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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

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涉及边境战事、沙特主导的对也门干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以及安全与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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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是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运动(又称“安萨尔真主”,意为“真主的支持者”)之间的武装对抗。其主要阶段包括2009年至2010年沙特与也门边境的战斗、2015年3月开始的沙特主导的对也门军事干预,以及此后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领土发动的导弹、无人机和地面袭击。这场冲突是范围更广的也门内战的一部分,但两者并不等同;也门内战涉及相互争夺权力的也门政府、地区性运动、武装团体及外国势力。

这场对抗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也门北部地方民众的不满、也门政治过渡进程的崩溃、沙特对边境安全的担忧,以及胡塞武装与伊朗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合作。宗教差异影响了政治言论,但不能简单地将这场冲突解释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延续至今的古老宿怨。也门内部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针对沙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平民遭受的苦难,以及国际社会推动谈判解决冲突的努力,也影响了冲突的军事与外交进程。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的停火大幅减少了直接敌对行动;此后,沙特与胡塞武装通过谈判寻求达成安全与经济安排,但未能解决也门更广泛的政治分裂问题。

也门北部与沙特和胡塞武装敌对关系的起源

胡塞运动起源于也门北部的萨达省。该省毗邻沙特阿拉伯,历史上与宰德派渊源深厚。宰德派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不同于在伊朗占主导地位的十二伊玛目派。宰德派伊玛目曾统治也门北部部分地区,直至1962年共和革命爆发。后来被称为胡塞运动的这股力量,则是在很久以后才兴起的,其发展依托于宗教复兴思潮、教育网络,以及人们对北部高地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满。

20世纪90年代,“信仰青年”运动为年轻人组织宗教教学和活动。随后,侯赛因·巴德尔丁·胡塞成为一股政治宗教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股思潮批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的政府,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胡塞运动还反对萨拉菲派宗教机构向传统上信奉宰德派的地区扩张。这些紧张关系不仅涉及神学,也同样关乎宗教权威、利益庇护关系和地方权力。沙特与也门宗教组织及政治精英之间的联系,使胡塞运动愈发认为,也门北部的局势变化与沙特的影响有关。

最初的武装冲突发生在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府之间,而非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2004年9月,在通常被称为萨达战争的六轮战事中的第一轮,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打死。此后,领导权转交给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反复的军事行动造成民众流离失所、居民点受损,同时也使胡塞运动的组织更加壮大。有关这些战争的记述指出,冲突交织着地方纠纷、国家镇压、引发争议的宗教动员,以及军方与部落关系网络之间的竞争。

理解沙特的介入,还必须考虑边界的历史。1934年,沙特阿拉伯与也门爆发战争,此后签订的《塔伊夫条约》确立了两国关系及领土安排。2000年的《吉达条约》确定了现代边界,但这条边界仍将相互联系的部落社区和贸易路线分隔开来。山地地形、非正式过境通道、走私和武装团体的流动,都使边境管理变得复杂。尽管胡塞武装后来曾在言辞中提及被划入沙特阿拉伯的领土,但2015年后的冲突,其主要性质并不是旨在重划边界的常规国家间军事行动。

长期以来,沙特对也门的政策既包括提供财政援助、维系与部落及政治人物的关系,也包含对其南面近邻局势不稳的担忧。20世纪60年代,沙特阿拉伯支持保王派对抗得到埃及支持的共和派。这一阵营划分说明,将后来的敌对关系理解为一场始终不变的宗教对抗,存在局限。到了21世纪头十年,沙特领导人转而支持也门共和政府对抗胡塞武装。政治阵营已经发生变化,但沙特王国对其南部边疆影响力与安全的关切依然未变。

2009—2010年边境战争

沙特阿拉伯首次与胡塞武装持续展开直接交战,是在第六次萨达战争期间。2009年8月,也门政府发起“焦土行动”,进攻胡塞武装阵地。战火蔓延至也门北部各地,逼近沙特领土。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协助也门政府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允许其使用边境地区。沙特当局则称,随后出兵干预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的入侵。

