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与也门内战相关的一系列跨境地面行动、炮击以及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些行动由胡塞运动(又称“真主辅士”)及其盟军实施,并在沙特主导的也门军事干预于2015年3月开始后加剧。袭击目标包括边境阵地、军事设施、城市、民用机场和石油设施。袭击范围从也门边境附近延伸至沙特腹地,包括利雅得和吉达。
这些袭击成为一个重要案例,表明武装运动能够将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与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结合使用,威胁一个远比自身富裕的国家的战略基础设施。沙特防御系统拦截了许多来袭武器,但仍有一些击中目标,或因爆炸和残骸坠落造成人员受伤。成功的袭击暴露出防空覆盖的局限,但仅凭这些袭击,并不能断定预警系统当时未运作,也不能断定所有已报告的拦截均告失败。
还必须区分胡塞武装实际实施的袭击与其仅宣称负责的袭击。最显著的例子是,胡塞武装宣称对2019年9月阿布盖格和胡赖斯遇袭事件负责,但这一说法并不能证明相关武器是从也门发射的。发射地点、武器来源、行动责任以及政治支持方是彼此独立的问题,公开证据对各起事件的厘清程度也不尽相同。
也门冲突与沙特干预的起源
胡塞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也门北部,并在2004年至2010年间与也门政府进行了多轮战争。其最初的根据地位于毗邻沙特阿拉伯的萨达省。这一运动在宰德派的宗教和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但它与也门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不仅涉及宗教,也涉及地方权力、政治排斥和军事控制等问题。早在后来的内战和地区干预发生之前,沙特阿拉伯就已于2009年首次直接参与边境地区针对胡塞武装的大规模战斗。
2011年起义之后,也门的政治过渡未能带来持久的解决方案。2014年9月,胡塞武装进入首都萨那,当时与效忠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军事势力合作。这一联盟使他们得以利用也门部分武装部队的人员、基地和武器。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随后离开萨那,转往亚丁;随着胡塞阵营的部队向南推进,他寻求外部军事援助。
2015年3月26日,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开始在也门开展空中作战。其宣称的目标包括恢复哈迪领导的、获国际承认的政府,以及扭转胡塞武装的推进态势。冲突由此大幅扩展至边境两侧:联军飞机打击也门境内的目标,而胡塞阵营的部队则袭击沙特的阵地和居民点。沙特阿拉伯南部各省,尤其是吉赞、奈季兰和阿西尔,由于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加之山区边境难以监控,因而容易遭受袭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2015年4月通过第2216号决议,要求胡塞武装撤出其夺取的地区,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武器禁运。该决议虽未能终止战事,却成为外交斡旋的重要依据。此后,联合国在支持谈判的同时,通过专家机制监督武器转让和制裁执行情况。
胡塞武装在声明中将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描述为对联军军事行动及影响也门的限制措施的报复。沙特方面的声明则将这些行动描述为对其领土和民众的袭击,并经常强调伊朗对胡塞运动的援助。这些是冲突各方公开表达的立场,不能相互替代,也不等于对每次袭击法律性质的认定。双方的军事关系也随时间发生变化:萨利赫与胡塞武装的联盟于2017年12月破裂,萨利赫在当月被杀,而胡塞武装仍继续控制着原国家军事体系的相当一部分。因此,此后展开的袭击行动既不能简单视为也门战前武装部队行动的延续,也并非完全依靠外部供应开展的作战。
从边境交战到远程打击,2015—2018年
在军事干预初期,涉及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战斗大多发生在边境沿线。胡塞武装及其盟军部队使用迫击炮、火箭弹和反坦克武器,并通过跨境突袭攻击军事阵地。当地地形便于隐蔽和发动突袭:山区通道、分散的居民点以及众多潜在发射阵地,都增加了监视的难度。沙特境内邻近社区的平民也面临炮击威胁,一些边境地区的居民被疏散,日常生活受到干扰。
