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内战是一场多方参与的武装冲突,源于2011年起义后也门政治过渡的失败。2014年,又称“安萨尔真主”的胡塞运动夺取首都萨那,由此形成了这场冲突在全国层面的主要对抗格局。2015年3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军事联盟为支持也门获国际承认的政府而介入,冲突随之演变为一场国际化战争。这场战争包含数场相互交织的斗争: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南方对独立或自治的诉求、地方上围绕领土和资源的争端,以及涉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地区对抗。本文叙述这场战争截至2024年底的发展。
战争使也门陷入割据,而非形成两个统一阵营之间的稳定分治。胡塞当局巩固了对人口稠密的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而获国际承认的政府及数个名义上结盟、实则相互竞争的组织则控制着其他地区的领土。外国军事介入、跨越也门边界的袭击,以及红海航运受阻,使冲突的影响超出了也门国境。收入锐减、公共服务瘫痪和商业流通受阻共同促成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战场上直接记录的死亡所反映的范围。
2022年的全国性停火大幅减少了大规模战斗,却未能带来全面和平。相互对立的行政当局、武装力量、货币和财政收入体系依然存在。自2023年底起,胡塞武装袭击航运,随后外国军队发动打击,为冲突增添了新的地区层面,却未解决也门内部围绕政治秩序的争端。
历史分歧与失败的过渡,1990—2014年
当代也门冲突根植于2011年起义之前就已存在的制度与积怨。1990年5月22日,北也门和南也门统一,将两个政治制度和国际阵营归属不同的国家合为一体。北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出任统一后共和国的总统。围绕权力分享、军队整合和资源分配的争端于1994年引发南北战争,萨利赫的部队取得了胜利。此后,许多南方军官和公务员失去了职位,而土地和公职就业机会方面的争议,使南方的反对情绪持续存在。2007年,通常被称为“希拉克”的南方运动兴起,成为一场反对上述安排、参与面广且内部诉求多元的运动。
在北部萨达省,胡塞运动从一场宗教与政治复兴运动中发展而来,这场复兴运动与宰德派有关。宰德派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历史上在也门北部高地具有重要影响。胡塞运动的兴起反映了当地的宗教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以及对国家资源分配的不满。2004年至2010年间,政府军与该运动进行了六轮战争。早期领导人侯赛因·巴德尔丁·胡塞于2004年被杀,其弟阿卜杜勒马利克随后成为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这些战争壮大了胡塞运动的军事组织,也在北方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
2011年也门抗议活动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示威者要求结束萨利赫长期担任总统的局面,与此同时,军政精英中有人倒戈,造成军队和政治精英阶层分裂。2011年11月签署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规定,萨利赫移交总统权力,以换取免于起诉。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在2012年2月的选举后出任总统;他是各方协商认可的唯一候选人。然而,萨利赫仍通过其政党、家族关系以及安全机构内部的人脉网络保持着影响力。
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举行的全国对话会议,力求就宪制安排、南方民众的不满、权利保障和体制改革达成共识。与会者赞同向联邦体制过渡,但随后提出的划分六个地区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胡塞领导人反对拟议中其所在地区的边界划分,并对该地区的经济前景表示不满;南方一些重要群体则认为,这些安排不足以回应自决诉求,因而予以拒绝。因此,围绕联邦制的分歧,不仅关乎宪制设计,也涉及港口使用权、石油收入和政治影响力。
这一过渡进程还面临贫困、电力供应不稳定、治安不靖和国家财政薄弱等问题。军队重组未能彻底瓦解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指挥体系。2014年削减燃油补贴的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满。悬而未决的地区诉求、精英之间的竞争、经济压力以及军事指挥权的分散交织在一起,为武装组织挑战过渡政府创造了机会。
攻占萨那与外国干预,2014—2015年