2009年11月初,胡塞武装人员在杜汉山地区越境进入沙特领土。沙特边防人员遭到袭击,沙特随即出动军机、火炮和地面部队。边境地区山地众多,为防守方提供了洞穴、高地和设伏的机会。沙特阿拉伯在军机、重型武器和财力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但这些优势并未消除其面临的困难:在崎岖地形中寻找并驱逐小股作战经验丰富的武装人员,依然十分艰难。

这场战事展现了双方截然不同的作战方式,而这些方式在2015年后再次出现。沙特军队试图清除渗透部队占据的阵地、压制火力点,并加强边境安全。胡塞武装则依靠分散部署、对地形的熟悉,以及无须维持易受打击的大规模兵力集结便能持续施压的能力。沙特当局从受到威胁的边境居民点疏散平民。空袭和炮击也波及也门一侧的社区,而此前范围更广的萨达战争已导致当地大量人口流离失所。

到2010年1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撤出沙特领土,沙特阿拉伯则表示,其部队已重新控制边境地区。随后,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于2月达成停火。相关安排包括重新开放道路、撤除检查站、释放被拘押人员,以及处理胡塞武装在沙特边境附近的存在问题。停火结束了这一轮大规模战斗,却未能解决也门北部历次战争背后的积怨与权力斗争。

尽管这场战役持续时间相对有限,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它使胡塞武装不再仅仅被视为也门内部的叛乱力量,而成为沙特直接面临的安全威胁。它也让胡塞武装积累了与沙特军队交战的经验,并强化了该组织将沙特阿拉伯描绘为外部军事敌手的叙事。不过,2009—2010年的战争并未立即演变为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战。2011年开始的动荡改变了也门的政治体制,也为沙特再次干预开辟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国际社会支持的政治过渡进程崩溃,胡塞武装则从北部根据地扩张至国家首都。

也门的政治过渡与2015年的军事干预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抗议削弱了长期担任总统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统治,并导致也门政界和军界精英分裂。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斡旋达成的协议,萨利赫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2012年2月,哈迪通过一场仅有他一名候选人的选举当选总统。这一过渡进程旨在重组武装部队、协商建立新的宪政秩序,并吸纳在萨利赫执政期间受到排斥或心怀不满的政治力量。

2013至2014年举行的全国对话会议讨论了联邦制、南方的不满诉求、治理和权利等问题。会议虽然结束,却未能就实际权力分配达成共识。胡塞武装反对拟议中的六区联邦制方案,因为按照该方案,其北方根据地将被划入一个无法直接通海的内陆地区。经济困境、燃油补贴争议和持续的安全问题削弱了哈迪政府。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将军事势力扩展至萨达以外地区,并击败了主要对手。

2014年9月,胡塞武装进入并控制了萨那。尽管前总统萨利赫此前曾多次对该组织发动战争,但胡塞武装仍通过与他及仍效忠于他的军队合作,获得了扩张所需的助力。这一联盟是胡塞武装得以夺取国家机构和军事设施的关键。2015年初,哈迪事实上遭到软禁,随后逃往亚丁。随着与胡塞武装结盟的部队向南推进,他离开也门,并请求外国提供军事援助。

2015年3月26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发起“果断风暴”行动,领导一支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其他数个阿拉伯国家参与的联军。其公开宣示的目标包括恢复哈迪政府的执政地位,以及反制胡塞武装通过军事手段夺权。沙特官员还将此次干预解释为防止一个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在沙特南部边境巩固权力。行动伊始,联军便对胡塞武装与萨利赫联盟相关的军事设施、防空系统、飞机、武器库和部队发动空袭。

2015年4月14日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16号决议确立了国际外交框架。决议要求胡塞武装撤出所占地区,交出从国家机构夺取的武器,并停止破坏过渡政府的行动。决议还对指定对象实施定向制裁和武器禁运。该决议本身并未明确给予联军开展军事行动的一般性授权;联军各国政府强调,哈迪的邀请是其行动的法律依据。到4月,沙特阿拉伯已宣布由“果断风暴”行动转入“恢复希望”行动,但空中作战及更广泛的战争仍在持续。

