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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打击

第二次打击是在承受敌方首次打击后实施的核报复,依赖能够在攻击中存续的核力量与指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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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打击是指在对手率先发动攻击后实施的报复性攻击。在核战略中,这一术语通常指一个国家在承受旨在解除其核武装的攻击后,仍能造成攻击方认为不可接受的损失的能力。因此,第二次打击能力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核武器,还取决于遭受攻击后能否保有可用的武器、运载系统、政治指挥权、通信设施和人员。

这一概念成为冷战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因为核武器使一方无需先通过旷日持久的常规作战击败对手的武装力量,就能对其造成毁灭性打击。如果任何一方能够消除对方的报复能力,就可能在危机中产生先发制人的动机。如果双方都保有能够在攻击中存续的报复力量,那么即使是率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挑起核战争也仍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因此,第二次打击能力体现的是敌对双方力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某个核武库永久具备的属性。其可信度会随着武器精度、情报、防御系统、部署方式以及外界对政治决心的判断而变化。这一概念将核力量在物理层面的生存问题,与威慑、危机管理、军备控制以及战争所受法律约束等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

概念的含义与界限

第二次打击的核心特征是:在对手试图阻止报复之后,报复仍然能够实施。这使可靠的报复能力有别于只有在遭受攻击前抢先使用才能发挥作用的核武库。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大量核武器,如果这些武器、运载系统或指挥体系容易被同时摧毁,也可能不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在战略术语中,首次打击的含义往往不只是率先使用核武器,通常还指旨在消除或大幅削弱对手核报复能力的攻击。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可能是在一场已经展开的常规战争中,对军事力量实施的有限攻击,而并不指望借此解除对手的核武装。反过来,针对核指挥设施的大规模常规攻击,即使本身不构成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可能威胁核报复能力。

“第二次打击”也用于描述一种能力,而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事件。迄今没有任何拥核国家在遭受对手核攻击后实施过核报复打击。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时,日本尚未拥有核武器,因此这两次轰炸并不属于战略意义上的首次打击与第二次打击交锋。这一概念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涉及针对假想战时条件所进行的规划、部署、演习和评估。

要使第二次打击具有可信度,究竟需要有多大的毁伤能力在攻击后留存,从来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数值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攻击方所看重的事物及其预期:人口的存续、工业经济、军事体系、政治领导层,或继续执政的能力。较小的国家可能认为,一支规模相对有限的报复力量就已足够;而大国则可能要求拥有应对更广泛目标和情境的多种选择。仅凭公开的核武器库存总量,无法作出这些判断。

第二次打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差别报复或全面报复。有些核战略设想了多种回应方式,包括攻击对手残存的军事力量;另一些则更强调以破坏对手的社会和经济相威胁。这些差异涉及目标选择以及报复所要达到的政治效果,而不涉及报复力量必须能够生存这一基本要求。

第二次打击能力也不等同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前者描述的是一个国家在遭受攻击后能够做什么,后者则涉及一个国家宣称会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一个国家可以在维持具有生存能力的报复力量的同时,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也可以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其核武库的生存能力仍存在不确定性。

威慑、可信度与战略稳定

第二次打击能力的首要目的通常被认为是实现核威慑:让对手相信,发动攻击的代价将超过任何可能获得的收益,从而阻止其发动攻击。一支生存能力可靠的报复力量,旨在使攻击方无法指望凭借突袭、更高的打击精度,或对核力量的集中攻击来逃避核报复。其效果取决于对手认为什么力量能够在打击后存留下来,以及防御方可能如何回应。

因此,威慑所需的不只是实际能力。潜在攻击方必须认识到这种能力,并相信对方实施报复的可能性足够高。这就在保密与信息传递之间造成了一种张力。隐蔽可以保护兵力,而公开展示部署、演习、政治承诺以及正常运作的指挥体系,则有助于确立报复能力的可信度。完全透明可能损害生存能力;完全不透明则可能使对手不相信报复力量确实存在,或不相信其能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运作。

当双方都能在遭受核攻击后实施报复时,双方的关系通常被称为相互确保摧毁。这一表述指的是双方都无法免受对方毁灭性打击的状态,不过它也曾被用来指称某些特定的战略学说,或用作批评性术语。这种相互脆弱性并不要求双方拥有相同的核武库、奉行相同的战略学说,也不要求摧毁对方的每一件武器。它要求的是,任何一方都无法确信自己能阻止对方造成毁灭性破坏。