2014年,胡塞武装从北部根据地向萨那推进,沿途击败了与其对抗的部落及军队。7月,胡塞武装攻占阿姆兰,削弱了与阿里·穆赫辛·艾哈迈尔将军和改革党有关联的势力。尽管萨利赫政府此前曾多次与胡塞武装交战,但与萨利赫有关联的军队及政治网络仍与胡塞武装合作,为其推进提供了便利。双方的政治目标各不相同,却都希望打破2011年后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这一共同利益促成了结盟。
2014年9月21日,胡塞武装控制了萨那的主要机构。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的《和平与民族伙伴关系协议》提出组建新政府并作出安全安排,但未能扭转武装夺权的局面。胡塞武装对各部委和安全机构的影响不断扩大。2015年1月,总统府周边爆发战斗,高级官员的行动受到限制,最终导致哈迪及其政府辞职。2月,胡塞武装宣布了取代现有政治机构的安排。
同月晚些时候,哈迪逃往亚丁,撤回辞呈,并试图在那里重新确立总统权威。包括效忠萨利赫的部队在内的胡塞盟军向南推进。随着这些部队逼近亚丁,围绕首都的争夺演变为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更大范围战争。哈迪随后前往沙特阿拉伯,请求外部军事援助。
2015年3月26日,沙特阿拉伯及其联军伙伴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空中军事行动。联军宣称,其目的是恢复国际承认的政府的执政地位,并遏制胡塞武装的推进。沙特阿拉伯在空中行动和整体军事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在也门南部和西部的行动中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力。其他参战国以不同方式参与,参与时间也各不相同。联军的行动包括空袭、支援当地地面部队,以及管控港口和空域的进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2015年4月14日通过了第2216号决议。决议要求胡塞武装撤出其占领地区,交出从军事和安全机构夺取的武器,并对指定个人及相关武装力量实施定向武器禁运。该决议成为外交斡旋的重要依据,但其中的要求并未促成军事撤离。
2015年夏季,联军支持的也门部队将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联军逐出亚丁。此后,哈迪政府将亚丁作为临时首都,但对各地的实际控制程度仍参差不齐。外国干预阻止了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联盟巩固对全国的控制,却未能恢复统一的国家行政体系或军队。
武装联盟、地方权力与相互对立的政府
战争中的主要阵营是各方结成的联盟,而非组织严密、统一运作的机构。在西北部,胡塞武装实行集权领导,同时通过与各部委、地方当局和安全机构并行运作的监督网络行使权力。控制萨那使其得以掌握行政档案、税收机制、国家媒体,以及原国家官僚体系的大部分资源。其部队既包括通过地方网络动员的战斗人员,也吸收了原军队各部的人力和装备。2016年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结盟期间成立的最高政治委员会,为萨那当局提供了制度框架。
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联盟于2017年12月在暴力冲突中破裂。首都爆发冲突后,萨利赫呼吁调整与沙特主导的联军之间的关系。12月4日,胡塞武装将其杀死。此后,胡塞武装巩固了对萨那的控制,削弱了萨利赫关系网络在当地的独立影响力。一些原先效忠萨利赫的人员后来加入了对立阵营,其中包括其侄子塔里克·萨利赫在西海岸领导的部队。这种阵营重组表明,战时的效忠关系可能随着领导人的关系网络而转移,而非取决于全国层面固定的意识形态分野。
在另一方,国际公认政府虽然保有外交承认,却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和地方组建的武装力量。被称为政府军的部队,在训练水平、政治归属和服从中央指挥的程度上各不相同。融合了多种政治和宗教思潮的政党改革党,在部分反胡塞阵营中具有影响力,但并不代表所有支持政府的力量。部落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马里卜和焦夫,同时仍维护着各自的地方利益。
南方过渡委员会于2017年5月在艾达鲁斯·祖拜迪领导下成立。该委员会主张南方独立,并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支持下,在亚丁和南方部分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势力。其下属武装既反对胡塞武装,也与哈迪政府一方的部队交战。南方其他社群和政治组织未必接受该委员会自称代表前南也门的主张,因此南方问题在内部也存在多种不同立场。
圣战组织在这些主要联盟之外活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利用国家权威削弱之机扩张,最突出的行动是从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控制了穆卡拉。“伊斯兰国”也发动了袭击,包括2015年3月针对萨那多座清真寺的爆炸袭击。针对这些组织的反恐行动构成了一场独立的军事行动,尽管它与其他战事有所交织。