导弹袭击很快扩大了这场攻势的地理范围。2015年6月,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拦截了一枚射向海米斯穆谢特地区的“飞毛腿”导弹,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就位于该地区。也门在内战前便拥有苏联设计的导弹及其他导弹系统。夺取军事库存,加上获得受过训练的人员,最初为胡塞阵营的导弹作战奠定了基础。后续型号则在射程、构造以及外部技术影响方面呈现出变化。
区分武器宣称的射程与其实际展现的性能十分重要。胡塞武装在公告中陆续公布了多种有名称的导弹型号,其中包括“布尔坎”系列的若干型号。这些型号名称本身并不意味着其性能参数已经得到独立核实。尽管如此,能够打到沙特中部的袭击表明,这场攻势已不再局限于边境炮击和较短程火箭弹攻击。利雅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使其周边发生的袭击尤为引人关注,即使拦截避免了重大损失也是如此。
2017年11月4日,一枚导弹射向利雅得地区。沙特当局称,该导弹在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被拦截;胡塞武装则表示,机场就是袭击目标。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导弹残骸的审视,也出现了关于拦截过程的不同说法。公开可得的证据支持袭击确实发生,但未能完整记录每一枚拦截弹的发射、每一条雷达航迹或每一个部件的运行轨迹。这成为早期案例之一,说明独立评估官方拦截声明存在困难。
2018年3月25日,沙特当局报告称,拦截了射向包括利雅得在内多个地点的七枚导弹。据沙特方面报道,一名男子在利雅得被坠落的碎片砸死。这一事件表明,即便一次防御拦截被认定为成功,仍可能在地面造成致命后果。
到这一阶段,这场攻势已在两个相互交叠的层面展开。边境作战持续给驻军和附近社区带来负担,而远程导弹袭击则威胁到远离直接战场的地点。这些能力并未使胡塞武装掌控沙特领空,却使沙特无法将也门战争视为一场仅限于也门境内的冲突。
机场与民用航空,2019—2022年
随着胡塞武装扩大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机场屡屡成为袭击目标。其中,艾卜哈国际机场尤为突出,因为这座服务民航旅客的机场距离也门较近。胡塞武装还宣布袭击了军用航空设施,包括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这些设施必须加以区分:笼统地说袭击“沙特机场”,可能会模糊民用航站楼、军用空军基地与军民两用机场之间的区别。
2019年6月12日,艾卜哈机场的到达区遭到袭击。沙特当局报告称,26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则宣布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据沙特方面报道,6月23日,艾卜哈机场再次遭袭,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后,夏季又发生了多起事件。这些袭击累积起来,表明该机场并非只遭遇了一次孤立袭击,而是反复受到威胁。
各次袭击使用的武器和据报发生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袭击中的导弹击中了机场设施;另一些则涉及无人机,沙特军方称已将其拦截。据沙特领导的联军通报,2021年2月10日,艾卜哈机场遭袭,导致一架停在地面的民用飞机起火。事后公布的照片显示了飞机受损的情况。2022年2月10日,沙特当局报告称,一架被拦截无人机的残骸导致机场内12人受伤。这些事件说明,不能总把有人受伤视为来袭武器命中预定目标点的证据。
民用机场很难在不影响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得到保护。机场内有开阔区域、燃料设施、停放的飞机、旅客航站楼,以及必须保持可用的进近航线。爆炸或拦截发生后,即使损失有限,机场也可能暂时停止飞机起降及地面运行、检查跑道,或安排航班备降。因此,袭击即便没有摧毁航站楼,也没有导致机场长期关闭,仍可能扰乱机场运行。
反复发生的袭击还带来了信息核实方面的难题。胡塞武装的声明有时声称,袭击造成了更严重的破坏或更长时间的运行中断,但可独立获取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这些说法。反过来,官方宣布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也不一定意味着地面没有受到损害。要可靠地还原事件,就必须区分袭击方声称的目标、实际观察到的撞击点或残骸位置、当局报告的伤亡情况,以及航空运行确实中断的证据。
