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定居点是以色列在1967年6月六日战争期间夺取的领土上建立的平民社区。这一称谓主要指位于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戈兰高地的社区,也包括以色列后来撤离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上的原有定居点。定居点的规模各异,既有小型农业社区和山顶前哨定居点,也有颇具规模的城镇和城市街区。居民主要是具有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
定居点是巴以冲突的核心议题,因为其选址、基础设施和辖区管理影响着巴勒斯坦人使用土地、自由通行以及实现民族自决的前景。定居点也是以色列与叙利亚围绕戈兰高地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联合国、国际法院(ICJ)以及国际法界的主流观点均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对这一解释持异议,并将根据其自身行政安排获准建立的定居点与未经批准建立的前哨定居点加以区分。领土的法律地位、具体地块的所有权以及特定建设项目的合法性,是彼此独立的问题,涉及相互交叠的法律体系。
领土范围与术语
界定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主要地理参照是绿线,即1949年以色列与邻近阿拉伯国家之间划定的停战分界线。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之前,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位于这条线的约旦一侧。尽管停战协定并未确立永久性的政治边界,绿线仍是国际上区分以色列与其在那场战争中所占领土的通常参照。在当代外交用语中,位于以色列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犹太城镇通常不被归类为以色列定居点。
东耶路撒冷在行政上具有特殊性。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扩大了耶路撒冷的市界,并将以色列的法律、司法管辖及行政管理适用于扩大的区域。以色列1980年的《基本法》宣布,“完整且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些措施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以色列将拉莫特、吉洛和皮斯加特泽埃夫等地视为耶路撒冷的街区;联合国和多数国家则认为,在绿线以外建立这些社区构成定居活动。这些地区在城市形态上与耶路撒冷连成一片,且已纳入其市政体系,但这并不消除国际法上的这一区别。
1967年从叙利亚夺取的戈兰高地,既有以色列定居点,也有历史悠久的叙利亚社区,后者主要是德鲁兹人村庄。1981年,以色列将其法律、司法管辖及行政管理适用于该地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97号决议宣布,这一决定无效,不具有国际法律效力。2019年,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偏离了其他大多数国家所坚持的立场。因此,戈兰高地属于以色列定居活动的整体历史范畴,但不在以巴谈判的领土框架之内。
“定居点”“前哨定居点”和“定居点群”指的是不同事物。获准设立的定居点已取得以色列政府的相关批准,但按照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法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合法性。前哨定居点是指未取得以色列所要求的部分或全部许可便建立的社区;不过,其中一些仍获得公共服务或其他援助。定居点群则是一个政治和地理概念,指通常位于绿线或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点集中区域,而不是一个定义统一的法律类别。
历史上的犹太人居住情况与现代定居点的地位也需要区分。1948年以前,希伯伦和埃齐翁地区等地就存在犹太社区。1967年后建立的一些定居点,被明确描述为重返这些地方。历史上的居住情况或许可以解释一个社区的身份认同或其政治正当性主张,但国际法上的定性所关注的是占领后行使权力和建立平民定居点的行为,而不只是犹太人过去是否曾在该地区居住。
历史发展与定居运动
定居点建设并非源自某一份政府总体规划,而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内部几股不同思潮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67年6月战争后,以色列官员就新占领领土的处置展开争论:是出于安全考虑予以保留,用来换取和平,还是基于历史和宗教理由将其并入以色列。工党领导的政府批准建立了最早的一批定居点。卡法尔埃齐翁于1967年9月重建,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谷也出现了农业定居点。这些早期举措将安全规划、农业开发,以及与早期犹太人社区有关的权利主张结合在一起。
伊加尔·阿隆提出的方案通常称为“阿隆计划”,虽未作为一项全面和平方案获得正式通过,却影响了定居点政策。这些方案设想保留战略要地,尤其是约旦河谷和通往耶路撒冷的地带,同时不将巴勒斯坦人口密集地区直接并入以色列。因此,早期定居点的布局侧重于边境地区、交通要道,以及以色列规划者认为能够提供战略纵深的地带。有些定居点最初是纳哈尔部队的军农据点,后来才转变为平民社区。
