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海军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是由美国召集的一次国际外交会议,旨在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海军竞赛与政治紧张局势。共有九国政府与会: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会议达成的主要协议包括限制海军军备的《五国条约》、涉及太平洋属地的《四国条约》,以及涉及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
此次会议通过谈判,首次建立了一套对主要海军强国舰队规模实行数量限制的重要制度。会议还以多边安排取代了英日同盟,并重申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些措施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外交框架,通常称为“华盛顿体系”。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其成效仅限于部分领域:它限制了战列舰的建造,却未能终止海军竞赛;它确认了处理中国问题的原则,却未取消外国在华特权,也未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
战后海军竞争与太平洋紧张局势
这次会议的召开,源于战时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计划与20世纪20年代初的财政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1914年以前,海军竞争主要在英国与德国之间展开。德国战败,加之凡尔赛条约施加的限制,使这场竞争不复存在,却让英国、美国和日本陷入了新的三方角逐。现代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耗资巨大,而战争中的经验又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舰艇的易损性和战略价值。
美国于1916年批准了一项大规模扩充海军的计划,其中包括建造十艘战列舰和六艘战列巡洋舰。尽管战时各舰的建造进度不一,这项计划仍有望打造一支足以挑战英国舰艇数量优势的舰队。日本与之对应的目标则是“八八舰队”,即八艘现代战列舰和八艘现代战列巡洋舰。日本推进这一计划,反映了其对美国海军实力的担忧、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以及在东亚不断扩大的利益。英国虽已拥有庞大的舰队,却面临战争债务、削减开支的压力,以及维系大英帝国所需承担的全球责任。其拟建的G3级战列巡洋舰和N3级战列舰表明,英国在技术上有能力应对挑战,但代价十分高昂。
战略上的分歧并非仅仅围绕舰艇数量展开。美国的作战规划者考虑的是,舰队如何横跨太平洋,驰援或保卫菲律宾。日本的作战规划者则预期战斗将在更靠近本国基地的海域进行,并力求拥有足够兵力,以击败在横渡途中已遭消耗的美国舰队。英国必须同时兼顾欧洲水域、帝国交通线和亚洲属地。因此,一支表面上处于劣势的舰队,可能在局部拥有相当大的优势;而全球总吨位相等,也未必意味着在特定战区实力相当。
外交紧张局势使这些军事考量更为复杂。战争期间,日本取得了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并占领了赤道以北原属德国的岛屿。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是促成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的因素之一。最初于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也日益引发争议。美国政府对同盟可能续约感到担忧,而大英帝国内各政府对其价值看法不一。加拿大尤其担心,这一安排可能使其与美国的关系复杂化。因此,限制海军军备有赖于政治上的协调妥协:如果不能在同盟、基地和中国问题上消除疑虑,单靠削减舰艇,很难获得各方认可。
会议的召开与谈判框架的形成
1921年3月就任的美国总统沃伦·G.哈定支持召开国际会议,以削减开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会施加的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参议员威廉·E.博拉等人提出的一项建议,呼吁主要海军强国展开磋商。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拟定了范围更广的议程,将限制军备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联系起来。1921年发出的邀请,将海军强国和在中国拥有重大利益的各国政府纳入了同一谈判进程。
