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1533年9月7日—1603年3月24日)自1558年11月17日起担任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直至去世,是都铎王朝的末代君主。她是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女儿,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历经法定身份的变更、宗教动荡及监禁,后继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登上王位。她在位期间,英格兰确立了持久的新教体制,但宗教信仰与礼仪的统一以及王位继承问题始终是政治上的关切。(royal.uk)
伊丽莎白通过枢密顾问、议会及地方官员网络治理国家;由于她终身未婚,婚姻谈判和继承人问题成为内政外交的核心议题。她在位期间,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决,英格兰与西班牙交战,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败北,英格兰还在爱尔兰展开了扩大控制范围的军事行动。这一时期,海外事业不断拓展,英国的文学、戏剧和音乐也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宗教迫害、经济困境及日益高涨的战争开支也始终存在。(parliament.uk)
伊丽莎白的肖像、典礼和演说,共同塑造了深入人心、历久不衰的女君主公众形象。考察她的生平与声誉,需要结合她在位时期的制度与冲突、她对文艺复兴文化的参与,并区分当时的史料与后世对伊丽莎白时代“黄金时期”的描绘。她去世时未留子嗣,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遂以詹姆斯一世的名号继承英格兰王位,都铎王朝的统治由此终结。(britishmuseum.org)
出生、家庭与王位继承地位
伊丽莎白于1533年9月7日出生于格林尼治宫,是亨利八世与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的女儿。亨利与首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仅有一个孩子存活下来,即女儿玛丽,没有存活的儿子。他决意要有一名男性继承人,这也是促使他废除这段婚姻、拒绝承认教皇权威的重要原因。因此,伊丽莎白的出生未能满足王朝的一项重要期待,尽管她起初仍被承认为合法的公主。事先拟好的诞生公告反映了人们对男婴的期待:原本宣布王子诞生的信件,在“prince”一词后加上了“s”,改为表示公主的“princess”。(royal.uk)
伊丽莎白最初的王位继承地位,以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被剥夺继承地位为前提。玛丽生于1516年,伊丽莎白出生时她已十七岁;1533年5月,她父母的婚姻被宣告无效,使她失去了婚生子女身份。1534年的王位继承法承认亨利与安妮所生的子女为合法继承人,伊丽莎白由此成为推定继承人,但若有儿子出生,她的继承顺位便会退居其后。1533年12月,玛丽独立的宫廷班底被撤销,她被要求迁入伊丽莎白在哈特菲尔德的居所,与其共同生活。因此,两人地位的不平等不仅见于法律条文,也体现在宫廷人员的编制与礼仪上的尊卑次序中。(hrp.org.uk)
这一等级关系在1536年5月骤然改变。5月17日,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宣布亨利与安妮的婚姻无效;5月19日,安妮因被判叛国罪而在伦敦塔遭到处决。伊丽莎白当时年仅两岁。婚姻被宣告无效,意味着她父母的婚姻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而1536年的王位继承法则将她与玛丽一并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她失去了公主称号,改称“伊丽莎白小姐”,继续住在哈特菲尔德,身边只留有少量侍从。这些变化涉及她的婚生身份与继承权,并不意味着亨利不再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安妮死后,玛丽曾致信父亲,称伊丽莎白身体安好、聪慧可期。这表明,尽管两人此前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处于对立地位,玛丽仍然关心自己的妹妹。(ebsco.com)
1537年10月12日,亨利的第三任妻子简·西摩生下了她们同父异母的弟弟爱德华六世,亨利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合法男性继承人。伊丽莎白参加了爱德华在汉普顿宫举行的洗礼,并在仪式行列中捧着圣洗白布,即洗礼仪式所用的布。亨利于1543年迎娶凯瑟琳·帕尔后,两个女儿得以更充分地重新融入宫廷生活。1544年的《第三王位继承法》恢复了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但并未恢复任何一人的婚生身份。爱德华及其合法后裔仍享有优先继承权,亨利此后若再有其他婚生子女,也同样优先;玛丽及其后裔的顺位则在伊丽莎白及其后裔之前。该法明确列出了两个女儿的名字,并允许亨利通过颁发敕书或订立遗嘱来规定继承条件。因此,伊丽莎白重新获得继承资格,依据的是一项特定的法律规定,而不是对其父母婚姻无效裁定的撤销。(hrp.org.uk)
教育与即位前的生活
伊丽莎白接受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主要学习古典语言、修辞学和基督教知识。她早年的教养由女家庭教师凯瑟琳·阿什利负责;此后,威廉·格林德尔教授她希腊语和拉丁语,直至1548年1月去世。同年,格林德尔在剑桥求学时的老师罗杰·阿斯卡姆接任,一直教导伊丽莎白到1550年。据阿斯卡姆记述,他们阅读的书目包括西塞罗和李维的拉丁文著作、伊索克拉底和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文著作,以及希腊文《新约》。他还向她介绍了西普里安和新教改革家菲利普·梅兰希通的神学著作。阿斯卡姆称,她能流利地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也能用拉丁语交谈,希腊语会话则稍逊一筹。他的记述为她的学识提供了具体证据,但也流露出老师对学生的自豪之情。(en.wikisource.org)
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鼓励伊丽莎白求学,并使她接触到宗教改革思想。一份留存至今的手稿展示了语言学习、宗教虔敬与王室亲情如何交织在一起:十二岁时,伊丽莎白为父亲将祈祷文译成拉丁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并在卷首附上一篇日期为1545年12月30日的拉丁文献辞。这份手稿现藏于大英图书馆,馆藏编号为Royal MS 7 D X,是她早期从事翻译的直接证据,而非后人对她能力的描述。因此,帕尔的支持将学业成就与王室成员之间精心准备的礼物馈赠联系了起来。(hrp.org.uk)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后,伊丽莎白搬入帕尔在切尔西的住所。当时,帕尔与新婚丈夫托马斯·西摩住在那里,西摩是年幼国王爱德华六世的舅舅。后来调查期间收集的证词称,西摩曾在伊丽莎白尚未穿戴整齐时进入她的卧室,并对她做出违背她意愿的亲昵举动。伊丽莎白于1548年离开这处住所;帕尔于同年9月去世。1549年1月西摩被捕后,伊丽莎白及其侍从就他的行为以及可能迎娶她的计划接受了讯问。现存证据记录了他的冒犯行为,以及当局对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婚姻磋商所作的调查;这些证据并不能证实后来有关伊丽莎白曾为西摩生下孩子的传闻。1549年3月,西摩因叛国罪被处决,伊丽莎白则未遭起诉。(nationalarchives.gov.uk)
爱德华在位期间,尽管伊丽莎白的非婚生身份问题尚未解决,她仍是可能的王位继承人,而她所受的教育也使她置身于新教知识界的思想环境之中。然而,这种宗教上的亲近并未保住她在爱德华继承安排中的地位。1553年,爱德华拟定的《王位继承方案》将伊丽莎白和她信奉天主教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一并排除在外,最初倾向于由格雷家族的男性后裔继位,最终则指定简·格雷夫人本人为继承人。爱德华于7月6日去世;随着支持玛丽的力量不断壮大,简的政府随之瓦解,枢密院于7月19日宣布玛丽为女王。因此,尽管姐妹二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伊丽莎白与玛丽还是一同被排除在了爱德华的继承安排之外。(en.wikisource.org)