另一股推动力来自宗教民族主义活动人士。1968年一次逾越节聚会后,犹太人在希伯伦建立了社区,随后又在附近兴建了基里亚特阿尔巴,这成为一个重要先例。1974年成立的“信仰者集团”将到《圣经》中的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定居视为宗教和民族义务;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是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常用称呼。该组织的活动人士力推在中部高地建立社区,包括靠近巴勒斯坦主要人口中心的地区,而非仅限于外围的安全地带。
利库德集团在1977年以色列选举中获胜后,政府加大了对定居点建设的支持。梅纳赫姆·贝京政府以及阿里埃勒·沙龙等官员推动建立覆盖更广的定居点网络。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定居部的相关规划,包括马蒂蒂亚胡·德罗布莱斯提出的方案,都强调在整个约旦河西岸布局定居点。此后数十年间,大型郊区社区与基于意识形态建立的定居点、农业定居点一同发展壮大。政治构成各异的历届政府都继续推进定居点建设,但在新项目审批、施工及谈判方面的政策有所不同。
这段历史也包括大规模撤离。根据《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以色列在1982年完成从西奈半岛撤军之前,拆除了包括亚米特在内的西奈定居点。2005年,阿里埃勒·沙龙政府撤除了加沙全部21个以色列定居点,以及约旦河西岸北部的4个定居点。这些撤离表明,政府可以决定拆除定居点,但也在以色列国内造成了持久的政治分歧。2005年的撤离并未终结国际社会对加沙地位的争议: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将其视为被占领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其占领已经结束。
人口、社区类型与政治组织
定居点居民在宗教实践、经济状况和居住原因等方面各不相同。一些居民主要从宗教民族主义信念或历史情感联系的角度理解定居活动。另一些人则因房价、较大的住房、公共服务、亲属网络,或便于前往耶路撒冷及以色列中部就业而迁入。将所有定居者视为同一意识形态运动的成员,会掩盖郊区通勤者、极端正统派家庭、农业社区居民与居住在小型前哨定居点的活动人士之间的差异。
到2020年代初,国际报道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定居者总数已超过70万。联合国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共有279个定居点,约有70万名定居者;其定居点数量也包括未经批准设立的前哨定居点。由于各来源采用的统计日期、地理范围和定义不同,数据存在差异。以色列的统计数据系列通常将耶路撒冷人口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人口分开统计,因此,不加说明地比较这些数据会产生误导。
人口较多的定居点包括莫迪因伊利特、贝塔尔伊利特、马阿勒阿杜明和阿里埃勒。莫迪因伊利特和贝塔尔伊利特是以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为主的城市,其人口相对年轻、出生率较高,对定居点人口增长贡献显著。马阿勒阿杜明是在耶路撒冷以东发展起来的规划城市社区,而阿里埃勒则位于约旦河西岸北部更深入的地区,已成为重要的居住、教育和工业中心。人口规模并不一定反映其占地范围:一个小型社区可能拥有面积很大的市政辖区,或连接着大片农业用地。
规模较小的定居点包括合作农业社区、集体村庄和独立的住宅聚居区。有些设有居民准入程序或社区机构,而较大的城镇在运作方式上更接近普通的以色列市镇。山顶前哨定居点最初可能只有活动房屋、农用建筑或少数几户家庭。畜牧农场对土地控制的影响可能远超其居民人口规模所显示的程度,因为放牧、出入道路和安保安排会影响周边大片地区。
定居点在以色列行政体系内设有民选的地方自治机构,包括地方议会,以及由多个社区组成的区域议会。代表定居点利益的伞形组织“耶沙委员会”,其名称源自“犹地亚、撒马利亚和加沙”三个地名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尽管以色列已撤离加沙定居点,该组织仍沿用这一名称。定居点领导人对以色列的选举政治、联合政府谈判,以及围绕建设和撤离开展的政治活动具有影响力,但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居民对于谈判、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以及抵制政府决定是否具有正当性,持有不同看法。
土地取得、规划与基础设施
定居点开发涉及几个不同的程序:选定土地、确定其法律类别、批准设立社区、审批规划以及核发建筑许可。这些程序并不总是同步进行。一个定居点可能已获政府承认,但其中某些建筑却没有有效许可;一个前哨定居点所占用的土地可能被以色列当局认定为国有土地,但该定居点本身仍未获得批准。国际社会对定居点的反对,并不取决于每一宗土地是否属于私人所有。
在占领初期,以色列当局经常以军事需要为由,为定居点相关用途征用土地。以色列最高法院1979年就埃隆莫雷定居点作出的判决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法院裁定,为该定居点征用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的措施无效,因为所提出的军事理由不足以支持这一措施。此后,定居点扩张更多地依赖国有土地认定、土地购买及其他行政机制。在确定土地能否归类为国有财产时,以色列当局对沿袭下来的奥斯曼土地法规作出解释,其中包括有关耕作的规定。
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时,当地的土地登记尚未完成。因此,争议可能涉及产权文书、继承、历史耕作情况、村庄边界以及未耕作土地的分类。奥斯曼时期、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约旦时期的法律与以色列军事法律措施交织在一起,使土地权属问题更加复杂。巴勒斯坦土地持有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和以色列法院,对土地认定或建设活动提出异议,但举证、诉诸相关程序的渠道以及程序进行的时间,都可能构成重大障碍。
