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是指西北欧部分地区以及随后其他工业化社会实现生产率和收入的持续增长,从而与亚洲大部分地区及其他区域拉开巨大经济差距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改变了全球制造业、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分布。在经济史领域,这个术语也指围绕这一差距何时出现、为何出现的争论。十九世纪差距不断扩大这一点已得到广泛确认,但其起始时间、此前差异的程度,以及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仍存在争议。
范围与含义
大分流关注的是经济表现的差异,而非某个单一事件。其主要衡量指标包括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工资、工业产出,以及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这些指标相互关联,却不能彼此替代: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人口增长增加总产出,而平均生活水平并未显著提高。
地理比较单位也需要谨慎选择。“欧洲”和“亚洲”的内部经济状况并不一致。英国和荷兰与南欧、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同样,长江三角洲、孟加拉及其他繁荣的亚洲地区,也不同于其周边腹地。因此,一些研究比较国家,另一些则比较人口规模、农业专业化程度或市场可及性相近的高度商业化地区。
这一术语通常用于描述工业化中的西方经济体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逐渐拉开的差距。但它不应被理解为所有欧洲人都同时富裕起来、所有亚洲经济体都陷入停滞,或世界其他地区都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日本的工业化以及后来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增长表明,由此形成的经济层级既非永久不变,也非在地理上固定不移。
争论的发展
早期对欧洲工业化的解释,往往强调欧洲独特的制度、科学文化、资本主义或政治竞争。这些论述常将欧洲最终取得的经济主导地位,视为数百年来一系列发展积累的结果。
后来的研究对欧洲领先地位具有必然性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有关亚洲农业、商业、家庭生产和消费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之前,亚洲主要地区已经拥有成熟的市场和可观的制造能力。
彭慕兰于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使“大分流”成为这场争论的核心术语。该书认为,直到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先进地区之间仍存在重要的相似之处,并强调英国获取煤炭和美洲资源的便利条件。这一解释与“加州学派”密切相关;这一称谓泛指那些质疑传统叙事的历史学家,传统叙事认为欧洲很早就拥有独一无二的经济优势。
后续研究使分歧更加细化,却没有将其解决。对历史收入和工资的重建,往往发现西北欧部分地区较早便具有优势,但有关证据质量以及特定区域比较是否恰当的争论仍在继续。
历史进程
工业化之前的商业发展
早在十九世纪之前,欧亚大陆就已存在多个集约农业、城市生产和长途贸易中心。宋朝时期的中国,商业和技术取得了显著发展。此后,明朝和清朝的经济支撑着广泛的国内贸易和规模庞大的手工业。南亚则是棉纺织品的重要生产地和出口地。
在机械化工业出现之前,欧洲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荷兰发展出高度商业化的农业、航运业和金融服务业,英格兰则扩大了海外贸易,农业生产和农村就业也发生了变化。
一些重建研究认为,早在1800年之前很久,西北欧相对于亚洲主要经济体就已拥有可测量的收入优势。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最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仍相对有限。所得结论部分取决于比较对象究竟是全国平均收入、城市工资、家庭消费,还是特定部门的生产率。
工业化加速
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机械化纺织生产、蒸汽动力和新的炼铁方法提高了英国的生产能力。随后,工业化以不均衡的速度向欧洲各地及美国扩散。
决定性的转变并不仅仅在于引入了某些发明,而在于形成了能够通过技术变革、资本投资和组织创新,反复提高每名劳动者产出的经济体。十九世纪期间,工业化经济体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取得了日益扩大的优势。
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钢铁、化工、电力和工程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扩大了这一优势。到二十世纪初,平均收入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差距已远大于工业化之前。
此后各异的发展道路
大分流并不意味着工业核心区以外的经济普遍衰退。一些经济体在扩大初级产品出口或增加总产出的同时,相对收入水平却落后了。另一些则经历了经济秩序受扰、制造业竞争力下降或长期停滞。
日本,尤其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西方以外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案例。二十世纪,工业发展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但各地发展速度极不均衡。后来部分国家的经济趋同,并未消除早期分流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证据与衡量
历史产出估算
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重建,综合运用了农业生产、工业、服务业、人口和价格方面的证据。这类重建使跨越漫长时期的比较成为可能,但留存记录越稀少,不确定性就越大。
对于前工业经济,研究者往往必须估算自给性生产、非正规服务和家庭手工业。对这些活动作出的不同假设,可能大幅改变收入水平的估算结果。现代国界也未必适合用来重建早期的经济区域。
跨国比较需要对购买力差异进行调整。历史购买力平价的估算,对所纳入的商品、基准年份以及可获得的价格资料都很敏感。
工资与家庭生活水平
实际工资衡量的是收入相对于商品和服务成本的水平。历史学家常将劳动者的收入与特定消费篮子的价格进行比较。在缺乏全面产出统计的情况下,这类计算可以揭示购买力的差异。
