适用安排,视察员可以查阅记录、检查相关设备、核对物料信息,并开展经授权的取样和分析。视察程序还必须保护正当的商业信息。《保密附件》和受控准入安排为与视察目的无关的信息提供保护,其中包括商业秘密。因此,核查制度既依赖准入,也依赖克制:视察员需要获得足够的证据来评估履约情况,但视察并不赋予其不受限制地获取所有工业知识的权利。设施协定、标准化程序和保密义务有助于维持这一平衡。

遵约、质疑性视察与使用情况调查

公约规定了多种机制,用于处理对遵约情况的疑问。缔约国可以直接向其他缔约国寻求澄清,也可以通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寻求澄清。这类交流能够消除出入,无须立即升级为特别视察。未能解决的疑虑则可能促使有关机构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些程序在国际法和条约义务的框架内运行,但并不等同于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其直接目的是查明事实、评估遵约情况,并确定适当的条约应对措施。

第九条赋予每个缔约国一项权利,即请求对另一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施或地点进行质疑性视察。请求必须旨在澄清可能存在的不遵约情况,不得轻率提出、滥用程序或明显超出公约范围。受视察国有义务按照条约规定的程序和保障措施允许视察。执行理事会可在规定期限内,以四分之三多数投票反对,阻止视察进行。这通常被称为“红灯”机制,因为默认规则是:只要视察依有效程序启动,就应继续进行,除非反对票达到规定门槛。

质疑性视察采用受控接触安排,以兼顾视察目的与正当的安全和保密关切。受视察国可以寻求保护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信息,但在限制接触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合理努力,通过其他方式证明其遵守公约。这一制度既要避免对国家秘密的无限制接触,也要防止以国家安全为由作出笼统豁免,致使核查失效。公约生效后的前二十五年间,未曾开展过质疑性视察。

对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与上述程序相关,但有所不同。科学证据可以证实人员曾接触有毒化学品,或确定某种物质的身份,但仅凭这些证据本身,并不能确定是谁下令或实施了袭击。可靠的调查需要评估采样情况、证人陈述、文件材料和证据保管链。实验室分析只是证据审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不能自动回答责任归属问题。

叙利亚于2013年加入公约后,禁化武组织与联合国开展了一项特别行动计划,并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118号决议的支持。禁化武组织于2014年设立实况调查团,负责查明有关涉嫌使用化学武器事件的事实。此后,责任归属由不同机制分别调查:一是2015年设立的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二是根据2018年缔约国大会决定设立的禁化武组织调查和鉴定小组。这些机制的职权并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根据第十二条,缔约国大会可以限制或暂停条约规定的权利和特权,建议采取符合国际法的集体措施,并将特别严重的案件提请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些权力并不意味着禁化武组织是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国家履约与个人责任

国际核查有赖于各国在国内落实公约。《公约》第七条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履行义务,包括制定刑事法律,禁止自然人和法人从事缔约国不得从事的活动。这些措施必须涵盖在一国领土内,或依国际法认定属于该国管辖的其他地方发生的行为。各国还必须按照公约要求,将其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本国国民在任何地点从事的被禁止活动。

国家履约立法通常规定罪名、报告义务、检查权限、许可或授权制度,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的规则。视各国法律制度而定,履约可能需要制定专门的化学武器法律、修订现行法律、制定下位法规,或综合采用这些方式。在国际层面批准条约,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内每个机构都已获得检查私营设施或起诉个人所需的权限。因此,条约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会对遵约产生实际影响。

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协调这些工作,并作为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系的主要渠道。其组织归属因国而异:可以设在外交部、国防部、工业部,也可以设在专门机构内。有效履约通常需要多个机构参与,而非仅靠一个部门。海关部门需要识别受管制的转让,行业监管机构必须了解宣布要求,执法机构则需要具备调查被禁止行为的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适用国内法律规定的罪名和证据规则。

私营企业和研究机构即使与军事计划毫无关联,也可能承担义务。生产或使用附表所列化学品的设施可能需要向国家主管部门提交信息,再由该部门编制本国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的宣布。国家仍须在国际层面对履行条约义务负责,而国内法则决定各项义务如何适用于具体企业和个人。因此,准确的宣布有赖于公共主管机关与工商界或科学界之间的沟通。

公约禁止协助从事被禁止活动,这也使预防工作尤为重要。国家措施可以针对非法转让、挪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不是一部涵盖所有有毒化学品事件的综合刑法典。其他文书还规定了额外义务,例如安全理事会2004年第1540号决议要求各国建立管制措施,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还可能涉及国际人道法,并可能根据具体情况及适用的管辖权,引发个人的战争罪责任。不过,条约遵约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在法律权限、适用标准、可用救济手段及目的方面均有所不同。