战略分析人士区分了几种不同的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关注的是,在对峙期间,是否有任何一方会感到必须率先发动攻击的压力。军备竞赛稳定性关注的是,一方兵力的变化是否会强烈刺激另一方扩充或调整其武库。生存能力可靠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可以通过降低等待的危险来增强危机稳定性:如果一国政府预期自己仍能保有报复手段,就不太会仅仅为了避免失去这些手段而立即采取行动。至于同样的力量能否增强军备竞赛稳定性,则取决于其其他特征以及对手如何解读。

核威慑与较低烈度冲突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稳定—不稳定悖论认为,全面核战争层面的相互威慑,可能使各方在低于这一门槛的冲突中更敢于冒险。领导人可能认为,常规军事行动或有限挑衅不会引发灾难性的回应。这是一种分析性命题,而非对核大国之间关系的普遍描述。

另一个局限在于,威慑依赖于可能出错的人类判断。决策者可能误读信号、低估对手的决心,或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具备生存能力的力量可以削弱发动解除对方武装式打击的军事动机,却无法保证认知准确或政治克制。因此,说第二次打击能力有助于稳定,并不等于说核武器使战争不再可能发生;前者的断言范围要小得多。

冷战期间的发展

这一战略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显现。美国最初垄断了核武器,但苏联于1949年进行了首次原子弹试验。20世纪50年代,热核武器、远程轰炸机和弹道导弹大幅提高了破坏可能发生的速度与规模。战略规划人员越来越需要考虑,对手是否可能在己方核力量作出反应之前将其摧毁。

早期核力量高度依赖从位置可识别的机场起飞的飞机。因此,预警时间、分散部署、战备状态和基地防护成为关注重点。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及其在兰德公司的同事,在研究美国战略空中力量的脆弱性时考察了这些问题。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的文章《恐怖的微妙平衡》中强调,拥有核武器并不会自动产生威慑效果。威慑有赖于一系列严格条件的满足,包括在遭受攻击后存续下来,并随后将核武器投送至目标。

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出现改变了这一问题的格局。苏联的R-7导弹于1957年展示了洲际导弹能力,美国则于1959年开始部署“宇宙神”洲际导弹。1960年,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潜艇开始执行首次威慑巡逻,艇上装备了“北极星”弹道导弹。这些发展使核武器的投送方式更加多样,也使对手通过打击解除其核武装的任务更为复杂。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表明,即使双方都无法确信自己能够免遭报复,核对抗仍会带来政治风险。这场危机也凸显了沟通、信息不完备以及对军事行动的控制等因素的重要性。它并非对实际第二次打击的检验,却成为后来有关威慑、冲突升级,以及依赖精心拿捏的威胁所带来风险的辩论中的核心案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向公众解释战略力量需求时,赋予了“确保摧毁”这一概念突出地位。其思路是,即使遭到突然袭击,也要保有给对方造成不可接受损失的能力。与此同时,军事规划还涵盖更多样的任务,包括打击敌方核力量。公开宣示的战略学说、武器装备采购和作战规划彼此相关,但从来不能将它们视为对同一政策的可互换表述。

到20世纪70年代,两个超级大国都已拥有规模庞大、种类多样的战略武库。争论日益集中于:导弹精度、多弹头技术和防御能力的进步,是否可能危及对手的部分报复力量。因此,第二次打击问题并未随着核均势的形成而消失,而是演变为提高生存能力的措施与旨在定位、攻击或拦截核力量的技术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

运载系统与核力量的生存能力

报复力量必须在最初的攻击中生存下来,并保有切实可用的武器投送手段。核三位一体由陆基导弹、潜射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组成,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将优劣各异的系统结合起来。能够严重削弱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攻击,未必能使其他部分也丧失作战能力。不过,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并不以拥有全部三种力量为前提,一些拥核国家依靠的力量类型少于三种。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能够迅速响应,并保持持续戒备。固定发射井通常经过加固,但其位置一般是已知的。因此,其生存能力取决于自身防护水平与敌方攻击能力之间的对比。机动导弹通过使位置难以确定,弥补固定设施所能提供的部分防护。然而,机动部署也对可靠通信、警卫、维护以及远离固定基地的持续行动提出了要求。

