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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政治、军事与国际关系 / second-strike-capability

第二次打击能力

第二次打击能力是指在敌方核先发打击后,仍保有足够兵力与指挥系统实施有效报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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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打击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承受对手的初次攻击后,仍能实施有效报复性攻击的能力,尤其是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能力。这是核威慑的核心概念:如果攻击方无法阻止对方作出毁灭性反击,就可能不敢发动核战争。这种能力不仅取决于是否有武器在攻击后幸存,还取决于能否保全使用这些武器所需的指挥权威、通信、人员和运载系统。

定义与战略目的

第二次打击是指在对手实施第一次打击之后进行的报复性攻击。在核战略中,第一次打击通常指旨在消除或大幅削弱对手报复能力的攻击。这与首先使用不同,后者指在冲突中率先使用核武器,无论其目的是否是解除对手的核武装。

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会使成功解除对手核武装的攻击变得困难,或几乎不可行。其战略目的是使对手无法确信,发动核战争能够带来可接受的结果。

对于具备这种能力所需的数量门槛,并不存在普遍认可的标准。这种能力是否充足,取决于对手的进攻力量与防御能力、报复力量的生存能力与可靠性,以及对手认为什么程度的损失不可接受。如果武器和指挥体系很容易失效,规模庞大的核武库仍可能十分脆弱;规模较小但生存能力更强的力量,反而可能构成更可信的报复威胁。

因此,第二次打击能力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一支面对某个对手时具备生存能力的力量,面对另一个对手时可能就不那么安全,也可能随着技术变化而变得更加脆弱。

必要条件

作战力量的生存能力

部分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必须在初次攻击后仍能正常运作。防护、隐蔽、机动、分散配置或海上部署,都有助于提高生存能力。系统类型的多样化也能减少对某一种具有共同弱点的系统的依赖。

仅仅幸存下来还不够。即使配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或面临对手的防御拦截,剩余武器仍须能够抵达预定目标并正常发挥作用。

指挥与控制系统的生存能力

一个国家必须保有作出合法发射决定、核验其真实性、传达决定并执行命令的手段。这正是核指挥与控制的职能。

即使武器幸存,摧毁政治或军事领导层、干扰通信,或使命令无法通过真实性核验,都可能削弱报复能力。另一方面,旨在确保报复能力的安排,也必须防止未经授权或意外使用核武器。既要确保经授权的使用能够可靠实施,又要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如何平衡两者是核指挥系统面临的根本问题。

可信度

威慑取决于对手的预期,而不仅仅是武器在物理上的存在。对手必须相信,足够的作战力量能够幸存,而且报复仍然可以实施。

这使隐蔽与信息传达之间产生了矛盾。保密能够保护作战力量,而适当披露能力与作战原则,则有助于确立其可信度。仅凭公开声明,并不能证明核武库能够在攻击后幸存。

与第二次打击能力相关的作战力量

多种运载系统都能为具有生存能力的报复力量作出贡献:

  • 弹道导弹潜艇。 隐蔽于海上的潜艇可能难以被发现和攻击,因此成为许多国家第二次打击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取决于能否持续保持隐蔽、技术是否可靠,以及能否与国家指挥当局保持通信。
  • 陆基导弹。 经过防护的固定设施和机动发射装置,为提高生存能力提供了不同途径。其有效性取决于所面临的威胁,以及配套系统的抗毁与恢复能力。
  • 战略轰炸机。 轰炸机具有灵活性,而且在投放武器之前可以被召回。其生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地部署、预警、战备状态,以及能否在遭受攻击期间继续执行任务。

核三位一体由陆基导弹、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组成。其设计考虑之一,是降低某一种攻击手段或某项技术进步使全部核力量失效的风险。三位一体并非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必要条件;国家也可以依靠较少类型的运载系统,谋求可信的报复能力。

历史发展

在冷战期间,随着美国和苏联发展出规模更大、能力更强的核武库,第二次打击能力成为核心关切。早期核力量高度依赖轰炸机和防护相对薄弱的基地。此后,远程弹道导弹、防护加固的发射设施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一方能否消灭对手报复力量的判断。

战略研究者日益重视区分拥有核武器与拥有具备生存能力的威慑力量。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于1959年发表的文章《恐怖的微妙平衡》颇具影响力,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不能仅凭核武库的规模,就认定有效报复必然能够实现。

具有生存能力的核力量的出现,推动了相互确保摧毁概念的形成:在这种状态下,敌对双方即使先遭到攻击,仍各自保有给对方造成不可接受损失的能力。第二次打击能力是这一状态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两者并非同义。第二次打击能力描述的是单个行为体拥有的能力;相互确保摧毁描述的则是一种战略关系。

与核战略原则的关系

报复与预警即发射

可靠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并不一定需要在来袭武器抵达之前发射武器。原则上,具备生存能力的力量可以在攻击发生、且攻击性质得到评估之后实施报复。

相比之下,预警即发射是指根据来袭攻击的预警,在来袭武器爆炸之前发射武器。这种部署与运用方式可能旨在保护容易受损的力量,但对预警系统和快速决策提出了很高要求。它与承受攻击后再实施报复的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目标选择与首先使用政策

第二次打击能力并不规定必须打击哪一类目标。报复计划可能涉及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等反力量目标,也可能涉及与人口和经济资产相关的反价值目标。目标选择会影响对作战力量的需求,并引出不同的法律与人道问题。

第二次打击能力本身也不意味着确立了不首先使用政策。一个国家可以在维持具备生存能力的报复力量的同时,保留在某些情况下率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

战略影响与局限

可靠的报复力量有助于实现首次打击稳定性:双方都不指望通过率先攻击取得决定性优势。这可能减轻危机期间迅速使用武器的压力。

但它并不能消除核危险。领导人可能误判对手的意图、收到不准确的预警,或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核力量也可能在威慑某些形式攻击的同时,无法阻止常规战争或其他冲突。

技术发展可能改变对生存能力的评估。监视、精确制导武器、反潜作战、导弹防御以及网络安全领域的网络作战能力的进步,都可能影响作战力量或其配套系统。这些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其规模、可靠性、部署情况,以及攻防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新技术的出现本身,并不能证明第二次打击力量已经失效。

军备控制可以通过协商限制措施、核查和信息交换,处理其中一些关切。某项具体协议能否增强稳定性,部分取决于它如何影响各方的报复能力,而不只是削减了多少武器。

“报复能够威慑攻击”这一战略判断,与任何具体报复行动在法律上是否被允许,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核报复仍受国际法约束,包括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并不意味着以任何方式使用这种能力都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