防护、援助与和平化学合作

《公约》在规定禁令的同时,也就防护和和平利用化学作出了积极承诺。第十条涉及防范化学武器的援助和防护,第十一条则涉及经济和技术发展。这些条款对于谈判达成的条约利益平衡十分重要。各国在接受深入核查以及对某些化学活动的限制时,也获得了相应承诺:加入《公约》应有助于维护安全,促进正当的科学和工业发展,而不是对化学领域设置普遍障碍。

根据第十条,缔约国保留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研究、开发、生产、获取、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防护手段的权利。防护方案可涉及探测、预警、防护装备、洗消或其他防御能力。缔约国必须每年提供有关本国防护目的方案的资料。这项要求既促进了透明度,也承认防范有毒物质危害可以是一项合法且必要的活动。

各国还承诺通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供援助。《公约》允许以不同形式作出贡献,包括提供资金支持、缔结援助协定,以及声明本国在接到呼吁时能够提供何种援助。缔约国可在第十条规定的情况下请求援助和防护,包括发生化学武器使用事件,或因被禁止的活动而受到威胁的情况。总干事和有关决策机关在审查请求、协调应对行动方面负有明确职责。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援助活动包括培训、演习、应急准备能力建设,以及支持各国应急机构之间的合作。尽管《公约》的授权范围专门针对化学武器,这些活动所涉及的能力也可与处置工业化学品突发事件所需的能力有所重叠。应急部门、分析实验室、医疗机构和国家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十分重要,因为通常没有任何单一机构能够独自掌握判明事件性质、保护受影响地区、收集证据以及组织国际应对行动所需的全部专业知识。

第十一条确认,《公约》不应妨碍缔约国的经济或技术发展,也不应妨碍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开展化学活动方面的国际合作。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各项方案为分析技能、实验室能力、科学交流和专业发展提供了支持。该条还要求审查本国有关化学品贸易的法规,使其符合《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该条与其他出口管制安排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外交讨论的议题。《公约》对和平合作的承诺并不废除其自身的转让限制,加入《公约》也不意味着有权不受限制地获取任何化学品、设备或技术。因此,履约时必须区分被禁止的歧视与依据适用义务而采取的正当管制。

适应科技发展与防止化学武器再度出现

已申报化学武器库存全部销毁,改变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工作重心,但并未消除核查的必要性。大型集中式武库只是化学武器问题在历史上的一种表现形式。防范工作还涉及未申报的生产活动、普通工业物质的滥用、新研制的有毒化学品,以及规模不同于以往军事库存的违禁活动。在这些变化中,通用目的标准是保持法律连续性的主要依据:新研制的有毒化学品不会仅仅因为未列入附表,就不受禁令约束。

科技发展既可能影响风险,也可能影响核查能力。日益灵活的制造方式、生物生产技术的进步、分析仪器的改良以及数字工具,都可能改变化学品的制造或鉴定方式。因此,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发展已成为有关负责任科研实践与化学安保的国际讨论议题。其影响并不限于武器风险:这些用途广泛的技术同样可以支持防护研究、改进分析或扩大和平用途的生产。因此,在依据条约作出评估时,必须区分一项技术的一般能力与表明其被用于违禁目的的证据。

公约附表可以按照公约规定的程序修订。2019年通过、2020年生效的修正案在附表1中增加了若干新条目,其中包括与“诺维乔克”这一名称相关的数类有毒化学品。这是公约生效以来首次修改附表。其意义在于扩大具体申报和核查要求的适用范围,而非首次确立相关的基本禁令。拟用作武器的化学品早已属于条约一般定义的涵盖范围。

科学咨询意见也为解释允许的用途提供了依据。2021年,缔约国大会通过一项决定,指出以气溶胶形式使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化学品,不符合公约所列不加禁止的目的中的执法目的。这一问题不同于条约对控暴剂的处理,也说明有必要区分那些可能被笼统归为“失能性”化学品的不同类别。法律分析的关键在于公约中的定义、目的和作用,而非仅仅取决于名称。

维持这一制度还需要长期可靠的科研基础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化学与技术中心于2023年5月在荷兰落成启用,扩充了用于实验室工作、视察员培训、研究和能力建设的设施。指定实验室网络按照既定质量要求参与分析工作,科学咨询委员会则负责评估相关发展。这些机构为核查所依赖的实际问题提供支持:样品是否已得到可靠鉴定,视察能否检验申报内容,以及新方法是否要求调整培训或设备。即使库存已销毁,这些工作仍然必不可少,因为公约规制的是持续发生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处置数量有限的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