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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于约1870至1914年,以钢铁、电力、化工、现代通信和大型企业推动生产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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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组织形式发生相互关联变革的时期,通常以约1870年为起点,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终点。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展包括低成本钢铁、电力、工业化学、使用石油燃料的发动机、快速通信,以及规模日益扩大、管理日益系统化的企业。它在此前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将机械化从纺织业和蒸汽动力工厂扩展到更广泛的生产、交通运输及日常活动中。

这一术语既不指某一项发明,也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同时发生了转变。一些重要突破早在1870年之前就已出现,而许多影响直到1914年之后才充分显现。英国仍是工业强国,但美国和德国成为新兴产业的主要中心;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的工业化也在推进。这些变化扩大了产出和国际交流,同时重塑了劳动、城市、企业权力、帝国关系以及支撑战争的物质能力。

时间范围与主要特征

区分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旨在说明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与制度组合发生了变化,而不是说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存在彻底的断裂。较早的阶段始于18世纪的英国,以棉纺织业、煤炭、铁、蒸汽动力和工厂化生产为核心。后一阶段则以钢铁、电气工程、化工、精密机械,以及依赖大型技术系统的产业日益凸显为特征。不过,煤炭和蒸汽在整个时期仍然不可或缺。

通常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定在1870年前后,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亨利·贝塞麦于1856年公布了他的炼钢法,威廉·亨利·珀金也在同年发现了合成染料苯胺紫,而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石油生产则在19世纪50至60年代开始扩大。另一方面,电气机械和机动车在刚刚问世时,并没有立即改变生产率。它们要发挥作用,还需要对发电站、配电网络、道路、机床、维护和工人培训进行配套投入。

这一时期有几个显著特征。生产越来越多地利用规模经济:大型工厂可以通过大幅增加产量,摊薄熔炉、化工设备或专用机械的成本。各类技术系统之间的依赖也日益加深,例如,炼钢业为铁路和发电机制造提供材料,而电气设备又为化学加工和制造业提供支持。零部件和计量标准的统一,使跨工厂、跨国界的生产协调更加容易。科学知识与工业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得更加紧密,但实际试验和车间经验仍然至关重要。

这一时期并非始终繁荣。1873年的金融危机开启了物价持续下跌、商业景况起伏不定的多年岁月,这一阶段有时被称为“长期萧条”。尽管如此,许多国家的工业产出仍在持续增长。运输成本下降、生产能力扩大以及货币环境的变化,都可能使物价在实物产量增加的同时下降。总体增长还掩盖了企业破产、地区衰落、农业困境以及反复出现的失业问题。

将1914年作为终点,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制度层面的考虑。战争扰乱了人口迁移、金融和贸易,也破坏了战前形成的相对一体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但战争并未终结支撑这一时期的技术。电气化、汽车生产、工业化学和现代管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里仍不断发展。因此,历史学家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词,既是为了指称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为了描述一场技术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发展超出了通常划定的时间范围。

钢铁、机械与材料的变革

廉价的钢为新的工业经济奠定了材料基础。与熟铁相比,钢的强度更高,机械性能也更易控制;与铸铁相比,钢的脆性则可低得多。钢的实用价值取决于对含碳量、杂质和热处理的控制。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优质钢材通常价格过高,难以广泛用于大型结构和交通运输设施。

贝塞麦炼钢法通过向熔融生铁中鼓入空气,大幅降低了炼钢成本。氧化反应去除碳及其他成分,同时产生足够的热量,使金属保持熔融状态,因此在吹炼阶段无需外部燃料供应,就能迅速将生铁炼成钢。不过,早期工艺无法有效除磷,因而必须使用合适的低磷原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和珀西·吉尔克里斯特开发出采用碱性炉衬的转炉炼钢工艺,大大提高了含磷矿石的利用价值。这对欧洲大陆的铁矿产区尤为重要。

平炉炼钢法提供了另一条技术路线,其发展与西门子兄弟及皮埃尔-埃米尔·马丁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作密切相关。蓄热式炉回收废气中的热量,用于预热送入炉内的燃气和空气。这种工艺速度较慢,让操作人员有更多时间对钢液取样并调整其成分,也能使用生铁与废钢的混合炉料。尽管贝塞麦转炉的炼钢速度更快,但在灵活性和质量控制比速度更重要的场合,平炉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世界钢产量从1870年的约50万公吨,增加到1913年的逾7000万公吨,不过各套历史统计数据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美国成为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德国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超过了英国。在繁忙的运输条件下,钢轨比铁轨更耐用;钢板使建造更大的船舶和功率更高的锅炉成为可能;钢结构构件使桥梁能够跨越更长的距离,并与改进的地基和电梯技术一道,促成了高层商业建筑的兴建。这些应用又进一步拉动了对矿山、焦炉、轧钢厂和运输网络的需求。

