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杜南(1828年5月8日—1910年10月30日)是瑞士人道主义者、商人和作家。他对索尔费里诺战役后伤兵境况的记述,推动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他提议成立志愿救护团体,并通过国际协定保护战地医疗服务,这些倡议促成了18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864年第一部《日内瓦公约》的订立。1901年,他与法国和平倡导者弗雷德里克·帕西共同获得首届诺贝尔和平奖。
杜南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将基于亲眼所见发出的呼吁,与切实可行的组织建设和法律方案结合起来。他主张,对伤兵的救护应在战争爆发前就做好准备,并且不应因国籍而有所区别。他的一生也经历了经商失败、被排斥在自己参与创立的机构之外、数十年生活困顿,最终才获得国际认可。因此,他的贡献既是现代人道主义行动的奠基篇章,也为研究个人倡议、集体性的机构建设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案例。
日内瓦的成长经历、宗教社团与商业活动
杜南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富裕的新教家庭。父亲让-雅克·杜南是一名商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慈善事业;母亲安娜-安托瓦内特·科拉东则参与救助病患和贫困者的工作。日内瓦的宗教文化强调个人在慈善事业中的责任,杜南从小耳濡目染,见证了人们如何以实际行动帮助弱势群体。他日后的人道主义活动正是孕育于这样的环境,而非源于医学、军事行政或外交方面的专业背景。
年轻时,杜南便参与福音派社团活动,探访囚犯,并帮助穷人。1852年,他协助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日内瓦分会,该组织通常以英文缩写YMCA为人所知。他还参与了跨国联络工作,最终促成该组织于1855年在巴黎成立世界联盟。这些活动使他积累了组织会议、散发呼吁书、保持通信往来,以及将各国地方志愿团体联系起来的经验。这些方法后来成为他推动成立战地救护团体的重要手段。
杜南没有在完成学校教育后继续升入大学。他在日内瓦接受商业培训,随后参与日内瓦塞蒂夫殖民公司(Compagnie genevoise des colonies de Sétif)的业务;这家公司在法国控制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经营。自1853年起,他前往北非各地,彼时欧洲商业企业受益于法国殖民统治的体制。他在当地的经历包括农业开发计划、筹措资金,以及争取官方特许权。因此,他的早期生涯不仅是慈善史的一部分,也属于欧洲商业扩张的历史。
后来,杜南创办了一家与阿尔及利亚蒙斯-杰米拉面粉厂有关的企业。企业的前景取决于能否取得足够的土地和用水权,而这些问题又与殖民行政管理纠缠在一起。为了寻求最高政治层面的协助,他决定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求助。1859年,皇帝正在意大利北部征战,法国和撒丁王国的军队在那里与奥地利交战。杜南为争取皇帝支持而踏上的旅程,将他带到了索尔费里诺附近。
厘清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对于理解事件的发展顺序十分重要。杜南并不是作为受指派的救护人员前往意大利,他目睹战场上大批伤亡者的苦难,也并非源于一项事先组织好的人道救援任务。是一项商业活动使他置身于一场惨烈战事附近。随后,他的宗教信念和社团活动经验为他应对眼前的苦难提供了助力;而后来的红十字事业,则是在这段经历之后逐渐形成的,并非早已有之。
索尔费里诺与战场救护经历
索尔费里诺战役于1859年6月24日爆发,是通常所称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一场战役。法国与撒丁王国的军队在加尔达湖以南的广阔地区与奥地利军队交战。数十万士兵投入战斗,造成数万人死亡、受伤或失踪。伤亡规模远远超出了当时军队医疗救护体系的应对能力。战斗结束后,伤员的转运、安置和救治仍在继续。
杜南在战斗结束后抵达当地。他最具深远影响的救援活动是在斯蒂维耶雷堡开展的,当地的教堂及其他建筑已被改作临时救治场所。在主教堂内,伤员拥挤不堪,物资匮乏,饮水不足,受过训练的护理人员也寥寥无几。他后来在记述中描绘了伤员的口渴、未经处理的伤口、截肢、精疲力竭的状态,以及他们因无法得知战友或家人下落而承受的痛苦。
他帮助组织当地居民开展救援,尤其动员了镇上的妇女,并设法筹措物资、寻求更多人手。Tutti fratelli,即“皆为兄弟”,成为这次救援行动的标志性用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奥地利伤兵应当与获胜方军队的士兵一样获得救助。这一原则并非认为交战各方的政治诉求没有区别,而是强调,伤员眼前的急迫需要不应因其国籍或效忠对象而受到轻视。
