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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untouchability

不可接触制

不可接触制是与种姓相关的世袭性社会排斥,历史上通过隔离、职业限制和剥夺平等机会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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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接触制是一种世袭性的社会排斥制度,某些群体被视为不洁、低贱或不宜与之进行日常社会交往。这一制度与南亚的种姓制度关系最为密切,历史上涉及对居住、职业、宗教活动参与、用水、受教育以及与其他群体交往等方面的限制。这个概念远不止回避身体接触:排斥也可能体现为分用器皿、居住隔离、拒绝提供服务、限制行动,或为维持世袭身份而实施强制。

不可接触制既不同于暂时性的仪式不洁,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种姓不平等。其根本特征是让整个群体承受持续存在、通常由出身决定的社会性限制。受这一制度压迫的人们通过宗教运动、集体组织、诉讼、政治代表参与和文化创作等途径对其发起挑战。印度于1950年通过宪法废除了不可接触制,尼泊尔也在宪法和成文法中明令禁止这一制度。然而,从分析角度看,法律上的废除与歧视性做法的消失是两回事。

这一制度的历史将洁净与等级观念,同对劳动力、土地、公共空间和政治权力的控制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它的研究涉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人权等领域,同时也必须关注不同地区、群体和历史时期之间的显著差异。

含义、术语与社会边界

“不可接触制”(untouchability)是一个英语术语,所指习俗在南亚各地的名称和适用边界并不相同。在印度,历史上遭受这些习俗压迫的社群常被称为达利特;这一称谓通常译为“破碎者”或“受压迫者”,并与集体争取政治权利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相关社群中的人并非全都认同这一身份。将“不可接触者”用作指称个人的名词,会重现一种带有污名的分类,因此一般仅用于引用历史文献或讨论这一制度。

表列种姓是印度宪法和行政体系中的一个类别,并不直接等同于所有遭受不可接触制待遇的人。纳入这一类别的社群由依法制定的名录确定,各邦和中央直辖区的名录有所不同。表列部落属于另一个宪法类别,其历史不能简单归结为不可接触制。同样,范围更广的行政类别“其他落后阶层”涵盖许多历史上并不具有不可接触者地位的社群。这些区别关系到人口统计、公共政策措施的适用资格,以及对社会研究的解读。

不可接触制存在于更广泛的世袭群体组织体系之中,这些群体通常称为“阇提”(jati)。不应将其机械地等同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类“瓦尔纳”(varna)划分。遭受不可接触制待遇的社群常被描述为处于这一框架之外,但各地区实际的等级秩序更为复杂,并非仅由四个有等级之分的类别与一个内部毫无区别的外部群体构成。有些描述使用“第五瓦尔纳”这一说法,但这种对其地位的解释并未得到普遍认可。

这一制度也不能笼统地等同于厌恶、偏见或经济上的不利处境。穷人可能遭受阶级排斥,却并未受到不可接触制的对待;富裕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能遭遇基于种姓的回避。这一制度的延续往往依赖于内婚制,即要求人们在指定群体内部婚配的规范,同时也依赖于世袭的职业关联,以及对共同进食或亲密社会交往的限制。因此,这种身份地位会随着一个人进入不同场合,而非仅由某项特定活动产生。

与出生、死亡或身体生理过程相关的暂时性不洁,是另一种现象。这类状态可能影响多个等级的人,而且通常有公认的终止时间。相比之下,不可接触制则依据血统赋予人们一种持久的身份地位。历史上关于接触、靠近乃至目视都可能传播不洁的说法,体现了这一制度的逻辑;但有关特定地区的记载中所提到的距离要求和禁令,不应被视为适用于整个南亚的统一规则。

历史形成与解释的变迁

不可接触制的起源,无法确切归于某一时间、某部文献或某一事件。南亚早期文献中存在涉及血统、职业、仪式参与资格和排斥的区分,但这些未必就是后来发展成熟的不可接触制。历史学家将等级分类的出现,与针对日常接触的系统性、世袭性限制的确立区分开来。现存证据并不均衡,文献中的规范性要求也无法完整反映实际的社会生活。

