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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运动

南方运动是也门一场诉求多元、争取南方自治或独立的政治运动,根源于统一及1994年内战后积累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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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运动通常以阿拉伯语名称 al-Hirak al-Janubi 或简称 Hirak 为人所知,是由也门多个政治组织、抗议网络和活动人士组成的广泛运动,关注该国南方的政治地位与权利。2007年,退役军人及其他群体举行示威,抗议1994年内战后遭受的排斥与不平等待遇,南方运动由此逐渐成为一场鲜明的群众运动。此后,其诉求从就业、养老金和行政改革,扩展至南方自治、民族自决,而对许多参与者而言,还包括恢复独立的南方国家。

该运动所指的南方,在领土范围上主要以原南也门为依据;南也门于1990年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统一。南方运动从未形成一个拥有无争议领导层或普遍认可的政治纲领的单一组织。其参与者包括前社会主义政权官员、退伍军人、年轻活动人士、地方名流,以及侨居海外的南方人士。一些人支持在也门实行联邦制,另一些人则完全反对继续维持统一。

2015年席卷也门的战事改变了南方运动所处的政治环境。南方武装力量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南方过渡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后,更形成了一个主张南方独立的强大组织。不过,该委员会只是南方更广泛、内部多元的政治格局中的一股主要力量。要理解南方运动,就需要厘清其历史积怨、围绕南方认同相互竞争的不同构想,以及它与战时机构和地区强国之间的关系。

历史基础:南方建国与也门统一

南方独立倡导者所主张的领土,其历史上的政治体制与也门北方不同。英国于1839年占领亚丁,此后该港成为大英帝国重要的海运和商业中心。在亚丁以外,英国通过与众多地方统治者签订保护条约来施加影响。这些安排使南方腹地在政治上处于割据状态,而非形成一个疆域统一、历史悠久的国家。亚丁本身则在港口就业、移民、商业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社会。

1967年11月30日,英国撤离,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南方实现独立。新国家最初称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改称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其政府奉行社会主义,将主要经济部门收归国有,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1978年成立的也门社会党成为执政党。尽管南方领导层原则上支持也门统一,但南方的国家机构、军事体系和社会政策始终独立于北方发展。

独立后的南也门也经历了严重的内部冲突。1986年1月,一场暴力的领导权争夺导致数千人死亡,许多军政人物流亡国外。由此形成的分裂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仍有影响,因为政治效忠关系和军中人脉网络往往沿袭早期斗争中形成的地域与私人关系。因此,后来的南方运动既继承了对独立国家的记忆,也承袭了前南方统治集团内部尚未化解的对立。

南北也门于1990年5月22日正式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此前担任北也门总统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出任总统,南方领导人阿里·萨利姆·比德出任副总统。统一带来了共同的宪法、政治多元化和全国性机构,但两支军队与两套治理体系的整合仍未完成。1993年4月的议会选举促成了由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也门社会党和也门改革集团组成的联合政府,却未能解决围绕行政权力和安全事务控制权的争斗。

1994年,内战随之爆发。南方领导人于5月21日宣布成立也门民主共和国,但这一宣告未获国际承认。支持萨利赫的部队于7月7日攻占亚丁,结束了这次分离尝试。对中央政府而言,这一结果维护了国家统一;而对许多后来投身南方运动的人而言,这标志着基于协议的统一被凭借军事胜利强加的统治所取代。这种对历史的不同解读,成为南方运动的根本基础。

战后积怨与希拉克运动的兴起

南方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94年后围绕就业、财产、军队职位和政治影响力分配产生的争议。大批南方军人和安全人员被安排退役、遭到解职,或被闲置,不再承担实质性职责。公务员也在机构重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岗位。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家庭收入,还具有另一层政治含义:原南方国家的雇员认为,他们所受的待遇表明,参与统一的一方,其机构和人员已被置于另一方之下。

土地纠纷成为另一个长期引发不满的根源。南方居民和政治组织指责有权势的军官、官员及商业利益集团侵占公共土地、农场、住房和原国有财产。私有化以及对社会主义时期遗留资产的处置,使产权争议进一步复杂化。并非每一场纠纷都能简单地按南北对立来划分,但活动人士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一框架加以解读。土地权属问题由此与有关政治支配和战后秩序合法性的争论联系起来。

