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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撒哈拉冲突

西撒哈拉冲突涉及尚未完成的去殖民化、摩洛哥的主权声索,以及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撒哈拉人自决与独立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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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撒哈拉冲突是围绕非洲西北部大西洋沿岸一块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政治地位而产生的争端。主要对立双方是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并管辖其大部分领土的摩洛哥,以及寻求独立并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SADR)的波利萨里奥阵线。这场冲突交织着尚未完成的去殖民化进程、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索、武装对抗,以及大批撒哈拉人长期流离失所的问题。阿尔及利亚境内设有撒哈拉难民营,并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是这一冲突的重要地区参与方。

西班牙于1975—1976年撤出后,战争随之爆发,并一直持续到1991年联合国斡旋达成停火。此前承诺就该地区未来举行的公民投票未能举行,停火也于2020年11月破裂。摩洛哥提议在其主权之下实行自治,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则坚持通过包含独立选项的自决进程解决问题。西撒哈拉至今仍被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无论是摩洛哥的实际控制,还是一些国家对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承认,都未能促成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解决方案。

领土、人口与冲突各方

西撒哈拉面积约为266,000平方公里,地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与大西洋之间。其历史上两大主要区域分别是北部的萨基亚阿姆拉和南部的里奥德奥罗。阿尤恩是最大城市,其名称也有 El Aaiún 的拼写形式;其他重要城市包括达赫拉、斯马拉和布支杜尔。该地区大部分为干旱高原和沙漠,植被稀疏,降雨极不规律,漫长的海岸线毗邻渔业资源丰富的大西洋渔场。

当地原住民撒哈拉人是在一个以游牧、商队贸易、部落组织和伊斯兰学术为特征的更广阔区域内发展形成的。哈桑尼亚阿拉伯语是其主要语言之一,毛里塔尼亚及周边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这种语言。在殖民边界限制人员流动之前,部落网络横跨后来形成的国际边界。这段历史使人们难以将现代某一领土上的人口,与殖民前固定的疆界或单一、统一的效忠关系简单对应起来。

摩洛哥将西撒哈拉视为本国领土的一部分,官方称其管辖地区为“南部省份”。摩洛哥在当地设有民政管理机构、法院、市政机构、公共服务体系和安全机构。摩洛哥控制区涵盖主要城市、港口和磷矿基础设施,也集中了居住在西撒哈拉境内的绝大多数人口。自西班牙统治时期以来,来自摩洛哥的移民以及撒哈拉人的流离失所,已使当地人口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波利萨里奥阵线既是民族解放运动,也是领导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主要机构的组织。其领导层及许多机构在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廷杜夫附近的撒哈拉难民营开展活动。该阵线也在摩洛哥防御屏障以东和以南人口稀少的地区保持存在。将这些地区称为“解放区”“缓冲区”或摩洛哥控制之外的地区,反映的是不同的政治和军事用语;这些称谓并非可以互换的法律类别。

毛里塔尼亚最初是领土声索方和交战方之一,但于1979年退出冲突。阿尔及利亚并不声称西撒哈拉属于本国领土,但其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支持,以及它与摩洛哥的竞争关系,使其成为地区外交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方。摩洛哥将阿尔及利亚视为争端的主要当事方;阿尔及利亚则将这一问题描述为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所代表的撒哈拉人民之间的非殖民化冲突。对争端当事方的这些不同界定,既影响谈判,也影响各方对僵局责任归属的判断。

西班牙统治与撒哈拉民族主义的兴起

1884年,在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期间,西班牙宣布在西撒哈拉部分沿海地区设立保护地。殖民统治的扩张并不同步:西班牙先在沿海设立据点,随后才逐步对内陆大部分地区实施有效管理,而抵抗活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这片西班牙属地最终被整合为西属撒哈拉。1958年,马德里将其行政地位定为海外省,但联合国此后将其视为有待非殖民化的领土,而非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殖民时期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社会与政治生活的转变。布克拉磷矿的发现与开发、道路建设、军方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城市发展,吸引人们迁入定居点并从事雇佣劳动。干旱也削弱了以畜牧业为生的基础。这些变化并未消除部落纽带,却创造了新的社会环境,使以这片领土为基础的撒哈拉政治认同得以形成。西班牙1974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出约74,000名撒哈拉原住民。这一数字后来成为讨论公民投票资格的核心依据,但并不能可靠地反映所有具有撒哈拉血统的人口数量。