弹道导弹潜艇被广泛认为对确保报复能力尤为重要,因为在海上活动的潜艇可能很难被定位和跟踪。它们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在役艇只的数量。维修周期、艇员能否到位、导弹可靠性、通信安排以及维持潜艇运作的能力,都会影响海基威慑力量能否持续发挥作用。停泊港内的潜艇无法像部署在海上的潜艇那样隐蔽。

战略轰炸机具有不同的优势。它们可用于以可见的行动传递信号,而且与已经发射升空的弹道导弹不同,通常可以在投放武器前被召回。其生存能力取决于预警、战备状态、疏散部署,以及在存在敌方威胁的空域中行动的能力。空射巡航导弹使轰炸机能够在距某些设防区域较远的位置发射武器,但并不能免除保护飞机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的需要。

多样化能够增加对手制订作战计划的难度,但仅仅统计运载平台的数量还不够。不同力量可能共用指挥设施、通信网络、维护机构,或依赖其他相同的条件。因此,名义上多样化的核武库仍可能存在共同的薄弱环节。反过来,一支规模较小、支援保障可靠且生存能力可信的力量,所提供的报复能力,可能比一支规模更大但战备状态或指挥安排不确定的核力量更具说服力。

武器不仅要能生存下来,还必须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可靠性、训练有素的操作人员、安全保管以及适用运载系统的可用性,都是各自独立的要求。一枚完好无损、却没有任何可用投送手段的弹头,并不能构成有效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因此,战略评估会区分库存总量、已部署武器、可用发射装置,以及预计在遭受攻击后仍可使用的力量。这些类别描述的是核能力的不同方面,不能相互替代。

指挥、控制、通信与预警

如果没有合法的指挥当局能够下令使用武器,那么仅有武器幸存下来还不够。核指挥与控制涵盖作出和执行核决策所依托的机构、程序、人员及技术系统。在第二次打击的情境下,即使设施遭到摧毁、通信中断、信息不明、高层领导人丧失,这套体系也必须维持政治层面的控制。

积极控制旨在确保经授权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而消极控制旨在防止未经授权或意外使用核武器,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在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后,便于实施报复的安排可能会加大维持集中指挥权的难度。反过来,如果领导层或通信系统遭到破坏,极其严格的授权程序也可能难以完成。各国通过技术、权力继承规则、身份与命令验证程序以及组织惯例的不同组合来处理这一矛盾。

因此,政府的持续运作也是第二次打击问题的一部分。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力继承制度,可以明确高级官员丧失履职能力时由谁有权代行职权,但仅有法律上的继任安排,并不能确保继任者能够与军队通信。防护严密的指挥设施、备用指挥所和冗余通信系统,都是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它们的总体目的,是避免针对领导层的攻击直接使国家丧失决策和传达命令的能力。

预警系统带来了另一组要求。卫星、雷达和其他传感器可以提供来袭攻击的迹象,但预警信息仍须经过评估。能够迅速探测到疑似攻击的系统,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判断是否确有攻击。1983年9月发生的苏联错误预警事件广为人知,值班军官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参与其中;这一事件说明了人工研判在解读传感器报告中的作用。但它并不能证明,后续所有核决策都由某一个人掌控。

通信也必须在遭受破坏的环境中保持可用。各国已发展出多种通信渠道,包括地面网络、卫星、飞机以及能够与潜艇通信的系统。设置冗余的目的,是防止单点故障切断政治层面对核力量的控制。然而,提升通信系统的抗毁与恢复能力,需要在可用性、速度、安全性和命令验证需求之间作出权衡。当兵力分散部署或处于隐蔽状态时,这些要求尤其难以满足。

因此,第二次打击的可信度取决于一整套制度体系,而不是某一件孤立的武器。政府必须掌握足够的信息,以判断发生了什么;保有充分的权力,以选择应对方式;并拥有可靠的手段,以传达所作决定。正是这些条件,将受控的报复能力与幸存武器最终可能被使用的单纯可能性区分开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公开的核力量评估不仅关注导弹射程和弹头总数,也重视指挥安排。

报复态势与目标选择学说

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与承受住攻击的能力密切相关:等待攻击的影响明朗后,再以存续的力量实施报复。这可以减少对依据预警信息迅速作出决策的依赖。它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在危机期间让其核力量按兵不动,也不规定后续反击应攻击哪些目标。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信心,即在承受打击之后,仍然能够实施报复。