持久战与也门各方联盟的变化

这场干预阻止了胡塞武装完全控制也门,却未能恢复战前的政治秩序。2015年,在联军支持下作战的部队将与胡塞武装结盟的部队逐出亚丁及南方大部分地区。胡塞武装仍控制着萨那,以及北部和西部高地的大片地区,其中包括也门许多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冲突逐渐演变为多条战线上的交战,而非朝着一场决战推进的单一攻势。塔伊兹、马里卜、焦夫、红海沿岸及沙特边境成为主要战场。

沙特与阿联酋的优先目标有所重合,但并不完全一致。沙特阿拉伯仍主要关注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北部战线,以及对本国领土的威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南部及沿海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支持了数支地方武装。其中一些武装的目标与哈迪政府相冲突。2017年成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主张南方自治,并最终实现独立。2019年,其部队在亚丁与支持政府的部队交战,表明反对胡塞武装并不意味着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阵营。

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联盟也走向破裂。2017年12月,萨利赫公开与胡塞武装决裂,并表示愿意与联军建立新的关系。萨那随即爆发战斗,胡塞武装于12月4日将其杀死。此后,胡塞武装巩固了对首都的控制,并掌控了此前与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共同控制或争夺的许多机构。萨利赫之死使胡塞武装失去了一位重要的盟友兼对手,而他的一些亲属和昔日支持者随后加入了反胡塞武装的部队。

2018年围绕荷台达展开的战役尤为重要,因为该市的港口是商业进口货物和人道主义物资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重要通道。联军支持的部队沿红海海岸向该市推进。国际社会担忧,市区战斗或港口遭到破坏,可能导致数百万人的食品和燃料供应中断。由此促成的斯德哥尔摩协议于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为荷台达确立了停火框架,并包含有关被俘人员及塔伊兹的安排。协议的执行始终存在争议,但它暂时中止了当时针对该市的攻势。

2020年至2021年,胡塞武装的攻势对政府的重要据点马里卜构成压力。当地是石油和天然气产区,并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联军的空中力量帮助抵挡了这些攻势。与此同时,2019年的《利雅得协议》试图促成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和解。2022年4月,哈迪将权力移交给一个由八名成员组成的总统领导委员会。这些事态清楚表明,沙特与胡塞武装即使达成某种妥协,也只能在也门政治格局分裂的现实中发挥作用,而不会自动促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政府。

跨境袭击、导弹、无人机与防空

军事对抗远远超出了边境一线。胡塞武装对沙特边境地区,尤其是吉赞、奈季兰和阿西尔,发动突袭、炮击和短程导弹袭击。他们还逐渐具备了威胁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能力。其武器库既包括从也门军方库存中缴获的武器,也包括改装系统、本地组装的装备,以及被联合国调查认定与境外供应网络有关的零部件或技术。

弹道导弹成为胡塞武装施压的主要手段。沙特主导的干预行动开始前,也门就拥有苏联设计的飞毛腿导弹及其他导弹系统,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联盟获得了其中一部分库存。此后,胡塞武装陆续展示了以“布尔坎”等名称命名的更远程型号。2017年11月,一枚射向利雅得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导弹表明,冲突波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大。沙特当局报告称已将其拦截;这一事件使沙特进一步指责伊朗提供军事援助,并促使其对进出也门施加更多限制。

无人驾驶航空器和巡航导弹带来了不同的作战难题。体型较小的无人机能够低空飞行,增加探测难度;用昂贵的拦截弹对付成本较低的来袭武器,也会造成不利的成本对比。航程更远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使胡塞武装能够威胁机场、输油泵站、炼油厂及其他设施。包括艾卜哈机场在内的沙特西南部民用机场多次遭到袭击。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区分军事目标与民用目标始终至关重要。

2019年9月14日针对布盖格和胡赖斯的袭击,一度使沙特每日约570万桶的石油生产中断。胡塞武装宣称对此负责,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将责任归于伊朗。联合国调查人员未能证实袭击是从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地区发动的。因此,不能将这一事件视为胡塞武装发动袭击的无争议实例。尽管如此,它仍改变了各方对沙特石油基础设施脆弱性的评估,也表明围绕也门战争的各种说法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对抗交织在一起。