退役军人组织了多个协会,并于2007年将这些不满诉诸公开示威。亚丁及其周边南方各省的抗议尤为重要。早期诉求包括恢复原职、提供公平的养老金待遇、给予平等待遇,以及对解职作出补救。这些示威的公开性有助于将此前彼此孤立的争议联系起来,使个人的就业诉求转变为更广泛的集体行动。教师、其他公共部门雇员、学生和政治活动人士也加入其中,或另行组织同期抗议。

当局以逮捕、限制措施回应南方示威,并在有记录的一些事件中使用了致命武力。人权观察在2009年的报告《以统一之名》中,记述了镇压南方抗议期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包括侵犯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行为。这些应对方式使活动人士更加确信,仅靠行政补救无法解决他们所处的困境。随着抗议持续,要求在共和国内部实现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多地与自治或独立的诉求并存。

这一转变既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步调一致。一些参与者仍然寻求在统一的也门内部推行改革,另一些人则认为,1994年的战争已经使统一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南方问题”这一说法逐渐既涵盖要求归还财产、恢复权利的具体诉求,也涵盖围绕谁有权决定南方未来的更广泛争论。运动之所以能够扩大,正是因为它能够将切身利益受损引发的不满与南方曾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而不要求参与者就未来政治安排的每个方面都达成一致。

组织、领导层与政治多样性

“希拉克”(Hirak,意为“运动”)逐渐成为一个统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其地方委员会、协会和领导委员会既没有统一的成员名册,也没有稳定且得到普遍认可的指挥体系。这种分散化结构使南方不同社群和政治传统的群体都能参与其中,但也使人们难以确定,究竟谁有资格代表运动进行谈判,或使其众多组成部分共同接受某项协议。

几位知名人物分别代表了南方政治中的不同派别。哈桑·巴乌姆与强烈主张独立的派别联系密切,反对任何维持也门统一的安排。纳赛尔·努巴是早期动员退役军人的重要人物。南方前领导人阿里·萨利姆·比德曾支持1994年未能成功的分离行动,2009年,他在海外重新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倡导南方再次独立。包括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和海达尔·阿布·巴克尔·阿塔斯在内的其他南方前官员,则参与了有关联邦制或过渡方案的讨论。他们的倡议并未形成整个运动的统一纲领。

领导层的分歧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差异。一个核心争议是,运动应以立即独立、通过谈判确立一段时期的南北联邦制,还是建立赋予地方广泛权力的分权共和国为目标。另一个争议则涉及是否参与国家机构。参与也门政治进程可能带来参与谈判和获取资源的机会,但反对者担心,这会使他们力图摆脱的宪政框架获得合法性。因此,抵制、谈判、街头动员,以及后来出现的武装组织活动,始终并行存在。

代际差异同样重要。前国家领导人拥有外交经验、流亡期间建立的人脉,以及部分支持者基于其历史地位给予的认可。年轻活动人士的威望则往往来自组织示威、通过媒体传播信息,或参与地方抵抗。因此,这场运动将既有政治网络与新型动员方式结合起来。海外南方社群提供了宣传、政治联系和资金支持,使散居群体尽管远离事发地,仍发挥了远超其地理距离所暗示的作用。

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成立改变了这一组织格局,但并未消除其中的多样性。与早期许多希拉克组织相比,该委员会建立了更为鲜明的领导层和制度架构,并从与武装力量的结盟中获益。然而,原有的希拉克组织、独立的南方政治人物和地区性运动仍继续在其体系之外活动。因此,除非明确指出具体组织和时期,否则笼统提及“南方领导层”可能会产生误导。理解南方运动,最好将其视为一个政治场域,其中不同力量的代表权主张相互重叠,而不是一个自2007年以来立场始终不变的单一行动者。

领土、认同与对南方未来的不同构想

南方的政治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967年至1990年间独立建国的经历。独立倡导者通常使用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将11月30日作为独立日加以纪念,并将7月7日视为1994年军事失利的周年纪念日。这些象征将当下的诉求与一个在领土和制度上清晰可辨的前身国家联系起来。使用这些象征,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恢复前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一党执政体制。