奥斯陆协议将东耶路撒冷以外的约旦河西岸划分为A区、B区和C区,分别实行不同的临时行政安排。C区约占约旦河西岸面积的60%,其安全事务和大部分与土地有关的民事事务仍由以色列控制。东耶路撒冷以外的约旦河西岸所有以色列定居点都位于C区。该区的规划事务一直由军事体制内的以色列民政局负责,不过文职政治官员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决策并承担监督职责。
道路、电力、供水网络、工业区和公共机构将定居点与以色列连为一体。一些道路绕过巴勒斯坦建成区,为通勤提供便利;通行条件则因道路、地点和安全措施而异。因此,受定居点基础设施影响的土地范围大于住宅所覆盖的面积。在衡量定居点的土地使用规模时,必须区分市政辖区、安全隔离区、道路走廊和农业用地划拨范围。
未经批准的建设活动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反复争议。一些前哨定居点已依照法院判决被撤除,包括2017年的阿莫纳定居点。另一些则获得了追认,或被并入已获承认的定居点。2020年,最高法院裁定2017年《合法化法》无效;该法原本试图通过包括补偿在内的安排,使某些建在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的定居点建筑合法化。
国际法律地位与司法裁决
国际上对定居点提出的主要法律异议,源自军事占领法。占领并不使主权转移给占领国。占领国的权力受到1907年《海牙章程》、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以及其他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约束。《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9条第6款规定,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人口的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的领土”。国际上的主流解释认为,这一禁令适用于国家为组织、鼓励或便利平民定居而采取的措施。
以色列对这一法律立场的若干方面及其在约旦河西岸的适用均提出了异议。其官方论点包括:1967年以前,该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合法主权国家;该领土的地位存在争议;以及第49条第6款针对的是另一类强制人口迁移。以色列历届政府还坚持认为,定居点的地位应通过谈判解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法院均不接受这些论点足以使该领土不受相关占领法框架约束的主张。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曾多次处理定居点问题。1979年第446号决议指出,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所占领土上推行的定居点政策及做法不具有法律效力。1980年第465号决议要求拆除现有定居点,并停止定居点的设立、建设和规划。2016年12月在美国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第2334号决议重申,在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上的定居点不具有法律效力,并构成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国际法院在2004年就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隔离墙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中认定,以色列定居点的建立违反了国际法。在2024年7月19日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发表的另一份咨询意见中,法院认定,以色列在该领土上的持续存在属于非法。法院指出,以色列有义务立即停止新的定居点活动,并将所有定居者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咨询意见并非对诉讼当事国具有约束力的判决,但具有重大的法律权威性。
国际刑法涉及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将占领国直接或间接地把本国部分平民人口移送至被占领土的行为,列为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之一。追究个人刑事责任,须具备管辖权,并证明相关法律构成要件得到满足;认定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这一一般性结论,本身并不等于对任何个人的定罪。
以色列国内司法裁决处理的则是另一法律层面的问题。法院曾审查土地所有权、军事当局权限、规划和居民权利等事项,但并不将其对某项具体措施的批准视为对定居点在国际法上合法性的认定。这一区别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社区可以根据以色列的制度安排获得批准,却在国际上的主流立场下仍属非法。
经济生活及与以色列的融合
定居点经济既包括居民外出通勤就业,也涵盖当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公共部门就业。许多居民在以色列境内或耶路撒冷工作,而非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内就业。因此,道路及与大都市地区的交通联系尤为重要。绿线附近的定居点在经济上往往发挥着郊区的功能,尽管其所处位置使其在国际法上属于另一种类别。