会议于11月12日在大陆纪念堂开幕,此前不久刚刚举行了美国无名战士的安葬仪式。休斯主持会议并率领美国代表团,代表团其他成员包括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以及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和奥斯卡·安德伍德。他们的参与有助于将谈判与参议院衔接起来,因为美国批准条约必须获得参议院同意。在参议院此前否决凡尔赛和约安排及美国加入国际联盟之后,这一点尤为重要。
英国代表团成员包括阿瑟·贝尔福,以及英国各自治领和印度的代表。日本主要代表包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大使币原喜重郎和德川家达。法国最初由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代表,中国代表团则包括顾维钧、施肇基和王正廷。各国代表团与会时的优先目标并不相同。英国和美国十分重视限制造价高昂的主力舰;日本寻求有利的战略力量对比,并希望其在东亚的地位获得承认;法国强调自身的安全需求;中国则寻求改变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外国特权体系。
休斯没有以一般性宣言开场,而是立即提出一项详细的美国海军裁减方案,使开幕会议出现了转折。他主张放弃大规模造舰计划、拆毁现有舰艇,并确立固定限额。方案内容具体,为会议提供了切实的谈判基础,也使反对者在舆论面前付出高昂代价。这还表明,美国愿意牺牲已经在建的舰艇,而不只是要求其他强国裁减军备。
尽管如此,大量实质性交涉仍在委员会、私下会晤和技术讨论中进行。公开的全体会议有助于动员舆论支持达成协议,而小范围谈判则解决了具体舰艇、舰艇更新计划和海军基地等问题。议程的两大部分始终紧密相连:各方在商议限制舰队实力的同时,也在商议旨在降低这些舰队开战可能性的安排。因此,最终达成的并非一项单独的裁军条约,而是一组缔约国范围和法律义务各不相同的协定。
五国条约与主力舰比例
《五国条约》通常称为《华盛顿海军条约》,由美国、大英帝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于1922年2月6日签署。条约规定了各国主力舰标准排水量总吨位的上限:美国和大英帝国各为525,000长吨,日本为315,000长吨,法国和意大利各为175,000长吨。由此形成的比例通常简写为5:5:3:1.67:1.67。这些数字针对的是重武装水面战舰这一主要类别,而非各国海军所有舰艇的总吨位。
这项政治交易的核心,是英美海军地位平等,同时将日本的主力舰吨位限额定为这两个领先海军强国各自限额的60%。对英国而言,接受平等地位意味着承认美国是与其旗鼓相当的海军强国,也减轻了维持竞争性造舰计划的开支。对美国而言,这项协议使其无须完成全部规划舰队,便能获得正式的平等地位。日本接受了较低的吨位比例,同时在保留舰艇问题上获得让步,并争取到对太平洋某些基地扩建的限制。
日本海军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一些军官认为,要在西太平洋成功开展防御作战,日本舰队实力至少必须达到美国的70%。然而,加藤友三郎仍支持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兼顾日本财政实力与外交处境的协议。保留刚刚建成的“陆奥”号战列舰,成为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将该舰列入保留名单,需要作出相应的补偿性调整,允许美国续建更多舰艇,并允许英国建造两艘新战列舰,即后来的“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
条约不仅规定了总吨位上限,也对单舰作出限制。新建主力舰的标准排水量一般不得超过35,000长吨,所装备火炮的口径不得大于16英寸。一长吨等于2,240磅。“标准排水量”是条约界定的一种计量标准,计入完工舰艇本身、舰员、设备、武器、弹药和给养的重量,但不包括燃料和备用锅炉给水。这一定义十分重要,因为为远距离作战而设计的舰艇需要携带大量燃料;如果限制的是满载排水量,对各国海军造成的影响就会有所不同。
协议要求大规模拆解舰艇和取消造舰项目,并以详细的附表规定保留舰艇及其处置安排。协议还规定了一段暂停建造期,同时列明特定例外和此后的舰艇替换条款。这一成果虽未达到全面裁军的程度,却比宣示和平意愿更为具体。各国政府接受了对本国一些最昂贵、最具威望的武器实施可量化的限制,拆解舰艇,并放弃了此前在战略上似乎仍有必要继续推进的造舰项目。
基地、航空母舰与限制的范围
海军条约的战略意义,部分取决于第十九条。该条款限制在指定的太平洋属地新建防御工事和扩建海军基地,其中影响最重大的地区包括美国所属的菲律宾、关岛,以及英国所属的香港。这些限制也适用于日本所属的若干指定岛屿领地。不过,条款中的重要例外允许美国自由开发夏威夷,英国自由开发新加坡。这项规定并未使整个太平洋非军事化,而是将指定领地内特定类别的设施冻结在现有水平。