婆罗门教的法律和规范性著述,包括法论传统,对特定群体加以分类,并规定了他们在居住、生计和交往方面所受的限制。成书于公元纪年前后之交的《摩奴法论》,对旃陀罗作出了尤为严苛的限制。这些段落是研究排斥观念的重要证据,但解读时须保持谨慎:规范性文本陈述的是作者认为应当如此的秩序,不一定是每位统治者都予以执行、每个聚落都实际遵行的做法。古代群体名称与当今社群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简单对应。

旅行者的记述提供了更多证据。五世纪初到访印度的法显,描述了旃陀罗所受的限制,包括与其他居民分开居住,以及在接近他人时发出警示信号。玄奘在七世纪的记述中,也记录了与特定职业相关的空间隔离。这些观察表明,排斥性做法确实存在于某些具体环境中,但两位旅行者都没有对整个次大陆进行系统考察。他们的记述不足以证明各地都实行完全相同的制度安排。

此后的农业扩张、拥有地产的机构的发展,以及世袭性劳役的组织化,共同塑造了各地区不同形式的种姓排斥。在一些地方,从事农业劳动、动物尸体处理、皮革加工或清洁工作的社群,以不平等的条件被纳入村落经济。宗教地位与经济依附相互强化,但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因地而异。印度南部那些对接近他人乃至出现在他人视野中都设有限制的制度,并不等同于北部以居住和职业排斥为特征的模式。

殖民统治并非所有这些做法的起源,却改变了管理和呈现这些做法的方式。英国殖民当局的人口普查、民族志调查、招募政策和法律分类,使种姓类别更加标准化,也使其在政治上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受压迫阶级”这一类别在殖民统治后期的政策中日益突出。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为“表列种姓”这一称谓提供了制度框架,随后于1936年公布了相应名录。因此,学术研究既考察排斥现象在殖民统治之前的根源,也探讨殖民制度如何重塑身份认同,既不预设这是一个自古不变的制度,也不将其视为完全由殖民统治创造的产物。

洁净观念、宗教生活与日常隔离

关于洁净与污秽的观念,为不可接触制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辩护话语。某些职业与死亡、人体排泄物、动物遗骸或其他被视为不洁的物质联系在一起。关键的社会转变在于,对某种活动的评价被延伸为对从事该活动者世袭身份的判定。这样一来,无论一个人是否实际从事其所属群体被认定从事的职业,都可能始终背负污名。

这些分类影响了人们参与仪式和进入神圣场所的机会。遭受不可接触制排斥的群体可能被禁止进入寺庙、不得靠近特定神龛,或无法平等参与节庆和巡游。有时,限制还涉及巡游可以经过的路线,或公开展示荣誉的方式。这类安排并不只是神学问题:寺庙机构还可能掌控土地、就业、公共认可,以及集体参与的机会。

食物和水是划定社会界限的尤为重要的媒介。相关规则可能区别对待接受生食材与熟食、不同的食物制备方式,或由不同群体成员经手的水。茶铺中分设杯具、拒绝共餐、禁止使用公共水井,都使等级秩序在一次次日常接触中得到体现。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剥夺取水权不仅彰显了从属地位,也可能带来沉重的时间和劳动负担。

空间布局使排斥长期固化。背负污名的群体所居住的聚落,往往与占支配地位的种姓居住区相隔,有时位于村落边缘,使用道路、水井或公共设施的条件较差。限制可能涉及进入住宅、就座、衣着、鞋履,或礼仪用品的使用。这些做法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因为某地有某项禁令的记载,就认定它适用于所有群体或历史时期。

仅凭宗教归属无法充分解释不可接触制。不可接触制在受印度教种姓制度塑造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得最为广泛,但在南亚的部分基督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群体中,也有关于种姓区分和排斥形式的记载。这些宗教的教义与实践不能混为一谈,而且许多宗教运动明确反对世袭等级制度。改宗有时促成了新的团结纽带和组织机构,却未能完全改变当地在婚姻、土地所有权和社会认可方面的既有安排。因此,分析时需要区分宗教教义与特定会众及社群中的社会关系。

劳动、土地与依附关系的维系

不可接触制往往决定着人们获取生计的途径,而不仅仅是一套仪式行为规范。世袭性的劳役安排将特定社群与农耕、制革、动物尸体处理、清洁卫生及其他工作绑定在一起。报酬可能是粮食、按惯例分得的份额、住处或有限的权利,而不是经自由协商确定的工资。这类安排既可能发挥不可或缺的经济作用,又可能否认从事这些工作者的平等地位。