1554年初,托马斯·怀亚特为反对玛丽与西班牙的腓力结婚而发动叛乱,此后伊丽莎白的处境变得尤为危险。她因涉嫌参与叛乱,于3月18日被关入伦敦塔。入狱前,她写下了被称为“潮汐信”的书信,请求觐见玛丽,并否认自己收到过怀亚特的来信,或曾与法国国王通信。她还在签名附近的空白处画线,以防有人添写内容。这些否认之词作为她为自己辩护的书面证据保存至今,却不能证明所有怀疑都毫无根据;不过,调查未能取得足够证据,无法以参与叛乱为由起诉她。(hrp.org.uk)
1554年5月19日,伊丽莎白获释离开伦敦塔,随后被转送至伍德斯托克,继续受到严密看管。离开监狱并不意味着她恢复了行动自由:1555年春,玛丽以为自己即将临产,命人在押送下将她召至汉普顿宫。最终并无婴儿出生,伊丽莎白仍是女王在世的同父异母妹妹,可以继承王位。因此,她在玛丽统治期间经历的是接连不断、形式各异的拘禁与监视,而不是被判犯有叛国罪;1558年11月17日,玛丽去世,未留下子嗣,伊丽莎白遂继承王位。(hrp.org.uk)
即位与加冕
1558年11月17日,25岁的伊丽莎白继承玛丽一世的王位,成为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她在哈特菲尔德获悉这一消息,枢密顾问和贵族们随后齐聚于此,承认新君主的地位。11月20日,她任命威廉·塞西尔为首席国务大臣。她在训令中要求他拒收贿赂、保守机密,并提出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建议,而非一味迎合她个人的意愿。伊丽莎白向在场的贵族致辞时,表达了对姐姐去世的哀痛,也承认君主职责之重;她区分了自己作为个人的自然身份与作为统治者的政治身份,并承诺在施政时听取意见、征询顾问。她还解释说,缩小枢密院的规模,可以避免人数过多所引发的纷争;未获任用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人不适合为国效力。(nationalarchives.gov.uk)
政权交接既有人事上的新任命,也保持了行政上的延续。罗伯特·达德利出任御马官,温彻斯特侯爵威廉·波莱特则继续担任财政大臣,使王室收入管理方面的经验得以保留。伊丽莎白接手的是尚未偿清的债务、对海外信贷的依赖,以及因先前多次降低铸币成色而受损的货币。国际方面,英格兰在玛丽统治时期站在西班牙一方参战,此时仍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法军已于1558年1月攻占加来,使英格兰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块领地。因此,恢复财政与和谈同宗教政策一道,成为新政府亟须处理的事务。(folgerpedia.folger.edu)
宗教变革起初受到审慎管控,并未立即宣布在制度上与旧秩序决裂。玛丽此前已恢复与天主教会的共融关系,而伊丽莎白即位则使人们期待新教改革重新展开。1558年12月27日颁布的一份公告禁止未经授权的布道,并规定在议会商议之前维持法定的礼拜形式,同时允许使用指定的英语经文和祈祷文本。这一举措约束了各方竞相推动变革的行动,却没有确定国家教会最终将采取何种形式。在加冕庆典期间,传统仪式的延续与改革迹象之间的反差仍清晰可见。(justus.anglican.org)
1559年1月14日,伊丽莎白在加冕前夕的巡游中,从伦敦塔出发,穿过伦敦前往威斯敏斯特。城中五场主要的庆典表演,围绕王统合法性、德政、圣经真理和纳谏等主题展开。在格雷斯彻奇街,一组表现王朝传承的场景将亨利七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以及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一同呈现,公开将伊丽莎白的母亲纳入都铎王朝继承的叙事之中。其他场景则表现美德战胜恶习,以及圣经中的“八福”。在齐普赛德街的小水泉处,扮作“时间之女”的“真理”献上了一部英语圣经,伊丽莎白接过并亲吻了它。最后一场主要表演描绘了圣经中的女士师底波拉与以色列各阶层代表商议的情景,以此将女性掌权同敬虔的治理及议事协商联系起来。理查德·马尔卡斯特受伦敦市当局委托撰写的记述,记录了这些场面及伊丽莎白的积极回应,但也着力宣扬市政当局对这一盛典的诠释,而非不加筛选地记录民众意见。(en.wikipedia.org)
1559年1月15日,伊丽莎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由天主教卡莱尔主教欧文·奥格尔索普施行傅油礼并加冕。当时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空缺,约克大主教尼古拉斯·希思则拒绝主持仪式。典礼保留了传统的祝圣与授予王权标志的基本框架,同时使用拉丁语和英语。对于伴随典礼举行的弥撒,各种记述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尤其是祝圣后举扬圣体,以及伊丽莎白是否领圣餐等问题。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基本遵循传统的加冕礼,与前一天街头那些更明确体现改革倾向的圣经题材展示,形成了鲜明区别。(westminster-abbey.org)
宗教和解及其推行
1559年的《至尊法案》和《礼拜统一法案》确立了王室对英格兰教会的管辖权,并规定必须参加该教会的礼拜。《至尊法案》否定教皇的权威,将伊丽莎白定为“最高治理者”,而未采用亨利八世“最高元首”的头衔。神职人员和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承认她的权威,否则便会失去职位。王权至上涉及的是管辖权,而非司祭职能:配套颁布的敕令明确否认君主有权施行圣礼。《礼拜统一法案》要求公共礼拜使用修订后的《公祷书》,并规定民众须在星期日和宗教节日参加礼拜,每次未经许可缺席者罚款十二便士。因此,礼拜统一是一项法律义务,而不是允许不同礼拜形式并存。(history.hanover.edu)
1559年版《公祷书》大体恢复了1552年的新教礼拜仪式,但将1549年和1552年两版的领圣餐用语合并,并删去了“黑色礼规”;这条礼规原本说明,跪拜并不表示崇拜基督肉身的临在。这些改动为圣餐教义的解释保留了一定余地,但并未恢复天主教弥撒。主教仍负责圣职按立、巡视和教会纪律。马修·帕克于1559年12月祝圣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通过这一主教制架构协助落实宗教和解。王室敕令要求每座教堂配备一部英文《圣经》,规范布道,并禁止与圣祠和朝圣有关的习俗。王室巡察员检查各地的遵行情况,将中央指令与堂区管理衔接起来。(parliament.uk)
1563年拟定、1571年定稿的《三十九条信纲》提供了更明确的教义框架。信纲肯定《圣经》足以指引人获得救赎,并肯定因信称义,承认洗礼和圣餐是基督设立的两项圣礼,同时否定化质说及教皇管辖权。第三十七条区分了君主对教会事务的治理与宣讲圣道、施行圣礼的职分。信纲获准颁行,并要求神职人员签署认可,使教义上的一致成为出席礼拜、遵守礼仪之外的另一项检验标准。因此,保留主教制和传统仪式形式,并不意味着接受天主教会的教义。(churchofengland.org)
随着宗教效忠与国家安全问题交织,拒绝参加国教礼拜的天主教徒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1570年2月25日,教皇庇护五世颁布诏书《在至高处统治》,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宣布剥夺她的统治权,并解除臣民对她的效忠义务。这构成了对她君权的外部挑战,却不能据此认定个别天主教徒支持叛乱。传教活动也日益扩大:在威廉·艾伦创办的杜埃神学院受训的神父自1574年起陆续抵达,耶稣会士则于1580年接踵而来。埃德蒙·坎皮恩留存的一封信描述了秘密行旅、布道,以及在私人住宅中听取告解和举行弥撒的情形;他于1581年被捕,遭受酷刑,随后以叛国罪受审并被处决。(internetshakespeare.uvic.ca)
惩罚性立法日益将某些天主教活动视为政治犯罪。1581年,未参加礼拜的法定罚金提高至每月20英镑,而重新归顺罗马教会则被定为叛国罪。1585年的法案规定,除法定例外情形外,特定类别的耶稣会士及在海外受按立的天主教神父,只要身处女王领土之内,即构成大逆罪;明知其身份而予以窝藏者则构成重罪。这些规定必须与针对参与具体阴谋的起诉加以区别:仅凭神父身份及其身处境内这一事实,就可能满足法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无须证明存在暗杀计划。宗教实践、拒绝遵从国教规定与被指控的政治叛国行为,经由立法联系在一起,但并非同一种行为。(en.wikipedia.org)
信奉清教主义的批评者主张进一步推行新教改革,反对规定的教士服饰、仪式及主教权威。1566年,帕克强制推行教士服饰规定,导致伦敦37名拒穿白色罩袍的牧师被停职。1572年,约翰·菲尔德和托马斯·威尔科克斯在《致议会劝诫书》中要求按照长老制原则治理教会。大多数清教徒仍力求在国教内部推动改革;分离派则另行建立独立会众。1593年针对煽动性宗派分子的法案规定,对特定形式的不遵从国教规定及分离派活动处以监禁。屡犯者可能被勒令宣誓离境,拒绝离境或未经许可返回者则按重罪处罚。因此,执法不仅针对天主教徒的抵抗,也针对来自新教内部的挑战。(nationalarchives.gov.uk)
顾问、宫廷与地方治理