这场紧急危机暴露出组织工作中几方面的明显不足。相对于伤亡人数,医护人员和运输力量严重短缺;普通民众缺乏开展大规模救援的准备;救助工作又高度依赖当地临时组织的行动。即使医生和志愿者愿意提供帮助,他们也需要物资、协调机制、接近伤员的通道,以及免受军事干扰的保障。杜南后来的倡议正是针对这些实际问题,而不只是呼吁人们多一些同情心。
索尔费里诺并非有组织的战地护理或关怀伤兵的起点。军队医疗机构早已存在,宗教修会也长期从事照护工作,而不久前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工作,更使医院管理和军队卫生问题受到关注。杜南的独特贡献,在于提出了一套可在不同国家推行的制度安排:在和平时期建立并训练志愿救援组织,同时由各国政府订立协议,保护战时医疗救助。他通过对这场危机的记述,将一次紧急事件转化为建立常设机构的有力论据。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及其行动纲领
1862年,杜南在日内瓦出版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法文原名为 Un souvenir de Solférino,英文通常称为 A Memory of Solferino)。他自费出版此书,并将其分送给政界、军界和慈善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书中既描写了战斗经过及战后的苦难,也提出了旨在防止伤员再次遭到类似遗弃的建议。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发挥影响,关键在于它从鲜明的个人经历出发,逐步引向制度改革。
这部作品并非单纯的军事史。它通过具体场景和亲身接触,让读者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伤员,而非伤亡统计中的数字。书中描写了伤员乞求饮水、接受临时救治,或远离家人而死的情景,对当时以战略成就和国家荣耀为主导的公共战争话语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杜南所面向的读者接受军队的存在,也承认未来仍可能发生战争。他当下的行动纲领是减轻苦难,而不是将废除战争作为提供救济的前提。
书中的第一项核心建议,是在各国成立志愿救护团体。这些组织应在和平时期招募和培训人员,以免战斗结束后才临时筹措救护工作。准备工作可以包括收集物资、安排运输、与军事当局建立联系,以及物色能够随医疗队服务的人员。这项建议将慈善热忱转化为组织需要长期承担的责任。
第二项建议涉及政府间的协议。杜南提出,各国能否制定一项由公约确认的国际原则,为保护伤兵救护工作提供依据。志愿人员仅凭自身力量,既无法保证能够进入战场,也无法说服军队承认医护人员的身份。因此,国家之间作出的法律承诺,将与各国救护团体的实际工作相辅相成。将民间倡议与国家义务相结合,是这一构想的根本所在。
这本书通过社会精英的人际网络流传,但它的呼吁并不止于寻求贵族的赞助。它邀请军官、医生、行政人员、宗教团体和普通志愿者参与一项共同事业。杜南的才能,部分就在于将这些群体联结起来。他没有提供完整的条约文本,也没有为一场世界性运动拟定详尽的章程;这些都是后来通过集体讨论逐步形成的。尽管如此,这本书既提供了促成行动的叙事,也提出了由两项建议构成的行动纲领,最早的红十字组织正是围绕这一纲领建立起来的。
五人委员会与1863年国际会议
在日内瓦,律师、慈善家兼日内瓦公益协会会长古斯塔夫·穆瓦尼埃看到了杜南的倡议在组织建设方面的潜力。协会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对这些倡议进行研究。委员会于1863年2月17日举行首次会议,成员包括杜南、穆瓦尼埃、纪尧姆-亨利·杜富尔将军,以及路易·阿皮亚和泰奥多尔·莫努瓦两位医生。这个最初为研究一项倡议而成立的机构,后来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
小组的人员构成有助于将道义呼吁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杜富尔带来了军事方面的威望与经验;阿皮亚和莫努瓦贡献了医学知识;穆瓦尼埃负责行政和法律层面的组织工作;杜南则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开展宣传,并积极拓展国际联系。由此诞生的机构并非杜南一人之功。它的发展有赖于成员之间的协商,而这些人对军事上的可行性、法律保护和志愿行动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