联合国于1963年将西属撒哈拉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联合国大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的决议呼吁实现非殖民化,并在国际主持下举行公民投票。当时更广泛的背景包括摩洛哥于1956年独立、阿尔及利亚战争及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独立,以及围绕马格里布政治格局的相互竞争的构想。摩洛哥以王室与撒哈拉各群体之间的历史关系为依据提出领土声索,毛里塔尼亚则以其与该领土南部居民之间的文化和社会联系为依据提出声索。

一场与穆罕默德·西迪·卜拉欣·巴西里密切相关的早期有组织民族主义运动,试图在西班牙统治下推动政治变革。1970年6月17日,西班牙军队镇压了阿尤恩泽姆拉地区的一场示威。巴西里被捕后失踪。这一事件成为撒哈拉民族主义集体记忆中的重要标志,也使人们不再相信,在西班牙管治下通过渐进改革就能实现自决。

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于1973年5月10日,并于当月稍晚对一处西班牙哨所发动了首次武装行动。其名称是“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的简称。瓦利·穆斯塔法·赛义德是其主要创始人之一。该运动最初以反抗西班牙统治为目标,后来则日益面临非殖民化可能导致领土被瓜分或并入邻国的局面。联合国1975年的访问团报告称,独立获得了广泛支持,并发现,在访问团所接触的民众中,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一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

1975年的转折与西班牙撤离

1974年,西班牙宣布筹备公民投票。摩洛哥对拟议中的投票进程提出异议,并寻求由国际社会审议该地区在殖民统治前与周边政治实体的关系。联合国大会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说明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时是否属于无主地;如果不是,该地区与摩洛哥及“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存在何种法律联系。

法院于1975年10月16日发表咨询意见,认定西撒哈拉并非无主地:当地居民已形成社会和政治组织,其首领能够代表他们。法院还确认,摩洛哥苏丹与部分部落之间存在效忠关系,该地区与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也存在法律联系。然而,关键在于,法院并未发现足以排除通过居民自由、真实地表达意愿来行使自决权的领土主权联系。摩洛哥着重强调法院所确认的效忠关系;波利萨里奥阵线则强调法院关于主权与自决的结论。

1975年11月6日,国王哈桑二世组织了绿色进军,动员约35万名摩洛哥平民进入西撒哈拉。进军的同时,还发生了军事调动,以及与西班牙的密集谈判。在摩洛哥关于收复南部领土的官方叙事中,这次进军成为标志性事件。而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看来,这一连串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外部势力取代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西班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于1975年11月14日签署《马德里协定》,确立了由三国参与的临时行政管理安排。到1976年2月26日,西班牙已撤出西撒哈拉。摩洛哥控制了北部,毛里塔尼亚控制了南部,但双方的军事控制仍面临争夺。根据联合国法律,该协定并未转移主权,也没有完成该地区的非殖民化。联合国法律顾问后来在2002年出具的一份意见中,明确区分了这些行政管理安排与任何合法的主权转移。

1976年2月27日,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随着战事蔓延,大批撒哈拉人逃往内陆及阿尔及利亚,难民营在廷杜夫附近建立起来。西班牙撤离、相互冲突的领土声索、撒哈拉国家的宣布成立以及人口流离失所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一场反殖民斗争演变为地区战争。这一时期形成的政治机构与地理分隔格局,成为此后冲突中长期存在的特征。

1975—1991年的战争与防御沙墙

波利萨里奥阵线以适应沙漠作战的机动部队对抗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其部队依靠长距离机动、突袭、对地形的熟悉,以及紧邻战区以外的基地和补给开展作战。阿尔及利亚提供了军事和外交支持,利比亚也在冲突的部分阶段给予援助。摩洛哥则得到法国、美国等外部伙伴的支持,但这场战争并非两个阵营界限始终分明的冷战集团之间的简单对抗。

毛里塔尼亚尤其脆弱。该国人口和资源有限,依赖铁矿石的经济又仰仗容易遭受袭击的基础设施。波利萨里奥阵线袭击了连接矿业中心祖埃拉特与大西洋港口努瓦迪布的铁路,并进攻努瓦克肖特。1976年6月,埃尔·瓦利在毛里塔尼亚首都附近的一次行动中阵亡。1977—1978年,法国通过“海牛行动”打击波利萨里奥阵线部队,以支援毛里塔尼亚。

1978年7月,毛里塔尼亚发生军事政变,为其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1979年8月,毛里塔尼亚与波利萨里奥阵线达成和平协议,放弃了领土主张。摩洛哥军队随后占领了此前由毛里塔尼亚管辖的地区。毛里塔尼亚于1984年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但此后总体上力求避免再次卷入战争。毛里塔尼亚退出后,摩洛哥成为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主要军事对手。