在谈及历史时,该运动往往将“恢复国家”与“分离”区分开来。支持恢复国家的人认为,南方当初是作为拥有主权的伙伴加入统一国家的,因此应当能够恢复这一地位。支持也门统一的人则认为,1990年成立的共和国是延续至今的国家,其领土完整应当得到维护。这些是相互竞争的政治和法律立场,而不是对某种已有共识的宪制状况可以互换使用的描述。根据国际法,提出自决诉求,本身并不能解决承认、边界或是否有权单方面分离等问题。

所涉及的领土本身也具有多样性。亚丁的城市与商业历史不同于拉赫季、达利阿、阿比扬和舍卜沃的经历,而哈德拉毛则拥有独特的历史制度,以及遍布印度洋沿岸的广泛移民网络。马哈拉具有自身的语言和社会特征,索科特拉则有着独特的岛屿地理环境和文化历史。统一以来,行政区划也发生过变化。因此,“南方”这一政治用语主要指一个前国家的领土,而非文化上同质的人群。

地区性组织对任何单一南方团体都能代表整个地区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哈德拉毛的政治倡议,包括2017年成立的哈德拉毛包容性会议,一直强调地方利益、地方行政管理以及对资源的控制。在马哈拉,政治动员也围绕地方权力以及反对外部军事势力影响展开。这些议程可能与更广泛的南方诉求有所重合,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支持同一种独立建国方案或同一领导层。

这些差异使内部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拟议中的南方国家仍需就各地区的代表权、财政收入分配、地方安全以及亚丁作为首都的地位作出安排。因此,支持南方独立与支持南方内部实行中央集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民族主义、地区归属感以及建立地方政府的诉求,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强化,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彼此冲突。相较于如何治理这片领土这一尚无普遍共识的问题,该运动的领土主张要清晰得多。

2011年起义与全国对话

2011年反对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全国性起义,为南方活动人士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两难处境。许多南方人参加了反对萨利赫的示威,但推翻他的统治并不等于解决南方问题。全国性反对党普遍主张在也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实现政治过渡。南方运动中主张独立的参与者则担心,国家领导层的更替可能使1994年之后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基本维持不变。

海湾合作委员会提出的倡议及其执行机制,为萨利赫卸任总统提供了框架。曾任副总统的南方人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在2012年2月作为唯一候选人参加选举后出任总统。他的南方出身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南方运动的代表:他的政治生涯以及在过渡期间获得的授权,都植根于统一共和国的制度。这一区别说明,仅凭个别任职者的地域出身,并不能解决有关集体代表权的争议。

全国对话会议于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举行,共有565名代表参加。会议设立了专门处理南方问题的工作组,并为南方运动代表分配了席位。然而,一些主张独立的重要领导人和组织仍抵制会议,或拒绝接受其条件。因此,参会者只代表了南方政治光谱中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南方运动整体同意在会议框架内协商南方的未来。

联邦制成为过渡进程中提出的主要制度性解决方案。2014年2月,一个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公布了六大区方案:原北方设四个大区,原南方设亚丁和哈德拉毛两个大区。拟议中的亚丁大区包括亚丁、拉赫季、阿比扬和达利;哈德拉毛大区则包括哈德拉毛、舍卜沃、马哈拉和索科特拉。萨那和亚丁还将在联邦体制内获得特殊安排。

这一方案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反对。许多南方独立倡导者拒绝接受继续维持统一这一前提;一些支持联邦制的人则更倾向于按照原先两个国家的范围,建立两大区体制。争议还涉及资源分配、大区边界,以及中央与大区之间的权力平衡。因此,联邦制并非一项已经达成共识的折中方案,而是一组相互竞争的制度设计。

胡塞运动于2014年9月夺取萨那,以及2015年初危机不断升级,使原定的宪政过渡计划未能推进。六大区体制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全国对话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正式承认南方问题是全国的核心议题之一,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它同时也表明,当南方具有影响力的群体不承认这一进程的权威时,该进程所能发挥的作用便存在局限。

战争、南方抵抗与政治权力的转变

2015年战事扩大,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抗议政治与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胡塞武装当时与效忠前总统萨利赫的军队协同行动,向亚丁推进。总统哈迪从萨那转移至亚丁后,又离开了也门。2015年3月26日,沙特领导的联军开始实施军事干预,支持国际承认的政府。

南方战斗人员广泛参与了抵抗进攻部队的作战。他们眼前的军事目标往往与哈迪政府及联军一致,但政治目标并不一定相同。对许多支持南方独立的人而言,保卫亚丁也是保卫南方领土,并提供了推翻1994年后国家体制相关安排的机会。另一些人则依托地方网络参战,或为支持国际承认的政府而战,并不赞同分离。