预警即发射则是另一种态势,即在探测到来袭攻击后、来袭武器抵达前发射己方武器。相关术语的用法并不统一;对于攻击被认为已经确认或已经开始时采取的类似安排,有时也使用“遭袭即发射”一词。这些选项可以保全原本可能被摧毁的武器,但其成功依赖于准确的预警和迅速的决策。因此,它们不同于以承受攻击后仍能运作为基础的生存能力。

这一区别对危机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如果领导人认为,不立即使用核力量就会失去它们,那么含义不明的预警信息就可能变得异常重要。具备生存能力的核力量可以为研判争取更多时间,不过,国家仍可能出于其他原因保留快速发射选项。有关戒备状态的公开声明未必会披露所有作战安排,而预警系统的存在本身也不足以证明一国奉行预警即发射政策。

目标选择学说通常分为针对军事能力的反力量与针对具有重要社会或经济价值资产的反价值。这些是用于分析的类别,现实中并非泾渭分明。军事设施可能位于人口密集区附近,而对指挥设施或工业基础设施的攻击也可能对平民造成广泛影响。因此,反力量目标选择并不等同于损害有限,而具备报复能力也不意味着必须选择某一特定类别的目标。

有些学说强调维持一支规模相对较小、但具备生存能力且足以使对手付出不可接受代价的核力量,这种做法通常称为最低限度威慑。另一些学说则寻求更广泛的选项,以应对不同的冲突、对手和升级程度。两者的差异既涉及核力量的规模,也涉及赋予核力量的任务。“最低限度”威慑力量与规模更大的威慑力量之间,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数量界限,因为各方对威胁的评估和对何为足够的判断标准各不相同。

第二次打击力量还可以支持延伸威慑,即一国力图威慑针对其盟国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可信度问题还包括:对手是否相信,提供保护的国家会为了另一个国家而冒本国领土遭受报复的风险。同盟承诺、常规力量、磋商以及核部署,都会影响这一判断。具备生存能力的核武库能够巩固安全保证的物质基础,但无法消除有关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的所有疑问。

各国做法与地区背景

美国和俄罗斯都保有由陆基导弹、潜射导弹和轰炸机组成的战略力量。两国现有力量均由冷战时期规模大得多的美苏核武库发展而来。两国一直维持着旨在承受大规模攻击后仍能存续的能力,同时也赋予核力量超出单纯一次报复性打击的任务。拥有三位一体核力量,并不意味着两国在核学说、战备惯例或对冲突升级的看法上完全一致。

英国于1998年撤除剩余的WE.177航空投放核武器后,转而完全依靠潜艇部署核力量。英国的持续海上核威慑始于1969年,当时使用的是搭载“北极星”导弹的潜艇,此后在换装“三叉戟”导弹的过程中延续至今。这一做法的核心理由是,即使本国陆地领土遭到攻击,巡逻中的潜艇仍可保有报复能力。持续部署意味着通过舰艇和艇员轮换来履行组织上的承诺,并不是说每艘潜艇都同时在海上活动。

法国同时保有海基和空基核力量。法国于1960年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首艘弹道导弹潜艇于20世纪70年代初服役。法国核学说一直强调国家自主决策和保护重大利益。海基力量是确保核报复能力能够在攻击中存续的重要支柱,空基力量则提供另一种投送方式,以及一种可见的信号传递手段。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撤除了陆基战略导弹。

中国于1964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并宣布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此后,中国核力量从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陆基力量,发展为包括机动导弹和弹道导弹潜艇在内的更加多样化的体系。对于核力量规模、预警系统和战备状态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公开评估的看法不一。第二次打击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核力量和指挥体系能否在遭受攻击后保持足够的生存能力,使所宣示的报复前景具有可信度。

印度于2003年公开发布的核学说强调可信的最低限度威慑和报复性核态势,同时针对大规模化学或生物武器攻击规定了例外。印度已发展出陆基、空基和海基投送系统。巴基斯坦没有作出类似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而是以“全谱威慑”来描述自身做法。两国地理位置相近、常规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危机可能迅速发展的局势,共同塑造了生存能力和报复在该地区的具体含义。

其他核关系的透明度较低。以色列奉行核模糊政策,因此难以详细描述其公开宣示的第二次打击学说。朝鲜已公开发展核力量,并阐明了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但外界对其核力量的战时生存能力和指挥程序所掌握的独立信息有限。在这些案例中,公开宣示的政策、已经展示的技术和经评估的能力始终属于不同类型的证据;任何一种都无法单独呈现第二次打击力量的完整面貌。