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一场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各国政府和慈善团体的代表齐聚一堂,商议设立救护协会。会议决议提出设立国家委员会,使其能够协助军队医疗部门,在和平时期培训志愿人员,并在战争期间协调救护工作。会议还认可了一种共同的识别标志:佩戴在臂章上的白底红十字。这一共同标志使救护人员和活动在不同国家都能得到辨认,也减少了各地使用互不相关的标志可能造成的混乱。
杜南四处奔走,广泛通信,争取各方参会和政府支持。他在倡议中日益强调保护医务人员和伤员,尽管委员会成员起初并非都认同这些建议能够多快得到落实。会议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权通过条约约束各国政府的外交会议。因此,其有关组织建设的决议和建议若要成为法律义务,还需要经过另行开展的政府间程序。
这一逐渐形成的架构划分了各方职责,而没有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救护机构。各国红十字会将在本国招募人员、动员援助,日内瓦委员会则负责促进合作并维持国际联系。这种模式将志愿团体与军方及国家当局联系起来,同时也造成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张力:各国红十字会需要与本国政府和军队保持联系,但其人道主义宗旨又要求救护工作不能只是延续国家间的敌意。如何在实践中处理这种张力,成为此后红十字运动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1864年《日内瓦公约》
1864年8月,瑞士政府在日内瓦召开外交会议。8月22日,十二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公约》。这部首份《日内瓦公约》将杜南和日内瓦委员会所倡导的部分方案转化为正式的条约。公约共十条,涉及伤兵的待遇,以及对照护伤兵的人员和设施的保护。
公约要求,不分国籍,均应收集并照护伤病战斗人员。公约确认,军队医院、战地医疗设施以及从事医疗及相关工作的人员,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受到保护。公约也认可了协助救护伤员的当地居民所发挥的作用。白底红十字成为受保护医疗机构及人员的识别标志。这一标志兼具实际和法律作用:它标明了交战方已承诺尊重其人道职能的人员与物体。
公约所用的“中立”一词,不应被理解为与后来该词的所有用法完全相同。在1864年的文本中,它指的是特定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在规定情形下享有的受保护地位。后来的日内瓦法对此作出了更精确的表述。同样,这一标志并不意味着所有志愿服务或慈善活动都能成为受保护的医疗行动。其意义取决于是否获得授权、所履行的职能以及适用的法律规则;随着法律的发展,这些区别变得日益重要。
杜南的影响具有奠基意义,但他并非公约的唯一制定者。这份协定是日内瓦委员会的工作、瑞士在外交上的推动、军事和医学专业知识,以及各国代表之间谈判共同促成的结果。提出一项国际原则,与通过谈判达成文本,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容忽视:各国政府决定愿意接受哪些义务,而后续实施则取决于国内措施、军事指令以及战地实际行为。
1864年公约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它针对的是陆战中的伤病军人,并非一套全面保护平民、海战伤亡人员或战俘的制度。这些领域后来通过其他协定和修订得到规范。此后的日内瓦各项条约取代并扩充了这部公约,最终发展为1949年的四部公约及后来的附加议定书。杜南的贡献在于开启了这一法律发展进程,而不是创立了整套现代制度。这部公约的核心创新,是将救护受伤敌人明确规定为一项国际义务,而不再仅仅视为军方的仁慈之举。
财务崩溃与被排除出红十字会
救护运动日益获得认可之际,杜南的商业处境却不断恶化。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企业始终未能实现财务稳定,而他参与的范围更广的投机性商业活动,又使他蒙受了严重损失。1867年,日内瓦信贷银行倒闭,使这些困境演变为危机。杜南的财务问题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也遭受了损失。他日益增长的人道主义声誉与其商业行为之间的反差,令同僚们再也无法忽视。
1868年,日内瓦一家商事法院的判决认定,他在这次经营失败中存在重大过失。他在人道主义领域的成就并不能免除他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责任,当时的反对者也以这次破产为依据,认为他不应再在公共组织中任职。因此,他的财务崩溃并非一场与其他事务无关的个人不幸,而是直接动摇了他在日内瓦开展工作所依赖的信任与社会地位。