机械领域的变革同样影响深远。精度更高的车床、铣床、量规和切削工具,提高了零部件生产的一致性。二十世纪之交,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和孟塞尔·怀特研制出高速工具钢,使切削工具能够在更高的工作温度下保持硬度。1886年,霍尔和埃鲁各自独立开发出电解炼铝工艺,此后铝也成为重要的商业材料。铝的生产体现了新材料与充足的电力之间的密切联系:廉价电力使大规模提炼这种曾被视为极其昂贵的金属成为现实。

电力与一体化技术系统

电气化改变了能源供应与实际做功地点之间的关系。蒸汽机通常通过传动轴、皮带或直接驱动的方式传递机械动力。电力系统则将发电与用电分离:能源可以在一处转化为电能,经导线输送,再在其他地方转化为运动、光或热。这带来了重要的灵活性,但也要求发电机、电缆、绝缘材料、开关设备、电表和电动机等方面协调发展。

早期商业供电系统的服务范围往往较为有限。弧光灯用于照亮街道、车站和大型公共空间,白炽灯则更适合住宅和办公室。托马斯·爱迪生及其合作者开发的不只是具备商业实用性的白炽灯,还有一套将发电、布线、电路保护和计量连接起来的系统。纽约珍珠街发电站于1882年开始供应直流电。其供电半径有限,反映出在低电压下输送较大功率而又避免过高损耗的困难。

交流电使远距离输电更加经济,因为变压器可以在输电时升高电压,在用电时降低电压。在输送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高,所需电流越小,从而根据 Ploss=I2RP_{\text{loss}}=I^2R 降低电阻损耗。乔治·威斯汀豪斯、尼古拉·特斯拉以及欧洲电气制造商等工程师和企业开发出了具有商业实用性的交流电设备。1891年从劳芬到法兰克福的输电演示,以及1896年将尼亚加拉发电设施所发电力输送至布法罗的实践,展示了更大规模互联系统的潜力。

工业领域对电力的采用是逐步推进的。仅以电动机替换中央蒸汽机,同时保留原有传动轴和皮带,只能实现部分潜在收益。当工厂为单台机器或一组机器配备独立电动机后,收益才更为显著,因为这使工厂能够围绕生产流程而非机械传动系统来安排布局。这些变化往往需要新建厂房,并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因此,工厂电气化带来的显著生产率收益是在初期投资之后才逐渐显现的,而且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电力也改变了城市公共服务。电力有轨电车自19世纪80年代起不断扩展,推动住宅区发展到步行通勤范围之外。照明延长了商店、办公室和街道的可用时间,电梯则使高层建筑具备了实用性。市政当局、私营公用事业公司和监管机构围绕电价、街道使用权、服务义务及所有权等问题展开讨论。因此,新兴的电网不仅是一项工程成就,也是一项制度建设成果。电力并未取代煤炭:很大一部分电力由燃煤电站生产,而这些电站越来越多地采用汽轮机。查尔斯·帕森斯从19世纪80年代起不断改进汽轮机,使其成为高效旋转动力的重要来源。

工业化学、石油与内燃机

与此前大多数产业相比,工业化学将实验室知识与大规模制造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化学品生产此前已在酸、碱、漂白剂和肥料等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19世纪后期,有机化学为着色剂、药品、感光材料和炸药开辟了广阔的新市场。制造商越来越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化学家、分析实验室以及受控的工艺条件,而不能仅仅依赖传统工艺配方。

合成染料产业成为其中的典范。珀金于1856年发现苯胺紫,证明煤焦油化合物能够制成具有商业价值的染料。随后的研究又制成了合成茜素和合成靛蓝,取代了一些植物染料,或减少了对它们的需求。巴斯夫、拜耳和赫希斯特等德国企业凭借研究、生产技术、专利策略以及与大学化学研究的密切联系,确立了强大的市场地位。它们的成功不能仅仅归因于科学发现:稳定可靠的质量、面向客户的技术支持和国际营销同样重要。