伊丽莎白保有官员任命和重大决策的权力,但政务运作依赖于负责筹办事务、执行其命令的机构。枢密院向女王提供建议,统筹国防与宗教法令的执行,调查潜在威胁,并向王国各地的官员发出指令。它并非向议会负责的内阁:枢密顾问由君主任命,其集体意见对君主也不具有约束力。首席国务秘书负责处理各方呈报、外交函件、请愿书,以及提交伊丽莎白审阅的文件。由于掌握信息,国务秘书一职成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行政职位。王室内廷负责食宿供应、礼仪和贴身侍奉;内廷各职司还掌管觐见君主的渠道,因此将宫廷生活中的侍奉与政治机遇联系起来。(nationalarchives.gov.uk)
威廉·塞西尔于1558年获任首席国务秘书,1571年受封伯利男爵,1572年出任财政大臣,并一直掌管财政,直至1598年去世。他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女王的信任,也建立在长期不懈的行政工作之上,包括编制财政估算、撰写备忘录、处理往来函件以及协调枢密院事务。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于1573年获任国务秘书,除搜集情报外,还承担处理外交与政府通信等更广泛的职责;“间谍首脑”只能概括其职务的一部分。罗伯特·塞西尔的晋升同样离不开实际历练,而非仅仅承袭父辈地位。现存伯利于1593至1598年间写给儿子的128封书信,记录了报告、估算和指令的传递过程,并表明罗伯特早在1596年7月正式获任之前,就已履行国务秘书的职责。伯利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他与伊丽莎白沟通。(gale.com)
觐见渠道与庇护关系,将这种以文书为基础的行政运作同宫廷社交联系起来。罗伯特·达德利担任御马总管,因而在1562年进入枢密院、1564年获封莱斯特伯爵之前,就已能经常接近伊丽莎白。因此,内廷任职和个人恩宠不仅可能与正式官职相互竞争,也可能对其形成助力。宫廷中的派系组合并非固定的政党:后来成为塞西尔家族主要对手的埃塞克斯,曾是伯利的受监护人,起初还得到伯利支持,投身军旅。1592年以后,双方围绕影响力、情报网络、官员任命,以及谁将接替伯利成为女王首席顾问等问题,对立日益加深。1597年围绕五港总督职位的角逐,说明某些具体职位的空缺如何演变成庇护者及其提名人之间的争夺。(hrp.org.uk)
宫廷之外,王室政府通过职权交错的郡级和市镇官职运作。郡尉及其副手负责组织征召集结和地方防务;治安法官则主要出身于乡绅阶层,负责司法事务,并承担范围不断扩大的法定职责。在肯特郡,治安法官还兼任补助税专员、征召专员和副郡尉,负责征税、募兵、督管烽火台,以及协商王室内廷的物资供应。他们的民政职责包括道路、桥梁事务,以及监督教区济贫工作。自治市的市长、市参议员和市议会则管理城市司法与公共服务,包括供水和环境卫生。这些机构的管辖权相互交错,并非一套统一的专业官僚体系下的分支。(gov.uk)
行政往来书信揭示了中央指挥在实际运作中的局限。1588年面临入侵危机时,伊丽莎白命令汉普郡的郡尉们召集当地主要乡绅,增募骑兵和步兵,并将扩充后的人数上报枢密院;命令能否落实,取决于地方资源与合作。动员也带来了后勤难题。8月3日,枢密院致函十六个郡,要求将正在赶来的步兵遣返;8月4日,枢密院又通知率领萨里郡部队前来的指挥官,伦敦无法为各郡陆续抵达的军队提供充足的食宿。这些书信既反映了王命所能及的范围,也表明当征募人数超出住宿和给养能力时,就必须调整命令。(luminarium.org)
议会、王室特权与政治言论
议会是王室间歇性使用的治国工具,而非持续开会的常设立法机关。伊丽莎白召集议会,是为了获得特别税收、制定法律,以及处理需要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达成共识的事务。议员也会提出地方性法案和私人法案、呈递请愿,并反映施政过程中产生的不满。1559年的宗教立法表明,议会在赋予王室政策以法律效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过,议员通常将自己视为君主的顾问和臣仆,而不是另一套政府的代表;即使存在分歧,也未形成持续而有组织的反对派。(parliament.uk)
伊丽莎白对议会的控制,建立在她召集议会、宣布休会及解散议会的权力之上,也依靠她通过大臣和下议院议长传达指示的能力,以及法案须经御准才能成为法律的规定。这并非后来与议会主权相联系的宪政安排:女王仍积极参与立法,并主张某些领域的决策属于王室特权。争议不仅涉及议会应当作何决定,还涉及议会有权讨论哪些事项。宗教、女王的婚姻及王位继承问题尤为敏感。1566年11月,议会代表团敦促她处理婚姻和继承问题后,伊丽莎白禁止议会继续讨论王位继承。这类干预使议员进言献策的职责与服从君主的义务之间产生了冲突。(parliament.uk)
彼得·温特沃思在1576年2月8日的下议院演说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矛盾。他认为,对触怒君主的恐惧妨碍了坦率讨论,而坦率讨论是提出良策所必需的。下议院自行打断了他的演说,对他进行讯问,并将他关入伦敦塔;随后,伊丽莎白于3月批准将他释放。因此,他的遭遇既体现了王室对言论的限制,也表明下议院愿意惩处本院议员。1587年,温特沃思因质疑对宗教事务讨论的限制而再次入狱;1593年,他又因推动处理王位继承问题而被监禁。他主张的是议会内部自由议事的权利,而非公众普遍享有不受限制地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议会特权的边界,仍取决于人们对何为忠诚效力、何种进言可以容许的不同理解。(smithsonianmag.com)
1601年的垄断争议引发了另一种形式的对抗。王室通过特许状授予独占性商业特权,使获授者能够排斥竞争对手,或向从事特定行业的人收费。人们既抱怨物价上涨,也不满这些特权妨碍了原有生计。11月20日,一项涉及特许状和普通法的法案完成一读;次日的讨论涉及葡萄干、铁、扑克牌、醋、煤炭及众多其他商品的特许经营权。在争议导致议会通过法律、全面限制女王授予特权的权力之前,伊丽莎白便出面干预。她承诺撤销或暂停有问题的特许,并允许人们对其他特许提起法律诉讼。因此,补救是通过王室行动及诉诸法院来实现的,而非通过向议会让渡王室特权。(folgerpedia.folger.edu)
1601年11月30日,伊丽莎白在白厅接见了包括议长在内的141名下议院议员,并发表了后来被称为《黄金演说》的讲话。代表团此行是为感谢她处理垄断特许造成的弊端。伊丽莎白将纠正这些弊端说成自己关爱臣民的证明,声明她无意批准有害的特权,并强调自己对臣民的关爱与责任,而非承认在宪政权力之争中落败。这一场合将实际让步与维护君主个人统治的言辞结合起来:议会的申诉促成了补救,但女王将这些补救描述为履行自身治国职责的体现。英国国家档案馆现存的印刷记述是一份转述摘要,而非逐字记录,因此其措辞既可作为研究演说实际发表情况的依据,也反映了这篇演说如何被呈现给后人。(nationalarchives.gov.uk)
婚姻谈判与王位继承问题
伊丽莎白的婚姻前景不仅关系到能否诞下继承人,也牵涉王权如何行使。传统观念要求妻子服从丈夫,这与在位女王的主权难以相容:丈夫的头衔、分配恩赏的权限、宗教活动以及在政府中的角色,都需要协商。嫁给外国王子可以促成国际联盟,却也可能招致外国势力干预;嫁给英格兰贵族,则会使某个贵族家族凌驾于其他竞争家族之上。保持未婚保全了伊丽莎白的独立性,却使王位继承问题悬而未决。枢密顾问和议员一再敦促她结婚,尤其是在1562年10月她罹患天花、病情危重,暴露出王位继承可能引发争端的风险之后。(hrp.org.uk)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是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的鳏夫,他于1559年初向伊丽莎白求婚。伊丽莎白予以拒绝,双方未达成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协议。1559年至1567年间,与腓力的哈布斯堡家族堂弟、奥地利大公卡尔的婚姻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这些谈判超出了非正式求婚的范畴:1567年,萨塞克斯伯爵托马斯·拉德克利夫奉命出使,商议这桩婚事。宗教始终是主要障碍,尤其是卡尔要求保留在其府邸内举行天主教礼拜的权利,以及在伊丽莎白确立的新教体制下给予此种豁免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些讨论是实质性的外交谈判,但无论谈判持续了多久,双方交换过怎样的拟议条款,都不能证明伊丽莎白已下定不可更改的结婚决心。(en.wikipedia.org)
罗伯特·达德利的处境则有所不同。他在伊丽莎白即位时获任御马总管,是深受宠信、能够私下亲近女王的英格兰廷臣。当时的外交报告谈及女王对他的眷恋以及两人结婚的可能性,但不能据此认定他们是情人。达德利当时已与埃米·罗布萨特结婚,后者于1560年9月8日在卡姆纳去世。验尸官的调查认定,她意外从楼梯跌落,折断颈部身亡。然而,谋杀的传言仍四处流传,使女王与达德利成婚在政治上极为不利;这些传言并不能证明他或伊丽莎白策划了埃米之死。达德利继续拥有影响力,并于1564年获封莱斯特伯爵,但始终没有成为伊丽莎白的丈夫。(nationalarchives.gov.uk)