军备控制与攻防关系

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生存能力在军备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期间,支持通过谈判限制军备的一项理由是:任何一方都不应获得看似能够使其免遭报复的进攻与防御力量组合。首次打击可能摧毁对手的大部分核武库,而防御系统则可拦截剩余力量发动的较小规模反击。这种组合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尚有争议,但其可能性已经影响了军事规划与谈判。

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体现了防御系统与战略稳定之间的联系。美国和苏联最初同意,将各自的反弹道导弹部署地点限制为两处;1974年的一项议定书又将其减为各一处。该条约并未禁止所有导弹防御研究或一切防御系统,而是限制了特定的战略防御系统,并通过相关条款,防止缔约国建设条约所禁止的全国性国土防御系统。

美国于2002年退出该条约。此后的讨论区分了两类防御系统:一类用于应对规模相对较小的攻击,另一类则能够对大国的报复力量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区别并非仅由公开宣称的意图决定。各国还会考察部署规模、技术特征、未来可能的扩展,以及防御系统可能如何与进攻力量相互配合。即使部署方声称某一系统的能力有限,该系统仍可能引起核武库规模较小的其他国家的担忧。

进攻技术也可能带来类似问题。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简称MIRV,使一枚导弹能够将多枚弹头分别投向不同目标。这可以增加进攻力量能够打击的目标数量。与此同时,将多枚弹头集中在一个易受攻击的发射装置上,也会提高先行摧毁该发射装置的价值。因此,这类导弹的战略影响取决于其部署地点和所承担的任务。

1991年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通过谈判确定的限额、计数规则、信息交换和核查条款,对战略力量加以限制。这些安排既未消除核力量的脆弱性,也未保证任何一方的报复能力。其目的在于提高兵力发展的可预测性,并减少竞争中某些不确定性的来源。核查尤为重要,因为对未申报能力的不确定性,既可能影响军备规划,也可能影响危机中的决策。

对第二次打击能力的考量也使裁军中的核裁军问题更加复杂。削减核武库可以减少可供使用的武器数量,但剩余力量的构成与部署方式会影响率先发动攻击的动机。因此,谈判涉及的不只是数量削减,还包括兵力结构、核查、防御系统,以及如何处理不属于特定条约所涵盖类别的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着眼于更广泛的不扩散与裁军框架,而非规定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某种具体模式。

法律限制、人道后果与未决问题

第二次打击是一个战略范畴,并不构成法律授权。根据国际法,一国遭受攻击,并不意味着其采取的任何报复措施都合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自卫权,但敌对行动的实施仍受国际人道法约束。诉诸武力是否合法,与作战手段是否合法,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法律问题。

区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攻击中的预防措施原则,仍然适用于任何核武器使用行为。蓄意攻击平民受到禁止,将攻击称为报复并不能免除这一禁令的约束。有关“不可接受的损害”的战略表述,可能模糊威胁对方军事能力与威胁平民人口之间的区别。这种表述也无法解决一个现实问题: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热辐射、核辐射及其引发的破坏,可能波及远超军事目标范围的人口和基础设施。

国际法院在1996年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指出,此类威胁或使用通常有悖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但对于在国家存亡受到威胁的极端自卫情形下,使用核武器究竟合法还是非法,法院未能作出确定结论。该意见中这一悬而未决的部分,并未确立对第二次打击的一般性豁免。

2017年通过、2021年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对缔约国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路径,禁止使用核武器、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等活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尚未加入该条约。因此,该条约体现了从法律和人道层面对核威慑提出的重要挑战,却未能建立一个得到核武库拥有国认可的普遍性条约制度。

技术变化带来了更多需要分析的问题。能力更强的监视和反潜系统、精确常规武器、网络行动以及针对太空系统的攻击,都可能影响各方对报复能力的信心。这些变化的后果并不一致:通信能力的改善可能加强控制,而对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共用基础设施的攻击,则可能使对手的意图变得难以判断。凡是声称某项技术能够确保或彻底消除第二次打击力量生存能力的论断,都需要对可靠性、规模、反制措施和战时表现作出假设。

这项能力本身难以充分观测,是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和平时期的试验可以展示导弹性能,演习可以检验程序,部署可以反映战备状态,但这些都无法完整再现一个国家遭受核攻击时的条件。因此,评估必须将技术证据与对组织韧性和对手行为的假设结合起来。各方在这些假设上的分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分析人士在判断同一支报复力量是否足够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