因此,地方权力取决于武装控制、协商形成的关系、收入征收和服务提供等多种因素的结合。即使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宣称对某地拥有正式管辖权,当地省长、部落调解人、市政官员、商业网络和安全部队指挥官仍可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将某片领土标为属于某一阵营的地图,往往掩盖了不同机构权力相互交叠、行政管辖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
2015—2018年的主要战役与也门西部争夺战
战争初期的作战行动奠定了此后长期延续的地域格局。联军支持的部队控制了南部大部分地区,而胡塞武装与萨利赫的联盟则保住了萨那和北部高地的大片地区。也门的地形影响着作战方式:山间道路和狭窄的进攻通道有利于防守,而西部沿海平原则为不同形式的机械化推进提供了条件。控制一座省会并不一定意味着控制周边各区,战线也往往切断交通网络,而非沿行政边界展开。
塔伊兹成为这场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战线之一。反胡塞武装控制着市区大部分地区,胡塞武装则控制着周边地区和主要进出通道。交战、炮击、地雷和道路通行限制使各社区彼此隔绝,也让民众难以获取食物、就医和就业。过去只需几分钟的路程,如今可能要沿山路长途绕行。塔伊兹的冲突还涉及名义上结盟的地方武装之间的竞争,妨碍了建立统一治安和行政体系的努力。
马里卜的军事和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当地拥有重要的能源设施,并成为国际承认的政府军的集结中心,以及逃离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流离失所者的聚集地。在联军介入初期,其支持帮助马里卜抵御了攻势,未被攻占。在更北面的焦夫省周边及通往萨那的沿线,交战双方反复推进与退却,却始终未能取得攻入首都的决定性突破。
在西海岸,联军支持的部队于2017年初夺取港口城镇穆哈,随后向北推进。这些部队包括南方武装人员、巨人旅,以及后来加入的与塔里克·萨利赫有关联的部队。2018年,他们向胡塞武装控制下的红海主要港口荷台达发动攻势。这座城市的重要性远不止于其军事地位:荷台达及附近的萨利夫港承担着大量食品、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进口,供应人口稠密地区。
港口周边可能爆发持久战的前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因为也门严重依赖进口主粮和燃料。港口基础设施受损或商业航运中断,都可能波及远离前线的民众。进攻部队推进至荷台达郊区,但外交压力和谈判阻止了对市中心的全面进攻。
2018年12月达成的斯德哥尔摩协议规定在荷台达停火,就荷台达、萨利夫和拉斯伊萨三座港口作出安排,确立了交换战俘的框架,并就塔伊兹问题达成谅解。联合国随后设立了一个特派团,以支持落实荷台达相关安排。该协议帮助避免了一场争夺港口的大规模战役,但各方在地方安全部队的身份、部队重新部署以及收入管理等问题上的分歧,限制了协议的落实。协议缓解了一项迫在眉睫的危险,却未能解决整场战争。
南部分裂与马里卜攻势,2019—2021年
2018年后,反胡塞阵营内部的冲突日益显现。2019年8月,与南方过渡委员会有关联的部队在与政府军发生冲突后,控制了亚丁。这场对抗暴露出联军政治构想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各支与胡塞武装作战的组织,对于也门是否应保持统一、南方应由谁治理,以及如何将各武装编入国家体制,并无共识。
2019年11月,沙特阿拉伯斡旋促成了利雅得协议。协议设想由各方分享政治权力、政府返回亚丁,并在国家权力机构领导下重组军队和安全部队。协议落实进展不一,各方在人事任命和部队部署问题上反复发生争执。南方过渡委员会于2020年4月宣布实行自治,但随着谈判恢复,又于当年晚些时候撤回了这一声明。2020年12月,一个包括南方过渡委员会代表在内的权力分享内阁成立。
2020年12月30日,该内阁抵达亚丁机场时遭遇爆炸袭击,造成平民和官员伤亡。袭击凸显了政府临时首都安全局势的脆弱。更广泛地说,该协议既未消除各自独立的武装指挥体系,也未解决南方独立所涉及的宪政问题。政治吸纳与军事整合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向东扩张。2020年3月,他们攻占焦夫省首府哈兹姆,使马里卜面临更大压力。2021年,胡塞武装加强了马里卜市周边的军事行动,并向该市以西和以南的各区推进。对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而言,马里卜市是其在也门北部仅存的主要据点之一,也是重要的行政中心和通往能源资源产地的门户。对胡塞武装而言,夺取该市有望使其扩大领土控制,并增强谈判筹码。
马里卜战役中,各方反复发动地面进攻,并使用火炮、导弹和无人机,联军也实施了空袭。战事还威胁到大批因先前战斗而流离失所的人口。部落动员和联军支援帮助守住了这座城市。尽管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本部分所述时期内,马里卜市始终未被胡塞武装控制。
2021年末,胡塞武装推进至舍卜沃省部分地区,威胁到南方和东方更多交通路线。2022年初,巨人旅发动反攻,在数个区夺回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地区。这一系列战事表明,战场结果不仅取决于两大主要阵营的实力,也取决于特定武装部队的重新部署以及外部支持的变化。无论是南方的权力分享进程,还是马里卜战役,都未能促成决定性的全国政治解决方案。