2015年7月,联军支持的部队将胡塞武装及萨利赫阵营的部队逐出亚丁,随后又扩大了在南方其他地区的控制范围。冲突使一批指挥官和地方武装崛起,他们的正当性来自战时的参战经历,而非战前南方运动的领导体系。“南方抵抗力量”这一称谓开始广泛使用,但它并不代表一支完全统一的部队。各武装团体在领导层、兵员招募地域、机构隶属关系和政治倾向上各不相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训练和支持南方安全部队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部队包括“安全带”部队,以及通常被称为哈德拉毛精锐部队和舍卜沃精锐部队的武装。它们的任务包括维护地方安全,以及针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开展行动。它们与国际承认的政府及南方政治组织的关系各不相同。将所有阿联酋支持的部队都视为最初的南方运动的直属军事分支,或认为它们都服从同一指挥体系,都是不准确的。

战争也改变了政治影响力的物质基础。对检查站、军事设施、公共建筑和城市治安的控制,成为掌握权力的关键。能够支付人员薪酬并提供安全保障的组织,比组织松散的抗议网络更具优势。与此同时,南方地区仍面临人口流离失所、基础设施受损、公共服务中断以及武装团体袭击等问题。

更强大的南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并未带来统一的南方行政体系。权力仍分散在政府机构、地方官员、武装部队和政治组织之间。南方运动最初采用的示威及提出公民权利诉求等行动方式仍在延续,但此时的政治环境已使谈判与强制力量问题密不可分。南方问题既成为一项宪制争议,也成为也门战时碎片化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权力分享协议

2017年5月11日,在哈迪总统解除艾达鲁斯·祖贝迪的亚丁省省长职务后不久,南方过渡委员会宣布成立,由祖贝迪领导。在此之前,亚丁举行了一场大规模集会,支持建立南方政治领导机构。该委员会自称是代表南方、恢复南方独立国家的载体。此后,委员会设立了政治机构、地方分支机构及国民议会。

该委员会的重要地位,来自其政治动员能力、与南方各武装组织的关系,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支持。它成为亚丁的核心力量,也是反胡塞阵营内部谈判中不可绕过的参与方。它的出现也使主张南方独立与支持哈迪领导的国际承认政府之间的分野更加鲜明。这两种政治主张的支持者可以在军事上合作对抗胡塞武装,却仍在也门的国家体制及未来领土格局问题上存在冲突。

2018年1月,支持委员会的部队与政府军在亚丁发生武装冲突。2019年8月,双方爆发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对抗,支持委员会的部队控制了该市的多处政府要地。这些事件暴露出这一联盟的不稳定性:其成员虽反对同一个敌人,却对南方的政治权力归属存在分歧。

经沙特阿拉伯斡旋,双方于2019年11月5日达成《利雅得协议》。协议规定分享政治权力,组建南北双方部长人数相等的政府,并作出军事与安全安排,以将各支部队纳入相应国家部委的管辖之下。该协议并未解决南方的最终地位问题,而是力求管控反胡塞联盟内部的冲突,同时恢复政府在亚丁开展工作的基本框架。

协议的落实一再延宕,并伴随着争议。委员会于2020年4月宣布实行自治管理,随后在7月撤回这一声明,当时各方正重启谈判,寻求落实《利雅得协议》的框架。2020年12月,权力分享内阁成立。这些进展使南方独立的倡导者得以参与全国层面的政府安排,同时不必放弃其公开宣示的长期目标。

2022年4月7日,哈迪将权力移交给由拉沙德·阿利米担任主席的八人总统领导委员会,祖贝迪成为其中一员。这使最具影响力的南方独立组织的领导人进入了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国家集体领导层。这一安排将合作制度化,却未消除围绕国家统一的根本分歧。参与共同机构和主张未来分离这两种立场继续并存,使南方过渡委员会既是全国权力分享的合作伙伴,又是另一种最终领土安排的倡导者。