对日本而言,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其接受较低主力舰比例所作的让步。如果美国的前沿基地缺乏足够的维修设施、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能力,那么即便美国舰队规模更大,也无法自动将数量优势转化为在东亚附近海域有效行动的能力。反过来,美国的立场则基于这样一种预期:一支由限制区域以外的基地提供支援的强大舰队,仍然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因此,条约所规范的是舰船与物流之间的关系,而非仅以舰船数量来衡量海军实力。
协议还规定了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上限:美国和大英帝国各为135,000长吨,日本为81,000长吨,法国和意大利各为60,000长吨。单艘航空母舰的吨位一般不得超过27,000吨,但根据特别条款,各国可拥有两艘不超过33,000吨的航空母舰。这些例外规定为将尚未完工的主力舰改装为航空母舰提供了便利。美国将“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改装为航空母舰;日本改装了“赤城”号,而原定改装的“天城”号因地震受损,遂以“加贺”号替代。
这些改装带来了一些在1922年尚未充分预见的影响。大型高速航空母舰舰体能够搭载大量飞机,成为发展海军航空兵的重要平台。条约并未确立航空母舰的主导地位,也没有使战列舰立即过时。海军领导层仍将战列舰视为舰队作战的核心。尽管如此,这一框架改变了资源投入的方向,并保留了一批大型舰体,使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航空母舰作战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重要舰种仍未受到全面的数量限制。对于适用范围内的其他军舰,条约规定单舰吨位不得超过10,000吨,火炮口径不得超过8英寸,却没有规定巡洋舰、驱逐舰或潜艇的总吨位上限。因此,竞争转向了这些舰种,尤其是大型巡洋舰。此外,协议也未设立类似后来军备控制体系中的国际核查机构。条约的运行有赖于条约中的定义、各国的执行、能够获取的造舰信息,以及各国持续遵守规则的政治意愿。
《四国条约》与英日同盟的终结
美国、大英帝国、法国和日本于1921年12月13日签署了《四国条约》。该条约的直接外交目的是以一种华盛顿能够接受、参与范围更广的磋商机制取代英日同盟。英日同盟最初旨在维护英国和日本的利益,抵御俄国扩张,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促进了两国合作。然而,到1921年,在英美两国政府都寻求就海军问题达成妥协之际,续订同盟却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摩擦。
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应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岛屿属地及岛屿领地方面的权利。如果缔约方之间就这些权利发生争议,且无法通过常规外交途径解决,则应邀请其他缔约方共同召开会议。如果这些权利受到另一国家侵略行动的威胁,缔约各方则应相互沟通,就适当的应对措施达成谅解。这些条款确立的是磋商机制,而非自动参战的义务。
这一区别是美国接受条约的关键。美国此前拒绝加入国际联盟,部分原因在于,国内对于相关承诺是否会限制国会权力或使美国卷入海外冲突存在争议。《四国条约》提供了一种更为有限的国际合作形式。在批准条约时,参议院明确指出,该协定不包含动用武力的承诺,不构成同盟,也不要求美国参与共同防御。其政治价值在于沟通与克制,而非保证采取集体军事行动。
条约的地理适用范围需要进一步澄清。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一项补充条约规定,就本协定而言,“岛屿属地及岛屿领地”一语不包括日本本土的主要岛屿。这一澄清有助于区分太平洋海外领地与日本本土。更广泛地说,条约保护的是各帝国现有的属地,而非挑战这些领土所处的政治统治安排。
《四国条约》于1923年生效,英日同盟依照其条款终止。英国由此降低了对日关系阻碍其与美国合作的风险。日本虽然失去了这一特殊的双边同盟,却得以参与一个承认其太平洋利益的大国合作框架。美国则在不承担同等军事承诺的情况下,实现了终结英日同盟的目标。这一安排减少了一项外交上的不确定因素,但既未解决所有领土问题,也未建立在磋商失败时强制各方履约的约束性机制。
中国、《九国公约》与山东问题的解决
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九国公约》规定了处理对华关系的原则,所有九个与会国政府均为签署方。各国同意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完整,为中国建立稳定政府提供机会,并维持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这些条款将门户开放政策的相关原则确立为多边条约规定;此前,美国曾在1899年和1900年的外交照会中阐述这些原则。