化学工程日益需要控制温度、压强、反应速率和腐蚀。哈伯法,又称哈伯—博施法,是一项技术要求尤为严苛的成就。弗里茨·哈伯证明了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可行性,卡尔·博施则在巴斯夫领导了这一工艺的工业化开发。1913年,奥堡开始生产合成氨。该反应 N2+3H2⇌2NH3N_2+3H_2\rightleftharpoons2NH_3 需要催化剂、高压,以及能够持续进行工业生产的设备。合成氨后来成为氮肥生产的重要基础,也为炸药生产提供原料。它对农业最广泛的影响,出现在通常认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时间之后。

石油产业最初的扩张,主要是为了供应照明用煤油和润滑剂。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开展的商业钻井,成为美国石油工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此同时,巴库地区崛起为另一个主要中心。炼油将原油分离成沸程不同的馏分。随后,汽油需求的增长推动了加工工艺的改进,包括采用热裂化工艺,提高轻质产品的收率。石油的分销还促进了大型储油设施、管道、油轮及营销体系的发展。

内燃机为液体燃料开辟了新用途。尼古拉斯·奥托于1876年研制的实用四冲程燃气发动机、戈特利布·戴姆勒和威廉·迈巴赫在汽油发动机方面的进展、卡尔·本茨于1886年获得专利的机动车,以及鲁道夫·狄塞尔在19世纪90年代研制成功的压燃式发动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贡献。这些发动机无需另设锅炉便可提供动力,不过,燃料、点火系统、重量和可靠性等因素限制了其早期应用。它们为机动车、小型工业装置乃至后来的航空器提供了动力。莱特兄弟于1903年进行的动力飞行展示了内燃机的另一种用途,但在1914年以前,无论汽车还是飞机,都未能取代铁路和航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长途运输方式。

交通、通信与市场一体化

交通运输的进步将既有的蒸汽技术与新材料、更大规模的组织以及更密集的网络结合起来。铁路向各大陆腹地延伸,将矿山、农场、工厂、港口与城市连接起来。钢轨、更坚固的桥梁、功率更大的机车、改进的信号系统和更完善的制动设备,提高了运输能力和运行可靠性。重大工程包括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以及1891年开始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铁路网的扩张并不均衡,许多殖民地铁路的主要用途是将出口产品产区与港口连接起来。

远洋运输也变得更加可靠。复合式蒸汽机以及后来的三胀式蒸汽机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蒸汽做功,从而降低燃料消耗。铁质和钢质船体使建造更大的船舶成为可能,而港口设备的改进则缩短了装货时间。在许多航线上,蒸汽船逐渐取代了帆船,不过帆船在某些运输业务中仍具有竞争力。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通航,使船舶无须再绕行非洲南端,缩短了欧洲与亚洲港口之间的航程。运河的战略和商业意义有赖于蒸汽航运、加煤站、港口设施以及与其他航线的衔接。

通信速度的提升比实际运输更为显著。电力电报在通常认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起点之前就已投入商业应用,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全球网络。1866年,一条能够长期稳定运行的跨大西洋电缆投入使用。此后,海底电缆将主要商业中心和帝国统治中心连接起来,使过去需要数周才能传递的信息,如今只需数小时甚至数分钟便可送达。交易所能够比较各地价格,航运代理可以改变货物的运送目的地,政府也能更迅速地与海外官员通信。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投入商业应用的电话,使企业内部,以及企业、客户和家庭之间能够直接交谈。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于1876年获得了一项重要的美国电话专利,不过电话的发展涉及众多发明者,也伴随着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对于电话服务的实际运行而言,电话局、交换台和训练有素的接线员与电话机本身同样重要。无线电报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投入商业应用,使人们能够与船舶通信,也能在难以铺设电缆的地点之间传递信息。

这些网络降低了信息成本,促进了市场一体化,但其效益取决于制度条件和使用机会。铁路时刻表推动了计时标准的统一:北美铁路于1883年采用标准时区,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会议则选定格林尼治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冷藏船和冷藏铁路车辆扩大了肉类及其他易腐货物的国际贸易。这些创新使生产者能够将产品销往远方的消费者,同时也使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新的竞争对手。对货运费率、电缆通信收费以及运输瓶颈的控制,持续引发商业和政治冲突。