这些方法也有局限。城市建筑工人未必能代表农村家庭或整体劳动力。家庭全年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工作天数、失业状况、家庭规模、妇女和儿童的收入,以及能否获得土地或实物报酬。消费篮子必须兼顾饮食、燃料需求、住房和地方习俗的差异。
因此,男性日工资较高,并不自动意味着家庭收入也按同样比例较高。反过来,记录中的工资偏低,也未必反映了家庭可支配资源的全貌。
多种指标
其他证据包括农业单产、职业结构、城市化、消费模式、识字率、预期寿命和身高体格。这些指标揭示了经济状况的不同侧面,其变化方向并不总是一致。
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确定一个普遍认可的大分流起始时间。例如,工资上的早期领先,未必与制造业生产率上的决定性领先或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同时出现。
主要解释
能源与生态约束
前工业经济高度依赖土地来提供食物、饲料、木材和燃料。因此,人口和生产的增长可能加剧不同土地用途之间的竞争。
煤炭提供了一种能量集中的能源,其供应并不直接依赖森林和农田每年的生产能力。英国的煤炭储藏及其与生产中心、交通运输网络的地理联系,有助于支撑工业扩张。蒸汽机还使更深矿井的排水成为可能,从而在采矿与机械动力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煤炭单独促成了工业化。煤炭的经济价值取决于开采成本、运输、工程知识、资本和需求。其他社会也拥有煤炭,却没有在同一时期走上英国的工业发展道路。
海外扩张、奴隶制与资源
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扩张,通过征服、迁徙、商业和强制手段,将大西洋各经济体联系起来。殖民地供应了原材料和商品;若改在欧洲生产这些物品,原本需要投入大量土地和劳动力。
被奴役劳动者生产的棉花,成为工业化纺织业的重要原料。糖及其他种植园产品也重塑了消费和商业。海外领地为商人、航运业利益集团和帝国国家提供了市场与机会。
这些联系的重要程度及其作用机制仍有争议。历史学家区分了可用于投资的利润、对制成品的需求、资源获取,以及帝国权力带来的更广泛影响。证明海外剥削促进了工业发展,本身并不能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大分流。
制度、市场与国家能力
制度解释强调产权、契约执行、金融发展,以及对政府任意行为的约束。在某些论述中,英国的光荣革命及其后公共财政的发展占有突出地位。
其他研究路径则强调国家筹集财政收入、发动战争、保护航运和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欧洲政治上的分裂,可能促进了竞争,并为商人和技术工人提供了可供迁移的其他地点,但也引发了破坏性冲突。
这些解释在比较研究中面临困难。亚洲同样存在商业制度,而欧洲的产权既非处处稳固,也非人人都能平等享有。支持投资者的制度,可以与海外的强制性做法并存。如何确定哪些制度差异促成了增长,而非仅仅伴随增长出现,仍是一个核心问题。
知识、技术与激励
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是强调实用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解释中的组成部分。科学探究、技术出版、熟练工艺以及从业者之间的交流,都可能支持累积性的创新。
然而,许多早期工业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实践经验,而非先进科学的直接应用。仅凭科学发展,无法解释为何特定技术会在特定地方变得有利可图。
一种相关解释强调相对价格。在工资较高、能源相对便宜的地方,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可能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一机制将发明和技术采用与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而不是将技术进步视为独立于市场的过程。
人口、农业与家庭
马尔萨斯陷阱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生产增加带来的收益最终被人口增长抵消,从而限制了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工业化通过使生产率得以持续增长,改变了这种关系,不过这一转变既非即时发生,也非处处一致。
历史学家考察婚姻模式、生育率、农业生产率和家庭劳动方面的差异是否促成了分流。欧洲的圈地运动及其他农业变革,与劳动力流动和农业产出的争论有关,但这些变革发生的时间、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以及它们是否为工业化所必需,仍存在争议。
亚洲家庭也采取了复杂而灵活的策略,包括集约耕作、手工业、迁移和拉长生育间隔。这些证据并不支持将欧洲家庭视为具有经济理性、将亚洲家庭视为消极被动的简单对照。
帝国、工业衰退与全球专业化分工
工业化生产改变了手工业的竞争力,并推动国际贸易格局重组。在南亚部分地区及其他地方,进口机制商品、商业政策变化、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以及当地条件,共同促成了去工业化。这一过程的时间和程度因地区和行业而异。
大英帝国及其他帝国体系,影响了各经济体进入市场的机会,以及参与全球贸易的条件。在中国,鸦片战争和通商口岸制度改变了十九世纪的对外商业关系。
这些发展既与大分流相互关联,也有一部分是大分流的结果。更强的工业和财政能力增强了工业化国家的军事实力,而帝国扩张又可能巩固其经济优势。因此,因果关系的方向并不总能简化为工业化与帝国扩张孰先孰后的单一顺序。
相关概念的区别与持续争论
**小分流**通常指在工业化之前及其早期,西北欧相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领先优势不断扩大的过程。它与工业化经济体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之间更广泛的分流有所区别,但又相互关联。
大分流也不同于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全国平均收入上升,可以与恶劣的劳动条件、财富分配不均,以及特定社会群体生活改善有限等现象同时存在。国际收入差距与国内不平等需要分别依据不同的证据加以考察。
持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比较单位是否恰当、历史估算是否可靠,以及长期发展与偶然事件之间的关系。国家层面的比较与繁荣地区之间的比较,可能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早期欧洲优势的证据,也不意味着后来的工业化必然发生。因此,研究将最初经济差异的起源,与使这些差异演变为持续、大规模分流的机制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