最后一场持续较久的婚姻谈判,涉及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弗朗索瓦,他最初为阿朗松公爵,后来成为安茹公爵。磋商始于1572年,并在1578年至1581年间加紧推进,将婚姻与双方合作对抗西班牙在荷兰的势力联系起来。与卡尔不同,弗朗索瓦曾亲赴英格兰,向伊丽莎白求爱。现存书信和谈判授权书表明,这项婚姻提议涉及实际的外交事务,而不仅仅是礼仪性的调情。1581年11月22日,伊丽莎白当众亲吻弗朗索瓦,与他交换戒指,并宣布有意与他结婚。然而,这一引人注目的宣告最终并未促成婚礼:人们反对女王迎娶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丈夫,双方对与婚姻相伴的结盟安排存在争议,加上伊丽莎白本人犹豫不决,使婚事未能落实。弗朗索瓦于1582年2月离开英格兰。(en.wikipedia.org)
相互竞争的王位继承主张交织着血统、宗教和存在争议的法律权威。苏格兰女王玛丽是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的后裔;在伊丽莎白之后,她代表着亨利七世后裔中的长支。然而,亨利八世的遗嘱跳过了玛格丽特的后裔,转而指定其妹妹玛丽·都铎的后裔继承王位。这为凯瑟琳·格雷小姐,以及排在她之后的玛丽·格雷小姐和克利福德家族一支的继承主张提供了依据。凯瑟琳于1560年与爱德华·西摩秘密结婚,这桩婚姻后来被宣布无效,使她子女的继承地位变得复杂。玛丽·斯图亚特之子詹姆斯六世生于1566年,自幼接受新教教育,后来成为斯图亚特家族的一位王位继承人选;相较于他母亲的信仰,英格兰新教徒更能接受他的宗教信仰。(en.wikipedia.org)
伊丽莎白拒绝正式指定上述任何一位王位觊觎者为继承人。指定继承人可能形成另一个效忠中心,壮大与女王竞争的宫廷势力,并加剧不同宗教与王朝利益之间的角逐。1563年4月,她在答复议会请愿时,承认关切王国未来的安定,却没有指定继承人。1566年,议会再次施压,同样未能促使她作出指定。世袭血统、亨利八世依法安排王位继承的权力,以及当时的政治倾向,各自指向不同的人选;伊丽莎白拒绝指定继承人,使她保住了对这一问题的控制权。(luminarium.org)
苏格兰、玛丽·斯图亚特与阴谋
1560年,英格兰干预苏格兰事务,意在阻止法国巩固其在英格兰北部边境的军事存在。苏格兰女王、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的王后玛丽·斯图亚特当时身在国外;她的母亲吉斯的玛丽在法国支持下,以摄政身份治理苏格兰。根据1560年2月27日签订的《伯威克条约》,伊丽莎白同意援助新教贵族联盟“圣会领主”,对抗法国军队。英格兰陆军和舰队参与了利斯围城战。7月6日缔结的《爱丁堡条约》规定,法国和英格兰军队均须撤离,并要求玛丽和弗朗索瓦停止使用英格兰王室的头衔和纹章。玛丽随后拒绝批准该条约,使这场王朝争端悬而未决。(en.wikisource.org)
玛丽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主张,源自她的祖母、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对于不承认伊丽莎白统治合法性的天主教徒而言,玛丽是另一位拥有世袭继承权的王位人选。1567年7月,玛丽被迫退位,将苏格兰王位让给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詹姆斯六世。此后,她逃出囚禁之地,却于1568年5月在兰赛德战役中败北。5月16日,她抵达英格兰,希望伊丽莎白帮助她夺回王位。然而,伊丽莎白将她扣留,并委派专员调查有关她参与谋杀第二任丈夫达恩利勋爵的指控。调查未得出明确结论,玛丽却仍遭囚禁。自1569年起,她先后被关押在多座城堡和宅邸,囚禁期间大部分时间由什鲁斯伯里伯爵负责看管;伊丽莎白从未与她亲自会面。(rmg.co.uk)
与玛丽有关的各起阴谋,在组织方式和目标上各不相同。1569年,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领导北方叛乱,既企图恢复天主教,也试图释放玛丽、挑战伊丽莎白政府;叛乱最终被王室军队镇压。1571年败露的里多尔菲阴谋,以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托·里多尔菲为核心,计划由西班牙军队从尼德兰入侵,并安排玛丽与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成婚。诺福克于1572年被处决,但伊丽莎白不愿起诉玛丽。1583年,弗朗西斯·思罗克莫顿在玛丽的支持者、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势力与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之间充当联络人。其计划是由法国吉斯公爵率军入侵,英格兰天主教徒同时起事响应。阴谋败露后,思罗克莫顿于1584年被处决,门多萨也在同年被驱逐出境。(rmg.co.uk)
1586年的巴宾顿阴谋提供了证据,将玛丽与刺杀伊丽莎白的计划联系起来。安东尼·巴宾顿提议,由六人刺杀伊丽莎白,其他支持者则负责营救玛丽并拥立她登基。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特工控制着一条秘密通信渠道,加密信件藏在啤酒桶中传递。密码分析专家托马斯·菲利普斯会先破译、抄录信件,再让其继续送往目的地。玛丽7月17日的回信被用作她赞同刺杀计划的证据。不过,审视现存记录时,也必须区分她本人的回信与沃尔辛厄姆手下人员添加的附言;后者旨在套取刺客的姓名。(bl.uk)
1586年10月,玛丽在福瑟林盖城堡接受专门委员会审判,被判参与了针对伊丽莎白的阴谋。议会敦促处决玛丽,但伊丽莎白深知处死另一位受膏君主可能带来的后果,迟迟没有批准。1587年2月1日,她签署了死刑执行令;2月8日,玛丽在福瑟林盖被斩首。伊丽莎白事后坚称,她并未打算让这道命令以实际发生的方式执行,将责任归于执行令的处理过程,而没有否认自己曾签字。(nms.ac.uk)
伊丽莎白与詹姆斯六世及一世的关系,并未与她对待其母亲的方式混为一谈,而是沿着另一条路线发展。詹姆斯在新教政府治下长大,寻求与英格兰交好,而非接受玛丽提出的母子共同恢复对苏格兰统治的方案;1585年,他正式放弃了这一方案。1586年7月6日签订的《伯威克条约》在詹姆斯与伊丽莎白之间建立了防御同盟,加强双方合作,以抵御外来进攻以及针对两国政府的威胁。这一同盟并未正式解决英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但詹姆斯的世袭继承资格始终是英格兰与苏格兰外交的核心议题。(nms.ac.uk)
法国、尼德兰与欧洲大陆外交
1562年,伊丽莎白干预法国事务,既是为了援助法国新教派别胡格诺派,也是为了试图收复1558年失去的加来。根据1562年9月签订的《汉普顿宫条约》,胡格诺派领袖同意交出勒阿弗尔——英格兰人称之为纽黑文——作为担保,直至加来归还;伊丽莎白则派驻军队,并提供雇佣兵军费。这些目标与盟友的目标并不一致:她没有援助在鲁昂遭到围困的胡格诺派,而胡格诺派领袖则谋求与法国王室达成妥协。1563年法国达成宗教和解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英格兰的占领,迫使英军于当年投降。共同的宗教信仰既未压倒法国的领土利益,也未能为伊丽莎白保住所期望的谈判筹码。(cambridge.org)
此后,与法国王室保持关系成为制衡西班牙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无须重演占领勒阿弗尔的行动。1572年的《布卢瓦条约》确立了英法防御同盟。与此同时,在尼德兰问题上,伊丽莎白起初更倾向于提供财政援助、施加外交压力,而不是公开以王室名义出兵对抗腓力二世。1576年12月,她承诺向尼德兰联省议会提供10万英镑贷款,条件是议会中断与法国国王之弟安茹公爵的谈判;次月,其中2万英镑支付到位。她关心的不只是新教同道的存亡:法国控制低地国家同样可能威胁英格兰的安全。因此,这些援助既是为了维持尼德兰人的抵抗,也是为了遏制另一个潜在保护者的影响力。(en.wikipedia.org)
1584至1585年战略形势的恶化,促使伊丽莎白扩大了介入规模。奥兰治的威廉遇刺、安茹公爵去世,以及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军事推进,都削弱了起义军的处境。腓力二世在茹安维尔与法国天主教联盟结盟,也使西班牙的影响力有可能扩展至面向英格兰南部的海峡两岸。根据1585年8月签订的《楠萨奇条约》,伊丽莎白承诺提供军队,并取得了任命尼德兰国务委员会两名委员的权利。英军进驻布里尔和弗利辛恩,作为偿还援款的担保。不过,她拒绝了尼德兰人奉上主权的提议:提供军事援助和占有抵押城镇,并不等于接受尼德兰王冠。(en.wikipedia.org)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于1585年12月抵达尼德兰,统率英军,但他在1586年初接受总督职位,招致伊丽莎白的公开斥责。她认为,接受这一职位超出了对他的授权,也损害了她拒绝接受主权的立场;而这番斥责又削弱了他在尼德兰人中的威信。两人的战略目标也有分歧:莱斯特主张积极作战,伊丽莎白则希望控制开支,并保留与西班牙谈判的机会。军费迟迟未能汇到,导致士兵领不到军饷;而限制尼德兰与敌方领土贸易的举措,则疏远了商人,尽管这些商人的贸易收入有助于资助抵抗运动。与各省当局的争执又加剧了这些军事和财政困难。莱斯特于1587年离去,并未使英格兰的援助就此终止,却结束了将他的军事指挥权与尼德兰广泛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尝试。(nationalarchives.gov.uk)