大型企业、研究与生产管理

新兴产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促进了现代公司的发展。铁路、钢铁厂、电力公用事业和化工厂都需要巨额固定投资、协调采购以及持续运营。所有权可以分散在众多股东手中,而各部门和地区分支机构则由职业经理人管理。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既不彻底,也不普遍:家族企业仍然十分重要,而在不同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下,大型企业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纵向一体化将生产或分销中前后相继的各个环节纳入统一控制之下。钢铁公司可能同时拥有铁矿、煤炭供应来源、运输设施、熔炉和轧钢厂。石油企业则将炼油、管道运输和销售业务整合起来。这些安排既能保障供应、改善协调,也可能限制竞争对手使用关键基础设施。成立于1870年的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炼油和分销业务高度集中的突出例子。1901年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则表明,通过合并而非单一原有企业的内部增长,企业能够达到何等规模。

企业的组织形式也体现了各国的制度特点。德国企业经常利用卡特尔协调价格或产量,大型银行则在工业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企业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日益受到联邦反托拉斯法的约束,尤其是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法》。英国在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传统制造业领域仍保持着显著优势,许多企业继续采用专业化程度较高或以家族为核心的组织结构。没有哪一种组织模式能够解释所有行业的表现。

工业研究实验室使企业内部的技术开发成为制度化活动。化工企业聘用科学家研究新物质、提高收率并解决生产问题。电气企业则测试材料和机器,开发新设备。通用电气公司于1900年设立了研究实验室。这类机构并未取代大学、独立发明家、工程咨询机构和车间试验,而是与它们相互补充。专利制度和技术出版物既促进了知识传播,也使企业能够保护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成果。

工厂车间的变化包括采用大规模生产、专用机器,以及对工作流程进行更系统的控制。互换零件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武器制造,但其应用后来扩展到缝纫机、自行车、办公设备和汽车。1913年,福特在海兰帕克工厂采用移动式装配线,将标准化零部件与依次进行的作业相结合,提高了汽车产量。科学管理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及其1911年出版的著作密切相关,旨在分析工作任务、规定操作方法,并将计划与执行分离。这些做法可以提高产量,却也将权力从熟练工人手中转移到管理者手中,而且往往使劳动节奏更加紧张。因此,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仅依赖机器,也依赖社会层面的组织安排。

各国的工业化与国家的作用

这一时期,工业领先地位在地理分布上变得更加分散。英国仍拥有庞大的工业经济,并继续作为资本和制成品的主要输出国,但随着其他国家增长更快,其早期的优势逐渐减弱。美国兼具庞大的人口、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不断扩展的铁路网,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横跨大陆的国土规模有利于大批量生产,企业也发展出适合高产量生产的机械设备和经营管理体系。

德国的崛起建立在若干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煤铁资源、铁路建设、工程技术能力、技术教育以及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共同支撑了重工业的发展。此前的关税安排已将各地经济联系起来,1871年的政治统一则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企业在化工、电气设备和钢铁领域尤为强大。大学、技术院校和职业培训体系提供了专业人才,工业研究则帮助将化学与电学知识转化为产品。无论是统一还是教育,都不能单独解释这一增长;它们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既有的资源、市场和制度。

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法国在拥有重要的冶金、电气、汽车及奢侈品工业的同时,仍保有规模相对较大的农业部门。比利时较早依托煤炭、钢铁、纺织和机械制造实现了工业化。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形成了相当可观的制造能力,而其他地区仍以农村经济为主。在俄罗斯,铁路建设、外国投资、国家采购和保护性政策,推动了19世纪后期某些行业的快速增长。由此兴起的工业中心,与广大农业地区的贫困状况以及发展不均衡的基础设施并存。

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启了国家建设和制度改革,为工业扩张提供了支持。政府引进设备和专业技术,发展交通与通信,支持技术教育,并创办企业,其中一些后来出售给私人业主。纺织业,尤其是缫丝业和棉纺业,是早期工业增长的核心;重工业与这些行业并行发展,而非立即取代它们。国营八幡制铁所于1901年投产。后来通常被称为“财阀”的大型企业集团,将银行、贸易和制造业的经营利益联系在一起。

各国政府通过关税、专利、采购、铁路特许权、学校教育和金融规则影响工业化。一些国家保护新兴产业,而英国在19世纪中叶之后仍维持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国际金本位制有助于维持参与国之间的汇率稳定,却也限制了各国在经济承压时采取货币应对措施的空间。因此,工业化的成效不能简单归因于国家干预或私人企业中的任何一方,而是政策、资源、金融、技术能力以及进入国内外市场的条件以特定方式相互结合的结果。