公约还反对以牺牲其他列强利益为代价、谋取排他性商业优势,或破坏机会均等原则的安排。公约规定,当出现涉及其适用问题的情况时,签署国应相互沟通。然而,公约条文并未设立能够切实保障中国领土完整的国际机构。各列强对于自身既有权利以及哪些行为符合公约,仍持有不同解释。中国的一些重要原则主张虽得到正式承认,却未获得任何确保侵害行为必获纠正的自动保障。
中国代表谋求更广泛地改变本国的国际地位,其目标包括扩大关税自主权、撤走外国驻军、收回租借地,以及废除治外法权。在治外法权制度下,许多外国侨民受领事裁判权管辖,而非由中国普通法院审理。这些诉求既反映了鸦片战争及其后一系列条约留下的历史问题,也体现了辛亥革命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北京政府还面临国内政治分裂的局面;这限制了它的权威,但并未使其外交诉求失去正当性。
领土问题上最切实的成果,是中日在休斯和贝尔福协助谈判后,于1922年2月4日另行签署的山东问题协定。日本同意将原德国在胶州的租借地归还中国,其中包括青岛。协定还规定,通过财务结算安排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移交中国控制,并撤走日本驻军。这项协定扭转了巴黎和会所作安排中争议尤为激烈的一项结果,但并未消除日本在山东的全部经济利益。
中国的其他目标则被推迟处理,或仅得到部分回应。一项单独签署的关税条约规定修订关税并召开特别会议,而非立即给予中国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各列强还同意设立委员会调查治外法权问题,而不是将其废除。因此,华盛顿会议在使中国取得实质性外交成果的同时,也保留了现有外国在华条约体系的很大一部分。会议在原则上确认了中国的主权,却未解决这一原则与众多历史遗留的外国特权在实践中相互冲突的问题。
潜艇、化学战与悬而未决的问题
会议的军备控制议程并不限于战列舰,但各国政府对某些武器战略价值的判断差异悬殊,使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英国鉴于战时商船运输易受攻击的经历,主张废除潜艇。法国则反对废除,认为对于一支无力匹敌最强大水面舰队的海军而言,潜艇是重要的作战工具。其他代表团也不愿放弃这种能够弥补战列舰实力劣势或支援海岸防御的武器。
会议未能达成全面限制潜艇的协议。五个海军强国转而于1922年2月6日另行签署了一项关于潜艇和有毒气体的条约。其中的潜艇条款旨在强化既有规则,要求军舰在摧毁商船前保障乘客和船员的安全。问题的核心在于:潜艇自身易受攻击,艇内容纳空间又有限,难以遵循传统的搜查与救援程序,那么在不遵守这些规则的情况下,潜艇能否合法开展破交战?该条约认定,相关义务对潜艇和水面军舰同样具有约束力。
同一条约还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类似物质或装置。这一条款反映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战的普遍反感。然而,条约须经全部五个签署国批准方可生效,而法国未予批准,因此条约始终未能生效。这一失败说明,会议上达成协议与形成生效的国际法并非一回事:签署表明各国在外交层面接受某一文本,但签署本身并不能确立该文本所拟定的条约义务。
此后,对化学战的限制通过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一项经由另一外交进程达成的独立协议。因此,不应将华盛顿条约视为确立此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关禁令的法律文书。同样,关于潜艇作战行为的讨论,也未能消除催生无限制潜艇战的根本军事动因。执行、报复措施以及如何对待武装商船等问题,依然棘手。
更广泛的裁军目标也遭遇了类似障碍。法国将自身的军事需求与欧洲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得不到可靠保障,以防德国重新强大,法国就不愿接受裁军。白里安对法国安全需求的阐述表明,陆军军备问题为何不能简单地作为海军协议的延伸来处理。各强国也未能对军事航空力量确立全面限制。华盛顿会议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将那些相互限制能够带来明确利益的军备类别单独列出处理;它并未建立一个管控所有军种的一般性体系。
批准、实施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军秩序