在许多农村地区,土地权属的不平等是一个核心问题。无法稳定获得耕地的家庭,在工资、信贷、住房,有时甚至在使用公共资源方面,都依赖雇主或土地持有者。这种依赖使他们难以拒绝屈辱性的条件。因此,一场围绕公共活动座次或参与宗教游行的争执,就可能招致经济报复,包括不给工作、施压逼迁,或拒绝向其出售生活必需品。

种姓与强迫劳动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区分。受污名化种姓成员所从事的劳动,并非全都受到法律上的债役束缚或人身强制。然而,债务、世袭义务、有限的转业选择以及威胁,都可能严重限制他们离开的能力。印度1976年《债役制度(废除)法》所针对的一种强制劳动形式,往往与种姓问题交织在一起,不过债役劳动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种姓类别。

人工清粪尤为清楚地体现了职业污名与社会排斥之间的联系。在印度法律用语中,这个词指在不卫生环境中以人工处理人类排泄物的若干特定情形,不应不加区分地用于所有环卫工作。历史上,这项工作过度集中地由某些达利特社群承担;在某些形式的旱厕清理工作中,女性尤其占据主要地位。进入下水道和化粪池从事危险作业,与环卫劳动更广泛的组织方式有关,但法律对此另有规定。

社会排斥还会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姓氏、家乡村落、社会关系网或家庭职业,都可能透露一个人的种姓身份。因此,即使正式的世袭限制已经减弱,就业机会仍可能不平等。经济状况的改善或许能减少对某个雇主的依赖,却未必能消除住房、婚姻或社群机构中的歧视。反过来说,如果教育机会、招聘关系网或继承资产方面的不平等限制了人们转入其他职业,就不能仅仅以个人职业偏好来解释他们为何持续集中于受污名化的工作。

反种姓运动与政治解放

对世袭性排斥的反抗采取了宗教、教育、社会和政治等多种形式。一些虔信传统质疑人的精神价值取决于出身这一主张。拉维达斯和乔卡梅拉等人物,成为后来反种姓运动的重要思想参照。不过,各地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一位圣者被纳入某种虔信传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所处社会中的排斥现象随之消失。

在19世纪的印度西部,乔蒂拉奥·普勒和萨维特里拜·普勒将社会平等与接受教育的机会联系起来。他们的工作包括为女孩和边缘化群体开办学校,乔蒂拉奥还于1873年创立了真理探求社。其他地区的运动则发展出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喀拉拉,阿扬卡利为争取道路通行权和入学机会而奔走,与纳拉亚纳·古鲁相关的运动则通过宗教和社会重组挑战种姓等级制度。这些行动将平等使用公共设施的权利和人格尊严视为制度问题,而非个人施舍的问题。

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将受压迫群体自主参与政治置于斗争的核心。1927年,他在马哈德领导了一场行动,争取从乔达尔水池取水的权利。这座水池本是公共资源,但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人实际上却被禁止使用。安贝德卡尔原本受邀向一个改革团体发表演说,但双方因拟议演说的内容而未能达成一致;此后,他的《种姓的消灭》于1936年出版。这部著作将种姓制度的代际延续与宗教权威、内婚制联系起来,认为如果不直面支撑这些限制的制度结构,仅仅消除某些具体限制并不足够。

安贝德卡尔和圣雄甘地都反对不可接触制,但在种姓、政治代表权以及谁有权代表受影响群体发声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甘地推广了“哈里真”这一称呼,后来许多达利特活动人士认为它带有家长式色彩,因而拒绝接受。英国于1932年公布《公社裁决》后,两人围绕分立选民制的争论最终促成了浦那协定。该协定取消了为受压迫阶级设置单独选民团的提案,改为在共同选民团内保留席位,并增加了分配给他们的省级代表席位。

此后的动员进一步扩展到文学运动、学生组织、选举政党,以及围绕暴行和劳工问题展开的抗争。1956年,安贝德卡尔与大批追随者在那格浦尔皈依佛教,由此确立了一种持久的宗教与政治认同形式。1972年在马哈拉施特拉成立的达利特黑豹组织,将文化表达与反抗种姓压迫的激进斗争结合起来。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反对将受影响者仅仅视为被动接受改革的对象。