外国介入与地区安全层面
沙特阿拉伯的干预反映了其对南部边境局势、盟国政府垮台以及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日益密切的担忧。沙特向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及相关武装提供了空中支援、资金、武器、训练和外交支持。跨境交战以及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使这场冲突成为直接关系到沙特安全的问题。与之相关的一图世界|胡塞盯着沙特打,双方什么仇?涉及针对边境地区、机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联军的主要参与国,尤其活跃于也门南部和西海岸。阿联酋训练并支持当地武装组织,参与了针对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尽管阿联酋于2019年缩减了直接军事部署,但其与伙伴武装的关系仍持续影响着冲突走向。沙特与阿联酋在反对胡塞武装方面立场一致,但在选择部分当地合作伙伴以及南方政治权力的组织安排上存在分歧。
伊朗在政治和物资方面支持胡塞武装。联合国专家的调查记录了相关武器、零部件及技术特征,表明胡塞武装的部分军备与伊朗的设计或供应网络存在联系;海上拦截行动则揭示了海运走私路线。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能力的发展,既依靠其接收的也门军队原有库存,也得益于外部援助。不过,存在支持的证据,本身并不能证明胡塞武装的每一项决策或行动都由德黑兰指挥;该运动保有自身的领导层、领土利益和国内政治目标。
美国和英国向联军成员国提供了武器及其他形式的援助。美国的援助包括为联军飞机提供空中加油,这项援助一直持续到2018年11月。美国政府还在也门另行开展了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行动。2021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停止支持这场战争中的进攻性行动,包括停止相关武器销售,同时继续支持沙特保卫本国领土。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区分进攻性援助与防御性援助,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
阿曼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渠道,并为外交接触提供场所,因此其角色不同于参与干预的国家。科威特则于2016年主办了一轮持续较长时间的和平谈判。因此,地区外交沿着多条路径展开:联军内部的军事协调、联合国斡旋、双边接触,以及由邻国促成的谈判。
这场冲突常被称为代理人战争,但这一说法只能概括其部分结构。外国援助显著影响了各方的军事能力和外交考量,但也门的分裂源自具体的地方和全国性争端。南方的独立诉求、围绕马里卜资源的争夺、部落关系,以及相互竞争的国家建设方案,都不能简单归结为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一场对抗。
经济割裂与战争筹资
也门的经济崩溃是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机构分裂、生产萎缩、贸易受限和家庭收入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前,该国就已高度依赖进口食品和燃料,而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则是公共财政和外汇的重要来源。能源出口和国内贸易受阻,削弱了国家支付雇员薪资和维持公共服务的能力。由于供应链、银行和政府工资发放体系将全国联系在一起,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交战地区。
2016年9月,哈迪政府将中央银行总部从萨那迁往亚丁,造成了关键性的机构分裂。此后,相互对立的当局各自独立行使货币管理和监管职能。许多公职人员的工资开始发放不定期,甚至停发,导致学校、医院、环境卫生服务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运作受到损害,即使建筑物完好无损也不例外。由谁承担公职人员工资的问题,成为谈判中反复出现的争议。
货币使用规则也出现分歧。亚丁当局发行了新版纸币,而胡塞当局于2019年末禁止这些纸币在其控制区流通。使用不同纸币并实行不同监管制度的地区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汇率。跨区汇款产生额外费用,企业也在货币兑换、合规以及获取银行服务方面面临不确定性。政府控制区的货币贬值,推高了进口生活必需品以当地货币计价的成本。
武装组织和各地执政当局通过关税、税收、电信收入、燃料市场、检查站收费及外部援助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相互竞争的海关征收点可能对跨地区运输的货物重复收费。因此,控制港口、油田、道路交汇处和边境口岸具有直接的财政价值。这些收入也使有关各方产生了维持特定地域控制格局的利益动机,即使全国经济仍在持续萎缩。