沙特阿拉伯部署了“爱国者”防空导弹及其他防护系统,同时加强监视、拦截和关键设施防护能力。任何防御网络都无法保证拦截每一枚导弹或每一架无人机,在面对采用不同飞行方式的复杂攻击时尤其如此。2022年3月,胡塞武装的一次袭击在吉达一处储油设施引发大火,表明即使破坏仅限于局部,袭击仍会持续产生经济和政治影响。跨境袭击使胡塞武装在面对物质实力更强的对手时获得了施压筹码,而沙特的空中作战仍有能力在也门境内造成大范围破坏。对于公开发布的发射总数、拦截数量和军事损失等说法,需要谨慎看待,因为交战各方采用的定义不同,且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可供独立核实的证据。

伊朗、沙特阿拉伯与更广泛的国际背景

这场冲突常被描述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地区竞争的一部分。这一描述揭示了冲突的一个重要层面,但并不完整。胡塞武装产生于也门本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形成了独立的领导层、控制区和治理机构。其与伊朗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强,尤其是在战事扩大之后。仅仅将这一运动视为伊朗的一支军事部队,会掩盖其在也门国内的目标;而认为伊朗的援助无关紧要,则忽视了有关武器转移和技术联系的证据。

联合国专家的调查记录了原产于伊朗或具有伊朗武器系统特征的武器及零部件,以及向胡塞武装供应物资的海上走私网络。伊朗否认了其指挥胡塞武装行动的指控,也对有关武器转移的指控提出异议。最为审慎、合理的做法,是将物资和技术支持的证据,与是否对具体袭击实施指挥这一独立问题区分开来。装备相似、政治立场一致以及存在合作,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每次行动究竟由谁授权或控制。

沙特阿拉伯既从眼前的边境安全出发,也从伊朗影响力在更大范围内扩张的角度,看待胡塞武装势力的巩固。胡塞武装则将沙特主导的干预描绘为外国侵略,并以此为继续动员提供正当理由。这两种叙事相互强化:沙特的袭击强化了胡塞武装关于自身正在抵抗外敌的说法,而胡塞武装对沙特领土的袭击,则强化了沙特关于该运动构成战略威胁的论点。两种叙事都无法涵盖也门所有的政治立场,尤其是那些既反对胡塞武装统治、也反对外国干预的群体的立场。

美国和英国是沙特阿拉伯飞机、武器、维护服务及其他援助的重要提供方。美国的支持包括空中加油,这项援助于2018年终止。平民伤亡和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促使英国议会、美国国会及司法机构对武器转让进行审查。2021年2月,美国宣布停止支持在也门的进攻性行动,包括停止相关武器销售,同时维持协助沙特保卫领土的承诺。进攻性援助与防御性援助之间的区别,在政策辩论中仍然十分重要。

阿曼保持了与胡塞武装的沟通渠道,并主持了有助于调解的会谈。联合国通过历任特使推动谈判,欧洲联盟及其他各方则支持外交与人道主义倡议。2023年3月,沙特阿拉伯与伊朗通过中国主持的会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这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但本身并未解决也门战争。围绕也门的国家机构、财政收入、安全和领土控制的谈判仍不可或缺,也门各武装和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利雅得与德黑兰之间的协议。

平民伤亡、经济受损与法律问责

平民遭受的伤害源于多种相互叠加的因素:直接袭击、流离失所、公共服务遭到破坏、贸易与人员流动受限,以及家庭收入丧失。有记录的事件显示,联军空袭曾击中住宅、市场、医疗设施、婚礼和葬礼。2016年10月,萨那一场葬礼遭空袭,造成逾100人死亡。2018年8月,达海扬一辆载有儿童的巴士遭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亡。此类事件成为国际社会审视联军目标选择方式及外国军备支持的焦点。

胡塞武装及也门其他武装团体同样涉嫌严重侵害行为。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人权组织记录了无差别炮击、任意拘押、强迫失踪、酷刑、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干扰人道主义救援等行为。在战线转移期间及之后,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持续危及平民。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周边实施的限制阻碍了人员流动和商业活动,而针对沙特平民地区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则另外引发了有关非法选定攻击目标及无差别影响的问题。