印度宪法对不可接触制的废除及相关立法

印度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生效,其第17条废除“不可接触制”,禁止以任何形式实行这一制度,并将强加由此产生的权利限制规定为依法应予惩处的犯罪。宪法措辞中的引号具有重要意义:该条针对的是历史上具有明确所指的社会制度,而非人们避免身体接触的一切情形。其禁令也不限于政府官员实施的歧视行为。

相关宪法保障涉及社会排斥的不同层面。第15条禁止特定形式的歧视,并明确保障人们进入商店、公共餐馆、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及使用某些公共资源的权利。第16条涉及公职就业的机会平等。第23条禁止人口贩运、贝加尔无偿劳役及类似形式的强迫劳动。第46条要求国家促进弱势群体,尤其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教育与经济利益,并保护他们免受社会不公与剥削。

《1955年不可接触制(犯罪)法》以成文法落实了宪法第17条。1976年的修法强化了相关规定,并将该法更名为《1955年公民权利保护法》。该法针对的行为包括:阻止他人进入符合适用条件的宗教场所、拒绝他人使用公共设施、以不可接触制为由拒绝提供服务,以及强加与之相关的社会性权利限制。其规制范围并不涵盖一切种姓歧视,但也不局限于字面意义上的避免接触。

《1989年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防止暴行)法》针对侵害这些群体成员的特定行为,增设了罪名和制度机制。该法规定设立特别法院,后续修法又强化了有关犯罪、受害者、证人及法院程序的规定。这部法律并非执行宪法第17条的另一种称谓:它针对的是范围更广的、与种姓和部落有关的暴行,其适用取决于具体法定罪名的构成要件。

职业领域的措施包括《1993年禁止雇用人工清粪工和建造旱厕法》及《2013年禁止雇用人工清粪工及其康复安置法》。后者涉及人工清粪工的认定、禁止雇用及康复安置,也对下水道和化粪池的危险清理作业作出规定。除刑事禁令外,印度保留名额制度还在公共机构和政治代表席位方面提供专门保留的机会。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彼此相关,却各不相同:惩处违法行为、消除职业强制以及重新分配获得机会的渠道,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法律职能。

延续、社会变迁与遭受排斥程度的差异

宪法废除不可接触制,改变了其法律地位,却并不意味着相关做法已经消失。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记录的表列种姓人口约为2.014亿,占总人口的16.6%。这一数字反映的是行政分类下的人口规模,而非遭受某种特定歧视的人数。它也未涵盖所有遭受种姓排斥的群体,因为法律认定有特定的地域和宗教条件。

当代文献区分了公开的禁令与较为隐蔽的隔离形式。公开的做法包括拒绝让某些人使用公共设施、要求使用单独的餐具,或将其排除在集体活动之外。其他形式则涉及非正式的住房壁垒、工作场所的待遇、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对跨种姓婚姻的反对。婚姻界限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使公共交往中的隔离有所减少,它仍使种姓身份得以代代延续。

城市化、学校教育、人口迁移和职业多样化,可以削弱村落层面的某些控制机制。大城市中的受薪劳动者可能不再那么依赖某一个地主,而公共交通和大型工作场所则为日常交往提供了环境。这些变化并不必然消除对种姓身份的辨识。居民协会、租赁市场、征婚广告和数字网络,都可能在其他方面已实现现代化的制度环境中,再生产出选择性的排斥形式。

遭受排斥的程度也因性别和阶级而异。达利特女性可能面临相互叠加的制约,这些制约源于种姓地位、不平等的财产关系、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分工,以及容易遭受暴力的处境。研究者通过交叉性视角研究此类模式,考察各种不利地位的结构如何相互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类别叠加起来。达利特各社群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包括政治代表性、受教育程度、地域集中程度,以及获得公共部门就业机会的差异。

反抗本身也可能改变冲突的形式。在支配群体将平等使用公共资源、自主就业、土地权利或在公共仪式中获得认可等诉求视为对既有权威的挑战时,这些诉求可能招致报复。与此同时,有组织的利益代表机制、教育机构、公共部门就业和法律动员,也为争取权利开辟了重要途径。因此,无论是将其历史轨迹描述为原封不动地延续,还是认为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消失,都不足以概括实际情况。排斥的不同层面可能以不同的速度减弱、持续存在或重组。