从政府控制的港口出口石油,一直是所剩不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直到2022年末胡塞武装袭击石油出口终端,导致运输中断。胡塞武装将对石油出口施压与其关于收入分配和工资的要求挂钩。出口暂停进一步加剧了获国际承认政府的财政困境。此后,围绕银行、航空出行和金融监管的争端,与军事威胁一道,成为施压手段。
商业进口和人道主义援助虽遵循不同程序,却依赖许多相同的设施。港口检查、道路受损、燃料供应、保险费用和延误,都会影响家庭购买商品时支付的价格。2016年设立的联合国核查和检查机制,在协助落实武器禁运的同时,为运往政府控制区以外港口的商业航运提供便利。海外也门人的汇款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无法弥补国内生产的损失,也无法恢复统一的经济管理。
平民伤亡、流离失所与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并不限于空袭、炮击和地面战斗直接导致的死亡。收入丧失、食品价格上涨、供水系统受损、疫苗接种和诊疗能力下降,以及电力供应中断,都加剧了本可避免的疾病和死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21年的一份评估中预测,截至当年年底,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达到约37.7万人,其中大多数死于间接原因。这是基于模型得出的估计,并非对逐一记录在案的死者进行统计,不应将其等同于有记录的战斗死亡人数。
数百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曾多次逃难。各个家庭在租来的住房、亲属家、未完工的建筑,或容易遭受洪水和火灾侵袭的非正规安置点中栖身。马里卜及其他接收大量流离失所者的地区,在供水、学校和医疗设施方面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也门还持续接收来自非洲之角的移民和难民,其中一些人滞留当地,或遭受暴力和拘押。
粮食不安全既表现为某些地方的供应短缺,也表现为家庭无力购买市面上现有的食品。工资停发、就业机会丧失和资产损失,可能与粮食实物供应同样重要。营养不良对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影响尤为严重。人道主义分类体系将严重粮食不安全与正式认定的饥荒加以区分;饥饿现象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每个受影响地区都达到了饥荒的技术判定标准。
卫生系统的恶化加剧了传染病风险。一场严重的霍乱疫情于2016年暴发,并在2017年急剧蔓延。供水和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受损、垃圾清运中断、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就医困难,都助长了疾病传播。监测报告中经常记录的是疑似病例,必须将这一类别与实验室确诊感染区分开来。此后,新冠疫情又给本已分裂且资源不足的卫生系统带来了额外压力。
联合国调查人员以及人道主义组织和人权组织记录了多方实施的侵害行为。联军空袭击中了多处民用场所,包括市场、医疗设施、婚礼和葬礼现场,以及2018年8月萨达省的一辆校车。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力量发动了波及平民社区的袭击,招募儿童,并使用地雷或其他爆炸装置;即使在战线转移之后,这些装置仍持续危及平民。不同控制区内均有任意拘押、强迫失踪、酷刑和限制言论表达的记录。
法律评估的依据是国际人道法规则,包括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攻击中的预防措施。仅凭平民伤亡,无法判定某次袭击是否合法,但袭击的整体模式及个别事件的具体情况已引发广泛调查。问责仍然有限。2021年1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延长也门问题国际和区域知名专家组的授权,使这一调查机制就此终止。对人道主义准入的限制以及对援助人员的拘押,进一步增加了救援行动的难度。
2022年停火与政治解决谈判
此前的谈判未能结束战争,随后,一项由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于2022年4月2日生效。协议最初约定为期两个月,之后两度延长,正式有效期持续至10月2日。协议条款包括:停止在也门境内及跨境开展进攻性的陆、海、空军事行动;为燃料运抵荷台达提供便利;允许萨那恢复有限的商业航班;以及就开放塔伊兹等地的道路举行谈判。这是一项旨在切实缓和局势的安排,而非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
停火使大规模战斗和跨境袭击显著减少。萨那恢复了商业航班,其中包括2022年5月首班飞往安曼的航班,经荷台达进口的燃料也有所增加。这些变化直接改善了出行和市场供应状况。相比之下,开放道路的谈判,尤其是塔伊兹周边道路的谈判,进展更为艰难。尽管军事行动总体减少,局部冲突、地雷造成的伤亡以及围绕协议执行的争议仍在持续。