公共支出为市政服务、交通连接、学校、公用设施及安全保障提供支持。在不同时期,某些定居点或地区曾符合国家优先发展援助或其他激励措施的资格。这类支持因政府政策、地理位置及具体项目而异,并非所有定居者都能以相同条件享有的统一福利。大型城市、小型意识形态导向社区,以及靠近以色列就业中心的地区,其住房成本和房源供应也存在显著差异。
农业在约旦河谷尤为重要,当地定居点企业种植椰枣及其他灌溉作物。巴尔坎和米绍尔阿杜米姆等工业区容纳了制造业企业、作坊、仓库和服务业企业。这些经济活动将定居点的土地和基础设施与以色列及海外市场联系起来。仅凭居住人口数据无法理解其经济地理格局:工业和农业用地可能位于住宅建成区的核心范围之外。
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定居点从事建筑、工厂和农业工作,通常须遵守以色列管控的许可和安全安排。这些工作提供的工资可能高于巴勒斯坦部分经济领域的工资水平,但也会使劳动者依赖于一种其扩张在政治和法律上受到巴勒斯坦人反对的经济体系。工作条件、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以及劳动保障的适用,一直是诉讼和倡议活动关注的问题。2007年,以色列最高法院在一宗涉及约旦河西岸工作场所的案件中裁定,在该案的具体情形下,以色列劳动法适用于受雇于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劳动者。
国际上对定居点产品的处理,将商品原产地与生产者的国籍加以区分。根据欧盟的相关安排,原产于定居点的商品不能享受《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定》为原产于以色列的产品规定的优惠待遇。2019年,欧盟法院裁定,原产于以色列所占领土的食品必须标明该原产地;如果来自以色列定居点,还必须注明这一具体来源。
这些措施并不一定构成全面贸易禁令。关税优惠、消费者标签、公共采购、投资政策及制裁,是法律效力各不相同的独立工具。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还公布了一个数据库,收录参与特定定居点相关活动的企业。被列入该数据库,是该办公室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行政认定,并不等于刑事定罪。
对巴勒斯坦社区和领土连通性的影响
与定居点相关的土地使用不仅通过住宅建设,也通过其他多种机制影响巴勒斯坦社区。这些机制包括无法进入某些地块、定居点边界周边的限制措施、道路建设、军事保护安排,以及对周边地区开发的限制。各地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大型定居点城市附近的情况,与农业定居点、孤立的前哨定居点或巴勒斯坦城区内的小型飞地周边的情况并不相同。
农业尤其依赖土地的可达性。农民若要前往定居点附近或约旦河西岸隔离墙另一侧的土地,可能需要事先协调或取得许可。获准进入的时段有限,可能影响耕地、修剪、收获以及灌溉系统的维护。联合国机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以及执法机关都曾记录树木遭破坏、盗窃和暴力事件。这类事件需要与正式征地加以区分,不过两者都可能削弱土地持有人实际使用其财产的能力。
巴勒斯坦人在C区进行建设,通常需要通过以色列控制的规划体系获得许可。许多建筑未获许可,因此面临拆除令。以色列当局将此类拆除界定为规划执法;联合国机构则记录了巴勒斯坦规划方案和建设许可获批数量稀少的情况,以及由此对住房和社区发展造成的限制。因此,定居点规划与巴勒斯坦社区规划是同一领土管理体系中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但两者在制度层面获得的机会及最终结果各不相同。
以色列自2002年开始修建的隔离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称其为防范袭击的安全措施。隔离墙的大部分线路位于约旦河西岸内部,而非沿绿线延伸,将许多定居点划在其西侧,同时将一些巴勒斯坦社区与农田、服务设施或附近城镇分隔开来。2004年,国际法院认定,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修建隔离墙及实施相关管制制度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法院也曾另行下令,要求调整部分路段的走向。
东耶路撒冷受到影响的方式自有其特点。以色列定居社区、巴勒斯坦社区、市政基础设施和隔离墙,在扩大后的城市边界内外相互交错。巴勒斯坦居民通常持有永久居民身份,而非自动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谢赫贾拉和锡勒万等地的争议,可能涉及产权主张、驱逐程序、规划以及有组织的定居活动。这些城市案例在制度层面不同于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座全新城镇。
因此,仅凭定居点建成区的占地范围,无法充分理解其对领土格局的影响。道路和通行管制会影响巴勒斯坦人口聚居区能否形成相互连通的经济与社会空间。正因如此,外交评估除了考察定居点或居民数量,也会考虑领土的连通性、前往耶路撒冷的通行条件、农业腹地以及未来边界。
安全、暴力与管理体制
以色列历届政府都曾以安全为由,为定居点政策的某些方面辩护,尤其涉及约旦河谷、高地以及通往主要人口中心的地带。早期的定居点规划者认为,平民社区有助于控制领土并提供战略纵深。批评者,包括一些以色列前安全官员,则认为,分散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境内的平民需要大量军事保护,也使平民生活与军事行动更难分离。有关安全的主张因地点而异,不能用单一判断概括所有定居点的情况。
定居者曾遭到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及个人的枪击、爆炸、持刀袭击及其他攻击。2011年,福格尔一家五口在伊塔马尔遇害,就是其中一宗备受关注的事件。保护措施包括设置围栏、派人把守出入口、巡逻、部署军队以及限制周边地区的通行。无论平民所居住的定居点具有何种法律地位,国际人道法都禁止对平民发动攻击。