自1980年起,摩洛哥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屏障,统称为沙墙,也称摩洛哥墙。最终形成的防御体系绵延约2,700公里。它不仅包括土堤,还包括设防阵地、监视设施、军用道路和大片雷区。随着各阶段工程相继推进,主要人口中心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地区被纳入摩洛哥防线后方。尽管战斗仍在继续,这道屏障削弱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在其以西地区发动袭击和坚守阵地的能力。

沙墙改变了战略力量对比,却未能解决政治争端。摩洛哥控制着这片领土的大部分,通常估计约为五分之四,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则继续在屏障另一侧活动。这种实际分隔也使家庭离散,并限制了牧民的迁徙。地雷和未爆弹药成为持续威胁平民、牲畜及军事人员的危险。

这场战争可靠的伤亡总数难以确定,已公布的估计数字差异很大。记录较为明确的后果包括长期流离失所、巨额军费支出,以及战俘被俘后有时长达数十年的关押。到20世纪80年代末,双方都未能实现各自的核心目标:摩洛哥未能让国际社会接受其主权主张,波利萨里奥阵线也未能迫使对方接受独立。这一军事僵局为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共同推动解决方案提供了背景。

国际法律地位与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

法律上的核心区别在于实际管辖与获得承认的主权并不相同。摩洛哥管辖着西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但联合国并未承认摩洛哥对该地区拥有主权。西撒哈拉仍是最终地位尚未确定的非自治领土。与此同时,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已获得一些国家的承认,并且是非洲联盟成员,但它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也未管辖其所声索领土的大部分地区。

民族自决原则是联合国处理这一问题的核心。1960年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确立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总体框架。此后的决议将非殖民化原则适用于西属撒哈拉。1975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进一步强调,必须让当地人民自由、真实地表达意愿。但该意见并未裁定所有程序性问题,包括未来选民的确切构成,以及必须通过何种制度形式表达民意。

摩洛哥的论点结合了历史上的效忠关系、领土完整原则,以及自治能够在不建立新国家的前提下实现实质性自我治理的主张。摩洛哥于2007年提出的自治倡议设想建立地区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同时将国防、外交及体现主权核心属性的权力保留给摩洛哥。按照这一思路,经谈判达成的自治安排将交由当地人民表决批准,而不是按照解决计划最初设想的那样,将独立作为公民投票的选项之一。

波利萨里奥阵线认为,西撒哈拉是一块单独的殖民地领土,当地人民必须能够选择独立。它拒绝接受任何以摩洛哥拥有主权为既定前提的进程。该地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地位,以及尚未以国际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使自决权这一事实,为其主张提供了依据。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和对外关系旨在使这一主张获得制度化体现,但随着各国政府给予、暂停或撤销外交承认,该共和国获得承认的情况也不断变化。

使用“占领”一词同样存在争议。1979年联合国大会第34/37号决议在谈及摩洛哥在该地区的存在时使用了这一措辞,而摩洛哥拒绝接受这种定性,坚称自己恢复了国家领土的统一。不同国际机构分别处理了不同的法律问题,但并未对这场冲突作出统一、全面的裁决。例如,关于某项贸易协定是否适用于西撒哈拉的裁决,本身并不等于对主权问题的最终解决。

这些区别说明,外交承认、国内行政措施和法律裁决必须分别评估。单个国家作出承认,会改变该国与各声索方的关系,但这本身并不会改变西撒哈拉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地位。同样,参与摩洛哥选举或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机构,也不能替代各方迄今未能达成的、得到国际认可的解决方案。

停火、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与受阻的公投

1988年,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接受了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拟定的解决方案。1991年4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第690号决议,设立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简称MINURSO。停火于1991年9月6日生效。原定进程依次包括落实军事安排、确认合格选民身份、难民返回,以及举行公民投票,让选民在独立与并入摩洛哥之间作出选择。

选民身份认定成为主要障碍。西班牙1974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提供了初步依据,但双方在如何处理未被纳入普查的人,以及声称具有相关部落归属的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争议不仅涉及证明文件,也涉及居住地、血缘、流离失所经历与跨境部落成员资格之间的关系。选民资格的认定可能实质性地影响投票结果。因此,资格申请、异议和申诉成为更广泛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行政事务。

