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是将原本实行共同耕作或附有共有使用权的土地,重新组织为由各自占用者排他性控制和经营的地块的过程。它尤其与英格兰的历史密切相关:从中世纪到19世纪,一波又一波的圈地改变了农业生产、乡村财产关系和乡村景观。圈地可以是将敞田中分散的条田合并起来,将共有牧场分割,或将荒原及其他未开垦土地转为私人农业用地。虽然圈地往往以树篱、围墙或栅栏为有形标志,但其决定性特征是土地权利的变化,而不只是设立边界。
圈地前的土地占有状况
在中世纪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农业实行敞田制。村庄的耕地分为若干大片田地,每片又包含许多条田,各个耕作者持有的条田分散在不同地点。耕作需要协调轮作、休耕,以及牲畜可以在收获后的田地上放牧的时段。
耕地之外,还有草甸、牧场、林地、荒原及其他区域,特定人群在这些土地上享有共有使用权。这些权利可能包括放牧牲畜、采集燃料或挖取草皮。各地的权利不尽相同,可能取决于是否居住在某所房屋、持有土地,或拥有既定的法定资格。
因此,公地不一定是人人集体所有的土地,通常也不是可供公众不受限制地使用的资源。土地本身可能属于庄园领主,而其他人则对其享有法律认可的使用权。地方法庭和习惯规范决定谁可以使用公地、可以放牧多少牲畜,以及何时可以使用。
这些安排往往在庄园制下形成,但圈地并不等同于废除中世纪庄园或农奴制。土地保有关系、所有权、劳役义务和共有使用权是不同的制度,其历史演变并不同步。
圈地改变了什么
圈地可能包含以下几项操作:
- **合并:**通过交换,将分散的条田整合为数量较少、较为集中的地块。
- **分割:**将原本共同使用的土地划分为分别控制的地块。
- **废除权利:**终止在他人土地上放牧牲畜或获取资源的权利。
- **空间重整:**划定边界,修建道路、排水设施,有时还会新建农庄。
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同时发生。敞田耕地被圈占后,不一定立即改为牧场。公地也可能分配给若干小业主,而非全部并入一个大地产。反过来,确立排他性控制也可能剥夺有价值的共有使用权,却并未出现显眼的新围栏。
圈地还涵盖了当事人同意程度各不相同的情形。有些圈地源于权利人之间协商达成的交换;另一些则由势力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强行推行,通过法律程序落实,或在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获得议会授权。
英格兰圈地运动的历史发展
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圈地
圈地的发展是渐进而不均衡的。英格兰某些地区很早就存在地块集中、设有围界的农场,而其他地方,尤其是英格兰中部,仍长期保留大规模敞田制。全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起点。
黑死病之后的变化改变了人口、劳动力、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地区,聚落衰落和农产品需求变化促进了土地的合并。15至16世纪,耕地改为养羊牧场的圈地尤其引发争议。商业性羊毛生产可能使地主更愿意经营牧场,而牧场所需的劳动力又少于耕作农业。
这类土地用途转换有时伴随着驱逐佃户、拆毁房屋或废弃聚落。不过,村庄荒废的原因多种多样,并非所有废弃聚落都是圈地造成的。
都铎王朝政府曾对某些导致人口流失的圈地形式展开调查并立法加以限制。在亨利八世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官方尤其关注耕地减少、乡村住户流失,以及居民被迫迁离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政府始终如一地禁止一切圈地。
反对圈地的行动有时相当激烈。1549年诺福克郡的凯特起义,既表达了对圈地和滥用公地权利的不满,也包含了对地方治理和土地占有状况的更广泛诉求。1607年的中部起义同样出现了拆毁圈地栅栏和树篱的行动。
议会圈地
17至18世纪,协议圈地仍在继续,但议会授权变得日益重要。议会圈地规模扩张最快的时期是18世纪至19世纪初。
即使无法取得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一致同意,地方圈地法也可以授权重组某个教区或乡镇的土地。圈地专员负责审查权利主张、测量土地、分配地块,并规划道路及其他设施。他们的决定记录在圈地裁定书中,通常附有地图。
议会圈地并不只是宣布所有土地从此归最大的地主所有。拥有获认可权利的人可以获得土地或其他补偿。然而,各方对程序的影响力、其权利主张获得认可的机会,以及承担相关费用的能力,都存在不平等。
一般性立法逐步统一了程序。1801年《圈地条款汇编法》提供了可纳入地方圈地法的条款。1845年《圈地法》设立了常设委员会,并为此后的圈地建立了更具普遍性的行政框架。
到19世纪,许多敞田已经完成圈地。此后的争议越来越集中于剩余公地,以及将其圈为农业用地是否应优先于休闲、通行和其他公共利益。
农业目的与影响
圈地使各个土地占用者能够更自由地决定如何利用土地。集中的地块可以减少往返于分散条田之间的时间,也更便于统筹排水、管理牲畜或采用不同的轮作方式。排他性控制还使农民不必遵循全村统一的耕作安排,便可保留牧场或种植作物。
这些可能性将圈地与英国农业革命联系起来。规模更大、地块更集中的农场,有利于对建筑、排水、牲畜育种和设备进行投资。能够稳定掌握改良所带来的收益,也可能鼓励投入资金,而这类投入在众多权利人之间往往难以协调。