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也有大量记录,包括人身袭击、纵火、毁坏橄榄林,以及袭击住宅和车辆。1994年,巴鲁赫·戈尔茨坦在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又称列祖之洞)杀害了29名巴勒斯坦礼拜者。2015年,杜马村发生纵火袭击,达瓦布沙一家三人遇害;2020年,以色列一家法院裁定一名以色列定居者犯有谋杀罪。个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与定居者整体的行为或观点区分开来。
执法体系涉及多个职权交叠的机构。通过立法扩大以色列普通刑法的属人适用范围,以色列定居者大体上受该法律管辖;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涉及安全犯罪及许多其他事项时,通常受军事法管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法院则在临时协议划定的管辖范围内行使职权。由此形成的法律差异涉及程序、拘留、起诉以及利用相关机构的途径,而不仅仅是法院设在何处。
以色列法院、国家监督机构及人权组织曾审查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犯罪在调查方面存在的不足,包括证据收集、向警方报案的便利程度以及案件结案方面的问题。以色列当局曾对部分以色列极端分子采取刑事起诉和行政措施。这些措施的存在,与执法不力问题持续被查明,是两个独立的事实;两者都不能证明每起事件都会得到相关机构同样的处理。
希伯伦体现了定居点、安全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密切互动。根据1997年《希伯伦议定书》,该市被划分为由巴勒斯坦方面负责安全事务的H1区,以及以色列保留安全控制权的H2区。H2区内的小片以色列居民聚居区,处于人数远多于其居民的巴勒斯坦人口之中。检查站、街道通行限制及军事保护安排,对巴勒斯坦人在老城的通行和商业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谈判、撤离与国际政策
自占领初期以来,定居点一直是外交谈判的核心议题。1967年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确立了一个框架,将撤出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与和平及承认相联系,但并未规定详细的定居点政策或最终边界。此后的决议则明确涉及定居点问题。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促成了西奈半岛定居点的撤离,将撤出领土与双边和平协议联系起来。
奥斯陆进程将定居点、耶路撒冷、边界、难民及其他问题留待永久地位谈判处理。临时协议既未拆除定居点,也未建立巴勒斯坦国。协议将特定的行政和安全职责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时仍将定居点社区置于以色列管辖之下。巴勒斯坦领导人一直认为,定居点持续扩张破坏了谈判的领土基础;以色列历届政府则在建设限制以及拟保留哪些领土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
与两国方案有关的提案,往往将靠近绿线的大型定居点集中区与约旦河西岸纵深地区的定居点区别对待。一些提案设想通过双方同意的土地交换,允许以色列保留某些定居点,同时将其他领土划归巴勒斯坦国。这类提案并不意味着“定居点集团”的边界已获国际认可。这些区域的规模、涵盖哪些定居点、如何处理耶路撒冷问题,以及交换土地的位置和质量,始终存在争议。
有几个地点在外交上具有特殊意义。位于耶路撒冷与马阿勒阿杜明之间的E1区备受争议,因为该地区的开发可能影响巴勒斯坦地区南北之间的连通,以及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其他地区之间的通行。阿里埃勒则因深入绿线以东而引发另一类问题。有关约旦河谷的安排提案,涉及定居点、边界、安全部署、农业,以及巴勒斯坦人通往对外边境的通道等多重问题。
以色列政府有时会对建设实施有限限制。2009年宣布的一项为期十个月的暂停建设措施,适用于约旦河西岸部分新住宅项目的开工,但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并设有其他例外。美国对定居点的法律定性也随时间发生变化。2019年,特朗普政府表示,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以色列平民定居点,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2024年2月,拜登政府表示,新建定居点违反国际法。
2005年撤离加沙的行动,仍是以色列讨论未来撤离问题时的重要参照。支持者与反对者从此后的安全局势演变中得出了不同结论,但这次撤离本身只是撤除了平民定居点,并未解决最终地位问题。2023年,以色列修订了此前限制以色列人进入和居留于约旦河西岸北部部分地区的法律;这些地区曾于2005年撤离。此次修法并未推翻撤除加沙定居点的决定。
国际政策还区分不予承认的立场与落实这一立场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第2334号决议呼吁各国在相关往来中,区分以色列领土与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领土。国际法院2024年的咨询意见同样涉及各国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存在所负有的不予承认、不提供援助的义务。落实这些义务涉及外交协议、进口、金融活动、机构合作以及与定居点当局往来等方面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