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7年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特使。同年达成的《休斯敦协议》处理了一系列旨在重启解决进程的实际问题,包括身份认定、部队安排、难民返回以及公投期间的行为规范。身份认定工作取得了进展,但公投仍未举行。这一失败既反映了程序上的争议,也表明双方始终未能就可能出现的独立投票结果及其后果达成持久共识。

此后,贝克转而寻求其他安排。2001年的一份框架协议提议先实行一段时期的自治,但未能获得各方同意。他在2003年提出的《西撒哈拉人民自决和平计划》设想先实行过渡性自治,随后举行将独立列为选项之一的公投。该计划的选举条款不同于最初的身份认定办法,允许范围更广的居民参加最终投票。波利萨里奥阵线接受了这一计划,安全理事会第1495号决议也予以支持;摩洛哥则拒绝接受其中允许出现独立结果的规定。贝克于2004年辞职。

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于2007年分别提交方案后,联合国在纽约附近的曼哈塞特主持了会谈,但未能弥合双方的根本分歧。后续努力还包括2018年和201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圆桌会议,摩洛哥、波利萨里奥阵线、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均派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措辞日益强调,应达成现实、可行、持久、各方均可接受并保障自决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对这一表述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各方已就哪些结果可以接受达成一致。

因此,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一直延续至今,却未能完成其名称所体现的任务。特派团的军事观察员负责监督停火及相关军事安排,地雷行动工作则为各项行动提供支持,并减少部分危险。特派团始终未获授常设的人权监测职能,这一直是外交上的争议点。特派团长期存在,既体现了国际力量驻留的作用,也反映出各方未能确保落实作为其基础的解决方案。

难民、分隔的社群与人权

廷杜夫附近的难民营是这场冲突中延续最久的机构之一。主要聚居点包括以西撒哈拉地名命名的斯马拉、达赫拉、阿尤恩、奥塞尔德和布支杜尔等营地。这些营地位于严酷的沙漠环境中,从应急安置点逐渐发展为设有学校、诊所、行政办事处和政治机构的社区。阿尔及利亚接纳了这些营地,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机构则在营地内部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

人道主义援助始终不可或缺。联合国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他组织提供粮食、住所、用水和各项服务等支持。干旱和资源有限制约了农业发展。难民总人数长期存在争议,用于人道主义援助规划的人口数字不应等同于经过逐人核实的全面人口普查结果。人数的不确定性还与有关代表权和公民投票资格的争论交织在一起。

教育和海外联系塑造了营地社会。撒哈拉学生曾赴阿尔及利亚、古巴、西班牙及其他国家求学,由此建立起将难民社区与外国教育机构及声援组织联系起来的网络。妇女承担了重要的行政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大量男性被动员参战的那些年里。与此同时,营地仍面临依赖援助、经济机会有限以及归返前景不明等制约。

沙墙和政治分裂使亲人分隔数十年。联合国支持的建立信任措施包括亲属探访和电话联络,帮助营地与摩洛哥管辖区内的人们重新取得联系。这些项目的持续时间和覆盖范围有限,但它们回应了亲人分离带来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被正式的主权谈判所忽略。地雷遗留威胁和军事限制也使该地区部分地带的通行十分危险,甚至无法通行。

在摩洛哥管辖的西撒哈拉,国际和当地人权组织记录了针对支持独立的示威及相关活动的限制。2010年11月,阿尤恩郊外的格迪姆伊齐克抗议营地遭到拆除,随之发生的暴力事件及后续审判成为重大争议焦点。联合国相关机制和人权组织的报告涉及酷刑指控、被拘押者待遇以及公平审判保障等问题。摩洛哥对其中的重要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并强调本国的人权机构和发展政策。

难民营内也存在引发关注的人权问题,包括对异议的限制,以及如何追究以往拘押行为责任的问题。营地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却由波利萨里奥阵线管理,由此产生了相互交叠的管辖权与责任问题。地位争议并不免除实际行使控制权的当局所承担的人权义务。评估当地状况时,必须区分有记录支持的行为与各方针对整个群体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

自然资源、发展与对外贸易

西撒哈拉的资源使这场冲突具有重要的经济层面。布克拉磷矿通过一套约100公里长的输送带系统与海岸相连。磷矿石主要用于生产化肥,因此该地区也成为国际农业供应链的一环。其大西洋沿岸海域还拥有具商业价值的渔业资源。摩洛哥在其管辖地区投资建设港口、道路、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及能源项目,并将这些发展成果作为当地融入摩洛哥并获得实际利益的证据。

