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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特行动计划

《拉巴特行动计划》是联合国提出的不具约束力的框架,旨在应对煽动仇恨,同时保障表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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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特行动计划》**是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组织的专家磋商进程制定的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框架。该计划于2012年10月5日由专家在摩洛哥拉巴特通过,就如何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并由此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行为提供指导,同时保护表达自由。其最广为人知的贡献是提出了由六项要素组成的门槛测试,用于判断表达是否达到了可能有理由施加刑事制裁的程度。

起源与法律背景

该计划源于2011年举办的一系列区域专家研讨会,以及随后于2012年10月4日至5日在拉巴特举行的总结性专家会议。这些磋商审视了有关煽动仇恨的立法、司法实践和公共政策。最终形成的文本随后被纳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于2013年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该计划的核心法律依据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尤其是第十九条与第二十条之间的关系:

  • 第十九条保护意见自由和表达自由。对表达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并且是为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需的,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以及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
  • 第二十条第二款要求以法律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并由此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行为。

该计划将这些条款视为相辅相成的规定。禁止某些形式的煽动的义务,并不免除限制措施必须符合表达自由保障要求这一条件。这一做法与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解释一致。

该计划针对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未能充分应对严重的煽动行为,二是利用措辞宽泛的言论限制打压少数群体、批评者或持异议者。

法律地位与适用范围

《拉巴特行动计划》不是条约,也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判决或可独立强制执行的国际法规则。它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专家指导意见,本身并不设立刑事罪名,也不授权施加处罚。

其实际目的在于协助立法者、检察官、法院、公职人员及其他相关主体解释和履行现有的人权义务。它在国内产生何种法律效力,取决于适用的宪法、立法和条约框架。

该计划的范围比针对一切冒犯性或歧视性表达的一般政策更窄。其核心法律关切是第二十条第二款确定的特定类别: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并由此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行为。“仇恨言论”这一更宽泛的用语可能涵盖达到和未达到上述门槛的行为,其本身并不能决定应当采取何种法律应对措施。

六要素门槛测试

该计划主张为限制表达设定较高门槛,尤其是在涉及刑法时。其六项要素要求将传播内容置于社会环境中加以评估,而不是仅仅孤立地审视个别字句。

1. 背景

表达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至关重要。相关情形可能包括现有的歧视、群体间的紧张关系、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或迫害历史。

背景有助于判断某一言论是否确实可能促成有害行动。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环境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但对背景的考量不能取代测试中的其他要素。

2. 发言者

发言者的地位或身份十分重要,尤其是其对目标受众拥有的权威或影响力。

政治领导人、宗教权威或其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动员受众的能力可能不同于缺乏公众影响力的人。因此,身份地位与评估有关,但仅凭这一点不足以认定构成煽动。

3. 意图

该测试要求存在故意。仅有疏忽或罔顾后果的心态,不足以达到该计划所述的第二十条门槛。

分析着眼于发言者、受众与被针对群体之间的关系。要考察的是发言者是否意图鼓吹仇恨,并煽动受众实施歧视、敌意或暴力行为,而不只是其语言是否具有侮辱性或挑衅性。

4. 内容与形式

必须审视传播内容的实质及其呈现方式。相关考量包括表达的直接程度、语气、风格、所使用的论点,以及争议字句与整体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

形式会影响含义。报道威胁、为批评而引用某项言论,或进行讽刺表达,都不能自动等同于赞同所引述的信息。

5. 传播范围

这一要素涉及表达的覆盖面与规模:其公开程度、受众规模、传播手段、频率和数量。

通过广泛可及的媒体反复发表某项言论,与面向人数较少且范围受限的受众进行传播,属于不同情形。不过,覆盖面仍只是诸多要素之一,不能替代对意图或危害发生可能性的判断。

6. 发生可能性,包括紧迫性

必须有合理可能性表明,该表达会成功煽动针对目标群体的行动。评估还要考察预期危害可能以多么直接的方式、多快的速度发生。

该计划并不要求所鼓吹的危害实际发生后,才能对煽动行为采取措施。但它要求关注表达与歧视、敌意或暴力风险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直接的联系。

这些要素构成的是一个结合具体情境的分析框架,而非数值评分系统。

刑事处罚以外的应对措施

该计划区分了三类表达: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表达;可能有理由采取民事或行政措施的表达;以及虽引发对宽容和尊重的担忧、却不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表达。

刑事制裁被视为最后手段,仅适用于最严重的情形。以法律禁止煽动的义务,并不意味着每项相关禁令都必须附带刑事处罚。任何限制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必要性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并配有适当的程序保障及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

该计划还强调惩罚性法律之外的措施,包括:

  • 由政治和宗教领袖公开谴责不宽容现象;
  • 开展促进平等与相互理解的教育;
  • 保障少数群体参与公共讨论;
  • 促进媒体的专业标准与多元性;
  • 为法官、执法人员及其他公共机关人员提供培训;
  • 与公民社会合作。

这些措施体现了一项认识:反煽动法律本身无法消除助长歧视的社会条件。

宗教、批评与亵渎

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区分,是将保护人们免受歧视与保护宗教或信仰体系免受批评分开。

该计划支持废除亵渎法,并指出,除第二十条第二款所设想的特定情形外,禁止对宗教或信仰体系表现不敬的规定通常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评宗教教义、机构或领袖,并不自动构成针对其信众的煽动。

这一区分既保护了有关宗教的讨论,也保留了在达到相关门槛时,对蓄意鼓吹仇视他人的行为采取措施的可能性。

应用与局限

这一框架适用于公开演讲、广播、印刷出版物和网络传播。在数字环境中,其各项要素引导人们关注受众覆盖面、重复传播、发言者的影响力,以及传播与可能造成的危害之间的联系。原计划并未建立详细的平台内容审核或自动化内容评估制度。

这一框架注重具体情境的特点,也带来了证据方面的要求。证明意图、还原受众所处的情境,以及评估未来危害发生的概率,都可能十分困难。广泛传播的信息不一定构成煽动,而面向较小但已受到高度动员的受众的信息,则可能值得仔细审查。

该计划提供的是共同的分析结构,而不是适用于所有司法管辖区的统一结论。其运用仍有赖于审慎的事实评估、界定明确的法律、独立裁判,以及防止正当表达受到压制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