杜南于1867年8月辞去国际委员会秘书一职,随后也不再担任委员。此前,他与穆瓦尼埃就已因政策、工作方法及个人权威方面的分歧而关系紧张。破产事件使这些矛盾演变为长期的决裂。穆瓦尼埃成为巩固委员会组织架构的核心人物,杜南则失去了在委员会管理层中的位置,并离开了日内瓦。若将这次决裂仅仅归结为个人嫉妒或经营失败,便会掩盖组织内部的竞争、工作风格的差异以及一桩确实存在的商业丑闻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次分离也改变了公众对这场运动起源的记述。多年来,杜南在这个由他推动创立的机构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委员会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其日常管理的延续主要由其他人维系。他被排除在外,表明红十字会当时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即使失去最初倡导者也能继续存在的组织。同时,这也引发了有关历史功绩归属的争议,后来的支持者试图为他恢复应有的地位。
此后的岁月里,杜南辗转于欧洲各座城市,经济上常常缺乏保障。朋友和同情他的资助者偶尔会伸出援手,缓解他的困境,但他始终未能恢复财务崩溃前那种安稳的生活。他后来获得认可,并非因为他始终领导着红十字会。在得到认可之前,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间,他与这场运动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历史和象征意义上,而他的精力则转向了其他人道主义与和平事业。
人道主义事业与迁居海登
离开日内瓦后,杜南继续构思促进国际合作的方案。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及战后,他致力于推动救济和改善战俘待遇的举措,也参与了国际调解与仲裁方面的项目。这些活动超出了最初的战地医疗救护计划,表明他日益关注的不仅是减轻冲突的直接后果,还有预防冲突本身。
在他构想和筹办的项目中,有一项是建立国际图书馆,旨在让人们跨越国界和语言障碍,接触重要著作。这一提议将知识的传播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联系起来。与他后来的若干事业一样,这项计划有赖于雄心勃勃的国际协作网络,却缺乏红十字会所建立的那种稳固的行政与财政基础。它体现了杜南兴趣的广泛,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每项提议最终都发展成了正式机构。
杜南还主张改善妇女地位,并支持探讨妇女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发展机会。他的人道主义关怀逐渐扩展到奴隶制、剥削以及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影响等问题。这些关注与当时宗教界、慈善界及和平运动的活动网络有所交集,却未形成一套统一而完整的政治纲领。他的著述和项目涉及众多领域,实际成效也有很大差异。
他后期倡导和平的活动,应与1862至1864年间范围较为有限的计划区别开来。最初的红十字倡议以战争仍会发生为前提,力求在战争中提供可靠的救护。和平运动则提出了另一些问题,涉及裁军、国际仲裁,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争端。杜南后来同时参与了这两类事业,但在战争中施加人道主义约束与预防战争,始终是两项不同的工作,各有其支持者和方法。
1887年,他在瑞士外阿彭策尔州的海登镇定居。从1892年起,他住进当地一家兼具护理功能的医院,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医生赫尔曼·阿尔特赫尔成为照料和支持他的重要人物。杜南生活清贫,处境与他在19世纪60年代悉心经营的外交圈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他仍与外界保持通信,并持续关注国际事务。海登既是他度过晚年的地方,也是他的贡献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起点。
重新受到关注与诺贝尔和平奖
1895年,瑞士记者格奥尔格·鲍姆贝格前来拜访,此后杜南重新受到公众关注。鲍姆贝格关于这位住在海登的年迈人道主义者的报道广为流传,让人们注意到:他曾参与创立红十字会,如今却境况困顿。报道将一个人们熟知的国际机构与其创始人联系起来,而许多读者原以为这位创始人早已去世,或已几乎将他遗忘。报纸转载和私人通信使地方上的关注逐渐发展为一场争取国际认可的运动。