工作、城市与日常生活

工业扩张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而非消除了旧有的劳动形式。采矿、炼钢、机械制造和运输业雇用了大量体力劳动者,不断壮大的企业也需要文员、会计、销售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机械化使一些技能失去用武之地,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技能需求。精密工具制造工人和电气专业人员的议价能力可能有所增强,而生产任务的细分有时则降低了雇主对掌握全面技能的工匠的依赖。

不同职业和国家的劳动条件差异很大。矿山、钢铁厂、化工厂和铁路站场使工人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工时过长和就业不稳定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妇女在纺织、制衣、家政服务以及一些新兴文职职业中占有很大比例,但职业性别隔离和同工不同酬限制了她们的机会。在一些工业经济体中,立法、学校教育、家庭收入增长和技术变革共同作用,使童工现象有所减少,但并未将其消除。因此,不能把工业增长等同于生活水平的即时改善或普遍提高。

面对这些状况,工会和工人政党不断发展壮大。技术工人的行业工会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人们也努力将技能较低的工人和临时工组织起来。在美国,美国劳工联合会于1886年成立;这一时期的重大劳资冲突包括1892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和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英国1889年的码头工人罢工,成为工会组织向更广泛劳动群体扩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在德国,尽管受到187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的镇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仍建立了庞大的选民基础。

国家和市政当局逐步承担起更多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责任。在奥托·冯·俾斯麦执政期间,德国于1883年推行法定医疗保险,1884年推行工伤保险,1889年推行养老和伤残保险。这些措施有明确的参保资格规定和政治目的,并非后来意义上的全民福利制度。其他地方的工厂监察、工时限制和赔偿制度发展不一,而且往往是在长期政治斗争之后才得以建立。

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对住房、环境卫生、交通和食品配送的需求。自来水、下水道和市政卫生措施促进了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但不同群体享有这些服务的机会仍不平等。有轨电车和市郊铁路改变了通勤方式,电梯和建筑用钢则改变了商业区的面貌。在家庭生活方面,缝纫机、更廉价的工业制成品、罐头食品和百货商店改变了消费方式。1914年以前,家用电器的普及程度仍然有限,尤其是在富裕城市家庭以外的群体中。随着识字率提高、广告业发展以及印刷和发行技术改进,工业化生产的报纸、摄影和电影也推动了大众共享的商业文化的传播。

全球依赖关系、环境变化与战争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运转依托于原材料、资本、劳动力和制成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工业经济体依赖进口棉花、橡胶、铜、硝酸盐、食品及其他商品。铁路和港口建设将产区接入国际市场,但由此带来的收益分配并不均等。出口增长既可能提高收入、改善基础设施,也可能使地方经济更容易受到价格变动和外国金融决策的冲击。因此,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的工业化,既受到全球贸易机遇的推动,也受到政治权力不平等的制约。

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尤为重要。欧洲列强在瓜分非洲期间的扩张,得益于交通、通信、武器装备和医学知识的进步,而殖民统治又为获取资源和控制战略通道提供了便利。工业需求并不能解释每一次征服,殖民地也并非都能带来利润。然而,强制手段是许多商品生产与供应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刚果自由邦的橡胶采集伴随着强迫劳动和极端暴力。在其他地区,税收、土地政策和劳工招募使生产转向出口市场。

全球一体化也依赖人口迁移。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欧洲迁往美洲及其他地区,亚洲劳工则通过契约劳工制度及其他用工安排迁移。这些人口流动为农场、矿山、种植园、铁路和城市提供了劳动力。迁移者的处境差异悬殊:有些人的迁移相对自由,另一些人则受制于以严厉限制和惩罚强制执行的契约。尽管航运和通信使远距离迁移更加便捷,种族排斥和公民资格规定仍限制了人们获得工业增长所创造机会的途径。

环境影响在这些体系中不断累积。燃煤污染了工业城市,金属冶炼破坏了周边景观,化工生产则产生了危险废物。采矿和铁路建设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而木材需求和农产品出口需求的扩大也影响了森林与土壤。化石燃料消耗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推动了人类活动所致气候变化的长期历史进程。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期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其环境影响远远延续至1914年之后。

工业生产能力也改变了战争。钢铁生产、机床、化学炸药、铁路、电报和庞大的行政组织,使各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装备和动员军队。海军竞赛刺激了对装甲钢板、重型舰炮、涡轮机和先进造船技术的需求;1906年下水的英国“无畏”号战列舰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些技术并未使战争成为必然,却塑造了战争的进行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炮弹、铁路后勤、化工生产和工业劳动力成为维持军事行动的核心要素,各国政府则在生产、原材料和分配方面掌握了广泛的管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