不过,对于各种农业创新而言,圈地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实行敞田制的村社可以修改规则、采用新做法。一些圈地后的农场仍然经营不善,而一些未圈地地区的农业却有较高产出。被归功于圈地的改进,也可能源于价格上涨、交通改善、投资增加或农业知识的变化。
因此,圈地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时因地而异。地租或地价上涨,本身并不能证明实物产量也有同等幅度的增长;总产出提高,也不能证明所有受影响家庭都从中受益。
社会后果
共有使用权与家庭生计
对于小土地持有者和劳动者家庭而言,获取公地资源可以补充工资收入、维持生计。养一头奶牛、采集燃料或放牧几头牲畜,即使相关权利的货币价值看似不高,也可能相当重要。
圈地可能以分配地块的方式替代这些权利。然而,获配土地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总能成为充分的替代。其用途取决于面积、质量、位置,以及持有人是否具备耕作所需的资源。一些依习惯使用公地的人无法证明自己拥有法律认可的权利,因此没有获得补偿。
法律费用、测量费、排水费用,以及为新地块设置围栏的义务,都可能给小业主造成沉重负担。有些人出售了获配土地,促使土地所有权或经营权进一步集中。另一些人则保住了土地,或因地块更便于经营而获益。不能将这些结果简单归结为人人遭到剥夺,或人人境况改善的单一叙事。
劳动与迁移
圈地可能因减少独立谋生的资源,使人们更加依赖雇佣劳动。耕地改为牧场也可能降低当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尽管其他形式的农业改良可能创造就业。
因此,圈地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既重要又存在争议。一种常见解释认为,圈地是推动乡村人口进入工业城镇的重要力量。圈地确实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但向工业地区迁移也受到人口增长、地区就业差异、工资变化和农业以外就业机会的影响。
全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时刻,使独立农民被逐出土地后立即转变为产业工人。在许多地区,早在议会圈地之前,依靠农业工资谋生的情况就已十分普遍。
景观与环境
圈地通过新设树篱、笔直的边界、道路、排水工程和独立农庄,重塑了乡村景观。较早的圈地往往形成不规则的田块格局,而议会圈地方案则常采用更规整的几何布局,不过,任何一种格局都不能作为准确断代的绝对依据。
环境影响各不相同。树篱可以为野生生物提供生境,而对荒原、沼泽或其他湿地进行排水和开垦,则可能使独特的生态系统消失。共有放牧维持了一些景观,这些景观后来在更集约的经营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不能脱离后续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圈地赋予单一的环境影响。
历史解释
在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争论中,圈地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在卡尔·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论述中,生产者与土地的分离,促成了一个依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群体。圈地是这一解释中英格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
其他解释则强调农业产出的扩大、财产权支配关系的明确,以及土地合并后农场所带来的机会。社会史学者考察了公地权利人、小业主、妇女和劳动者的经历;这些人遭受的损失,可能难以从地产收入或全国总产出中衡量。
这些视角涉及几个不同的问题:
- 圈地是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 由此产生的收益归谁所有?
- 既有权利是否得到承认和充分补偿?
- 法律程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不平等?
- 家庭生计保障、就业和资源获取发生了什么变化?
圈地促进投资的证据,并不能判定其分配后果是否公平。同样,某个地方存在剥夺现象,也不能证明每一次圈地都遵循相同模式。区域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土地保有关系、农业条件、习惯权利和变革发生的时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英格兰以外的相关进程
欧洲其他地区也出现过对共同耕作的田地和共有使用权进行类似重组的过程,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德语地区的土地整合改革。这些改革的法律程序和社会影响,与英格兰的议会圈地有所不同。
在苏格兰,农业改良和高地清洗有时涉及圈地,但这些概念不能互换。高地清洗指的是在特定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商业变革背景下,驱逐佃户并重组地产的过程,尤其发生在高地和岛屿地区。
现代学术研究也将“圈地”更广泛地用于描述将共有资源转变为排他性财产的过程,其中包括土地以外的资源。这种用法是对历史上圈地现象的类比,并不意味着这些后来的过程具有相同的法律基础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