亨利四世于1589年即位后,英格兰再次介入法国事务。他的新教信仰促使英格兰给予支持,但天主教联盟与西班牙的联系,使海峡港口的控制权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与商业问题。伊丽莎白于1589年派出威洛比勋爵率领的部队,1591年派约翰·诺里斯前往布列塔尼,并派埃塞克斯伯爵参与1591至1592年间最终未能成功的鲁昂围城战。西班牙在法国沿岸的基地不仅带来了入侵威胁,也意味着英格兰须付出维持常驻部队和海军护航的费用,以保护本国航运。亨利于1593年改宗天主教,使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却没有消除这些共同利益:1594年,英军协助摧毁了布雷斯特附近的西班牙堡垒。1596年,英法缔结同盟,尼德兰亦参与其中;但亨利于1598年在韦尔万单独与西班牙媾和,留下英格兰与尼德兰继续作战。(cambridge.org)
对西班牙的战争与无敌舰队
英西两国的敌对关系是在宗教分歧、海上袭击以及双方在尼德兰的角逐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腓力二世维护天主教权威的立场,与伊丽莎白确立的新教体制相冲突;与此同时,英格兰对西班牙船只和海外领地的袭击,又使宗教对立演变为商业与战略冲突。1585年,《楠萨奇条约》规定伊丽莎白须向反抗腓力统治的尼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使英格兰在两国关系已日益恶化之际直接介入。弗朗西斯·德雷克于1587年袭击加的斯,打乱了西班牙的备战部署,却未能阻止其入侵舰队于次年出航。(nationalarchives.gov.uk)
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由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斯曼统率,约有130艘舰船。腓力的计划要求舰队驶过英吉利海峡,与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会合;后者的军队当时正在西属尼德兰集结,随后舰队将护送其部队乘运输驳船渡海前往英格兰。因此,无敌舰队是一场协同两栖作战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支准备让自身搭载的士兵登陆的独立舰队。计划所必需的会合始终未能实现:荷兰舰船封锁了帕尔马部队的登船港口,英格兰的攻击则使无敌舰队无法占据有效阵位,以掩护部队渡海。(armada.parliament.uk)
英格兰海军由埃芬厄姆的霍华德勋爵查尔斯·霍华德统率,德雷克是其麾下的主要指挥官之一;他们沿英吉利海峡向东追击无敌舰队。交战以舰炮射击而非登船肉搏为主,但最初的战斗既未打乱西班牙舰队的阵形,也未能阻止其抵达加来。8月7日至8日夜间,英军将八艘火船驶入停泊中的西班牙舰船之间,迫使各舰指挥官下令砍断锚缆、四散躲避。8月8日,在格拉沃利讷,英军趁舰队尚未完全恢复阵形便发起攻击,击伤多艘舰船。上述日期均按格里高利历计算;当时英格兰的记录所用日期比这些日期早十天。由于无法与帕尔马会合,梅迪纳-西多尼亚率舰队北上,随后绕行苏格兰和爱尔兰。返航途中,大西洋风暴和船只失事造成了进一步损失:舰队遭受的重创源于接连的交战、作战行动的失败以及险象环生的撤退,而非某一场歼灭性战役。(rmg.co.uk)
按当时英格兰使用的历法,伊丽莎白于1588年8月8日至9日前往蒂尔伯里,视察由莱斯特伯爵指挥的军队。此时格拉沃利讷海战已经结束,但人们仍担心敌军会再次入侵。当时的书信、记述及印行的颂扬文字,都证实了此次视察以及她对军队的鼓舞。至于那篇著名演说的确切措辞,则需要另作考辨。流传最广的版本将她身为女子的躯体与英格兰国王的勇气相对照,这一文本由莱昂内尔·夏普传下。夏普曾在蒂尔伯里随侍莱斯特,并在约1623年写成的一封信中收录了这篇演说;该文本于1654年首次刊印于《卡巴拉》。其他记述则保存了不同的演说文本或转述。因此,这次演说的发生有确凿史料依据,但人们熟悉的文本并非当时逐字记录的讲稿。(folgerpedia.folger.edu)
伊丽莎白试图乘西班牙受挫之机,于1589年派出由德雷克和约翰·诺里斯指挥的英格兰无敌舰队。其目标包括摧毁西班牙的海军资源、攻占里斯本并扶立葡萄牙王位觊觎者安东尼奥,以及在亚速尔群岛获得一处大西洋基地。这些战略目标无一实现。此后的远征战果不一:德雷克与约翰·霍金斯于1595至1596年进行的加勒比海远征以失败告终,而1596年英荷联军对加的斯的进攻则攻占了该城,并摧毁了船只。这类袭击虽然造成了重大破坏,却未能终结西班牙的海军力量,也未能迫使其媾和。战争在伊丽莎白于1603年去世后仍在继续;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谈判最终于1604年8月达成和约。(ebsco.com)
后世的纪念赋予了1588年胜利一种完整而终局性的意义,但持续进行的战争本身并不具备这种特征。霍华德委托制作了十幅描绘此次战役的挂毯,将他的统帅功绩与英格兰免遭入侵联系起来。挂毯中的图像后来被用于议会建筑的装饰;19世纪威斯敏斯特宫的设计方案,又将伊丽莎白与维多利亚相联系,彰显两位君主的海上强国形象。这些艺术呈现既颂扬了挫败入侵的胜利,也促使人们将其视为英格兰持久海上霸权的奠基时刻——这一说法与该战役的直接军事成果并不是一回事。(armada.parliament.uk)
对爱尔兰的征服与统治
伊丽莎白继承了爱尔兰女王的头衔,其依据是爱尔兰议会于1541年承认亨利八世为国王,但王室拥有主权并不意味着对各地拥有同等程度的控制。驻都柏林的总督及其政务会负责施政,由法院、官员和驻军提供支持。王室的直接统治在都柏林周边的帕莱地区及部分城镇最为稳固;在其他地方,王室则有赖于同盖尔人酋长和世居当地的盎格鲁—爱尔兰权贵协商。推行郡制、英格兰普通法和军事征税,触动了这些领主的司法管辖权和财力。宗教分歧使新教当局与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各地社群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其中也包括中世纪移民的后裔,即“古英格兰人”。(en.wikipedia.org)
1569—1573年及1579—1583年的德斯蒙德叛乱,源于芒斯特地区对王室权力扩张的抵抗。詹姆斯·菲茨莫里斯·菲茨杰拉德领导了第一次起事,并于1579年在教皇支持下返回爱尔兰,引发了第二次起事;德斯蒙德伯爵杰拉尔德·菲茨杰拉德随后也加入了冲突。围绕领主权、土地和政府干预的争端伴随着宗教动员,但天主教信仰并未使当地所有权贵联合起来反抗王室。政府军及其爱尔兰盟友通过军事行动、赦免和摧毁补给镇压了叛乱。1580年11月,在斯默威克,总督格雷下令杀死了一支已投降的教皇远征军中约600名成员。德斯蒙德于1583年11月被杀。(macmorris.maynoothuniversity.ie)
土地没收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殖民性质的土地再分配。德斯蒙德及其同党的约30万英亩土地被拨用于芒斯特殖民垦殖,其详细方案于1586年敲定。英格兰的“承办人”获授的地产通常介于4,000至12,000英亩之间,条件是引入英格兰佃户并建立定居点。这项改造计划并不局限于土地所有权:当局还打算以英格兰式的租佃关系、村落和谷物种植取代原有制度。然而,移民招募和资金投入均未达到预期,一些地主没有按要求安置移民,而是继续留用爱尔兰佃户。此后,1598年的起事使大部分殖民垦殖区遭到破坏。(encyclopedia.com)
在阿尔斯特,蒂龙伯爵休·奥尼尔于1594—1603年的九年战争期间,与休·罗·奥唐奈及其他领主结成军事同盟。他的军队将火器、野战工事和对地形的熟悉结合起来。1598年8月14日,他们在黄滩击败了亨利·巴格纳尔率领的援军,促使叛乱蔓延至阿尔斯特以外。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于1599年出任爱尔兰总督,但在南方作战时耗尽了兵力,随后于9月与奥尼尔谈判休战。芒特乔伊勋爵查尔斯·布朗特于1600年接任总督,依托相互策应的驻军据点逐步推进。西班牙军队于1601年在金塞尔登陆,但芒特乔伊于旧历12月24日击败了前来解围的爱尔兰军队;西班牙军队随后投降。(dib.ie)
军事破坏一再给平民带来灾难。焚毁庄稼和房屋、抢夺牲畜以及阻止耕作,使军队和农村家庭都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来源。德斯蒙德战争期间,难民涌入科克,饥饿与疫病加重了流离失所者的苦难。1582年4月,官员沃勒姆·圣莱杰估计,此前六个月已有3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当时的估算,而非经核实的人口统计数字。芒特乔伊于1602年对阿尔斯特的蹂躏同样造成了严重饥荒。他的秘书芬斯·莫里森记述了战争最后阶段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作者与统帅关系密切,也须留意其记述为这些行动辩护的意图。(theirishstory.com)