目前,没有任何一种经过公开证据证实的解释能够涵盖所有机场遇袭事件。不同武器可能从不同方向接近,遭遇不同的防御部署,或在不同位置受到拦截。因此,现有记录所支持的结论,比昂贵的预警系统突然“失声”之类的说法更为有限:尽管防御行动持续进行,一些机场仍然容易遭到袭击。
石油基础设施与阿布盖格袭击的责任归属问题
沙特石油基础设施作为袭击目标,其重要性远不止于遭受打击后直接产生的物理损坏。处理厂、泵站、管道、储罐和出口设施各有其功能,关键处理环节一旦受损,就可能导致系统其他部分的产出中断。这些设施对国际能量供应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即使是局部袭击,也可能影响市场预期以及外界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
2019年5月14日,无人机袭击损坏了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沿线的泵站。这条管道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与红海沿岸。胡塞武装宣称对此负责。这起事件显示了地理分布广泛的基础设施的脆弱性:管道系统无法像单个布局紧凑的设施那样受到保护,而某些泵站运行中断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超出受损设备本身。
最严重的供应中断发生于2019年9月14日,当天阿布盖格石油处理设施群和胡赖斯油田遭到袭击。沙特阿拉伯最初损失的日产量约为570万桶,约占其当时产量的一半,也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5%左右。设施受损部位相对集中,足以使主要处理能力陷入停顿。不过,通过维修和运营调整,产量得以恢复,其速度远快于设施遭到永久性破坏时所能达到的水平。
胡塞武装声称使用无人机实施了此次行动。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则认定伊朗应对此负责,伊朗否认参与。沙特官员展示了残骸,并称袭击同时使用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联合国专家后续报告认为,现有证据不支持胡塞武装关于从也门发动袭击的说法。然而,从分析角度来看,特定部件的来源和袭击来向,与能够确凿证明袭击背后完整指挥链的证据,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在这场袭击行动的历史中,阿布盖格和胡赖斯事件应被视为胡塞武装宣称实施的一次重大行动,也是地区威胁认知的转折点,但不能毫无保留地将其列为已经证实由胡塞武装从也门发动袭击的实例。如果把胡塞武装的每一次认领都当作责任已经确定,就会抹去这起事件中一个核心的证据问题。
其他与胡塞武装联系更为直接的袭击仍在继续。2020年11月,胡塞武装声称以巡航导弹袭击了吉达的一处石油产品配送设施;沙特当局证实,该设施发生火灾,一个储罐受损。2022年3月25日,吉达一处石油储存设施遭袭,引发大火,当时该市正在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周末赛事。这些事件表明,不仅也门边境附近的设施,红海沿岸的设施也依然面临袭击风险。
武器、生产网络与外部援助
这场袭击行动使用了多类武器,其各异的飞行特性给防御方带来了不同难题。弹道导弹先进行动力飞行,随后主要沿弹道轨迹飞行,不过部分系统能在某些飞行阶段实施机动。巡航导弹依靠发动机和升力面维持气动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可用于侦察、攻击或其他任务;这场行动中使用的单程攻击无人机旨在撞击目标,而非返航。
胡塞阵营早期的导弹能力部分来自也门战前的武器库存。后来的武器包括“火山”系列弹道导弹、“圣城”系列巡航导弹,以及“卡塞夫”和“萨马德”系列无人机。这些名称指的是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武器系列,并不代表一套经过独立核实的统一性能标准。不同型号在推进系统、尺寸、载荷、制导方式和可达射程方面可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将公开展示和战时声明与回收的残骸及有记录的袭击进行比对。
远程单程攻击无人机通常牺牲速度和生存能力,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换取航程。预设导航使飞行器能够飞向固定坐标,而无须在全程持续接受遥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干扰无线电遥控链路,并不一定能阻止已经沿自主航线飞行的武器。同样,小型战斗部即便不足以摧毁加固建筑,也可能足以点燃燃料或损坏暴露在外的设备。
