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战争是一种武装冲突,交战方对其政治目标、使用的手段或作战的地理范围加以限制,而不是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谋求彻底击败对手。这些限制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默契性的;可能是单方面的,也可能是相互的,并且可能在冲突过程中发生变化。“有限”描述的是政治目的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战斗时间短、伤亡少或破坏轻微。
定义与范围
有限战争是军事战略中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有普遍统一定义的法律类别。其核心问题是,如何运用军事力量实现有明确限度的政治结果,同时避免冲突扩大或变得更具破坏性。可能的目标包括收复争议领土、恢复原有边界、迫使对方作出某项具体让步,或在不推翻对方政府的前提下击退入侵。
这一概念通常与总体战相对照,后者为实现广泛而深远的战争目标,对社会和资源进行大规模动员。但两者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一个国家可能在追求有限目标的同时投入极其庞大的兵力,也可能在追求宏大目标时,最初仅投入相对较少的资源。政治目标、经济动员、作战范围和破坏强度是彼此不同的维度。
限制也因交战方而异。某场冲突在外部大国看来可能只是一次有限干预,但在当地参战方看来,却可能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斗争。因此,将一场战争称为有限战争,必须说明评估的是哪一方的目标与限制,以及评估针对的是冲突的哪个阶段。
限制的形式
限制可以通过多种相互交叠的方式发挥作用:
| 维度 | 典型限制 |
|---|---|
| 政治目标 | 寻求领土调整或政策改变,而非迫使对手无条件投降或摧毁其政权 |
| 地理范围 | 将作战限制在特定领土、战区或海域内 |
| 武器 | 排除使用某些武器,尤其是核武器 |
| 打击目标 | 避免攻击指定领土、设施、领导层目标或某些类别的基础设施 |
| 兵力与资源 | 限制部队部署、动员、开支或盟国参与 |
| 时间 | 仅授权开展短期行动,或限制部署期限 |
限制可能源于有意克制、法律义务、联盟内部协商、国内政治压力或实际能力不足。对于仅因能力不足而产生的限制,是否应与有意识地决定不使用现有武力一样,被视为有限战争政策,分析者存在分歧。
有些限制会公开宣布,另一些则通过反复出现的行为逐渐形成。对手之间不必就此达成正式协议。双方都可能避免攻击某些地点,因为预期这样做会招致报复,或导致更多交战方介入。这类默契可能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各方对同一行动作出不同解读时。
思想与历史发展
早期战争与克劳塞维茨
目标有限的战争远早于这一现代术语的出现。许多王朝战争和领土冲突寻求的是特定让步,而不是摧毁敌国。不过,将18世纪欧洲的所有战争都描绘成有所节制的战争,会造成误导:围城、占领、经济破坏以及针对平民的暴力都可能十分严重。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战争视为政策的工具,并区分了旨在打垮敌人的战争与为较有限目的而进行的战争,为后来的相关思考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基础。他的分析强调,应当结合政治目标来理解军事投入的规模和性质。
不应将克劳塞维茨在理论上讨论的“绝对战争”,简单等同于后来作为历史概念的总体战。这两个术语产生于不同的分析语境。
工业化战争与世界大战
大规模征兵、工业生产和民族主义扩大了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其广泛的动员、宏大的战争目标和巨大的破坏,成为讨论总体战时的重要参照。
即使在这些冲突中,也存在克制以及各不相同的目标。反过来,一场围绕局部领土问题展开的战争,仍可能涉及激烈的工业化作战。因此,历史事实支持将战争的有限性视为程度和维度问题,而不是两类战争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
核时代
有限战争理论在冷战期间受到格外广泛的关注。核武器的发展,使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破坏。因此,战略研究者开始探讨,国家如何在不引发全面核战争的情况下应对侵略或追求安全目标。
罗伯特·E. 奥斯古德和托马斯·C. 谢林等美国学者,探讨了有限目标、强制、讨价还价与克制之间的关系。这些争论既与威慑有关,也与人们对完全依赖大规模报复威胁的不满有关。
有限战争并不必然被理解为非核战争。冷战时期的一些方案设想过有限使用核武器。核冲突能否保持有限,当时就存在激烈争议,至今仍然如此,因为报复、不确定性以及指挥系统承受的压力,都可能使试图设定的界限失效。
战略逻辑
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
有限战争战略要求将预期的政治结果与实现这一结果所使用的武力联系起来。夺取领土、摧毁军事能力或使对方付出代价,并不会自动带来持久的政治解决。