尼泊尔、南亚其他地区及国际层面的承认

尼泊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由国家支持的种姓秩序,1854年的《穆鲁基法典》尤为明确地将其编纂成文。该法典将各人群划入等级体系,其中包括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群体。20世纪,尼泊尔的法律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1963年的《穆鲁基法典》废除了旧法典正式确立的种姓等级体系。此后的宪法和立法发展,使禁止不可接触制的规定日益明确。

尼泊尔2011年《基于种姓的歧视与不可接触行为(犯罪与惩罚)法》禁止特定的种姓歧视和不可接触行为。2015年宪法第24条禁止在私人及公共场所实行不可接触制和歧视,第40条则确立了达利特在参与、教育和社会正义等领域的权利。尼泊尔的达利特社群包括各具特点的山地人群和马德西人群,其语言、职业及地方社会关系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将印度的行政分类套用于这些社群。

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也有关于种姓排斥的记录,但其规模、制度环境和所用术语各有不同。环卫工作、世袭劳役、宗教机构和通婚界限等因素,在不同地方可能以不同组合发挥作用。例如,斯里兰卡各地区的种姓结构并不等同于印度北部的种姓结构。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宗教少数群体身份可能与种姓相互影响,但无论是种姓排斥,还是少数群体的经历,都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共同模式。

移民将种姓身份带入了海外社群。在海外移民社群中,歧视可能发生于就业、宗教组织、住房关系网络和婚姻等领域。种姓意识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某一具体案件中存在违法歧视;法律认定取决于具体行为、证据以及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定分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现有针对血统、种族、宗教或其他形式歧视的保护规定,是否涵盖基于种姓的行为。

在国际层面,种姓排斥往往以“基于世系的歧视”这一表述加以处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2002年通过的第二十九号一般性建议中确认,相关公约中的“世系”不限于种族,还包括种姓以及类似的世袭身份制度。联合国人权机制也研究了基于工作和世系的歧视。这一术语使不同社会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而不必预设所有世袭性排斥都具有相同的宗教起源或制度历史。

研究方法、证据与解释之争

对不可接触制的研究借助法律记录、历史文献、行政数据、调查、口述史和民族志等资料与方法。每类资料都能揭示这一制度的不同侧面。法律记录反映已被报告的事件以及执法体系的运作,却不能直接衡量每一次歧视的发生。历史上的规范性文本揭示了分类体系与理想秩序,而地方档案、证言和实物证据则有助于确定这些观念如何在特定地方发挥作用。

调查测量尤其容易受到问题措辞的影响。询问受访者是否“奉行不可接触制”,与询问其是否共用餐具、接受他人提供的食物、允许他人进入家中或使用共同水源,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受访者可能拒绝接受一个带有污名的标签,却承认自己有与之相关的行为。以家庭为单位作出的回答,也未必代表每位家庭成员的信念或行为。进行比较时,必须注意抽样方式、城乡覆盖范围、种姓分类,以及自述态度与实际观察到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实验和审计研究可以比较除社会身份不同外、其他条件相近的申请,从而考察招聘或住房等场景中的差别待遇。这些方法有助于在明确界定的条件下识别歧视,但无法衡量这一制度的全貌。姓氏未必能准确表明种姓,而雇主的回应也不能说明支配寺庙准入或村落关系的机制。定性研究尤其适合考察报复、身份隐瞒,以及看似寻常的互动在当地具有的含义。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强调洁净、污染以及具有等级秩序的社会关系,突出代表是路易·杜蒙的《阶序人》,该书于1966年首次以法文出版。其他研究路径则强调土地所有权、劳动控制、政治权威,以及种姓类别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这些解释不一定相互排斥:象征性的贬抑可以使物质层面的不平等获得正当性,而经济依附关系则可以使象征性规则得到强制执行。分析的难点在于辨明这些因素在特定情境中的相对作用,而不是选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因。

达利特学者的研究和自传性写作,也对那种将支配种姓的描述视为足以解释整个社会秩序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奥姆普拉卡什·瓦尔米基的《Joothan》和巴玛的《Karukku》等作品,从特定的生活处境出发,记录了羞辱、劳动、学校教育与反抗。这类文本并非统计样本,却保存了可能被行政分类遮蔽的经历。当代研究越来越关注:由谁来界定分类,谁的证言能够进入档案,以及传统话语如何掩盖所描述社群内部的强制或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