联合国专家的调查以及对回收武器的检验,记录了设计相似之处、零部件及其他证据,表明胡塞武装的部分武器与伊朗武器技术存在关联。海上拦截行动也发现了经由向也门供货的网络运送的武器和零部件。伊朗否认违反适用的禁运规定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有关特定货物、设计和零部件的证据,应与更宽泛的断言区分开来,不能据此认定每件武器都完全在国外制造,或每次发射都由伊朗人员指挥。
“本地制造”与外部援助并不相互排斥。武器可以在也门使用进口发动机、电子设备、机体部件或组件进行组装;当地作坊也可以改装现有库存。反过来,发现来自某个国家的市售电子元件,本身并不能证明该国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为某个军事项目供货。对供应链的调查依赖序列号、运输记录、零部件特征,以及多次回收中呈现的共同规律。
这些武器在作战层面的意义,在于多种系统的组合运用。弹道导弹以高速威胁设防目标,而飞行高度较低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则对探测与拦截提出了不同要求。这种多样性要求沙特的防御体系应对多种威胁特征,而不能只针对一种熟悉的导弹类型进行优化。
防空、预警与拦截的局限
沙特阿拉伯的防空力量包括作战飞机、监视系统和陆基导弹部队,其中尤以爱国者防空系统为代表。这些力量相当可观,却未能在全国构筑一道密不透风的防护屏障。防空由一系列环节组成:探测目标、建立航迹、识别威胁、分配合适的武器,以及在来袭武器命中前完成交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或延误,都可能让来袭武器突破防御,即使防空网络的其他部分仍在正常运转。
雷达的性能不仅取决于技术水平,也受几何条件影响。由于地球曲率或地形的影响,低空飞行的目标可能始终处于地面雷达的视线范围以下。一个简化的几何关系式为 ,其中 为地平线距离, 为地球半径, 为传感器高度;大气折射和目标自身的飞行高度也会改变实际探测距离。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得出一个精确且普遍适用的探测范围,而在于低空目标可能直到较晚时才会被发现。
探测到目标也不等于能够可靠地判明其类别。小型无人机的雷达特征可能并不明显,还可能混杂在地形、建筑物、鸟类或民用活动造成的杂波中飞行。巡航导弹能够从低空接近,而弹道导弹的速度高得多,要求防御方迅速跟踪并拦截。针对某类威胁或某个来袭方向部署和配置的防空导弹连,未必能对其他威胁或方向提供同等程度的防护。仅凭公开的技术参数,无法判断某处设施在某一天实际获得的防空覆盖情况。
防御方还必须应对同时发生或间隔很短的袭击。每部雷达、每套指挥系统、每台发射装置以及拦截弹库存,都有实际能力限制。多个来袭目标可能使决策复杂化,并消耗防御弹药,但并非每次成功的袭击都能证明防御方遭到了数量上的压倒。其他可能的解释包括覆盖不全、预警时间过短、交战失败,或来袭方向未受到充分监视。要确定哪种解释适用,需要掌握往往不对外公开的作战数据。
拦截本身也可能造成危险。摧毁或损伤导弹,并不会使其物质凭空消失,弹头、燃料和碎片仍可能落入有人居住的地区。因此,官方宣布成功拦截,与经核实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可以同时存在。反过来,仅凭可见的残骸,也未必能确定究竟是弹头按预定方式引爆、导弹自行解体,还是拦截弹击中了目标。
成本不对称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先进拦截弹的成本可能远高于其所拦截的无人机,不过具体比较结果因系统、合同和核算方法而异。然而,不能仅凭弹药价格来评估经济效益:一次昂贵的拦截可能保护一架飞机、一座加工厂,或挽救人的生命。这一系列攻防行动凸显了建设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的必要性,将监视、不同类型的拦截弹、电子对抗措施和实体防护结合起来,而非证明某一套昂贵的预警系统完全失去了作用。
平民伤害、经济冲击与法律标准
这些袭击影响了多个不同的平民群体。沙特边境城镇的居民面临炮击和近程武器袭击;机场旅客与工作人员在交通设施内面临危险;工业设施内的人员则面临火灾、爆炸和坠落残骸的威胁。沙特阿拉伯拥有庞大的外籍劳动力群体,因此伤亡者涉及多个国籍。即使死亡人数较少,或袭击方声称直接目标属于军事目标,个别袭击事件仍可能造成平民受伤。
很难根据公开报道得出统计口径一致的总数。官方通报可能统计发射的导弹数量、被摧毁的无人机数量、受伤人数或独立袭击事件的次数,而这些指标并不等同。一次协同作战可能涉及多件武器和多个地点;一次拦截也可能导致残骸在多处坠落。因此,汇总数据需要明确统计时段和计数方法。将口径不兼容的官方总数相加,只会造成看似精确的印象,却缺乏可靠的共同依据。