奥尼尔于1603年3月30日在梅利丰特归降,此时距伊丽莎白去世已有六天。双方谈判达成的协议要求他放弃盖尔式头衔及对外结盟,而非将其领地全部没收。在詹姆斯一世统治下,他保留了蒂龙伯爵爵位,并收回了大片土地。后来的阿尔斯特殖民垦殖属于另一套政治安排:它发生在1607年诸伯爵出走之后,官方方案于1609年制定,并非伊丽莎白在位时期的举措。(en.wikipedia.org)
王室财政、经济状况与济贫
王室的常规收入来自王室地产、海外贸易关税、封建贡赋及其他既有收入;额外开支则须依靠议会批准征税和借款。托马斯·格雷欣于1560年2月25日写下的一封信,反映了军事行动所需资金的规模:他在信中报告,已安排向安特卫普的十五名银行家借款,共计128,449英镑3先令4便士,用于资助对苏格兰的干预行动,而王室正常的年收入约为250,000英镑。自1585年起持续进行的对西班牙战争,以及在爱尔兰的军事行动,加剧了财政压力,迫使王室进一步借款、出售土地,并寻求议会拨款。1597年12月,议会批准了三笔补助税,按年分期缴纳:获准征税并不意味着能够立即取得现款。(go.gale.com)
1560至1561年的重铸货币改革,旨在解决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遗留下来的货币成色低劣问题。劣质银币被收回,代之以贵金属含量更高的硬币,从而恢复了公众对货币金属成色标准的信心。改革进行期间,伊丽莎白于1561年7月10日视察了伦敦塔铸币厂。这是货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项成就,却并非根治通货膨胀的办法。人口增长推高了对粮食和土地的需求,而收成波动则可能导致供应急剧收缩;恢复币值无法消除这些压力。改革之后,物价继续上涨,名义工资的增幅总体上未能跟上物价涨幅。(production.royalmintmuseum.org.uk)
据估计,英格兰人口从1561年的约三百万增至1601年的四百多万。因此,农业生产和商业扩张的同时,许多工资劳动者的购买力却在下降。这种影响并不均衡:能够出售农产品或重新议定租金的商品化经营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可能从物价上涨中获益;无地劳动者及大部分食物依靠购买的家庭,则尤其容易受到冲击。1594至1597年连续四年歉收,推高了食品价格,也使民生更加困苦。因此,不能将伊丽莎白在位期间的经济扩张等同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尤其是在1590年代的生计危机期间。(oyc.yale.edu)
1563年的《工匠法》试图通过建立雇主、雇工与学徒之间有序的关系,来规范劳动力市场。该法规定,由治安法官每年核定工资,并要求从业者在进入受管制的手工业行业之前,必须完成七年的学徒期。这些条款将培训要求与职业准入限制结合起来;核定工资的目的,是对报酬实行公共管制,而不是完全听任双方议价。针对流浪行为的立法同样将经济政策与社会规训联系起来。1572年的《流浪者法》要求治安法官登记老年人和无劳动能力者,并向居民核定征收供养这些人所需的款项,同时规定对某些未经许可四处流浪的人施以鞭打和烙刑。官方将无力工作与被认定为不愿工作的人加以区分,救济与惩罚措施也随之并行发展。(oyc.yale.edu)
1597至1598年议会会期通过的立法,经《1601年济贫法》进一步完善,巩固了教区在应对贫困方面的责任,而非建立由中央财政出资的救济体系。根据1601年的法令,教会执事和每年任命的济贫监督员在治安法官的监督下,向当地居民及指定类别房产的占用者核定征收强制性款项。他们须提供亚麻、大麻、羊毛和铁等材料,让失业者获得工作;为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安排学徒岗位;并供养因年老、失明、残疾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工作的人。监督员必须呈报收支账目,治安法官则可强制追缴款项。该法还规定,经济条件较好的近亲负有供养义务。因此,这一全国性的法律框架,实际依赖于教区资源、地方核定征款,以及无偿的地方行政管理。(sheffield.gov.uk)
海上事业、海外贸易与殖民
伊丽莎白时代的海上事业涵盖了目标各异的活动:探险旨在寻找航路、增进地理知识;商业活动以货物交换为目的;私掠则是在官方授权下,利用私人出资的船只夺取敌方财产;殖民则试图实现永久占领。不过,这些活动的参与人员与资金来源彼此交织。商人与朝臣认缴资本,伊丽莎白则提供特权、王室船只的使用权以及政治庇护,而不承担在海外建立据点的全部费用。王室的批准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劫掠在国际上都具有合法性:西班牙当局认为,英格兰人侵入其美洲贸易体系属于非法行为,而伊丽莎白对劫掠活动的支持也可能刻意保持间接形式。(loc.gov)
弗朗西斯·德雷克于1577年至1580年进行的环球航行,便体现了探险与劫掠的这种结合。1577年12月13日,他率领五艘船从普利茅斯启航,资金由一个投资团体提供,投资者包括克里斯托弗·哈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和莱斯特伯爵。穿过麦哲伦海峡后,德雷克沿美洲太平洋海岸袭击西班牙船只,随后横渡太平洋,绕过好望角返航。最终只有“金鹿号”完成了全程,于1580年9月26日载着财宝及其他贵重货物抵达普利茅斯。伊丽莎白随后登船,并于1581年4月4日授予德雷克骑士爵位,公开表彰了这项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西班牙损失的事业。(loc.gov)
北方探险旨在绕开伊比利亚国家控制的航路,开辟通往亚洲市场的通道。马丁·弗罗比舍于1576年至1578年进行了三次航行,最初通过莫斯科公司获得许可,抵达加拿大北极地区,却未能找到西北航道。对黄金的期待使这项事业转向采矿:1577年的远征运回约200吨矿石,1578年的远征则运回逾1,000吨,但最终发现这些矿石毫无价值。约翰·戴维斯于1585年至1587年进行的航行,同样未能发现可通航的通道,却增进了欧洲人对格陵兰、巴芬岛及戴维斯海峡周边水道的认识。这些都是出于商业动机的考察,而非在北极地区建立英格兰统治的行动。(rmg.co.uk)
约翰·霍金斯的大西洋航行使英格兰的海外事业直接与大西洋奴隶贸易联系起来。他于1562年至1563年、1564年至1565年及1567年至1568年率领的远征,将遭奴役的非洲人运往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出售。伊丽莎白的参与具有实质性,而不只是象征性的:她为霍金斯后来的航行提供了王室船只“吕贝克的耶稣号”,其中包括1564年10月启航的远征。除普通商品贸易和武力胁迫外,掳掠与贩卖人口也构成了这些活动的一部分。这些航行为既有的殖民地奴隶市场提供奴隶,不应将其与17世纪发展起来、规模大得多的英格兰种植园及奴隶贸易体系混为一谈。(doi.org)
建立定居点的尝试始终处境艰难。汉弗莱·吉尔伯特于1578年获得殖民特许状,并于1583年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宣告该地归英格兰所有,但未能建立持久的定居点,同年便在海上遇难。沃尔特·雷利于1584年获得的特许状,为在今北卡罗来纳州罗阿诺克进行的勘察及后续活动提供了依据,其目的之一是建立袭击西班牙船只的基地。1585年建立的军事殖民地于1586年随德雷克撤离。1587年,约翰·怀特率领另一批人建立定居点,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怀特返回英格兰寻求援助,直到1590年才再次抵达罗阿诺克,届时定居点已空无一人。居民的最终命运至今仍无定论。因此,特许状授予的权利与领土主张,超出了王室对北美洲的实际占领范围。(tile.loc.gov)
特许贸易提供了另一种制度机制:专营贸易特权鼓励商人为远洋事业出资,同时规范英格兰商人之间的竞争。土耳其公司于1581年首次获得特许状;黎凡特公司随后于1592年成立,组织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向东印度公司颁发特许状,其正式名称为“伦敦对东印度贸易商人总裁及公司”。公司总裁与二十四名委员负责管理航行、船舶及货物事务,其为期十五年的垄断权则涵盖特许状所划定的广阔东方海域范围内的英格兰贸易。这是对一家商业公司的授权,而非在印度建立英国的领土统治。(digi.ub.uni-heidelberg.de)
文学、表演与伊丽莎白本人的著述