地区外交与悬而未决的地位问题

外部支持与国际承认之间的区别,深刻影响了南方运动的政治前景。地区各国政府出于安全和战略考量,与南方各方建立了联系,但这些关系并不等于承认一个独立的南方国家。与某个组织开展外交接触、援助其武装力量,以及支持其领土地位主张,是彼此不同的行为。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对南方政治有着重要影响,但两国与也门各方的关系有所不同。沙特阿拉伯推动了获国际承认的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的谈判,并在稳定反胡塞联盟的努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与该委员会及南方的数支安全部队保持着尤为密切的联系。这些关系是在更广泛的地区干预框架内运作的,而非围绕一套始终为各方共同认可的南方方案展开。

联合国继续以也门整体政治解决方案为调解框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多次重申也门的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2015年4月通过的第2216号决议成为国际外交的重要依据,但该决议主要针对范围更广的冲突及胡塞武装夺权,而非为南方诉求提供详尽的解决方案。

一个关键的程序问题是,南方各方将如何参与全面谈判。如果解决方案仅由胡塞武装与获国际承认的政府商定,就可能无法代表南方一些重要群体。反过来,如果将某一个组织视为南方的唯一代表,就会把其他地区和政治团体排除在进程之外。因此,代表权不仅仅是席位分配的问题,还涉及判断哪些机构能够令人信服地代表相关地区及其民众发声,而这些民众的意愿尚未通过共同的选举程序得到确认。

2022年4月开始的联合国斡旋停火,在其正式生效的六个月内减少了跨战线的大规模交战。2023年12月,联合国特使宣布,各方已就旨在支持全国停火与政治进程的措施作出承诺。这些外交倡议回应了国家层面的紧迫问题,但其本身并未决定南方将继续留在单一制国家内、加入联邦,还是走向独立。

最终地位问题涵盖几个彼此有别的议题:参与谈判的权利、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对资源和安全机构的控制,以及任何新国家能否获得国际承认。拟议中的公民投票同样需要各方就选民资格、地域范围、举行时间、法律依据及投票结果的落实达成一致。无论是南也门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还是当今某个南方组织所拥有的军事影响力,都不会自动解决上述任何问题。

文职治理、权利与运动的社会层面

随着南方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扩大,日常行政管理已成为检验其执政能力的关键。亚丁及其他南方地区面临电力短缺、公职人员薪资发放困难、公共服务恶化和经济不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也门战时整体分裂的背景之下,其中包括相互竞争的机构并存以及公共财政运转受阻。这些问题也影响着居民对那些声称代表他们的组织的评价:支持某一地区的政治诉求,并不一定意味着认可当地的行政管理或治安措施。

对财政收入的控制尤为重要。哈德拉毛和舍卜沃的石油生产及出口设施、港口、关税收入和其他公共收入,既关系到地方公共服务,也影响着国家财政。各地区要求提高本地收入留用比例的诉求,可能与独立主张相交织,但也可能支持在也门内部实行权力下放。任何持久的宪制安排,都需要区分资源所有权、收入征收权,以及为其他地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义务。

这场运动的历史与人权密切相关,尤其是集会自由和表达自由。有关早期南方运动示威者遭受侵害的记录,是该运动公开控诉中央政府的重要依据。在后来的战争中,联合国调查人员和国际人权组织也记录了涉及多个参与方的任意拘押、强迫失踪和酷刑行为,其中包括阿联酋支持的南方安全部队。追责应针对具体机构和事件,而不应将责任笼统归于所有支持南方政治诉求的人。

南方内部的多元性也带来了其他问题。独立支持者、统一支持者、联邦制支持者、地区自治倡导者,以及主要关注公共服务的民众,都处于同一政治空间之中。南方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身份认同,并不能证明这些群体具有一致的宪制偏好。因此,无论与北方关系之争的结果如何,如何对待政治反对派、记者和公民社会组织,本身都至关重要。

女性参与了南方的示威和公民活动,而战争及武装机构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则改变了公众参与的机会。年轻活动人士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政治环境:能否进入领导层,往往取决于既有政治关系网络、地区归属或军中地位。因此,谈判代表团和治理机构的人员构成,影响着哪些群体对南方问题的切身经验能够在制度层面得到体现。

在后来的外交和军事发展背后,最初抗议运动中尚未解决的诉求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养老金权益、公职就业、产权争议,以及对被排挤出原有国家机构者的待遇问题,都需要明确的行政和法律补救措施。这些事务的处理涉及档案、预算、法院和负有问责义务的公共机构;仅靠更换旗帜或重新分配高级政治职位,无法将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