经济影响同样不止于维修费用。机场可能暂时停运,航班可能改降,并需要增加检查。能源企业必须修复受损设备、调整输送流量,并调动系统内其他地点的可用产能。像布盖格设施遇袭这样的大规模供应中断会影响国际油价,而较小的储油罐火灾可能主要影响当地运营。沙特的冗余设施、库存和维修能力减轻了部分影响,因此,现场出现明火并不一定意味着全国将陷入长期供应危机。
适用的国际人道法区分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禁止蓄意以平民或民用物体为攻击目标。攻击还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规则。民用机场不会仅因具有经济重要性,或袭击它可能向敌对政府施压,就成为合法攻击目标。如果某一设施被用于军事目的,则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包括设施的哪些部分对军事行动有所贡献,以及预计会给平民造成何种后果。
石油设施同样需要具体分析。它们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并不能自动决定其是否属于军事目标。法律评估关注的是设施的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以及在当时情况下,摧毁设施是否能带来明确的军事利益。此外,还必须考虑可预见的火灾、对周边地区的损害以及工作人员面临的风险。武器的类型、精度及其使用方式,都会影响对攻击是否具有不分皂白性质的判断。
在更广泛的也门战争中,联军行动、多方交战、经济崩溃以及影响必需物资供应的限制措施,给平民造成了深重苦难。这些情况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但报复并不能取消沙特阿拉伯境内平民依法应受的保护。各方行为的合法性须分别评估;一方违法,并不意味着另一方有权实施法律禁止的攻击。
停火、谈判与局势降温的证据
2022年4月2日,联合国斡旋达成的也门停火协议生效。协议条款包括停止也门境内及跨境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允许燃料运输船经荷台达港入境,以及安排从萨那起飞的商业航班。最初为期两个月的协议两度延长,在形式上一直有效至2022年10月2日。协议促使大规模敌对行动显著减少,其中包括此前一段时期频繁发生的大规模跨境袭击。
这项停火协议并非全面和平协议。它没有解决围绕政治权力、军事控制权、公共部门薪资、财政收入或也门领土安排的争端。一些条款,包括开放道路的措施,仍存在争议,或未得到充分落实。尽管如此,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跨境袭击的减少表明,军事行动的频率和强度与谈判及政治决策密切相关,而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拥有可用武器。
正式停火协议到期后,谈判仍在继续。阿曼从中协调,沙特与胡塞武装代表也举行了直接会谈。2023年4月,沙特代表团访问萨那;同年9月,胡塞武装代表团访问利雅得。这些接触讨论了迈向更广泛和解的步骤,以及经济安排和安全等问题。它们也反映出,结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跨境冲突升级,与解决整个也门冲突并非一回事;后者涉及多个目标各异的武装和政治行为体。
另有一项经中国斡旋达成的沙特与伊朗协议于2023年3月宣布,两国据此恢复了外交关系。这项协议影响了地区外交环境,但其本身既不构成也门和平条约,也不能证明伊朗能够左右胡塞武装的每一项决定。2023年12月,联合国特使通报称,各方已承诺采取措施,包括实现全国停火和着手制定路线图。这类声明体现的是谈判框架,而非最终解决方案已得到落实的证明。
胡塞武装后来从2023年末开始针对红海航运发动的袭击,有着不同的直接地区背景,不应将其视为此前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在各方面的延续。不过,这些袭击确实使用了部分相关武器,并再次引发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打击目标选择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拥有远程打击能力,并不会自动决定在何处、何时使用这些能力,或是否使用。
对针对沙特的这场军事行动的研究,所依据的证据质量参差不齐。卫星影像能够确认损毁情况,但通常无法查明完整的指挥链。残骸可以揭示设计和制造特征,却未必能证明发射地点。官方声明能够确认一方声称了什么,而经独立记录的命中地点、伤亡记录和航班受扰情况,则只能回答范围更窄的问题。因此,经得起检验的叙述应当将已确认的事件、各方宣称的战果以及尚未厘清的责任归属区分开来,尤其是在评估某次防御交战为何未能避免损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