战争严重扰乱了也门依赖进口的经济。参与联军的各国政府称,海上和空中限制措施旨在阻止武器运入,但由此造成的延误与封锁也影响了燃料、食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这些限制随时间发生变化,不应被视为一项始终不变的措施。自2016年起,萨那机场停止常规商业航班运营,大幅限制了平民出行。道路、桥梁、港口、供水系统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进一步加剧了行政管理割裂和公共部门薪资停发带来的影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21年估计,截至当年年底,冲突可能累计造成约37.7万人死亡,其中包括与饥饿、疾病及公共服务弱化有关的间接死亡。这是基于模型得出的估计,并非经核实的武器致死人数统计,而且其涵盖的是整个也门冲突,而不仅仅是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敌对行动。霍乱暴发和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反映出环境卫生、医疗保健、购买力和获取物资与服务的能力等方面的问题相互作用。仅从轰炸,或仅从粮食供应的角度描述这场人道主义危机,都会忽略这些相互关联的作用机制。

根据国际人道法,冲突各方必须区分平民与战斗员、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避免无差别攻击,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军事必要性的主张不能免除这些义务。联合国任命的专家报告称,有理由相信,也门冲突各方实施了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违法行为。联军成立了联合事件评估小组,但其独立性及调查方法受到人权组织批评。2021年1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延长也门问题国际和区域知名专家组的授权,从而终止了这一特定的国际调查机制,而问责问题仍悬而未决。

2022年停火、直接谈判与红海局势带来的复杂影响

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停火于2022年4月2日生效,最初为期两个月。停火条款包括停止也门境内及跨境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允许燃料运输船进入荷台达,恢复少量从萨那起飞的商业航班,以及就开放塔伊兹和其他地区的道路展开讨论。停火两度延长,于2022年10月2日正式到期。尽管各方未能就再次延期达成一致,此后大规模战斗以及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跨境袭击仍大体维持在较低水平。

停火改变了当时的谈判环境。对沙特阿拉伯而言,跨境袭击减少,降低了城市、机场及经济基础设施面临的危险。对胡塞武装而言,燃料进口和商业航班带来了切实利益,也使其进一步要求达成更广泛的经济安排。然而,各方在公共部门薪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国家资源分配、道路通行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仍存在争议。这些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薪资支付机制和收入分享安排可能增强或削弱相互竞争的政权。

阿曼的斡旋推动了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直接接触。2023年4月,沙特代表团访问萨那并举行会谈;同年9月,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利雅得。这些交流标志着相较于干预初期的显著转变,当时沙特的政策重心是扭转胡塞武装夺权所造成的局面。沙特阿拉伯日益致力于达成一项既能保障其边境安全,又能支持其通过谈判摆脱长期战事的安排。胡塞武装则寻求有关薪资、通行、重建和外国军队撤离的承诺,而也门其他各方则强调,任何全国性解决方案都必须保障其自身的参与。

2023年12月,联合国特使宣布,各方已承诺采取措施,以支持全国停火、改善生活条件,并为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作准备。这一声明涉及的是推进路线图的承诺,而非一份已经达成的和平条约。沙特阿拉伯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双边谅解可以缓和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层面的冲突,但仅凭这一谅解,无法决定也门南部的地位、调和相互竞争的武装组织,或建立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全国性政府。

自2023年末起,红海危机使上述外交努力面临更复杂的局面。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加沙战争爆发,胡塞武装随后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并攻击商业航运,宣称其行动旨在支持巴勒斯坦人。这些袭击扰乱了海上交通,促使美国和英国自2024年1月起打击胡塞武装目标。沙特阿拉伯未参与这些打击,并呼吁保持克制。由此形成了一种局面:胡塞武装参与的地区敌对行动不断扩大,而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直接战事仍大幅减少。这两条事态发展脉络能否保持分离,取决于各方能否继续保持克制、尚待解决的安全安排,以及相关谈判;谈判成果的落实仍容易受到也门境外局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