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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indigenous-and-local-knowledge

原住民与地方知识

原住民与地方知识是社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代际传承并持续演变的认识、实践和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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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与地方知识(ILK)涵盖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区在与社会及生态环境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知识、实践、技能、制度和价值观。其内容包括对植物、动物、天气、景观、生计和社会责任的认识,也包括观察、解读、传授和决策的方式。这一术语指的是多样且不断演变的知识体系,而非单一的知识集合。它广泛用于环境研究和政策领域,尤其涉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资源管理。

范畴与术语

“原住民知识”与“地方知识”有所重叠,但不能互换。原住民知识与特定民族及其历史、语言、领地、制度和集体认同相联系。其意义往往超出实用技能的范畴,延伸至与祖先、其他生命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民族自决权。

地方知识一般指通过特定环境中的经验形成的认识和技能。其持有者可以是并不认同自身为原住民的农民、渔民、牧民、森林利用者、手工艺人或城市居民。这类知识可以通过长期居住、职业实践、迁徙,或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形成。因此,“地方”并不必然意味着古老、地理上与世隔绝,或为社区所有成员共同掌握。

将两者并称,使各类机构能够同时承认这两类知识,而不预设其历史或法律地位相同。两类知识各自内部也并非整齐划一:不同社区之间,以及同一社区的不同个人之间,所掌握的知识都可能有所差异。

传统知识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术语,通常强调代际延续。在这一语境下,“传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或排斥创新。“传统生态知识”则更具体地指向环境领域,不过,将生态知识与社会、精神及政治关系分开,未必符合知识持有者自身的分类方式。

特征与传承

情境性与关系性知识

原住民与地方知识往往与特定地方、活动和关系紧密相连。渔业社区对水流的认识,可能与航行、季节性迁移、准入规则以及对其他渔民的责任密不可分。农业社区对土壤的分类,可能着重区分与当地作物有关的属性,而这些属性不同于标准化土壤调查所强调的属性。

许多原住民知识体系将人类视为与动物、植物、水域和景观构成的互惠关系网络的参与者。不过,这类认识并非普遍存在,不应不加区分地将其归于所有原住民族。

观察、实践与解读

知识可以通过反复观察、实践试验、跨季节比较,以及有经验的实践者之间的讨论而形成。它可以包括对物种的细致区分、环境变化的指示信号,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

知识通过口头传统、讲故事、语言、观察、参与、学徒制、仪式和日常劳动传承。歌曲、地名、工具和景观特征都可能承载文字描述无法完整记录的信息。有些知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重要性可能既在于保存,也同样在于持续实践。

知识的获取可能受到习惯法、亲属关系、年龄、性别、职业责任或仪式身份的规范。有些知识广为共享;另一些则受到限制、被视为神圣,或托付给特定守护者保管。知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其公开发表。

多样性与变化

知识在社区内部的分布并不均等。牧人、耕作者、医者、领航者和年轻人可能各有所长。分歧与创新都是这些体系的常态。

原住民与地方知识可以吸纳地图、科学仪器、数字通信和作物新品种,而不失去其地方或文化根基。将其视为固定不变的遗产,可能会掩盖当代知识的产生过程,以及当今实践者的权威。

环境与实际应用

生物多样性与资源管理

原住民与地方知识能够提供有关物种分布、生态相互作用、季节周期和种群数量变化的详细信息。轮替采收、选择性采集、选种和由地方规则约束的资源获取等做法,可能长期影响生态系统的状况。

依循习俗的用火就是一例。在某些环境中,具备相关知识的实践者会在特定时机、以特定强度用火,以影响植被、通行条件、食物资源或栖息地结构。其效果取决于环境、历史条件和实施方式,并非普遍适用的火管理方案。