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和埃德蒙·斯宾塞活跃于商业、贵族与宫廷相互交织的网络之中,而非一个完全由女王出资供养的文坛。莎士比亚所属的宫内大臣剧团曾在宫廷演出,但直到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后,才以国王剧团的身份获得君主的直接赞助。马洛的《帖木儿》分为上下两部,约写于1587至1588年,是海军大臣剧团商业演出剧目的一部分。斯宾塞与伊丽莎白的关系则更为明确:她既是其文学作品的受献者,也是他的资助者。《仙后》于1590年和1596年分批出版;1591年2月25日,女王授予他每年50英镑的终身年金。这些区别表明,在她统治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由她委托创作或给予物质奖赏的作品。(shakespearedocumented.folger.edu)
宫廷演出将职业戏剧与假面剧、舞蹈、音乐及精巧的舞台效果融为一体。宫廷娱乐署提供服装和道具,筹办娱乐活动;职业剧团则带来已为付费观众排演成形的剧目。赞助也带有制度性权威:1583年3月,在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和宫廷娱乐总管埃德蒙·蒂尔尼的安排下,女王剧团组建起来,从现有剧团招募优秀演员,并以王室仆从的身份巡演。蒂尔尼的职责不止于挑选宫廷娱乐节目,还包括批准剧作公开演出,因此同一个机构既购买戏剧演出,也监管戏剧活动。由此可见,为王室效力虽能带来机会,却不能使表演者免受审查。(folger.edu)
娱乐活动也可能由接待女王的贵族主人发起,而非出自王室。1602年伊丽莎白到访黑尔菲尔德时,德比伯爵夫人爱丽丝·埃杰顿聘请约翰·戴维斯设计了一场模拟抽彩活动。通过有脚本的游戏分发礼物,将文学创意、待客之道与宫廷人际关系的展示结合在一起。现存手稿揭示了女性赞助者的贡献;如果仅将这类娱乐活动描述为对女王的颂扬,她们在委托筹办和塑造演出方面所起的作用便可能被掩盖。(folger.edu)
宫廷音乐以王室礼拜堂为稳固的制度依托,其成员包括托马斯·塔利斯和威廉·伯德。1575年1月22日,伊丽莎白授予这两位作曲家为期二十一年的专营权,涵盖分声部乐谱及印有谱线的乐谱纸的印刷。授权条文涉及英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及其他语言,也涵盖教会或室内使用的音乐,无论用于演唱还是演奏。他们合编的《因题材而称为圣歌的歌曲集》(Cantiones, quae ab argumento sacrae vocantur)于同年出版,题献给伊丽莎白,在王室赞助下呈现了拉丁语宗教复调音乐。这项授权将王室任职与商业性的印刷术专营权联系起来,并非仅仅是对音乐成就的荣誉表彰。(theoryofmusic.wordpress.com)
伊丽莎白本人的翻译表明,古典学问与宗教修习是她持续从事的活动,而不仅是童年时的才艺。1544年12月31日,十一岁的她将自己用英语散文翻译的纳瓦拉的玛格丽特所著《罪恶灵魂之镜》献给凯瑟琳·帕尔。她后来还翻译过波爱修斯和贺拉斯的作品,亲笔译稿至今尚存。她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方面所受的教育,支撑了这样一种文艺复兴宫廷文化:翻译、写作和交换文本既能展现学识,也能培养人际关系。这些手稿还将她自身的智识活动与他人对她的颂扬区分开来:女王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也是创作者。(glam.ox.ac.uk)
对她的诗歌、书信和演说,需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文本审慎态度。《先生离去时》通常被认为与1582年前后的安茹婚姻谈判有关,但现存的是将作者归为伊丽莎白的手抄本,而非足以确证其创作背景的作者亲笔稿。她的政治通信包括1602年致詹姆斯六世的一封信,信中在讨论一项国际同盟提议的同时,重申了双方的友谊。演说同样兼具政治行动与文学构作的性质,但传世文本未必准确再现实际演说的内容。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由一位在场者记录的1601年11月30日《黄金演说》版本,更接近摘要而非逐字记录;因此,解读其中关于君民相互爱戴的表述时,必须考虑其记录与出版过程。(celm.folger.edu)
性别、仪式与王室形象
伊丽莎白的形象塑造将女性身份与君主权威融为一体。她与王国结为夫妻的比喻,将她倾注忠爱的对象从丈夫转为臣民;母亲意象同样使她虽未生育,却仍能在政治上扮演母亲的角色。在约绘于1575年、被认为与尼古拉斯·希利亚德有关的《鹈鹕肖像》中,她胸前的珠宝上描绘着一只以自身鲜血哺育幼鸟的鹈鹕。这一象征自我牺牲的传统基督教标志,将女王塑造成养育臣民的母亲。与之配对的《凤凰肖像》则采用了一种象征贞洁、独一无二与新生的神鸟,而都铎玫瑰和厚重的珠宝项圈,则令人联想到她与亨利八世之间的王朝传承。这些形象表达的是相互补充的主张,而非一套单一且始终一致的女性统治理念。(hrp.org.uk)
“童贞女王”的形象是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逐步形成的,并非自1558年起便一成不变的既定方案。到1570年代中期,尽管婚姻谈判仍在继续,肖像画已开始突出赞颂伊丽莎白的未婚身份。古典意象为她提供了有别于通常妻子角色的形象:辛西娅将她与贞洁的月亮女神联系起来,密涅瓦则象征智慧与保卫国家。沃尔特·雷利于1580年代末创作的《海洋对辛西娅的爱》,进一步铺陈了这一月亮比喻。“格洛丽亚娜”则尤其与埃德蒙·斯宾塞的史诗《仙后》相关,该作前三卷于1590年问世。这些形象并不只是王室自上而下规定的正式称号:廷臣和作家在颂扬女王、进行文学创作和寻求庇护的过程中,共同发展了这些形象。不过,伊丽莎白本人对徽记的使用以及对艺术家的雇用,也有助于维系这套共同的形象表达语言。(npg.org.uk)
王室巡幸使君主得以直接接触贵族府邸和地方社会,也使接待与娱乐活动成为展示忠诚、争取恩宠的场合。1575年,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在凯尼尔沃思以宴饮、狩猎、烟火和精心编排的演出款待伊丽莎白,历时十九天。留存下来的节目安排也表明,颂扬之中可以暗含劝说:原定作为压轴的一出假面剧意在敦促女王结婚,但因天气恶劣而未能上演。每年11月17日的即位庆典则为礼仪活动提供了一个固定的重心。即位日马上比武将骑枪竞技与寓意性服饰、演说和诗歌结合起来;骑士遵循骑士式忠诚的惯例,向女王表达效忠。这些娱乐活动既让廷臣有机会脱颖而出,也使他们得以公开表明自己对王室恩宠的依赖。(english-heritage.org.uk)
服饰与珠宝使等级秩序变得直观可见,也能通过颜色、材质和徽记传达政治含义。它们还在有章可循的馈赠往来中流转。新年时,顾问大臣、贵族妇女、宫廷官员和仆役所献的礼物,会按献礼者的社会等级记入礼单,并由伊丽莎白签署。现存的1579年1月1日礼单列有书籍、珠宝、服装、音乐用品及其他礼品。亨利·锡德尼爵士献上了一件饰有狄安娜形象的黄金珠宝,玛丽·锡德尼夫人则赠送了刺绣亚麻织物;女王以镀金器皿回赠。这类往来将个人侍奉和政治效忠与物质文化联系起来,但并不意味着每件贵重礼物都能被视为某项具体政策交易的证据。(folger.edu)
创作于1588年西班牙远征之后的《无敌舰队肖像》,将盛装华饰的伊丽莎白与英格兰舰船及遭风暴重创的西班牙舰队场景并置。珍珠彰显贞洁,王冠象征君权,而她的手则覆在地球仪上的美洲区域。这幅画将海上脱险转化为王权稳固的形象,并展现了向海外扩张的雄心。画中的地理图像不应被理解为实际占有疆土的地图:地球仪表达的是帝国抱负,并非证明英格兰已控制她手指下的领土。同样,女王威严而沉静的姿态,是对权威的寓意性宣示,而非她指挥过具体海战行动的实录证据。(rmg.co.uk)
不同形式的作品面向不同的受众。希利亚德于1572年绘制的微型肖像细腻精巧,呈现出理想化的女王容貌;他后来回忆说,伊丽莎白喜欢在户外、没有阴影的情况下让人作画。肖像章、浮雕宝石和吊坠使人们能够将她的形象佩戴在身上,从而将个人装饰与效忠联系起来。印制的肖像则能触及那些无力购置此类昂贵物品的人。克里斯平·德·帕斯于1603年为伦敦出版商汉斯·沃特尼尔制作的版画,描绘了身着议会礼袍、手持宝球与权杖的伊丽莎白,旁边还配有《圣经》和正义之剑。这幅版画的制作横跨科隆与伦敦,说明王室形象不仅依靠宫廷赞助,也通过商业和跨国网络传播。(npg.org.uk)
晚年、逝世与斯图亚特王朝继位
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十年,长期辅佐她的重臣相继去世,改变了朝中的权力分布。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于1588年去世,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于1590年去世,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则于1598年去世。伯利之子罗伯特·塞西尔逐渐接手国政:父子二人留存下来的书信,记录了老塞西尔健康日渐衰退期间,职责逐步移交的过程。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内部有计划的权力交接,而不只是新宠取代老臣。与此同时,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勒试图凭借军事指挥权和亲近伊丽莎白的机会扩大影响,与塞西尔及其他廷臣争夺女王的恩宠。(hrp.org.uk)