支持者中有德国教师兼作家鲁道夫·米勒,他致力于用史料记录杜南对这场运动早期发展的贡献。人道主义组织与和平组织也给予了杜南认可。这些努力并未使杜南重返日内瓦委员会,却加深了公众对他的认识,将他与最初那份不分敌我、救助战场伤员的呼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的经历成为一个典型:被埋没的成就,通过新闻业的报道、历史研究者的奔走呼吁,以及富有同情心的通信者网络,重新获得了认可。
诺贝尔奖的设立,为给予这种认可创造了新的机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和平奖应表彰那些致力于促进各国友爱、裁减常备军以及推动和平大会的工作。战场救援是否属于这一范畴,并非不言而喻。人道主义行动减轻了战争的苦难,却未必反对战争继续进行;有组织的和平运动则力求防止或消除某些形式的武装冲突。因此,首届和平奖的颁发涉及一项实质性抉择:哪些活动可以被视为对和平的贡献。
1901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首届和平奖平分授予杜南和弗雷德里克·帕西。帕西投身于有组织的和平运动、国际仲裁及议会间合作。杜南则代表了促成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诞生的人道主义倡议。两人共同获奖,是对分别着眼于战争后果与战争根源的两种不同路径的肯定,而非将两者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做法。
杜南无法亲自前往领奖。这一奖项为他带来了经济保障和国际声望,却没有使他重返公共事务的领导岗位,也未能化解他早年事业中的所有矛盾。他仍然住在海登。这次获奖彻底改变了他的历史地位:这位曾因财务问题而声名扫地的前委员会成员,如今获得了国际认可,被视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体系的主要发起人。它也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和平工作可以作广义理解,涵盖武装冲突期间有组织的保护与援助。
逝世、纪念与历史解读
杜南于1910年10月30日在海登逝世,享年82岁。他安葬于苏黎世的锡尔费尔德公墓,并未因其国际声望而举行隆重的公开葬礼。他在遗产安排中拨出款项用于慈善事业,并酬谢曾帮助过他的人。他还为自己晚年居住的医院设立了一个免费床位,供有需要的病人使用,成为当地一项延续至今的纪念。
他的生日5月8日后来被定为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自1948年起,各国开始纪念这一节日,其纪念对象是整个运动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创始人的生平。如今,这一运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组成。这些机构各有不同的职责和发展历史。尽管杜南最初的构想提供了关键起点,但不能将其现有组织架构的每个细节都归于他的规划。
这一运动于1965年正式宣布的基本原则是: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其中若干原则可以明确追溯到杜南的主张:不分国籍救助伤兵,并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做好志愿援助的准备。不过,这七项原则的表述是后来实践经验与机构内部讨论的产物。若将其说成由杜南撰写或采纳的文本,就是把20世纪的发展倒置到19世纪60年代。
历史解读也已不再局限于孤独创始人的形象。在以《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为起点的这一特定历史进程中,杜南的倡议不可或缺;但日内瓦委员会、当地志愿者、医生、军官、外交官和各国协会,都为最终形成的体系作出了贡献。更早的护理与救济传统也提供了重要先例。同样,他在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的商业活动,也表明他的人道主义生涯处于19世纪欧洲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而非超然于其外。
人道救济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有组织的援助可以减轻苦难,却无法终结造成苦难的冲突;保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与军队的合作,而它试图约束的恰恰也是这些国家与军队的行为。杜南的方案并未化解这一矛盾。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将预先筹备的志愿行动与相互承担的法律承诺结合起来,使照料敌方伤员成为一项有组织的国际责任,而不再仅仅依靠临时施予的慈善救助或指挥官的自行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