知识及管理制度往往与土地权属密切相关。持续享有领地和资源的使用权,可能既是运用专业知识的必要条件,也是将其传授给后代的必要条件。

气候与环境变化

对冰情、降雨、风、开花、动物迁移和水体状况的长期观察,能够揭示短期仪器记录或地理分布稀疏的监测网络难以充分反映的变化。这些观察有助于识别对当地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并解读环境测量结果。

这些贡献也有其局限。快速变化可能削弱人们熟悉的季节性指标的预测效用。某一地点的观察结果不能直接推广至更大区域;地方叙述与仪器数据集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源于尺度、术语或所观察变量的不同。

食物系统与生计

关于选种、混作、游牧迁移、土壤水分和灌溉的知识,能够支持适应当地条件的食物生产。沿海和内陆的渔业知识,可以为捕捞地点、渔具、时机以及习惯性限制等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

具体做法的成效取决于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人口压力、流动受限、市场激励、污染和产权变化都可能改变结果。仅凭某种做法源自原住民或地方社区,并不能断定它具有可持续性。

与科学研究的关系

原住民与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并不是简单对立的类别。两者都可能涉及观察、推断、检验和修正,但在制度、目的、权威标准以及与地方的关系上有所不同。

研究合作可以比较观察结果、开展社区监测,或共同拟定研究问题。民族志、参与式制图、生态调查及其他方法都能有所贡献,但没有任何单一方法能够代表整个知识体系。

提取信息与共享权力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将地方观察纳入由外部设计的项目,并不一定意味着知识持有者能够影响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发现的解读或结果的使用。知识共同生产寻求更具协作性的安排,但其实际做法各不相同。

跨知识体系的评价也面临困难。要求所有主张都必须完全通过科学方法验证,可能会排除那些蕴含于实践或关系之中、而这些方法又无法处理的知识。反过来,不考察适用范围或证据基础就接受所有主张,也可能掩盖错误和分歧。可以将某项具体的观察性主张与其他证据进行比较,而不必把这种比较视为对整个文化或世界观的评判。

国际认可

国际层面的认可通过环境协定、文化倡议和原住民权利文书逐步发展起来。

1992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在第8(j)条中涉及相关知识。在遵守国家立法的前提下,该条款要求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及地方社区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还涉及在知识持有者认可和参与下扩大应用,以及公平分享惠益。

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在第31条中承认,原住民族有权维持、控制、保护和发展其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及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该宣言本身并非条约。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2年设立了“地方和原住民知识体系”计划。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也制定了在评估中运用原住民与地方知识的程序。这类制度层面的认可,本身并不能确立平等的决策权,也不能解决知识归属和使用方面的争议。

权利、伦理与知识治理

研究、发表和商业开发可能引发有关权威、署名、同意、保密和惠益的问题。常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总是适用于集体持有、代际传承或受习惯性义务约束的知识。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是原住民权利框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涉及知识的活动中,相关问题包括:谁有权批准获取知识、允许哪些用途,以及超出原始协议的用途是否需要另行获得许可。其具体法律要求取决于适用的文书和司法管辖区。

原住民数据主权涉及原住民族对与其相关的数据之收集、所有权、解读和应用所拥有的权力。这些数据包括录音录像、地图、生态数据集和数字化文化资料。将信息向公众开放,可能与社区的限制规定相冲突,或使敏感地点和资源暴露于外界。

社区授权与个人同意所处理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任何一方都不能自动取代另一方。单一代表也未必有权批准披露社区的所有形式的知识。

压力、记录与延续

语言流失、流离失所、土地使用受限以及代际学习中断,都可能削弱知识传承。记录工作可以留下宝贵资料,但档案无法完全替代人们学习知识所依托的活动、关系和环境。

记录也可能造成失真。翻译可能抹平概念之间的差别,研究者可能偏重最容易接触到的讲述者,数据库则可能将观察结果与约束其解读和使用的条件分离。由社区掌控的档案、由地方治理的研究以及代际教学,为知识延续提供了不同路径,其获取规则由相关知识持有者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