停火开始数日后,也门发生了一次重大政治重组。2022年4月7日,哈迪将总统权力移交给由八人组成、拉沙德·阿利米担任主席的总统领导委员会。委员会汇集了反胡塞阵营中不同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的领导人,包括南方过渡委员会及西海岸部队的领导人。该委员会旨在协调这些团体并开展谈判,但它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各方的武装力量、行政体系或长期目标就此统一。
停火协议于2022年10月到期,未再获正式延长。不过,各方并未立即恢复此前席卷全国的高强度战事。围绕公共部门工资、石油收入、道路、港口和机场通行等问题的谈判仍在继续。在阿曼斡旋支持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接触变得日益重要。这类接触有助于处理边境安全和外部军事介入问题,但由此达成的任何安排将如何与也门全面政治进程衔接,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2023年3月宣布的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为缓和局势创造了更有利的地区环境,但这一举措本身并未解决也门冲突。沙特和阿曼代表于4月访问萨那,胡塞武装代表团则于9月访问利雅得。2023年4月,在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促成下,各方大规模释放被俘人员,表明即使没有最终和平协议,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仍能取得切实成果。
2023年12月,联合国特使宣布,各方已承诺推进包括全国停火、支付工资、恢复石油出口以及开展包容性政治进程在内的措施,并将在此基础上制定联合国路线图。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南方代表权、安全安排、收入分配,以及相互对立的治理机构之间未来的关系。正在形成的外交框架仍可能受到国内分歧和地区敌对行动扩大的冲击。
红海局势升级与悬而未决的冲突,2023—2024年
自2023年10月起,胡塞武装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随后将袭击范围扩大至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他们宣称,这些行动旨在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期间支持巴勒斯坦人。11月,胡塞武装扣押了汽车运输船“银河领袖”号及其船员。此后的袭击波及所有权、运营安排和目的地各不相同的船只,并不局限于已明确证实与以色列有直接联系的船舶。
曼德海峡的地理位置使这些行动具有国际影响。往返于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船舶必须穿越该海峡和红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上遭登船或受损的风险,促使主要航运公司让船只绕行非洲南端。航程延长增加了运输时间、燃料消耗和航运成本。因此,这场海上行动不仅影响了国际贸易,也加大了也门自身依赖进口的经济所面临的风险。
2023年12月,美国宣布启动“繁荣卫士行动”,这是一项多国参与的海上安全行动。美国及其盟国的军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并对袭击航运的行为作出回应。自2024年1月起,美国和英国开始打击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欧洲联盟于2024年2月启动“盾牌行动”,作为一项防御性海上行动。尽管这些部署都是为了应对同一航运通道中的威胁,其任务授权和参与安排却各不相同。
袭击造成海员死亡和商船受损。散货船“鲁比马尔”号于2024年2月遭袭,3月在载有化肥的情况下沉没,引发环境担忧。3月,对“真正信心”号的袭击造成船员死亡。7月,胡塞武装一架无人机袭击特拉维夫,造成一名平民死亡;以色列随后袭击荷台达,目标包括港口相关设施和能源设施。2024年晚些时候,随着双方进一步交火,在也门境内实施打击的外部参与方有所增加。
海上局势升级并未消除也门国内内战与地区冲突之间的区别。也门境内许多反对胡塞武装的势力并未参与其红海行动,而沙特主导的干预与美国主导的海上应对行动,其直接目标也不相同。沙特阿拉伯仍有意缓和局势,这也有别于胡塞武装与美国、英国及以色列之间更为直接的军事对抗。
截至2024年底,尽管也门境内的大规模战斗自2022年以来有所减少,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仍处于分裂状态。胡塞当局继续控制萨那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总统领导委员会及与其有关联但彼此竞争的武装力量则控制其他地区。援助行动面临资金不足、行政限制以及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援助人员遭拘押等问题。谈判仍需解决收入分配、薪资支付、通行自由、武装组织的地位,以及国家机构与南方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