埃塞克斯1599年在爱尔兰统兵失利,使他与伊丽莎白的关系陷入危机。回国后,他遭到软禁,并被禁止入宫。失去觐见女王的机会,不仅在政治上,也在经济上给他带来了切实影响:1600年,伊丽莎白拒绝续授他利润丰厚的甜葡萄酒专卖权,使他的财务困境进一步恶化。被排斥在宫廷之外,也限制了他为追随者谋取官职和赏赐的能力。国家档案中保存着一封他于1600年9月6日写给伊丽莎白的信,记录了他在诉诸武力之前为重获王室恩宠所作的努力。(petitioning.history.ac.uk)
1601年2月8日,埃塞克斯与追随者进入伦敦,试图争取民众支持,以对抗那些被他称为仇敌的枢密院大臣。市民并未响应,他于当晚投降。2月19日,他与南安普敦伯爵亨利·赖奥思利一同受审,由同属贵族的审判者裁决。对埃塞克斯的指控涉及策划控制宫廷、武装进入伦敦,以及在埃塞克斯府邸抵抗王室军队。他坚持声称,自己的行动是为了保全性命并求见女王,而非推翻她。两位伯爵均被判犯有叛国罪;南安普敦获免死刑,埃塞克斯则于1601年2月25日在伦敦塔内被斩首。(en.wikipedia.org)
尽管伊丽莎白没有公开指定继承人,王位继承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1601年至1603年间,塞西尔、亨利·霍华德勋爵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秘密通信,在苏格兰国王与英格兰有影响力的廷臣之间建立了联络渠道。这些有文献可考的通信,必须与声称伊丽莎白在临终时指定詹姆斯为继承人的记述区分开来。罗伯特·凯里后来记述,当有人提到詹姆斯的名字时,伊丽莎白做了一个被理解为表示同意的手势,但这样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她曾作出明确无误的声明。英国图书馆于2023年公布的威廉·卡姆登《编年史》手稿研究发现,草稿中的修改痕迹表明,印本中指定继承人的场景可能是后来增添的。(academic.oup.com)
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在里士满宫逝世,享年六十九岁。她的遗体由驳船运至白厅宫,在4月28日举行葬礼前停灵于此,供人瞻仰。灵柩覆以紫色天鹅绒,上方安放着一尊女王的木制肖像,由四匹马牵引的灵车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她最初葬于亨利七世的墓室。詹姆斯后来下令在亨利七世礼拜堂的北侧廊为她修建纪念墓;在那里,她与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合葬于同一墓室。(westminster-abbey.org)
3月24日,即伊丽莎白逝世当天,枢密院宣布詹姆斯即位为王;塞西尔先在白厅宫宣读公告,随后又在伦敦城内宣读。詹姆斯由此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同时仍为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开启了王冠联合。这是一种共主邦联,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单一的国家:英格兰与苏格兰仍保有各自的议会、法律制度和行政机构。詹姆斯后来提出进一步联合两国的方案,却遭到抵制;直到1707年5月1日,建立大不列颠王国、将两国合为一体的联合才正式生效。(folgerpedia.folger.edu)
史料、史学研究与文化影响
研究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文献基础包括国务文书、外交急件、议会记录、财务账目、往来书信、肖像及文学手稿。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国内国务文书系列SP 12、SP 13和SP 15收录了信函、报告、训令、公告及法案草稿;涉外文书则保存了外交函件、条约和截获的情报。这些材料的分布反映了近代早期的行政惯例:国务秘书有时将公文视为私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重要文献收藏会留存在哈特菲尔德庄园和大英图书馆。已出版的文书编年目录只是内容摘要,并非完整誊录,其按时间排列的方式也不一定与原始归档顺序一致。伊丽莎白的书信、演说、诗歌和祷文汇编于2000年出版的《作品全集》,由莉娅·S. 马库斯、珍妮尔·穆勒和玛丽·贝丝·罗斯编辑。(nationalarchives.gov.uk)
这些史料为了解王室行动提供了不同的途径,却并非对伊丽莎白意图未经中介的直接记录。外交报告须与直接证言加以区分,而研究演说时,则必须留意记录者是谁、记录于何时。例如,人们熟知的蒂尔伯里演说文本,保存在利奥内尔·夏普约于1623年写成的一封信中,距演说发生时已过去数十年。同样,肖像所记录的是对权威的宣示,而非私下的决策过程:《无敌舰队肖像》将平静的英格兰海面与风暴中的西班牙船只并置,传达了从宗派立场解读胜利的意涵。即使是看似私密的材料,也会受到作者归属问题的影响。苏珊·多兰在2000年关于伊丽莎白宗教信仰的研究中指出,书信是一类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史料,并梳理了学界的分歧:那些署名为女王所作的虔敬文本,究竟能否可靠地揭示她的个人信仰。(folgerpedia.folger.edu)
威廉·卡姆登的《编年史》成为后世叙述这一时期的奠基之作。该书最初应威廉·塞西尔之请撰写,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完成;前三卷于1615年以拉丁文出版,其余部分于1625年问世。其文本演变史使关于该书公正性的假定变得复杂。大英图书馆于2023年公布的成像研究,从十册手稿中恢复了被粘贴覆盖的修订文字下方的段落;研究者海伦娜·鲁特科夫斯卡将其中涉及詹姆斯及王位继承的改动,解读为卡姆登为迎合其赞助人而自我审查的证据。此后,新教视角和民族视角的解释也各自经历了演变。帕特里克·科林森在《伊丽莎白一世与历史的评判》(2003)中指出,卡姆登著作的译者参与塑造了围绕伊丽莎白的神话,而19世纪的历史学家又塑造出一位与其人民命运融为一体、带有“辉格史观”色彩的女王,尽管A. J. 弗劳德仍对她持明显的批判态度。因此,后来的“黄金时代”叙事既不是当时的普遍共识,也不是毫无争议地传承下来的学术定论。(bl.uk)
关于君主能动性的争论,部分取决于如何理解个人决策与集体政府之间的关系。科林森于1987年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论,指出君主制内部存在一种政治共同体观念,它所能唤起的忠诚,并不限于对君主的服从。性别研究则考察了权威在协商中形成的另一个层面。苏珊·弗赖在《伊丽莎白一世:形象再现之争》(1993)中,将加冕入城仪式、凯尼尔沃思的庆典演出及《仙后》视为竞争场域:廷臣、商人、作家与女王在其中各自提出对女性权力的不同界定。对其宗教信仰的解释,同样取决于如何权衡证据:多兰将那些把伊丽莎白的祷文视为其笃信新教之证据的解读,与科林森对她保守宗教实践的强调加以对照。这些研究路径回应的是不同问题,而非提供一个衡量王权强弱的统一尺度。(academic.oup.com)
关于爱尔兰的研究,将征服与殖民暴力纳入讨论,与以英格兰安全和文化成就为中心的叙述并置。尼古拉斯·坎尼的《使爱尔兰英国化,1580—1650》(2001)强调了埃德蒙·斯宾塞对军事征服和殖民垦殖的倡导,以及这些主张与后续殖民计划的联系。该书的论证将伊丽莎白时代的举措与后来的发展联系起来,却并未将最终结局视为必然。历史小说则构建了另一种延续关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凯尼尔沃思》(1821)通过一段涉及艾米·罗布萨特的虚构情节,使女王与莱斯特伯爵的关系广为人知。书中关于秘密婚姻、阴谋与谋杀的叙事不应被当作史料证据;不过,这部小说确实推动了相关地点成为历史旅游目的地。(static.cambridge.org)
戏剧和电影中的伊丽莎白形象,常常以舍弃个人情感来解释她的政治权威。由贝蒂·戴维斯主演的《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私生活》(1939),便改编自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的戏剧《女王伊丽莎白》。历史学家卡罗尔·莱文在评论谢卡尔·卡普尔执导的《伊丽莎白》(1998)时,批评该片将一位复杂的君主简化成浪漫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仿佛她只有牺牲情感上的满足,才能取得成功。公共纪念也通过收藏与展览展开: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在向公众发起募款后,于2016年购入一幅《无敌舰队肖像》,并从2017年起在女王宫展出。修复工作发现,画中的海景很可能在18世纪被重新覆绘过,这使得这件纪念物本身也成为后世改动的证据。(bfidatadigipres.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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