资源利用引出了一个法律问题,而这一问题与当前由谁经营矿山或港口有所不同:必须征得谁的同意,又由谁享有收益?2002年,联合国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审查了有关近海矿产勘探的合同。其法律意见认为,这些合同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后续勘探和开采无视西撒哈拉人民的利益与意愿,就会违反适用于非自治领土矿产资源活动的法律原则。

因此,围绕发展的争论并不只涉及投资规模。摩洛哥主张,公共支出和经济项目使当地居民受益。波利萨里奥阵线及支持撒哈拉人民独立的组织则认为,投资不能取代享有自决权的人民的同意,其中也包括流离失所、身处该地区以外的人。他们还质疑,与选定的地方机构协商是否足以构成这种同意。在相关诉讼中,该地区现有居民与西撒哈拉人民之间的区别已变得尤为重要。

欧洲联盟与摩洛哥签订的农业和渔业协定,使其成为这些争端的重要交锋场域。2016年,欧洲联盟法院裁定,欧盟与摩洛哥之间的联系国协定和贸易自由化协定不适用于西撒哈拉,并在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上将该地区视为独立且有别于摩洛哥的领土。2018年,该法院同样认定,当时接受审查的渔业协定不适用于西撒哈拉毗邻海域。

欧盟与摩洛哥随后通过相关安排,明确将贸易优惠和渔业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该地区,波利萨里奥阵线对此再次提起诉讼。2024年10月,欧洲联盟法院维持了核心裁定结论,即受到质疑的2019年相关安排在缔结时未取得西撒哈拉人民必要的同意。法院还阐明了可以推定同意的情形,但认定其审理的相关安排并未满足这些条件。这些判决涉及欧盟的条约义务以及该地区在法律上的地位与待遇,并非通过司法裁决将主权判归任何一方。

近海勘探、可再生能源设施以及拟议中的交通基础设施,同样将经济规划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商业合同可能依据摩洛哥的授权签订,却又因该地区尚未完成非殖民化而遭到反对。因此,即使实际经营活动已相当稳固,仍可能面临诉讼、采购争议及贸易安排变动的风险。

地区外交与停火破裂

这场冲突深刻影响了北非各国的关系。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始终立场尖锐对立,两国陆地边界自1994年以来一直关闭。西撒哈拉问题并非两国对立的唯一原因,却是地区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1989年成立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作为推动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始终未能发挥多少实效。2021年8月,阿尔及利亚以一系列争端为由,宣布与摩洛哥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问题也改变了摩洛哥与非洲大陆机构的关系。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于1982年加入非洲统一组织,摩洛哥则于1984年退出该组织。2002年,非洲联盟取代非洲统一组织时,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保留了成员资格。2017年1月,摩洛哥加入非盟,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并未被除名。这两个提出相互竞争主权主张的成员由此同处一个非洲大陆组织之中,但双方分歧并未得到解决。

2020年11月,盖尔盖拉特发生了军事局势的重大转折。该地靠近毛里塔尼亚边境,位于连接摩洛哥管辖区与毛里塔尼亚的一条交通道路沿线。抗议者封锁道路,导致通行中断;11月13日,摩洛哥部队进入缓冲地带,以重新打通道路。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布1991年停火协议失效,并恢复对摩洛哥阵地的攻击。双方对责任归属及行动合法性的说法相互对立。联合国随后发布的报告记述了敌对行动的重启,但由于进入相关地区受到限制,加之战斗分散,外界对各方战况说法的独立核实仍然有限。

与此同时,外部外交也发生了转变。2020年12月,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同时宣布摩洛哥与以色列将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对以往政策的重大调整,但并未改变联合国对该领土的地位认定,也未促成谈判解决方案。其他国家政府继续支持联合国主导的进程,同时对摩洛哥提出的自治方案持不同立场。

2022年3月,西班牙宣布,认为摩洛哥提出的自治倡议是解决争端最严肃、最现实、最可信的基础。这一转变影响了西班牙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及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关系。2024年7月,法国表示,西撒哈拉的现在与未来都处于摩洛哥主权框架之内,并明确将摩洛哥主权下的自治作为解决方案的框架。这些立场增强了摩洛哥获得的外交支持,但并未消除与之对立的独立诉求。

停火破裂后,联合国仍继续开展斡旋。斯塔凡·德米斯图拉于2021年出任秘书长个人特使,并与各方及邻国保持接触。2024年10月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2756号决议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的任期再延长一年,并再次呼吁达成保障自决权的政治解决方案。特派团所面临的行动环境包括据报发生的交火、各种限制和后勤困难,以及居民持续被军事化的地域分界线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