因此,政治当局可能对本可带来军事优势的行动设置界限。摧毁一个额外目标,或许能改善眼前的战场态势,却也可能扩大冲突、破坏联盟,或增加谈判难度。这种张力是军政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必须根据政治目的来评估军事效能,而不能将军事效能本身视为独立的目的。
谈判与沟通
有限战争理论常将军事行动视为讨价还价过程的一部分。武力可以展示决心、挫败对手的目标,或促使对方寻求协议。克制则可以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满足某项具体要求就能结束战斗,而不会招致更多要求。
然而,沟通并不完美。原本意在传递适度信号的行动,可能被解读为软弱、准备发动更大规模攻击,或构成无限威胁的证据。各方对可接受损失、国家利益和可信度的不同认识,可能使看似清晰的信号变得含糊不明。
升级控制
冲突升级是指冲突强度增加或范围扩大。它可能涉及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将战事扩展到更多领土、引入新的参与方,或扩大目标。
政府可能试图通过限制打击目标、外交沟通、政治监督和交战规则来控制升级。但这些措施都无法保证成功。战场失利可能带来扩大战争的压力,而攻击补给线或提供支持的国家,则可能使此前未直接参战的行为体卷入直接战斗。
一个核心难题在于,升级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任何一国政府都无法独自决定冲突的界限。
历史实例
朝鲜战争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有限战争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案例。这场冲突投入了大规模常规兵力,造成了广泛破坏,但没有演变成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全面战争,也没有使用核武器。
其目标和界限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入侵韩国后,联合国军最初力图击退进攻,随后又向朝鲜境内推进。中国的介入改变了军事和政治局势。战斗最终以停战告终,而非达成全面和平解决。
这一案例说明,有限战争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具有固定目标,也不一定带来决定性的政治解决。
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体现了限制的不对称性。美国领导人在追求其认为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时,也施加了若干限制,其部分目的是避免引发涉及中国或苏联的更广泛对抗。
对越南各参战方而言,这场冲突涉及政治权力和国家统一等根本问题。战争持续之久、破坏之大,以及战事向邻国扩展,都说明“有限”这一称谓不能被当作对受影响民众实际经历的描述。
海湾战争
1990—1991年海湾战争经常被视为政治目标有限的战争。联军的作战行动旨在结束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联军部队没有继续进军巴格达、推翻伊拉克政府。
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作战在地理上仅限于科威特,也不意味着其后果轻微。这一案例表明,有限的政治目的,与实现该目的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是不同的问题。
法律与人道层面的区别
在国际法下,有限战争并不享有特殊豁免,也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使用武力是否合法,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他适用规则进行评估,其中包括有关国际法上的自卫的规则。
敌对行动的实施受国际人道法约束,包括日内瓦公约中的适用条款及习惯法规则。有关区分、比例、攻击中的预防措施以及人道待遇的义务,不会因为政治领导人将某场冲突描述为有限战争而消失。
因此,必须区分为实现政治或军事目的而采取的战略克制,与法律要求的法律约束。战略上有限的作战行动仍可能包含违法行为;声称某项作战行动具有必要性,并不能决定其合法性。
分析局限与争议
这一概念有助于考察国家如何将武力与政策联系起来,但其应用也带来若干问题:
- **界限不明确:**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伤亡、动员或地域范围标准,用以区分有限战争与无限战争。
- **目标变化:**当领导人试图挽回损失、维护可信度或应对新的参与方时,最初的限制可能逐渐削弱。
- **利害关系不对等:**一方可能因认为战争结果关乎生死存亡,而愿意承受远高于对手的代价。
- **人道后果的规模:**有限的政治目标可以与大范围流离失所、破坏和平民苦难并存。
- **战争终结的不确定性:**防止冲突扩大,本身并不能说明如何实现可接受的和平,或如何确保解决协议得到执行。
- **核问题的不确定性:**有限使用核武器的计划,无法保证对手会在相同界限内作出回应。
因此,严谨使用这一术语时,应明确相关行为体、预期限制、具备却未动用的手段,以及这些限制如何随时间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