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条款是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该条款确立,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美国权力之下缔结的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即使州宪法或州法律另有相抵触的规定,各州法官仍须受其约束。作为美国联邦制的一项核心规则,该条款决定了有效的联邦法律与州法冲突时应以何者为准。条款本身并不赋予联邦政府额外的立法权。
条文与宪法背景
该条款规定:
本宪法、依据本宪法制定的美国法律,以及在美国权力之下已经缔结或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各州法官均须受其约束,不论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中是否有与之相抵触的规定。
该条款确立的是法律效力的优先规则,而不是联邦官员对州官员不受限制的支配权。其中,法律必须“依据”宪法制定这一要求至关重要:违宪的联邦成文法不会仅因由国会制定就成为最高法律。联邦和州的政府行为都仍受宪法约束,并须接受司法审查。
尽管条文明确约束的是各州法官,其影响却不限于法院。州宪法、成文法、行政法规以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州措施,都不能排除具有支配效力的联邦法律的适用。地方条例的效力源于州法,因此同样受联邦法律至上原则约束。
历史渊源
在邦联条例体制下,中央政府缺乏后来宪法所建立的制度框架,无法确保联邦法律在州措施与之冲突时仍能有效施行。各州妨碍国家履行包括条约义务在内的各项义务,是1787年宪法惯例会议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
会议曾审议允许全国立法机关否决州立法的提案。但宪法最终采用了可由法院在解决法律争议时适用的最高法规则。这一安排既让各州保有相当大的治理权限,又防止各州阻挠有效的全国性法律施行。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3篇中解释说,既然一个政府获授权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其法律的至上地位便随之而来;但他同时强调,超出其宪法权限的措施不具备最高法律的资格。詹姆斯·麦迪逊则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中指出,如果每个州的宪法都能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国家权力便无法运作。
联邦法律对州法的优先排除
该条款在现代最主要的适用领域是联邦优先排除,即具有支配效力的联邦法律排除州法的适用。优先排除不一定使整部州成文法失效,也可能只是阻止某一具体条文适用于某种特定行为。
法院通常区分以下几种形式。
明示优先排除
联邦成文法明确规定排除某些州法律或要求时,就构成明示优先排除。法院随后须解释相关措辞所涵盖的范围。
例如,某部联邦法律可能禁止各州对产品施加有别于特定联邦要求的要求。某项具体的州规则是否属于该禁令的范围,取决于法律条文及其语境。
领域优先排除
当联邦监管在某一特定领域内没有为补充性的州监管留下空间时,就构成领域优先排除。这可能是因为监管体系极为全面,足以认定国会已占据该领域;也可能是因为联邦利益在该领域占据充分的主导地位。
关键不只是是否存在联邦监管,而是这种监管是否排除了各州在所界定领域内实施监管的可能。
冲突优先排除
冲突优先排除通常包括两种情况:
- **履行不能型优先排除:**无法同时遵守联邦和州的要求。
- **障碍型优先排除:**州法妨碍联邦立法宗旨和目标的实现。
如何解释立法宗旨,在法官之间引发了分歧,尤其是在涉及障碍型优先排除的案件中。有些解释路径强调联邦制度的实际运作和目标;另一些则更重视已经通过的法律文本,并主张应谨慎推定排除范围,避免将其扩大过度。
因此,优先排除并不意味着只要联邦有所介入,州的权限就自动消失。国会可以通过保留条款维持州标准,也可以确立允许各州提高的最低要求,或建立联邦与州合作的监管制度。这些问题往往取决于成文法解释。
联邦行政机构在获授权限内制定的有效法规,也可以优先排除州法的适用。但行政机构不能在依法授予的权限之外自行创设优先排除权。
条约及其国内法律效力
该条款明确包括在美国权力之下缔结的条约。能够作为国内法直接适用的条约条款,可以优先于与其相冲突的州法。
不过,并非每项条约义务都能由国内法院直接执行。自动执行与非自动执行条约条款的区别,在于条款是否无须实施立法便能在国内发生法律效力。非自动执行的义务可能在国际层面对美国具有约束力,但仍需经过立法,法院才能将其作为国内法执行。
在“麦德林诉得克萨斯州案”(2008年)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相关条约承诺本身并未使国际法院的一项判决成为可直接执行、并能排除得克萨斯州程序规则适用的联邦法律。
条约仍从属于宪法。按照国内法的一般规则,条约与联邦成文法发生冲突时,就冲突部分而言,以时间在后的规定为准。但这一国内法上的优先规则,本身并不会消除国际法上的义务。
州法院与执行
该条款明确要求各州法官适用具有支配效力的联邦法律,即便州法另有不同规定。因此,州法院在执行联邦法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邦法律问题并非联邦法院的专属事务。
某一州法院是否必须受理依据联邦法律提出的请求,还取决于其管辖权和适用的程序规则。州通常不能仅因某项请求依据联邦法律提出,就对其予以歧视性对待。
最高法院通过上诉审查适当的州法院裁判,有助于维持对联邦法律解释的一致性。在“马丁诉亨特的承租人案”(1816年)中,最高法院确认其有权审查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州法院裁判。
最高法条款本身并不创设一般性的私人诉权。个人能否起诉,以阻止实施据称已被联邦法律优先排除的州法,取决于相关的成文法框架和可用的救济途径。在“阿姆斯特朗诉特殊儿童中心公司案”(2015年)中,最高法院区分了该条款所确立的优先规则与独立的起诉权,并讨论了该案所涉成文法制度对衡平法救济的限制。
联邦至上与国家权力的界限
联邦至上原则在宪法划定的权限分工内运作。国会必须拥有制定相关联邦法律的宪法权限,该法律才可能排除州法的适用。
一项相关限制是反征用原则。国会通常不得命令州立法机关制定落实联邦政策的法律,也不得要求州行政官员执行联邦监管计划。“纽约州诉美国案”(1992年)、“普林茨诉美国案”(1997年)和“墨菲诉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案”(2018年)等判决,将此类命令与能够有效排除相冲突州规则的联邦监管区分开来。
由此形成了一项重要区别:各州不能推翻适用的联邦法律,但通常也没有义务动用本州的立法或行政机构来落实这些法律。该条款对州法官明确规定的义务,与向州立法机关或行政官员发出的命令,受到不同对待。
宪法也不允许州单方面宣布联邦法律无效。某州宣称联邦措施无效,并不能决定该措施的法律地位。对合宪性的质疑应通过司法程序和其他宪法授权的程序解决,而不是由州声称有权自行豁免适用具有支配效力的联邦法律。
主要司法适用案例
以下几项判决体现了该条款的不同层面:
-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1819年):**最高法院确认国会有权设立国家银行,并认定马里兰州不得以本案所争议的方式向该银行征税。该判决将联邦至上原则与保护联邦合法运作免受州干预联系起来。
-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年):**最高法院认定,纽约州授予的汽船经营垄断权不能排斥联邦沿海航运许可法律所授权的航行活动,从而在一宗涉及州际商业的争议中适用了联邦法律优先规则。
- **“亚利桑那州诉美国案”(2012年):**最高法院认定,亚利桑那州一部移民法中的若干条文已被联邦法律优先排除。该案说明,领域优先排除和冲突优先排除,可以对同一部州法律中的不同条文产生不同的适用结果。
这些案件并不意味着,任何触及联邦监管事项的州措施都属无效。相关规则如何适用,取决于联邦权限的范围、联邦法律的内容以及州措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