各项主要协定须经各国国内批准程序方能生效。在美国,公众普遍支持节省开支和限制军备,加之代表团中有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参与,哈定和休斯因而处于有利地位。《五国条约》和《四国条约》于1923年8月17日生效。《九国公约》于1925年8月5日生效。这些日期表明,在华盛顿达成外交协议与其法律义务正式确立,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条约的实施实质性地改变了各主要海军的面貌。美国放弃了列克星敦级战列巡洋舰建造计划,仅保留其中两艘改装为航空母舰,同时取消了六艘原定建造的南达科他级战列舰。英国取消了G3型战列巡洋舰计划,也未建造拟议中的N3型战列舰。日本放弃了“八八舰队”计划中的大部分项目,其中包括尚未完工的大型主力舰。老旧舰艇则依照条约规定予以拆解、解除武装,或改作条约允许的非战斗用途。这些措施使已经投入的造舰资源成为沉没成本,也减少了原本会服役的现代主力舰数量。
协定还影响了实际建成舰艇的设计。英国的“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将主炮集中布置在舰体前部,并在设计中作出妥协,以求在条约规定的排水量上限内兼顾重炮与防护。其他国家海军也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保留下来的战列舰进行现代化改装,但有关改建的条款及其解释不断引发技术争议。海军舰艇设计师越来越需要在明确的法律限制下,权衡申报排水量、装甲分布、火炮口径、航速和续航能力。
竞争并未消失,而是转向了受限制较少的舰艇类别。排水量一万吨、装备八英寸火炮的巡洋舰成为一种重要舰型,而各国围绕巡洋舰数量的分歧,反映出各自不同的作战需求。英国需要数量众多的舰艇来保护分散在各地的贸易航线,美国则侧重于单舰战斗力和舰队作战。日本则以可能在太平洋展开的决战为依据,评估巡洋舰和驱逐舰所需的实力。1927年日内瓦海军会议试图解决这些分歧,但未能成功。
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将美国、英国和日本受到的军备限制扩大到更多舰艇类别,并延长了对主力舰建造的限制。该条约以华盛顿会议的成果为基础,而非取代其基本框架。然而,在日本国内,围绕条约规定的吨位比例所产生的争议,加深了愿意接受谈判限制的军官与要求扩大造舰自由的军官之间的分裂。只有当政治领导人认为条约带来的战略与财政利益优于不受限制的竞争时,这些条约才能继续有效运作。
瓦解与历史意义
随着华盛顿体系赖以建立的政治前提逐渐动摇,这一体系也开始瓦解。1931年,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中国东北,直接挑战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制度框架。《九国公约》为外交抗议提供了依据,却没有能够迫使日本撤军的机制。美国的不承认声明和国际联盟采取的行动,都未能恢复事变前的局面。日本于193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但从法律上说,这与退出华盛顿海军协定是两回事。
1934年12月,日本发出通知,宣布将终止《华盛顿海军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其限制条款于1936年底不再对日本具有约束力。1935至1936年举行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未能维持此前的五国框架:日本要求各国适用相同的军备上限,在这一要求未获接受后退出谈判;意大利也没有签署最终达成的条约。英国、美国和法国继续维持一个范围缩小的海军军备质量限制体系,但1922年建立、得到各方普遍认可的数量限制框架已经瓦解。
中国局势的发展进一步暴露了这一外交安排的薄弱之处。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九国公约》缔约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没有参加,会议也未能提出有效措施来制止冲突。当一个主要缔约国拒绝接受这一体系赖以维系的政治约束,而其他列强又不愿施加足够的集体压力时,条约所确立的磋商原则便显得无能为力。
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部分体现在其海军限制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对比上。对舰艇的限制相对明确:吨位、火炮口径、建造进度和处置要求,都可以用法律和技术条款加以规定。相比之下,尊重领土完整或在危机期间进行磋商的承诺,则更多地取决于各方的解释和政治意愿。这一体系曾在一段时期内成功管控了某些竞争手段,却未能消除围绕影响力、安全和帝国利益的深层冲突。
这一体系后来的崩溃,并不能抹去它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所产生的切实影响。它削减了主力舰建造计划,将英美海军实力对等制度化,减轻了各国政府财政面临的眼前压力,并开创了通过谈判限制主要武器的先例。与此同时,它也维持了列强在中国建立的不平等国际秩序,而且未能充分管控海军竞争的某些重要形式。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国舰队仍带有这一体系的印记:条约时代的战列舰改装、受条约限制的巡洋舰设计,以及由其他舰艇改装而成的大型航空母舰,都体现了华盛顿框架下所作决策的影响。